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fhzkzk），特约撰稿：启笛，编辑：漆菲 ，Image by Maximilian Ihm from Pixabay
2019年3月14日，韩国首尔，韩国流行乐队Big Bang成员胜利抵达首尔警察厅，就性贿赂案件以嫌疑人身份接受调查。此前他已经宣布退出演艺圈。
随着涉及毒品、性贿赂的韩国娱乐圈“胜利门”事件不断发酵，蝴蝶效应牵出越来越多丑闻，直指韩国特权阶层。
1月28日，韩国首尔江南地区夜店Burning Sun发生斗殴、下药性侵女客人事件，并延伸至持股投资者——BIGBANG成员胜利的身上。之后的种种迹象指出该夜店与多起暴力、贩毒、性侵及贿赂等丑闻相关，甚至爆出为吸揽投资提供大量性招待服务。
一石激起千层浪，胜利的聊天群内容随之被曝光，韩国当红歌手郑俊英在群里散播不雅视频，并涉嫌偷拍，受害女性达到十余名。被曝光的聊天记录中还出现涉嫌与警方勾结的内容，引发国内舆论哗然。“这件事将韩国娱乐圈最不堪的一面展现出来，性、毒品、金钱、权力、暴力……全部涉及其中。”韩国国会前事务总长朴亨埈称。
与此同时，十年前韩国女星“张紫妍性招待案”重回大众视野。2009年3月，韩国女演员张紫妍留下一份列有被逼向30多名企业、媒体高层提供性招待的名单后，自杀身亡。同一时间发生的韩国前法务部副部长金学义的性侵丑闻也再次被提起。2009年，金学义涉嫌在江原道某别墅中接受建筑商安排的性招待，不仅使用毒品、利用多种工具施暴及强奸，更将过程拍成影片威胁受害者父母。
随着案件可能涉及“更高权力层”的消息不断涌出，韩国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特权阶层”，引起民间极大愤慨，并掀起一场关于“特权”和“积弊”的讨论。韩国总统文在寅更下令说，“要赌上命运彻查真相”。
11年仅3起案件被判刑
令人发指的丑闻同样引发了全球关注。美国CNN援引韩国专家话称 “这起丑闻超出了我们近期记忆中所知的任何一起丑闻”。
一直以来，韩国娱乐产业势如破竹，其丰富的产业文化和成熟的造星模式让“韩流”席卷世界。从韩国文化出口核心的K-POP明星到“刑事犯罪嫌疑人”，是什么造就了这群“特权偶像”？
“韩国有句俗语称，山越高，谷越深，用其形容蓬勃发展的韩国娱乐产业不为人知的阴暗面。”韩国崇实大学信息社会学系教授金素拉告诉《凤凰周刊》。
据韩国金融监督院调查数据称，韩国三大娱乐公司——SM、YG、JYP，去年销售额达到10228亿韩元（约60亿元人民币），比2008年（731亿韩元）增加了约14倍。艺人一旦涉及刑事犯罪，或成为轰动全国的“重磅炸弹”，也会给所属经纪公司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胜利门”发生后，其所属公司YG娱乐公司的市价总额蒸发了2000亿韩元（约12亿元人民币）以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娱乐代表向《凤凰周刊》形容:“艺人、明星是一个公司的核心资产，为了保护企业价值，对于艺人的危机管理不得不做出‘赌上性命’的事 ”。金素拉则说，“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韩国娱乐界会和警察、法律界主动建立紧密关系。大型经纪公司出身的艺人涉案后被从宽处理的可能性也更高。”
据《韩国经济新闻》统计，与普通人相比，韩国艺人涉及的刑事案件以“轻微处罚”结案的案例较多。从2008年开始的11年间，涉及艺人的54件主要刑事案件中，被判刑案件只有3起，其余51件都得到了缓期起诉、罚款、缓期执行等判决。艺人涉及犯罪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涉毒案件，共13起，但只有男歌手ESENS一人被判刑。
韩国律师姜勇锡在2014年参加某电视综艺节目时直言:“我怀疑经纪公司和检察机关之间相互勾结。”他在节目中提到韩国歌手朴春“非法秘密走私毒品”案件。2010年，韩国女团2NE1成员朴春从美国走私毒品“安非他明”82粒，结果仁川地方检察厅对此案件延缓立案，并在内部调查阶段中止了调查。然而，同一时间检察院对另一起类似案件的处罚却截然不同。用同样方式走私“安非他明”29粒的普通民众被拘捕起诉。
谁在提供保护伞？
韩国艺人涉及刑事案件获得“从轻处罚”，为案件辩护的法律事务所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大部分辩护律师曾担任过检察机关和警方高层。一些娱乐公司为了减少刑事处罚的风险，还会利用同学会和同门会来建立关系网。曾在韩国检察院负责毒品案调查的律师赵秀延指出:“针对艺人的刑事案件，如果真的出现被判刑的情况，至少也会被缓期执行。”
由于“韩流”影响力不断扩大，给大型娱乐公司艺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团队达到了韩企“总裁级别”标准。韩国某大型法律事务所刑事组的律师称，一旦出事，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会系统地为艺人提供应对战略，不同的审理阶段律师团队的人数也会有变化。
事件发生初期，一般由警察出身的律师迅速展开“幕后工作”，以“非公开传唤调查”结束案件调查。到一旦走漏了风声，这些律师会参与到材料或通稿的撰写之中，避免媒体报道中出现对案件审理不利的内容。案件经警方移交检察机关后，一般会由检察官出身的人担任辩护律师，律师会“紧盯”案件为其解除嫌疑。如果不成功，至少为其争取到缓期起诉。如果检察机关起诉并移交审判，检察官和审判员出身的律师会立即加入辩护团。
