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从人工智能到廉价智能手机，谷歌都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但它的规模是否过大，发展速度是否过快？2017年10月7日，谷歌CEO少有地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现身说法。原题为《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I don't know whether humans want change that fast'》
桑德尔·皮蔡（Sundar Pichai）在印度东南部长大，年幼时常往医院跑，为母亲取验血结果。他要坐1小时20分钟的公交车，再在医院排上1小时的队，常常还会扑个空。
直到五年之后，皮蔡12岁时，家里才装上第一部转盘拨号电话。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只要花10分钟给医院打个电话，他们会告诉我：‘还没好，明天再来。’”皮蔡说。
“冰箱也是隔了很多年才用上，母亲的生活由此改变：她不用天天做饭，有更多时间陪我们了。
所以，对于科技的力量，我有切身的体会，至今仍有感触。对于加速科技进展，我有一种乐观与干劲，有一种道德责任感。
47岁的皮蔡高高瘦瘦，话音轻柔，印度和美国口音交织。他说话时深思熟虑，常常中途停顿，寻找合适的用词。
在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的总部，皮蔡的办公室占据僻静的一隅，其中摆放着几件设计师家具，以及必不可少的跑步机办公桌——用它比喻皮蔡所需保持的节奏，真是再合适不过。
但皮蔡有一种让人卸下防备的平静气场，比起与科技界盛行的那种气概十足的天才CEO形象可谓天壤之别。皮蔡上任那会儿，有谷歌员工说了这样一句话：“混蛋们都走了。”
2015年，谷歌重组了旗下庞杂的业务，设立母公司Alphabet，作为太空探索、人类永生等实验性项目的大本营，将利润丰厚、令人艳羡的消费产品留给了谷歌。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投身Alphabet，皮蔡成为众望所归的谷歌CEO：凭借之前的Chrome浏览器和Android操作系统，皮蔡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
不同于佩奇和布林，以及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皮蔡是一个行事低调的领导者。
“我不太接受采访，”他说着，在名为“抱团”（Huddle）的会议室中坐下身来。
那么，他是第二代CEO的完美人选吗？
显然，他的Gmail收件箱里东西不少。围绕谷歌的争议林林总总，连维基百科上都有了专门的条目，从避税、垄断到托管极端主义内容，以及聘雇中的性别歧视（当时，谷歌正面临一项涉及薪酬歧视的集体诉讼）。
今年早些时候，皮蔡公布了谷歌一项重大的概念性调整，从“移动为先”转向“人工智能（AI）为先”。重点明确转向了机器学习、语音识别产品的开发——比如可响应口头请求播放音乐或控制照明的Google Home智能音箱——以及日益重要的视觉识别。
“在一个AI为先的世界中，互动变得愈加无缝、自然，”皮蔡解释说，“只要开口就可以和物体对话，我们还打造了Google Lens，让计算机从你的视角看世界。”
皮蔡还提到了语言翻译服务，作为先进AI的一个强大例证：再过几年，高精度即时翻译就会实现，包括语音翻译和视觉翻译。
但问题也在这里变得棘手起来。
谷歌服务的很多进展——根据个人数据定制广告，根据用户位置呈现本地信息——都被视为侵犯隐私。
谷歌在这方面受到严密审视，特别是2013年以后——由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揭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英国军情5处（MI5）通过科技公司访问私人信息的做法大白于天下。
随着AI投入使用，这些顾虑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2013年，谷歌收购英国AI公司DeepMind，旨在进一步发展AI技术；然而，创造可以思考、可以自主行动的机器，这涉及到众多有关安全和伦理的深刻问题。
皮蔡承认这些顾虑吗？
“我也知道，在硅谷，人们一心追逐科技变革的步伐，”他说，“这个步伐很难找准……有时候太赶了，以至于对普通人毫无意义。作为人类，我们真想如此迅速地变革吗？——不见得。”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顾虑，是谷歌看似不可抵挡的增长势头：一年前，谷歌揭晓了一项举措，旨在将服务普及到“下一个十亿”智能手机用户。该举措将目标对准印度，设计了若干工具，专门对付网络连接缓慢的手机，其中包括一个特制的YouTube版本。
