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三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 他们或是移民，或是留学生，或是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暂时旅居在异国他乡。在这样陌生的文化环境下，尴尬、冲突和包容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哪怕最普通的生活日常都能成为有趣的回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只穿白鞋、鹿燕、小D，文字：梁珂，头图来源：unsplash
下面是本期故事的文字版：
做梦也没想到，我能靠读书在美国立足
@只穿白鞋，2010 年，美国
我之所以会来美国，是因为我的太太。2009 年，当时还是我女朋友的她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要来美国读书。我们都很清楚，她这一走，我们将来就很难走到一起了。
我们是高中开始谈恋爱的，那时候，她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而我是是个成绩普通的学渣。但这位“沈佳宜”还是选择了和我这个“柯景腾”在一起了。
大学期间，我们异地了四年。她在上海读一本，我在另一个城市读二本。而她如果再去美国读几年书，我们的生活轨迹或许就不再会交汇了。
于是，为了在一起，我女朋友决定先去美国做准备，半年后回国和我结婚，帮我拿到配偶签证，再一起去美国。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立刻遭到了她父母的反对。毕竟，让一个优秀的女儿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任何父母都不会甘心。
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硬着头皮就去和她的父母谈判了。晓之以情，动之以礼。但无论我做出怎样的保证，还是无法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相信我有能力在美国立足，不会成为他们女儿的拖累。最终，还是她使出了杀手锏，声明非我不嫁，我们才低调地领了证，一起去了美国。
■ 2010 年 1 月，小区雪景
到了美国后，我的第一步计划是考取我太太专业的研究生。在准备各项考试的同时，我还拿出了说服岳父岳母的劲头，说服我太太的教授，在他的实验室里谋得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希望能借此获得一些学术经验。
进了实验室，起初，我负责的都是一些打杂的工作。慢慢地，我开始接触一些简单的实验操作，一步一步打基础，能独立操作的实验也越来越多了。后来，教授还把我介绍到了另一个教授的实验室，帮他完成一个项目。终于，这些努力为我换来了一份宝贵的推荐信。
■ 生物系读研时我的工作台
我还记得拿到研究生资格的那天，我太太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岳父岳母的语气似乎有点松动。我猜，他们大约在想，幸好，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烂崽”，答应的事还算是做到了。
读研之后，我们两个多了一份奖学金的收入，生活开始变得好起来。而最让我意外的是，做了这么多年学渣，我竟然也摸索到了学术的乐趣，并且靠读书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找到了一席之地。
研究生快毕业时，我们两个又商量了一下，我还有没有继续在这个专业读博士的必要。在当时，我更希望能多为家里承担一点责任，毕业后找到一份薪水更好的工作。于是，我决定跨专业考统计系的研究生。
但经过了一番努力，我尽管获得了研究生资格，却还是没能获得全额奖学金。如果付不起学费，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又回到了来美国时的起点。
但说来也奇怪，我虽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却总能在生命里遇见贵人。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顶替一个朋友，去给当地一个“达官贵人”的儿子当数学家教。或许是两年多风雨无阻的教学有了回报，出于信任，那位贵人不仅借了学费给我，还给我介绍了其他零活儿，帮我攒钱。
■ 家教家的私人飞机正在等待加油
■ 2012 年 7 月 刚开始家教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 2015 年 6 月 家教一家来我统计毕业典礼，小朋友已经像个大人了
于是，又一道难关就这么被我跨过去了。在那之后，实习，找工作、拿绿卡，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就像一个又一个的 Boss 一样出现，而我的太太始终和我站在一起，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击碎。
如今，我们已经在美国定居，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孩。我相信，我的太太才是我生命里最大的贵人。
■ 在统计系第一学期实习的地方
■ 我和女儿
我靠着一包板栗，撑过了魁北克的头三天
@鹿燕，2004 年，加拿大
第一次去魁北克已经是 15 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被邀请过去的，要参加一次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活动。
去之前，我其实挺怵的。我们那一代人学的都是哑巴英语，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人开口交流。再加上魁北克又冷，我到的时候还是 1 月，大冬天的，想想就难熬。
下飞机的那天是 1 月 10 日，体感温度零下三四十度。来机场接我的是一位当地的教授。虽说我那会儿英语听力不咋地，他说的好多话我都没听懂，但因为我语速快，叽里呱啦一通说，那教授竟也以为我和他沟通没有障碍。
