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参与秩序重构
2019-05-12 18:39

中国如何参与秩序重构

来源 | 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 | 清和(智本社社长)

原标题 | 《秩序重构 | 中国,或二次入世》


“铁锈地带”的芳草萋萋与华尔街的纸醉金迷,最终触发了美国社会矛盾的阈值。这一矛盾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则是当年里根改革形成金融资本主义。在“里根大循环”的光环之下,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对这一秩序进行修正,前者的镜像是日本,后者则是中国。


2008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化秩序,美国对于危机的反思以及全球化秩序重构的决心,大大超出了中国的预期。


中美贸易争端,如今成为特朗普政府构建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重要步骤。“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新贸易规则将诞生,中国或面临二次入世。


拨开马基雅维利主义之迷雾,以理性观察美国经济之改革、全球化秩序之构建,中国该如何应对秩序重构及大国博弈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 特朗普,修正“里根大循环”


1980年,演员出身的里根,高举着退役球员肯普议员的减税法案成功入主白宫。此后,短短几年,里根与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携手降服困扰美国接近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成功缔造了索罗斯定义的里根大循环(详见《保罗·沃尔克:半世风云,一蓑烟雨》)。


如今,边区人设的特朗普同样以大规模减税刺激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特朗普似乎化身为里根,打造第二个里根大循环。


不过,特朗普政府并非要打造里根大循环,而是修正里根大循环。过去四十年,里根大循环延续了特里芬难题,在2007年达到房产次贷与金融繁荣的阈值,诱发了次贷危机。2008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凭借“行动的勇气”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实施量化宽松救市。8年之后,里根大循环又触发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阈值,选票政治助力特朗普替代传统建制派。


奥巴马最近在新书《奥巴马:历史的呼唤》中坦言:“特朗普成功当选而不是希拉里,这让奥巴马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


奥巴马确实没有肩负起“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重任,以饮鸩止渴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最终强化了“铁锈地带”与华尔街之间的矛盾。特朗普的解决办法并非修小修补,而是大开大合,试图最大限度地修正“里根大循环”。


任泽平说:“中美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中国如此,美国亦如此。里根大循环金融繁荣背后的内在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根治,特朗普没有像奥巴马以改革者自居,倒以破坏者形象示人。


1971年,在沃尔克的建议下,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世界开始进入浮动汇率、无锚货币时代。但是,这种全新的全球化金融局势,世界各国茫然,美国也不知道怎么玩。


整个70年代,是美国国运最糟糕的十年。世界经历两次石油危机,美国遭遇持续滞胀危机,深陷越战泥潭,美元三次贬值,国际汇率波涛汹涌,苏联频频出击,法德日跃跃欲试,美国政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毫无办法。


但是,70年代,也是近代世界经济转折点。这十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打碎了一个旧世界,投资银行、跨国公司崛起,微软、苹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混乱中涌现端倪。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美对话是这十年风云之际中最容易忽略的插曲。1972年,擅长外交的尼克松来到北京,在机场与周恩来历史性握手。从此,中美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与博弈。


1980年,是关键的一年。此时,里根总统入主白宫,邓小平已复出三年力主改革开放。风云际会,两大伟人在历史舞台上交汇。这一年,中美建交,两个大国的历史河流在太平洋上相遇。


1982年底,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经济时期后,美国股市开始奇迹般地上涨,吃了一颗子弹的里根总统因祸得福、鸿运大展。此后,正如蒙代尔以及追随者所料,美国开启了几十年的股市及楼市大牛市,十年滞胀疑云一扫而空。乘着金融、全球化、信息技术三股浪潮,美国经济重回二战之后的增长态势,“里根大循环”风光无限。


金融、地产繁荣,跨国公司、科技公司崛起的同时,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加大,经常账户恶化,美国财政赤字逐渐扩大,五大湖区制造业日益衰落。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金融繁荣,制造业萧条,出口萎缩,资本强劲,政府债务高企,华尔街获利颇丰。


显然,“里根大循环”是一个畸形的非均衡的全球化秩序——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贫富分化。这种秩序导致美国经常账户严重赤字,资本账户钵满盆满,加剧了美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经济矛盾的阈值触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社会矛盾的阈值推动特朗普上台,并引发特朗普现象。


但是,当年里根政府走上这条畸形的道路,几乎是别无选择。


当时,萨缪尔森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并不主张强势拉升美元。不过,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凯恩斯主义者的话语权磅落。在经历福特、卡特两届政府后,失去耐心的选民选择了主张减税的里根。


里根在大选时宣称,他告别了需求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端经济主张(供给学派)。但是,当时减税法案有着浓重的选票色彩,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里根团队中包括舒尔茨、弗里德曼、格林斯潘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担心政府财政预算问题。


