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作者：刘逗，讲述者：赵一凡，标题图来自原文，系赵一凡和手术室同事合影
赵一凡今年 42 岁，曾经是无国界医生的一名麻醉科医生，2013 年他前往阿富汗的昆都士创伤医院，为那里的病人提供无差别救助。
1971 年，无国界医生在法国巴黎成立，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医生和其他专业救援人员，派遣到深受武装冲突、流行病和天灾影响的地区，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援助，无论这些病人的种族、宗教、或者政治立场是什么。
1. “天涯侠医”
我居住在广州，是一名从业19年的麻醉科医生。
2012年的时候，我刚刚晋升成为一所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碌，也都在不断地重复。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拓展自己的事业，做一些日常工作之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偶然间，我看到了一部香港电视剧，叫《天涯侠医》，讲的是无国界医生的故事，看完以后觉得很受触动，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开始在网上搜索无国界医生的相关信息，后来发现他们对麻醉科医生的需求还蛮大的，就报考了。
在太太的鼓励和支持下，我通过了无国界医生的笔试和面试，被顺利录取了。
人事部的工作人员跟我商量目的地，我说想去一个蚊子少一点的地方，于是他们把我派到了阿富汗。
《天涯侠医》剧照 （赵医生口误，其实是张家辉主演）
2. 喀布尔的AK47与装甲车
2013年4月，我乘飞机到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在喀布尔机场的海关，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每个人都端着一把AK47。
过了海关之后，机场大厅里突然涌现了一帮穿着制服的人，他们并不是什么工作人员，而是靠拎行李赚小费的人，一见我是外国人，就一拥而上地围住我，争先恐后地要帮我提行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只顾着紧紧攥住自己的行李，埋头向前走。
后来出了机场，找到接我的人，我才顺利地抵达了无国界医生在喀布尔的办事处。有人把我带到一个小门，向我示意马路对面餐厅的位置，表示我可以先出去吃个饭。
于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真真切切地走在了阿富汗的街道上，马路显得破旧且直白，没有任何双黄线和信号灯，四方形的房子矮小且破败，但好在都还坚固完整。
我直径向餐厅走去，转眼就瞥见右手边停靠着一辆装甲车，车上几个人都端着枪谈笑风生。
我暗自“哎呦”一声，心想这回可真是长了见识。
3. 馕和健怡可乐
在喀布尔短暂停留之后，我就启程去了阿富汗北部山区的昆都士，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在那里的创伤医院开展无国界医生的工作。
昆都士创伤医院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野生，至少是正常的建筑，而不是扎在野地里的帐篷。
医院里共有两间手术室，设备很简陋，只有一个分体式空调，使用紫外线消毒，如果觉得空气不好就直接打开窗户通风（在国内的医院里，基本都是层流手术室）。而手术使用的麻醉监护仪和麻醉剂，我相信，是我老师的老师都没有使用过的“古老”品种。
等到我参观完医院、听完同事的介绍，已经过了饭点了。一位叫艾斯曼尼的本地医生热心地给我买了一个馕和一瓶健怡可乐——是一个看起来挺奇特的套餐，但当时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只顾着一顿狼吞虎咽。
之后，我想要把饭钱还给他，他执意不收，这位穿着西装领带、踩着皮凉鞋的本地青年，朝我摆摆手，自豪地说：“这是阿富汗，你尽管吃就好，不用给我钱！”
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 © MSF/Ben King
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一名当地妇女走在医院附近的路上 © Michael Goldfarb/MSF
4. 受伤的妇女
我到创伤医院的第一天晚上，就接手了第一位病人，是一名本地妇女，腰部枪伤，子弹打破了她的肾脏。
我为她实施了全身麻醉，她被推进手术室，进行了剖腹探查和肾切除的手术。
手术顺利完成，这位太太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了吗？”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高兴，她在手术中没有任何感觉，说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麻醉。
其实麻醉科医生的工作不只是打一针麻醉这么简单，我们的任务是保证病人平安舒适地度过整个手术期，包括术前评估、制定麻醉方案、关注术后注意事项等等。
赵一凡为准备手术的病人实施麻醉，在阿富汗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和同事完成了五百台手术 ©赵一凡
作为无国界医生，我们通常不太会过于执着地询问枪伤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病人受伤的原因可能非常敏感。包括这位肾脏受伤的太太，她只是告诉我们，“这一枪是我自己不小心打的。”
这是我感受到的非常大的一个文化冲突——阿富汗是一个绝对男性主导的国家，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2001年前），凡事都要听从于男性，甚至在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不太敢说出始作俑者。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我们收治的每一位创伤女病人，都是怀着孕的，好像她们唯一的职能就是生孩子。