这岂不是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开进发展中国家？
对于这种说法，皮蔡早有准备。
“我希望谷歌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他说，“但它也有必要成为一家本地公司……谷歌不仅仅是在打造产品与服务，也在构建一个基础平台。你能让一个国家的智能手机顺畅运转，就会同时促进那里的创业体系。两者是齐头并进的。”
他的志向是将Android成本压缩到最低，使30美元一部的智能手机成为可能；皮蔡曾说，突破50亿用户并不难，他有“明确的路径”可循。
“我们想将科技民主化，”他说，“一旦所有人都能访问计算机和互联网，搜索就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不论你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玩电脑的小孩。”
不论怎么衡量，皮蔡登上谷歌之巅的历程都令人叫绝。
他出生于印度金奈一个普通中产家庭，母亲是速记员，父亲是电气工程师，他和父母及弟弟住在一套两卧公寓内。家里没有轿车，有时，四个人会一起乘着家里的轻便摩托车出行。
萨拉特·库马尔·罗伊（Professor Sanat Kumar Roy）教授说，虽然有些害羞，但皮蔡总是很自信，而且志向笃定。皮蔡在克勒格布尔的印度理工学院读了四年的冶金工程，罗伊也教了他四年。“他有一种天才的潜力。”
1993年毕业后，皮蔡拿到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研究生的奖学金。每月收入只有3000卢比（合63美元）的父亲拿出相当于一年薪水的积蓄，为他买了前往旧金山的机票。
“飞机降落后，寄宿家庭（的女主人）来接我，一路上的景致都笼罩在棕色之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纠正我说：‘加利福尼亚是金色的，不是棕色的！’”
桑德尔·皮蔡与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左）、印度总理莫迪和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
他提到了最初接触计算机时体会到的文化冲击。
“我不懂互联网。变化太剧烈了一些。
我都有点迷失了。但我觉得硅谷是个特别的地方。
人们会因为我的想法而看重我，而不管我的身份和出身。
这是美国了不起的地方，但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初来乍到才一天，我的意见就得到了重视。”
从斯坦福毕业后，皮蔡进入麦肯锡（McKinsey）工作，拿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进而于2004年加入谷歌。
有两个项目奠定了他在谷歌的声誉。如今无处不在的网络浏览器Chrome，当初是他的十人工程师团队的一项实验。他记得当初，他们第一次将一个原型运作起来，并觉得还挺不错。
但它面临不小的阻力：谁都不愿叫板微软强大的Internet Explorer。
“这里多数人都不希望我们做浏览器，所以有点偷偷摸摸的。我记得，Chrome运行起来以后，我把它拿给拉里和谢尔盖看，不过，就算到了那个时候，它还是受到很多质疑。”但皮蔡成功了：2008年，Chrome浏览器发布；如今，其市场占有率已达60%，而IE则退缩到了16%以下。
谷歌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如今拥有20亿用户，但它最早是一家小公司，2005年被谷歌收购。2013年，安卓创始人安迪·鲁宾（Andy Rubin）被皮蔡取而代之。皮蔡以他特有的圆滑态度解释说，当时，Android业务需要换一种模式。“要妥善运营并加以创新，你需要一个架构，使员工通力合作，而不是仰赖超级明星式的人才。”
但毫无疑问，皮蔡自己也是某种超级明星般的存在。
自上任CEO以来，他负责了七款产品，每款产品的用户都超过10亿：搜索、Youtube、Gmail、Chrome、地图、Android，以及出售应用、音乐、电影和书籍的Google Play商店。
要是一家企业的客户数量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就会面临独有的麻烦，即一系列错综复杂（有时还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和社会问题。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被炒作得火热的俄罗斯购买政治广告、影响美国大选一事，更是加剧了这一局势。
