一、户籍问题：一个新的表述
2004年，我通过上海市人才引进政策拿到了户口，当时代办机构的人对我说，今年能办下来，是卡着政策的点，纯属运气，明年是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
此话一语成谶，“本科学历入户”的大门第二年就关上了，一直到后来变成了“居住证积分入户”。
上海入户最容易的九十年代末，拿十几万买一套房子，就送你一个“蓝印户口”，可见这二十年上海户口控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紧，北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放在整个中国不断放松户籍管理的总趋势下，非常不协调。
不过这个二十年的趋势很可能到了拐点。
国家发改委最近公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本来无关户口问题，但其中关于“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的表述，却有点新意。
原话是这么说的：“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科普一下国家的口径，城区常住500万以上的算“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算“特大城市”（注意是“城区”，不是“城市总人口”）。
而以前的口径基本是这样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城市人口1000万上的“特大城市”只有北上广深再加重庆，天津也快了，但实际上，本科生在广州深圳落户的难度并不大，所以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和北京。
在这个政策的解读上，有专家认为“会放开”，因为这是政策的大趋势，而且“京沪”的“老年化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地步了；也有专家认为“不会放开”，因为“总量控制”还是政策前提。
这个政策到底是说明京沪落户政策真的松动了，还是为了让其他几个已经放松的特大城市更“名正言顺”？
这个问题对于正在（或想要在）北京上海打拼的年轻人，还是很重要的。想要知道答案，首先应该理解之前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
二、谁想管？谁在管？
在人口的问题上，政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思路。
“居住证积分入户”是目前解决上海户口的主要渠道之一，其实过去的“人才引进政策”从来没有废止过，它们背后都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入户指标。
就算有一天，“居住证积分入户”放松了，比如每年达标的人十万，而入户指标只有一万，那就意味着至少要排十年队才轮到你。
那这个入户指标到底是谁定的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一点，地方政府并没有决定权。之所以这么肯定，因为“人口控制”不符合地方利益。
从市场经济原理上说，城市规模越大，集约化程度越高，人均GDP也越高。而且越大的城市，人口增长对经济的边际拉力作用越强。京沪两市的政府同样要追求GDP，没有道理自断生路。
更重要的是，流入的大多是年富力强的劳动人口，控制人口会使加速城市的老年化，降低城市竞争力。
那会不会是环境、交通、水资源压力呢？也不是。
下图可以看出，交通拥堵和城市规模没有必然的关系。
对比东京和首尔人口密度，北京、上海的人口承受能力分别还有1500万和700万人的空间，特别是北京，其实人不多，人口密度还不如中山、无锡这些三线城市。
其实中国的人口控制有个特点，不是按“密度”控制，而按“总量”控制。
十三五规划的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北上广深分别为2300万、2500万、1550万、1480万人以内。而2017年这四个城市的人口分别为2171万、2418万、1449万、1252万，明显对深圳特别“宽厚”，
上海的人口密度和深圳差不多，但“总量”是深圳的两倍，所以，上海的控制严，而深圳就松。
从“总量控制”而不是“密度控制”的特点中，我们可以发现政策的某些思路。
三、总量控制的两个原因
人口政策的制订是中央的权限，体现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总体上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地方经济平衡发展的考虑。
正因为大城市对人口有天然的吸引作用，如果不控制人口流动，人口迁出的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经济就会受损，最明显的例子是东北地区，近十年既是人口迁出比例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弱的地区。
地方要发展，中央讲平衡，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经济”等软的导向性政策都没有影响人口流动大趋势的时候，硬的行政控制手段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安全。
北京、上海的经济份额占比仅3.3%和3.7%，而纽约是7.9%，巴黎、伦敦、东京都市圈更是超过25%，如果没有行政控制，按照国际上城市化的速度，未来至少有10%的中国人集中在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将分别突破5000万。
经济和人口集中于大城市是市场经济的选择，但经济规律并不代表最合理的结果。大量流动人口，经济上并不安全。
深圳不怕人多，因为有上海2000万人口的管理经验，但北京上海人口如果到了5000万，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理。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都在放松户口控制时，中央仍然选择了对京沪两个城市“严加看管”。
从2013年开始，控制人口总量成为京沪两地政府的头等大事，北京市的“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的政策，尽管屡遭诟病，但因为有效，一直在用。
理解了原有政策制定的背景，就不难推测新政策将发生什么变化了。
四、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效果如何？
具体的人口控制力度，其实是一线城市之间、高线城市与低线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博弈的结果。