因为每个家庭都会生很多孩子，当地家长并不会把孩子（尤其是女孩）看得像国内这么重要。孩子们平时在外面玩，到饭点了就回家吃饭。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受伤的情况也非常多。
比如，哥哥在耕地，妹妹突然跑到哥哥面前，一个没注意，妹妹的脚趾头就被锄头剁掉了。
无国界医生的外科医生为一名男孩问诊，这名小男孩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 ©Michael Goldfarb/MSF
一名妇女抱着孩子来到昆都士创伤医院的急诊室 © Michael Goldfarb/MSF
5. 巴斯敏娜
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能记住的往往是那些伤情比较严重、需要反复接受手术的病人。
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巴斯敏娜的小女孩。
她大概八九岁的样子，长得瘦瘦小小的，她原本跟着爸爸妈妈参加一场婚宴，没料想婚宴上两帮人突然开始枪战，子弹像刀子一般割开了她的腹部，胃肠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我们当时马上为她做了剖腹探查、清创、缝合等等。第一次手术很顺利，第二天早上她的精神状态已经很好了，躺着床上看漫画书，吃了香蕉和酸奶，我们看了都很高兴。
但没想到的是，她发生了肠瘘和腹膜炎，肠道的伤口始终没有长好，吃进去的食物会从伤口里漏出来。因为当地医院没有任何静脉营养，小女孩只能通过吃东西来获得营养，病情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每次手术前后，我会与巴斯敏娜的爸爸做一些简短的交流。跟阿富汗的大多数爸爸不一样，他是真的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但是脸上的皱纹很深，看起来更苍老一些。我也有一个女儿，所以格外能理解这位爸爸的担忧和心痛。
在最后一次手术之前，我安慰他说，“我们会竭尽所能救治你的女儿。”
可是那次手术没能挽救小女孩的生命，肠瘘始终没有好转，她最后几乎是被饿死的。这件事对她爸爸的打击很大，我看见他一直在哭。
一名12岁的女孩在事故中受伤，在无国界医生昆都士创伤医院接受外固定手术
©Camille Gillardeau/MSF
在昆都士创伤医院的门诊部候诊的病人 ©Mikhail Galustov
6. “Doctor!Doctor!”
从上世纪末开始，阿富汗的局势始终非常不稳定。80年代有苏联入侵，90年代有塔利班兴起，911事件后有美国的进入。我所在的昆都士地处阿富汗北部的山区，当地也潜伏着一部分反对派势力，偶尔会爆发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我本人倒是没有亲眼见到过正面武装冲突，但是偶尔会听到一些零星的爆炸声。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不可以上街行走，每天只能两点一线地往返于医院和宿舍之间，不可以拿着相机随意拍照，住处的窗户外面也有一层布作为遮挡。
不过在离开之前，我申请到了一次机会，可以走上昆都士的街头，逛一逛当地的市集。当时跟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位导游和两位保安，一路上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在这个街角谁中过枪、在那个街口谁被暗杀了……
但是当我们到了市集，我突然惊喜地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在对我们夹道欢迎——他们都自发地站在路边，用不熟练的英语叫着“Doctor! Doctor!”微笑着看着我们。
那个时候我真的好高兴，头一回发现原来在这里医生可以这么受尊重，这跟国内的医患关系很不一样。
昆都士街头的当地药房 ©Mikhail Galustov
在宿舍内，赵一凡和所有国际救援人员合影 ©赵一凡
7. 回到广州
六月中旬，我结束了在昆都士创伤医院的任务，回到了广州。
我记得刚刚回到家的那一个星期，一连七天，每天晚上睡觉我都能梦见自己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创伤病人，就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离开一样。
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地一直在摸我太太的肚子，我梦见创伤医院里来了一位急诊病人，我要摸摸他的肚子是软是硬，有没有板状腹、腹膜炎的情况。结果我太太把我拍醒了，问我在干嘛，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片漆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在广州了。
回到广州两年后，2015年10月3日，我突然得知之前工作所在的昆都士创伤医院在持续轰炸中被数次击中，造成42人死亡，之前请我吃过馕和健怡可乐的本地医生艾斯曼尼也不幸遇难。
听说他原本已经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始终坚持在创伤医院兼职，那天晚上他是回来顶班的，空袭发生时他还一直守着他的病人。
后来我反复提起他的名字，希望有更多人知道，这样一位在战乱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他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职业，他始终坚持在救援的第一线。我觉得他是真正的英雄。
* 图片来源见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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