2017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其在搜索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决定对其罚款22亿英镑。欧盟委员会还希望推进相关计划，迫使科技巨头缴纳更多税款。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皮蔡不顾谷歌的意愿，寻求协作性的解决方案。
谷歌几乎已成为“税收效率”（tax efficiency）商业实践的代名词，以至于2015年，一项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被冠以“谷歌税”的外号。
皮蔡字斟句酌地解释了谷歌在纳税问题上的立场——“至于纳税，我们只想力争更加合理的全球纳税结构。”他说。这难道是说，法律漏洞被堵上之后，谷歌或有可能、也应该缴纳更多税款？若是如此，他就跟施密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施密特曾说，他“自豪地拥护资本主义”，并坚持认为，谷歌只是利用了政府的优惠政策。皮蔡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援引《巴黎气候协定》的例子——至少在不久前，它仍是国际协作的典范。“人类很有必要设置更多的全球合作框架，用于解决问题。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能单方面改变发展步伐。”
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在纽约面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就科技公司在网络恐怖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敦促它们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要求它们在极端内容发布两小时之内，及时将其撤下——两小时是内容发布后分享最活跃的窗口期。
像谷歌这样的一家公司，它在享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那么，由它分担一部分责任，不也挺合理的吗？
“她是想着手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皮蔡说，“我们也还有改进的余地。这些事涉及面广，十分难办。泛泛地讲，我们并无分歧。但实际操作中，我们要就很多重要事项达成一致。”
2017年6月份，谷歌就宣布在煽动性视频之前添加警示语，或是屏蔽指向煽动性视频的广告，并将增加人手和算法，用于内容审核，举报并移除最极端的视频。
要论意识形态，谷歌属于美国西海岸标志性的自由意志主义，所以，谷歌一方面要允许各方自由地表达观点，另一方面又不能助长恐怖主义，其中的平衡很难把握。
这也许解释了谷歌为何不公开探讨相关政策，而选择与其他科技公司合作。
最近，谷歌就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合作了一项举措。将这些问题外包出去后，谷歌也许能略感轻松，毕竟，它并不想凸显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一代孩子需要去直面这个新世界。
皮蔡的话总是无可挑剔，但深思熟虑（在描述他时，同事们最常用的形容词）和闪烁其词只有一线之隔。
一直以来，谷歌都倾向于回避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议题。与此同时，它又成了业界各种奢靡之风的标志。
在旧金山，一大批科技公司都启用了奢华的员工接送班车，但反对“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的抗议浪潮却都将矛头指向了谷歌。
“谷歌这家公司变成了很多事物的象征，不论我们愿意与否，”皮蔡说。“我们订立的标准必须比其他人都高。我们要是犯错，代价会很高昂。”
201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达莫雷（James Damore）的工程师写了一份争议巨大的10页备忘录，反对旨在促进多元化的举措，宣称科技界缺乏女性是生物学差异所致，这激怒了谷歌以及整个业界的女性。他还宣称，持保守观点的谷歌员工必须低调做人，引得右翼媒体一片哗然。这一行为也导致这位工程师丢掉了谷歌的饭碗。即便如此，仍旧有舆论认为，皮蔡也应该被解职。
在很多批评者看来，解雇达莫雷触犯了言论自由，但在皮蔡眼中，这关系到工作环境。
“毋庸置疑，你享有言论自由这项重要权利，但你同样享有工作中不受骚扰和歧视的自由。在科技界，女性占比在20%左右。谁都没想藉此输出价值观。我们是想解决一个很大的难题。谷歌的确是最早发布多元化相关数据的公司。”