从2017年以来，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不断升级，落户早就是“起步价”了，从补贴房租到专门的人才公寓，从取消买房限制到买房优惠，效果也非常明显。
这么大的力度，没有中央的默认，给地方政府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
二线城市抢人，对北京上海有压力吗？当然有。可有压力也要执行，中央层面不开口，北京上海难有大动作。
但前面说过了，人口控制不是为了“打压京沪发展”，而是为了“地方经济平衡发展”，但平衡这个东西，最讲究政策的执行火候，太猛了也不行。
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计划”中，上海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是2500万，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因为上海常住人口2015年底就达到了2415万，85万的增长指标，放在2013年以前，也就是一年的量。
但“得益于”2013年以来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住房、产业、教育、城市治理多管齐下，接下来的五年，上海人口不是零增长就是负增长，照这个趋势，2020年别说了2500万，能不能保住2400万都是个问题。
北京的问题也是一样，从2014年开始，人口就不增长了。
2013年以前，京沪人口以13年增长50%的速度“噌噌”地往上窜，压都压不住的时候，高层都忧心忡忡，控制不住到了5000万怎么得了？
可真下决心控制往了，高层反而不担心了，毕竟咱们的邻居东京都市圈人口已在“奔四”的路上了。
一旦知道自己有能力控制，“单纯的数量控制”就不再是第一目标，而是“如何用更小的代价去科学地控制人口” ？
再加上，政策效果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从北京上海流出去的人，还有去不了京沪的人，最后去了哪里？
下面这张图，告诉你答案，很可能还是往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走，因为京沪人口零增长的拐点2015年，恰恰是广深人口增长率向上的拐点。
照这个趋势，广深人口十几年后就可以追上京沪、后面还有重庆、天津、武汉、成都等一大帮城市紧紧地跟在后面。
花这么大的代价，只是把人口从这个一线城市赶到那个一线城市，控制了两个超大城市，崛起了一堆超大城市。劳民伤财，意义何在？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2018年开始，经济减速又成了大问题。
前面说过，城市越大，集聚效应越强，人均GDP越高。这点“集聚效应”，在GDP增长动辄9个点时候，大家不觉得心疼，自然是“平衡优先于增长”，可现在的GDP不停地往5上掉的时候，又变成了“增长优先于平衡”。
由此可见，至少今明两年将会是京沪人口控制较宽松的两年，毕竟离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还有很大空间。
新政策提法，反映的是政府对人口的“调控自信”，反映的是京沪人口总量控制的重要性在下降，反应的是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所以，京沪人口控制最严的时代基本已经过去了，如果各种因素叠加，以后恢复到之前每年一到三个点增长的平均水平，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判断更重要的理由是一个更大的趋势——中国人口增长拐点将至。
不仅仅是落户政策，它将是未来中国一系列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
五、5400万或1900万人口？
一线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化带来的外来流动人口，反映了全国劳动人口的增长，中国出生人口的巅峰是1990年，此后便一路暴跌，这个出生人口拐点在十几年后，就变成了劳动人口的拐点，结果是城市化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人口控制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有人统计过，如果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外来人口的流入，到了2040年，上海的人口将下降到1900万。数量上看没什么，但人口结构的问题就大了，60岁老年人将达到惊人的41%，而这个数字现在是17%。
所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就是一个城市的慢性自杀，总量控制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放开人口控制，去维持一个合理的年龄结构——最核心的指标是2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保持在现在的70%的水平，那么2040年，上海的人口应该是多少呢？
答案是5400万！比现在整整多了一倍。
原因不难猜，出生人口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社会，必须要引进同样多的年轻血液，才能平衡这个结构，但实际管理中不可能只流入年轻人，结果必然是全年龄段的增长。
东京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出生率低迷，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但东京都市圈却始终保持70%的劳动人口比例，其原因就是其他地区的人口不断地迁入。
5400万人口，这是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超级大魔都”，到底是产生空前的管理难题，还是创造全新的城市经济形态？谁也不知道，毕竟中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接下来的路，大多数都没有前例可循。
只有一点可能肯定，一旦人口与户籍控制的思路发生改变，相应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公共发展政策等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些都是以往京沪城市发展的一道道“紧箍咒”。
比起一个慢性自杀的老年化城市，人口控制的放松才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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