在此之前的白宫政府财政部以及美国经济学界,虽然主要信奉凯恩斯主义,但非常强调财政预算平衡。里根团队也担心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弗曲线。事实上,拉弗曲线并没有起作用。里根政府在实施减税计划后,面对糟糕的政府赤字,立即又向国会提交了加税法案。


真正起作用的是前任卡特在炒掉内阁后,任命了“大个子”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上任后,铁腕治通胀,把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20%以上,同时盯住货币总量(受弗里德曼影响)。沃尔克的胆识与猛药,压住了凶猛的通胀。


沃尔克暴风骤雨般的紧缩政策,扫除了美元在70年代的颓势,间接将美元推上了强势轨道。


这为里根政府稳定了经济基本面以及通胀预期,也为“里根大循环”打下了“强美元”的基础,同时也埋下了失衡秩序之因。


对此,里根对沃尔克非常不满,紧缩政策导致经济陷入负增长,失业率超过9%,同时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扩大。里根政府在市场上融资成本高企,可能导致利率维持高位。舒尔茨、弗里德曼等一批重量级经济学家写了一份报告,指明撤销美联储理事会。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最终被蒙代尔解开了。蒙代尔认为,美元升值,国际资本则会回流美国本土,美国的国债和金融资产将成为抢手货。供给学派的贝利问蒙代尔:“谁为政府赤字买单?”蒙代尔非常肯定地说:“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赚取了大量美元)。”就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蒙代尔的预言成真。(详见《供给侧革命 | 一群老饕、酒鬼、嬉皮士发起的革命》)


1982年底,美国经济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后,开始走上了金融资本主义。


为什么美元必须保持强势?


在当时,美元走强是无奈之举,是沃尔克打击通胀的手段。但是,美元走强其实是必然。美元若想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则必须强势。美元强势,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如此美国必然陷入贸易赤字,金融繁荣和制造业衰落;美元强势,美国政府可以获得大量廉价的融资,也为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创造了条件。这实际上是特里芬难题在无锚货币时代的延续。


“里根大循环”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一直被美国社会所关注。但是,建制派当政的年代,缺乏足够的动力以及财力修正这一问题。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全球反恐,打破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刚刚修复的预算赤字。小布什政府只能借助金融手段实现“住房美国梦”,格林斯潘掌管的美联储降低利率,投资银行发放次贷,这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界以及经济学界对这场危机做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识到,“里根大循环”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失衡,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奥巴马被寄予厚望,他请出了年事已高的沃尔克,宣称以“沃尔克法则”推动金融改革。但奥巴马只是想借沃尔克的威望玩政治平衡之术。


特朗普在最后时刻逆袭希拉里,说明传统建制派被美国选民抛弃。选民将特朗普推到了前台,他将如何修正“里根大循环”?


2. 秩序重构,中国或二次入世


特朗普后的一系列操作让国际社会眼花缭乱,各种退群,频刷推特,大规模减税,大搞招商引资,与中贸易摩擦不断。特朗普的存在,使得世界不少传统政客极为不适,但似乎又无可奈何。精神病专家联名发文称,特朗普至少患有偏执、缺乏同理心和虐待狂三种心理疾病,甚至有恶化趋势。


从历史来看,美国总统的成材率偏高,还未发现一例精神病患者。美国政体具有相当的修复性与制衡性,其国家战略很难被一人左右。特朗普所为无非是以边区人的形象演绎美国既定的国家战略,只是表现风格上与传统清教徒、保王党人、贵格会存有巨大差异。


“里根大循环”的“肿瘤”真到了非割不可的地步吗?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说明这种秩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产业空心化、金融过度繁荣以及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


但真正的危险在国债。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国债不断增加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量化宽松政策,国债规模不但没有扩大而且还翻倍。从2008年到2018年,国债规模从10万亿美元涨到22万亿美元,累计涨幅达119%。


国债与美元之间相互捆绑,美联储的主要资产是国债,即美元以国债为背书发行。美国国债扩张并非依据联邦财政收入,而是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账本,尤其是美元世界货币这一至高无上的特权。美债在美元国际市场中获得大量廉价的融资。


如果国债崩盘,美国经济以及美元都可能付之一炬。前几个月,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就债务上限方案博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巴菲特等一批重量级人物大肆批判现代货币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导致美联储忽略了对美国国债的限制。


华尔街巨头是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下最大的受益者。这一次,他们都担心国债问题将危及自身。