2017年4月份，美国劳工部指控谷歌“全公司上下，女性薪资存在系统性偏低的现象”。9月，一项集体诉讼指控谷歌存在薪资歧视，女员工被局限在低收入职位之中。“跟政府起冲突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皮蔡坦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高层、高薪职位中没有足够多的女性。我们致力于做正确的事，一心解决阻碍女性发挥潜力的根本问题。对此，我相当重视。”
詹·菲茨帕特里克（Jen Fitzpatrick）于1999年进入谷歌实习，现已是谷歌产品与工程副总裁，自皮蔡于2004年加入谷歌以来，她便一直与其共事。和我在谷歌采访的所有人一样，她也表示，皮蔡的深思熟虑广受尊重。“桑德尔不怕做出艰难的抉择，”菲茨帕特里克说，“但在拍板之前，他一定会听取各方意见，不会独断专权。”
考虑到盛行硅谷的文化氛围，会不会有人认为，任命皮蔡是种冒险？
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和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都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感受的形象。这些描述恰好为不良行为提供了借口，乃至鼓励。
2017年6月，科技界最负盛名的“不良少年”、Uber前任CEO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就在丑闻发酵了数月之后，被踢出了自己参与创立的公司。
桑德尔·皮蔡与妻子安贾莉
“我并不推崇那种一刀切的原型故事，”皮蔡说。他见过乔布斯，他觉得，乔布斯的积极面、他的热情和干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刻画。
“硅谷是有优秀领导者的。作为硅谷的开山鼻祖，休利特和帕卡德凭借一套强有力的价值观，创立了惠普，对员工和合作伙伴也都不薄。我从不觉得两者是相互抵触的。越是到了谷歌这样的规模，就越有必要好好合作。在管理理念上，我找的是有能力突破工作局限、与他人融洽协作的人，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他们个人的卓越工作能力。”
皮蔡自言对新闻上瘾，在家中，他每天早上都是一个蛋饼、一杯茶、一份纸质的《华尔街日报》。
在印度时——那里报纸贵但很普及——要等爷爷和爸爸看完后，才能轮到他，虽然他学会了先把板球新闻页要过来。现在，他与在大学中相识的妻子安贾莉（Anjali）、女儿卡薇雅（Kavya）和儿子基兰（Kiran）一起生活。对于大多数家庭上演的“屏幕时间”谈判，他也不陌生。他曾经限制孩子们使用屏幕的时间，但现在，他又变得不太确定。孩子们看书，我们都高兴，他说，但如果在Kindle上看，这算看书吗？如果他们观看的Youtube视频是教育性质的呢？
“在谷歌，很多很厉害的人都说，他们的高中时代是玩游戏度过的，”他说。“很多人就是因为游戏，走上了计算机科学这条路，所以我想，这一代孩子需要去直面这个新世界。上辈人总是不待见新技术。”他说，在莱特兄弟时代，曾有新闻评论一本正经地指出：自行车对年轻女性而言并不安全，因为她们可能骑车出逃。“孩子们也越来越善于应对视觉信息了。不过，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找到答案。我也受其困扰。”
在印度，皮蔡已经家喻户晓，走到哪儿都会被团团围住。他的历程是每个家庭的梦想：努力付出换来巨大的回报。
民心可用，野心大点的也许早就开始摩拳擦掌了。
但皮蔡呢？他会回到印度，进军政坛吗？他略显尴尬地调整了一下坐姿。“我没这个本事……但我的确想重返印度，作一些回馈。去印度时，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持，这让我受宠若惊。”
我问皮蔡，执掌谷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皮蔡停了下来，目光坚定地看着地板，继而将视线投向窗外。
他说，组建资源有限的小团队很有必要，哪怕是在一家员工6.6万人、市值6420亿美元的公司内部。“身为大公司，你时刻都在防范进入大公司的误区，因为你深知，规模小、灵活、拥有创业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优势。所有了不起的东西，几乎都始于一个小团队。”
他也清楚，谷歌最大的威胁或许正来自它的成功。
这也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到达巅峰以后，再次落后就成了你最担心的事情。“你总是想，在硅谷的某个车库里，有人也许正捣鼓更好的东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造就（ID：xingshu100），翻译：雁行，校对：其奇，来源 | 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