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时代,我们与恶离得更近了
2019-05-10 12:05

标题党时代,我们与恶离得更近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杨殳,编辑:浪浪,排版:透纳,头图来自:东方IC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现象级剧集。


它触到了此前绝大多数华语影视想不到也拍不出的复杂现实


今天,我们再度探讨这套神剧。



“我过不去,过不去。”


宋乔安呼喊出的痛,无人能够感同身受


1


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好莱坞著名编剧教练罗伯特·麦基在他的编剧创作书《故事》里,讲了一种“从里往外写”的场景创作方法。


他说,主人公在追求欲望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好的故事就在这道鸿沟里。如何让人物通过不同场景的进展跨越鸿沟,就是剧作家的工作。


所谓“从里往外写”,就是要先进入人物内在,并体会其面临的处境,才能写出合理的反应。


这份工作的难题是:不同场景下,不同角色会如何反应?而如何合情合理地代入,则变成了作家创作面临的鸿沟。


如何让每位角色都真实可感,是所有创作者的难题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如果是我自己面临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


这种进入方式必然会令你做出反应,或激烈,或平缓,选择冲突或选择逃避,都取决于剧作家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坐在桌前敲字,心中的欲望是写出一场精彩的律师辩护场景,但你在生活中却并不真的赞同你笔下那名律师的观点——太难了。


另一种方法是:如果我就是他,面临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


你必须放下自己的情感、观点甚至学识,试着变成这个人,才有可能进入其内部,尽可能地了解他、理解他、以他的思维来思维。


生活中的作家依然是作家,但当进入了人物内部,你在桌前写那场律师辩护的场景时,你会相信并捍卫他的观点。


这就是麦基的建议:作家都是临时替角,总是在表演——“当一个场景对我们来说具有情感上的意义时,我们便可以相信,它对观众来说也同样具有意义。”


体会到凶手父母的心境,才能让他们的角色更立体


2


两周前,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之后,我又读了这部剧的剧本和创作谈,便想到麦基的这个创作观点。


我认为,这种进入方法不只是一则“故事设计原理”,也是一则“社会生活原理”。


扮演《恶的距离》中律师王赦的吴慷仁在访谈中提到,他本人是不赞成废除死刑的,对王赦在剧中某些观点也不赞同,甚至难以理解。


他和很多人一样,只能直白地投射情感:你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最直接快速的做法就是——处死。


“准备表演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和与自己立场相反的人交流沟通,有些观点即便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终有一份理解,在无数次对话中流泄出来。”


吴慷仁说,或许这就是这出戏要传达的核心意义。


这就是是同理心。


演员表演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同理心的代入体验,是一场沟通。我认为,这部剧最精彩之处是人物关系的设置,围绕重大伤害事件,将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关系密集重叠、交织,并在情节推进中逼迫角色换位,直到逼出同理心。


这种极端的设置,几乎可以算一场社会问题研究的试验。


金钟奖视帝吴慷仁及其扮演的角色都令人肃然起敬


3


翻看剧本时,我大致捋了捋每条人物线的进展,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为:遭到阻断的沟通,而阻断来源于人物彼此间预设的立场。或许,这部剧的题眼可以理解为英文剧名所说的: The World Between Us。


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远,恰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


律师王赦追问:究竟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吗?


在简单粗暴的思维中,好坏有标准。好人,坏人,疯子,冷血杀手,加害者,受害者,无数的社会标签吞没了人和事背后的原因。


比如,剧中抛出的复杂性问题,正是人们最习惯论断和理解的问题,杀人要偿命,精神疾病等于疯子,疯子等于危险。每集片头特写的网友留言和点赞数似乎在暗示,恶的本质是偏见。有偏见,便不自觉地要排挤、想要逃离或隔离。


标签和论断似乎找到了一目了然的因果,但却带来了更多的无解和恐慌——


“冷血杀手”被枪决,但却不能阻止新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被害者”希望执行死刑来“复仇”,“加害者”却乐于解脱,不畏死刑。媒体则继续为之惊叹,或大声疾呼世界之可怖,或抛出耸人问题后再无关注。


直到“媒体杀人”的问题出现,新闻人自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而攻击者所抛出的标签,也正和他们从新闻里学来的一样暴力,简直如标枪。


古有众口铄金,今有媒体杀人


不负责任的意见领袖们,人血馒头好吃吗?