特朗普担心,持续的产业空心化和金融过度繁荣,国债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后出现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击垮美国国家信用。自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建立国债体系以来,国债以及公共信用,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以目前美国的财政体系,特朗普无法像克林顿时代一样缩小财政赤字。但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是优化美国的经济账本,缩小贸易赤字,改善经常账目,让资本回流美国,促进经济结构完善,防止过度金融化;同时,联邦政府可以在美国本土获得更多融资,降低美债的经济风险。可以参考的是日本,日本巨额的财政赤字大部分来自国内融资。美国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认为,日本这种借债模式更为安全。


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试图改进“里根大循环”中贸易赤字、财政赤字风险以及弱制造问题,降低美国国债风险,增强美国的国家公共信用。


特朗普政府操作的大致路径是:


  • 发动贸易摩擦,缩小中美贸易赤字;

  • 减税推动国内复苏,招商引资振兴本土制造业;

  • 构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国际新秩序;

  • 修正“里根大循环”,降低美债风险,增强国家信用。


其中,贸易摩擦是对中美双方伤害最大的一张牌,也是特朗普打的第一张牌。由于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以及内阁成员的对华强硬态度,非常容易将人带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我们试图使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分析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


但是,这种分析角度反而又容易蒙蔽自我,无益于我们增加胜算。尘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无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只是特朗普修正“里根大循环”中的一步,当然也是重要的一步。


特朗普团队不少是对华强硬派,但其实他们不仅是对华强硬派,他们是奉行“美国优先”原则的对世界强硬派。


美对华首席代表莱特希泽,不仅对中国强硬,对日本也强硬。里根政府时期,莱特希泽带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与日本谈判钢铁进口问题。据说,在谈判桌上,他故意将美方的谈判提案折成了纸飞机扔向对方,使得日本谈判人员方寸大乱。在日方代表发言时,他还拆开手机零部件把玩,以表达轻蔑的态度。


1980年代开始,美日贸易摩擦持续了十余年,中美之间或许才刚刚开始。当年,莱特希泽也是广场协议的美方谈判代表之一。联邦政府试图降低美元汇率,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短期的诉求与特朗普相似。只是当时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并不希望美元短期贬值幅度太大,希望保持一定的强势。如今特朗普不希望美联储加息太快,本质是一个道理。


里根大循环这一非均衡的国际秩序,其非均衡的对面一般有些国家与之互补。在1980年代,日本是这一体系的互补方。日本制造业出口、低汇率,与美国的强美元、强金融、高汇率形成互补。当时,日本是美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小布什政府时期,中国借美反恐之机成功入世。2008年后,中国逐渐替代了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和债权国。


自里根大循环以来,美国政府都会通过政治干涉的手段,有意缩小贸易逆差,保持美国的公共信用安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干涉的对象是日本,如今则是中国。


这一次不同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警示,美国必须修正里根大循环以及金融资本主义。另一边,中国近十年的规模膨胀却是让美国人感到担心。所以,这一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强硬而彻底。


他们在扩大进口、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政府补贴、开放市场、汇率管制等方面提出强硬要求。其中,特朗普迫切要求中国加大对美进口,以短期内缩小贸易逆差,赢得政治上的信任。


特朗普对华的一些列政策,实际上是整个战略中的重要一步。对华施压的同时,特朗普着力建立构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国际新秩序。


特朗普推动“三零”朋友圈构建,将中国排挤在外,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施压。不过,美国在2002年就提出了“三零”贸易区。当时,美国希望WTO可以在2010年将关税下降到5%以内,在2015年将关税下降到零。


到2010年,WTO中的主要国家都将关税降到5%以下。但到2015年,美国的零关税目标没能实现。主要原因是WTO考虑到各国贸易之间的平衡。


所以,美国包括一些欧美国家认为,WTO的规则已经滞后了。欧盟国家、日本、美国以及北美,一直都在商讨建立零关税贸易区。如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已达成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贸易协定。美国与欧洲、日本在新自由贸易协定上达成了基本共识。


等到了2020年,北美、欧洲以及日本三块叠加在一起,经济总量占全球54%,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55%左右。如此,一个全新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国际秩序即将诞生


如此,中国相当于二次入世。


3. 自贸区,参与新秩序


特朗普的改革,诱发了米德冲突。中国应对的最佳策略,不是封闭自守,而是改革开放。


当年,中国加入WTO,历经了曲折的谈判,也历经了艰难的改革。谈判桌上,谈判代表从黑发谈到白发,背后则是中国不断地扩大开放以融入全球化市场及规则。


1980年中美建交后,苏联的存在,形成了中美博弈的缓冲带。1990年,苏联垮台后,熟知中国的老布什政府关注中国的改革动向。1992年,小平同志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后,美资大举进入中国。