艺人涉案的代理费用也十分高昂。据一位韩国法律界人士透露，代理艺人案件的总体费用是普通人的2至3倍。例如，普通人涉案的代理费约3000万韩元，艺人受理费用可能达到6000万韩元（约36万元人民币）以上。韩国三大娱乐公司也成为各大律师事务所竞相争抢的“金主”。
“艺人卷入各种事件和事故，大部分不是重罪，只要警方稍加干涉，结果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艺人出事后都会寻求警方的帮助，一些警员也会利用这层关系为其扩充人脉。”韩国文化评论家河载根向《凤凰周刊》表示，“特别是涉足俱乐部或餐饮业的艺人，很容易与公权力形成关系网。”
一名在乐坛工作20多年的策划公司负责人说：“我见过通过权力机关的人际关系网帮助艺人‘解决问题’并从中收受钱财的中间人。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介绍大家‘相互认识’，算不上是中间人。”
“除了艺人，韩国稍微想做点事情的人都渴望有高层公务员当后台。这次娱乐界和警方勾结的案件牵涉出了更为庞杂的关系网，很多人都说‘没想到牵出这么大的瓜！’”河载根说。
韩国国会议员李哲熙直言:“此次事件的本质是，权力阶层涉及其中。究竟是谁在庇护犯罪者，为他们提供保护伞，是案件关注的核心。如果只将调查范围集中在演艺圈，将很难查出那些提供保护伞的‘大人物’。”
“赌上性命”的调查
3月18日结束东南亚巡访回国后，总统文在寅立刻下令:“以命运为赌注，彻查胜利、金学义、张紫妍事件，提倡‘正义社会’的政府不能重蹈前任政府的覆辙。”但对能否顺利开展调查，很多人存有疑虑。
这三起事件的共同点是，除了涉案人员的行为令人不齿和惊愕，韩国检察机关和警方为掩盖真相偏袒、歪曲事实，进行“关照式”调查，背后涉及特权阶层以及长期埋藏在韩国社会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弊病。
“文在寅政府一直提倡要建设公平正义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但在这些案件面前，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阻碍和掣肘重重。”韩国《中央日报》评论员朴载贤说。
“胜利门”事件已对韩国五大上市娱乐公司产生了影响，它们的总市值蒸发了6000亿韩元（约36亿元人民币）。随着牵扯艺人的增多，作为韩国支柱产业的娱乐业也会进一步受到打击，进而直接影响到韩国的国内经济。
金学义的案件，虽有清晰的面部影像资料和受害女性的陈述，但检察机关最终仍以“无嫌疑”结案，加上该案件可能直接牵连到朴槿惠时期担任法务部长官的自由韩国党代表黄教安，目前调查工作受到保守派势力的不断阻挠。
已故演员张紫妍在最后留下的遗书中明确表示曾被强迫为“朝鲜日报方社长”提供“性接待”，但检察机关连调查都没进行，反而起诉了要求公开真相的在野党国会议员。由于目前受害者已死亡，诉讼时效即将过期，调查取证难度较大。
“这些案件虽然触发了大众的愤怒，但从法律角度来看，文总统所下达的命令并不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而是出于情感考虑和政治考量做出的决定。”朴载贤说，“从他下达指令的内容来看，涉及到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往届政府，可以看出他预见到可能将会触及到的特权阶层。”
“律师出身的文在寅不会不知道上诉时效几乎过期，却违背法律调查准则，只是强调为了‘正义’，令人无法接受。”韩国KBS电视台的一位评论员向《凤凰周刊》表示。
有分析指出，对于支持率不断下滑的文在寅政府来说，目前关注度极高的这一系列案件，可能成为改变韩国政局走向的“筹码”。民调显示，文在寅下达“彻查令”后，其支持率在经历了连续三周的下降后上升了3%，67%的受访者认为他采取了“正确”的举措。
另有观点认为，处于任期中期的文在寅政府，对其执政能力的评价可能决定未来政局的动向，这样“清除积弊”和“关注民生”的政治举措被认为是确保主导权的做法。就在文在寅结束东盟三国的巡访后，青瓦台的一位高官表示:“政府将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
“未来韩国政府的国政运营动力，取决于朝鲜半岛政策以及韩国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高丽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南成旭向《凤凰周刊》解释说，由于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未能达成协议，并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僵局，而想在经济领域取得“看得见”的成果仍需一段时间。“因此现任政府有必要通过其他方面展现其执政能力，强调其执政理念，显示出一个擅长与国民沟通的政府形象。”
《中央日报》则在一篇评论中提醒说，“从过去五年来看，凡是针对‘积弊’的调查都可能将‘自己人’牵涉其中，从而危及目前政权。没有扎实的‘内功’，挥出的刀只会钻进自己的肉和骨头，这一事实已被往届政权的‘黑历史’所证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fhzkzk），特约撰稿：启笛，编辑：漆菲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84期，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