人的动物性中有对安全感本能的需求,会不自觉地拒绝外来的不确定性,并乐于寻求因果关系。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带来各种不确定,简单的因果关系几乎不存在。正因潜意识里对复杂的逃避,人总难免论断和贴标签,通过否定、排斥来自我肯定,获取安全感。


即使有所谓“推己及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很多时候也只是将他人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是黑白分明的简化,少了弹性光谱的思辨。


《恶的距离》最后一集,终于就李晓明杀人原因给了正面讨论,但并非抛出原因或结论,而是借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访谈提出了问题:


“世界各国目前对随机杀人的研究……


并没有定论,我们很难认定哪一种家庭就是问题家庭,哪一种行为特质就可能犯下随机杀人的罪行……


但是为了预防的缘故,我们绝不能停止去了解……


即使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艰难的路。”


不想当然推断他人做事的动机,是理解对方的前提


4


最近几年,“原生家庭”的概念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几乎像星座一样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必备话题。了解一个人的家庭和成长环境,似乎就了解了这个人。发现了一个人的毛病,似乎就可以从父母家庭那里找到原因。


张口就是心理学概念,会让观点听起来合理很多,但简单归因和论断是逃避现实的复杂性,规避了社会和个体深层原因,还直接终结了更多对话的可能性。


社会事件无唯一真相,也无单一原因,但人却总本能地寻求唯一真相和单一因果来寻求确定性。


每人都承担多种社会角色,却往往只能被人看到其中一面,更可况只在新闻标题里窥见半秒的陌生人?


标签论断令同理心缺失,只看到彼此的身份,却失去了同样为人的普遍理解。我们失去深入了解对方的耐心,正如我们失去读一篇深度报道的耐心。


人的悲欢当然无法相通。


唯有理解,才能体谅,才能获得灵魂的安宁


5


《恶的距离》中有大量篇幅直接批判媒体缺乏自律、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商业利益。这种流量至上和渲染挑逗的媒体运作思路,就是利用人的这种不安本能。


无论是纸媒、电视广播还是网络媒体、自媒体,都知道标题党的吸睛效力。


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标题党思路,都是标签式的简化和论断,刻意制造因果关系,令人或震惊、或艳羡、或愤怒、或意淫其中,甚至还能误以为自己学到了知识。


这种潜移默化的迎合,就是在引导和滋养全民标签论断式思维模式


比如,政府突然枪决李晓明,并绕过司法程序与媒体合谋,公然行刑,以合法杀人来平民愤。


这种简化方案看似顺应民意,实则是巨大煽动,抹杀进一步了解和沟通的机会,同时也在灌输一种标签论断的逻辑:冷血杀手不值得理解,政府和大家一样,欲杀之而后快。


媒体人宋乔安,从受害者到加害者,只有一步之遥


所谓民愤,就是社会情绪,需要简单直接的刺激来发泄。简单顺应或阻塞,反而是对社会情绪的进一步滋养。标签对抗标签,论断换来论断。


上个世纪,国际新闻界曾有个说法,新闻媒体拥有“第四权力”,不但对立法、行政和司法有影响,并对公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极大影响,帮助公众了解事实和发表见解——当然,前提是新闻媒体身份独立,没有被阉掉。


如果这个“第四权力”腐朽了呢?或许每个能在公共空间发言的人都可以充当“第五权力”吧,哪怕只是很微弱。


如果说媒体的暴力语言影响力如枪炮,那么每个吃瓜者的声音也可能是匕首,乃至汇成更强大的合力——这种合力可能成为情绪发射机,汇入暴力论断的洪流,也可能挖掘出事情背后更复杂的原因,令沟通更深入,成为对抗权威和消解暴力的理性之光。


民愤被激起时,人人都可以向受害者捅刀


人的悲欢固然不能相通,但社会并非原始丛林。文明之所以延续,不正因为人类理性、情感、智慧与生物本能之间的协调平衡吗。


与其用一种简单粗暴对抗简单粗暴,不如抛掉标签,正视复杂的“为什么”,试着改变一下谈论世界的方式。


《恶的距离》编剧吕蒔媛在访谈中说,写剧本时,其实设定了李晓明肇祸的原因,但决定不写出来。


“那是一个我猜测的标签,做了这些田野看了资料,并不表示我理解人性,作为一个编剧,我只是希望这出戏能让大家试着了解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能认同他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这些伤痛在周边发生。如果不愿探索原因,我们是真的无法预防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这是极其难得的创作理念。这部剧的核心创作团队都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一件怎样的作品,或在讨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极其可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杨殳,编辑:浪浪,排版:透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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