但是,中美之间已没有第三方缓冲地带,美国对华的政策呈现波动性。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界对华政策展开辩论。克林顿最终做出一边接触、一边遏制的不稳定策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在房地产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以及国有企业等方面加快了改革步伐。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改革推动中国向全球化规则迈进。


挥手告别艰难的199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进入21世纪迎来了大转机。联合反恐,让中美两国再次走到了一起。朱总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性的合作窗口期,与美国达成了入世协定。当时龙永图先生不断地递纸条给朱总以示提醒,朱总跟龙先生说,不要递纸条给我了,这是历史机遇。


入世之后,中国国运昌隆,出口制造业快速崛起,以狂奔速度加入全球化大潮。从2001年到2008年,只用了七八年时间,中国就深度地改写了全球化产业大分工。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以及供应量效率,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当时中美因联合救市再次合作,但是中美关系却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改变。美国在深刻地反思危机,并试图改变过去的这种国际秩序。最近十年,中国在房地产以及货币化的宏大叙事中,忽略了美国对华态度、中美关系以及国际秩序的微妙变化。


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地谈判和改革,才得以加入WTO。然而,若WTO规则再次修改,或者美国为首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国际秩序形成,中国面临二次入世。


入世,前台是谈判,后台是改革与开放。


“三零”规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中国的冲击比较大。目前,WTO主要国家的关税在5%以下,美国在2.5%,中国去年降到了7.5%。距离零关税,中国还有比较长的开放空间。


当年入世时,中国最担心的是关税下降,关税保护降低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冲击。10多年后发现,越是开放的市场,中国私人企业成长反而越好。


所以,零关税的压力或许不是最大的。“三零”新秩序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走向全球开放经济体。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下,经济增长方式与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及全球化市场规律之间的冲突。


中国的货币、财政、汇率、产业、资本管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新自由主义秩序否定产业政策性补贴,要求汇率市场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经济增长方式由市场主体决定,而非宏观经济政策。从政策性转向市场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将面临深刻的转型。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若以货币扩张调节经济,政策效果可能被利率下降或资本外流抵冲。另外,国际市场的波动,同样考验着国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稳定性。


这些年,中国主动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降低中国的资产价格风险。但是,由于中国的汇率市场、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市场化、国际化,目前的资产价格“堰塞湖”风险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人民币价格、国内房价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在国际市场中的表现依然难以估计。目前还很难想象,开放市场后,资产价格重估和资金国际性流动带来的风险。


当前中国加入“三零”国际新秩序的风险存在诸多的未知性,同时国内的改革与开放的节奏或难以支撑。但是,倘若我们远离的这一国际新秩序,将来可能更为被动。


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出击,参与国际规则重构。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迫于美国压力逐步开放市场,而非一步到位。日本历经了多次改革,才走上贸易与资本自由化之路,如今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发达国家。


韩国也是如此,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负面清单,逐步开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颁布《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法》,加大改革与开放的步伐。


中国可考虑通过建设自贸区,参与国际新秩序的重构,主动融入国际市场。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这个湾区的自贸区可考虑作为参与全球化新秩序构建的排头兵。


抓住秩序重构的窗口期,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新国际秩序下的新自由贸易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与广州南沙三大自贸区,可借香港自由港及国际金融市场之桥梁,积极与国际接触、接轨,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打造新秩序下的自由贸易区。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自由港,其规则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长久以来,香港就是中国内地了解世界,与国际保持接触的重要窗口。如今,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强化,香港与深圳共建前海自贸区,将香港的金融规则、贸易规则、技术标准与自贸区融合。这需国家层面对自贸区和大湾区做更为深入的改革。


可以考虑将中美之间分歧较大的市场准入、出口管制、国有企业、汇率市场等关键问题,纳入自贸区合作中解决。在自贸区内,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逐步下降关税,直至零关税;逐步减少壁垒和竞争限制,降低外资进入市场的门槛,直至零壁垒;减少双方的出口限制,禁止强制转让,规范农业补贴,等等。


如此有接触、有了解、有参与、有风险隔离,可化被动为主动,进退有度,为国内改革有序推进赢得时间,争得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避免被新规则排挤在外触发“二次”入世的风险。


诚然,特朗普最大限度地修正“里根大循环”,规避金融资本主义的失衡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结构性矛盾。强势美元与贸易赤字之间的难题,属于特里芬难题,是法定本币与全球化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目前尚无根本解决良策。


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美国的结构性经济可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改善,美元在“世界是平的”市场中可以最大限度地收取铸币税。


尽管如此,融入全球化几乎是每一个经济体必然选择。全球化浪潮潮起潮落,每一次大退潮之时,定然是秩序重构之时,每一次秩序重构之后,定然迎来一次大浪潮。中国,只有主动参与,才能像当年一样大潮起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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