聊到我的住宿问题时，我隐约听懂他提到了“Guest room”，便想问他我需不需要付住宿费，可我又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只能蹦出两个词：“Who pay？”
然后，他说了一长串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能追问：“I pay？”
然后，他又说了一长串话，我绕来绕去，虽说并没有搞清楚这个费用到底谁来“Pay”，至少，我确定不需要我来“Pay”，等我找到别的房子再搬出去。
说到“Pay”的问题，在这个学术交流项目中，当地的高校组织是会给访问学者发一些费用的，我领到的是一张 250 加拿大元的现金支票。到了学校附近的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我需要现金，首先得在银行开户，至于怎么开户，需要准备什么，我就又听不明白了。
幸好，学校里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帮了我的大忙。解决了手续和方法问题后，我却发现，提交申请后，我需要再等三周才能开户，只好把手里的 250 加拿大元支票直接兑换成了现金，付了 12.5% 的手续费。
这一通折腾完，已经是三天后的事了。要知道，在那三天里，我身无分文，完全是靠家里带来的一点栗子撑过去的。
解决了生活费的问题后，一个更大的困难摆在了我的眼前：我需要在 3 月，也就是两个月后做一次 45 分钟的学术演讲，并接受 15 分钟的听众提问。这可怎么办啊，语言都没过关呢。
我只能硬着头皮，在学校里四处打听有没有人家里要举行派对。一旦有派对，我就会在现场尽可能多地找人聊天，哪怕闹笑话也要说。当地的朋友都觉得我很新鲜，在他们的印象中，东方人少有像我这样会主动找人聊天的。
与此同时，我还在当地的犹太人社区里找了房子，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当地人聊天，练习口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犹太房东老太太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喜欢刁难房客。说来好笑，人一吵架，嘴皮子就会变得莫名地溜。在和房东老太太的口头斗争中，我的词汇量和口语水平突飞猛进。
终于，到了演讲的那一天，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45 分钟的时间说着说着就过去了。虽说到了提问环节，我到底还是没撑住，全靠教授救场，才把那些听不懂的问题解决掉。但总体来说，这次学术演讲大获成功。
我儿子说，姥姥，你才是老外
@小D，2001，澳大利亚
我是 2001 年来悉尼。当时，我原计划只是来这边读两年书，镀个金，然后回国找工作。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毕业后，我很快就在当地找到了工作，并和丈夫一起获得了永久居留权，这么多年一直和全家人定居在这里，还有了两个孩子。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真正感受到文化冲突的本质，是通过我两个孩子的成长。他们是标准意义上的 ABC，从一开始，他们的自我认同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我儿子上小学以来，这种感觉变得尤为明显。接受了学校里那套西式价值观的教育后，他在家里变得特别有主见，大事小事都要和我争个道理。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亲子沟通方式是完全不存在的。
更有意思的是，回了几趟中国后，他还常常向我批判自己在中国观察到的“陋习”，比如有的叔叔爱插队，有的阿姨开车不让行人。每次他这么说时，我都是又恼火又无奈，毕竟，他说的很多事情确实是事实，但对一个热爱故土的人来说，听见自己的孩子说这些事情还是有点别扭。
这些年，我母亲也搬到了澳洲。她还是保留着老一辈的习惯，喜欢在家里聊天时把澳大利亚人称为“老外”。每次她这样说时，我儿子都会耿直地纠正，“姥姥，他们不是老外，你才是老外。”
在这个问题上，我真的很难向儿子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不能对姥姥这样说话，只能以“姥姥听了会伤心”为由，让他在下一次开口时憋回后半句话。
还有一次，我们全家人一起看一个体育比赛，比赛双方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中国队。我便对两个孩子：“你们给澳大利亚队加油，我给中国队加油。”他们问：“为什么？”我随口说道：“因为我不是澳大利亚人啊，我连护照的颜色都和你们不一样。”他们俩大吃一惊，仿佛天塌了一样：“妈妈，你居然不是澳大利亚人？”
大约是出于一种恶作剧的心理，我想再逗逗他们，就又放了一个大招，“对了，不光是我，你们爸爸也不是澳大利亚人。”
在两个孩子的震惊中，我拿出了护照，让他们确认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但逗完了之后，我还是正经了起来，给他们科普了一番“永久居留权”和“澳大利亚国籍”有什么区别。事实上，除了没有选举权之外，我们夫妇在权利和义务上与当地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儿子又问，“妈妈，你居然没有投票权？那就是说，你不能选我们的总理？太可怜了。”
于是，我们保留各自的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为什么是个外国人。而我也无法理解，“不能选总理”这回事真的至于被“可怜”吗？
我和其他华人家长也聊过这个问题。按照他们的经验，ABC 孩子都会经历一个类似这样的文化认同过程。等他们长大后，当他们可以理解自己父辈的文化，我们或许会看到某种形式的回归。当然啦，要是他们的中文水平能好一点，就更好了。
* 部分配图由讲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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