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4 21:00

我们与罪的距离:她给这群重刑犯做“共享妈妈”

采访对象:付广荣“付妈妈”,职业律师、知名公益人,“妈妈送你去天国”重刑刑释人员创业项目发起人


因为律师的身份,付广荣的职业生涯始终和各种各样的罪犯联系在一起:女囚、重刑犯、少年犯……20年前,她接触到很多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杀死、杀伤丈夫的女囚。在她们被判入狱或死刑后,付广荣陆续收养了64名无人照管的女囚子女,被孩子们称为“付妈妈”。付广荣同时得到社会各界的慈善捐助,建立了“阳光儿童村”公益项目。从此,她逐渐减少了律师工作,把精力投入到跟犯人有关的各项公益事业中。



付广荣说自己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在夹缝中成长,在夹缝中创造奇迹。她强调自己66岁的高龄,但又一直表示要工作到90岁;她极度地克制自己的物欲,同时不断放大自己的精神价值;她的行为和言语之间种种矛盾之处令人费解,但她却很笃定:“我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北京南五环外的大兴,距离火车站超过1小时的路程,这对于坐了一夜火车的付广荣来说并不轻松,她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


2006年,付广荣不再接收孤儿后,又做了几件与公益相关的事。2018年3月,付广荣在沈阳创办了第一家重刑刑释人员的公益救助项目“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服务店。她说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看到了重刑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困境:“20年前我帮助了这些重刑犯,养大了他们的孩子。现在有一些人出狱之后,有一个向往新生活的追求。我觉得浪子回头,如果我们给他一条路的话,他还是不想再回监狱的。”


大兴的出租屋内,养子王默(化名)正在煮挂面。厨房零星的调料和食材,限制了一顿果腹午餐的基本条件。付广荣往黏成一团的面条中添上半碗水,吃了几口还是作罢,“太难吃了”。发烧使她胃口变差,她用另一只碗盛了点开水喝。



这间用于频繁往来京沈之间的落脚地,付广荣租下大半年后几乎没有添置任何物件,房子里甚至找不到一个多余的杯子。


不乘飞机、尽量不打车、简单的饮食、无需陪护,她要求自己过着最低耗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生病,这次也不会叫上儿子一起来北京。王默曾是“阳光儿童村”的村长,也是当年被收养的64个孩子中唯一留在付广荣身边的。他是付广荣精挑细选出的“最诚实的儿子”,付广荣很信任他,只是多数时候连王默也不知道“妈妈”真正在想的是什么。


在北京的三天,付广荣安排了密集的会面。她要见学者、企业家、高人……所有对她的公益事业感兴趣的人,而最紧要的,是找一个项目的接班人。


付广荣说,重刑刑释人员回归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重刑犯是威胁社会治安最危险的人群,你要想帮着这些人创业,领着他们过稳定的生活,他们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生活,融入社会,再有一个家,他们才不能重新犯罪”。她已经意识到,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更何况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



尽管她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体很棒,不想退出建立了20年的慈善事业,但也不得不承认做“爱心大使”是更好的选择。付广荣开出50万年薪招募自己的接班人,但她又觉得:“最好的奖励不是钱,而是一种认同,给他一种尊严。”


一月的北京,不够暖和的出租屋内,付广荣忙不迭地接待了两波客人。她兴奋地向对方讲述自己做慈善的理念和试验。在这样的时刻里,付广荣藏在镜片后低垂的三角眼才会发出光亮。



回到沈阳的第二天,付广荣在过去“阳光儿童村”的旧址上举办了一场针对重刑刑释人员的殡葬培训。这座简陋的三层建筑成为重刑刑释人员的临时住处:“夏天在这的人挺多,冬天太冷了,没人呆。”


马前军(化名)是付广荣殡葬项目的介绍人,经由他过来的刑释人员不下百人。21年的牢狱生活及“霸王”的名号让他在刑释人员中颇有威望。“我替付妈妈干点,把付妈妈的思想传达出去,付妈妈也不能挨个去唠。”



付广荣坐在办公室,接待着络绎不绝的访客。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关于“犯什么事进去的”、“进去多久”、“父母还在吗”……之类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付广荣会欣慰地鼓励对方,并向他提供一份大病医保的申请单,这是培训的福利。


保单是最低额度,但不对投保人的身份进行限制,参加培训的人都可以申领一份保期为一年的医保。保费以付广荣的名义支付,但实际的资金来自已开设的殡葬店收入分成。账目的进出掌握在付广荣设在香港的一项基金里。


“我好像说得太多了,这些事还在运作当中,我不想过早被媒体知道。”付广荣对于向媒体曝光这件事始终保持着谨慎,她的担忧源于与儿童村的项目有关的一场风波。


2004年,国内几家知名媒体以揭开“付妈妈的慈善假面”为主题,公开质疑付广荣在“阳光儿童村”项目中牟利。


媒体的声音中,社会捐款的去向不明是核心的质疑点。尽管争议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付广荣仍愤愤不平地解释:“钱是我卖了自己的律师楼得来,这块地也是我自己的,账目都可以查到,我有什么说不清楚的。”提起媒体瞬间怒不可遏,成了她温和模样下少有的情绪剧烈波动,“就算是我拿了钱,也很正常!以我的身份和做的事,就算是给工资也是应该的。”



“阳光儿童村”的家暴博物馆是马前军带熟人来参观的第一站。这个家暴博物馆记载了付广荣养育64个孩子的故事,马前军借此来证明“付妈妈是一个伟大的人”。


与20年前收养的女囚子女一样,她让参与帮扶项目的重刑犯们叫自己“老娘”,她则直接叫他们“儿子”。



付广荣站在会议室的前方,面对她的是三十多双眼睛,里面藏着期盼、迷惘和不解。付妈妈有一套自己的话术来说服“儿子们”加入自己的事业:“殡葬服务这个项目一般人他不敢干,而你们从死亡堆里出来的,还会怕吗?至少有一口饭吃。生活没有着落的,又愿意向往新生活的孩子们就有一条路。”


付广荣不会强迫所有人加入,在她的经验中,有些人出于忌讳不愿意接触,可相比刑释人员的就业困境,这算是一个相对稳当的职业:“殡葬是暴利行业,解决的正是钱的问题。”


春节前特意从抚顺赶来的刑释人员大成,是第二次和付广荣见面。一个月前,他开始驻店实习,感受到了久违的平等和自在。大成曾待业了很长时间,罪人的标签成了他过不去的坎,歧视的眼神烙在他身上难受。现在,付广荣是他的希望、梦想和对生活的全部指望。


大成


“大成的爷爷以前在生产队当队长。队里丢了34块钱,他爷爷报案了,报案之后就把那家人抓住了。那家人报复,杀死了他家七口人中的五口,7岁的大成一只眼睛被砍瞎了。他19岁的时候,为了报复又把那家人砍死2个,砍伤1个,坐监狱了。那天他来找我的时候,说‘妈妈你收留我’,就哭了。他说:‘我现在自己在家疯了一样。’”


付广荣非常强调与刑释人员之间建立亲如母子的关系:“你们都是我的儿子,我是你们的老娘。还有25年的时间,我要陪你们长大。我要帮助你们成家立业、娶媳妇,让你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只要你有梦想,你就有希望。”


付广荣结束演讲后,马前军作为殡葬演示的老师说:“总有人说付妈妈图名图利,她占你啥了?可你享受到付妈妈给你的实际好处了呀。”



对“付妈妈”的评价并不是一边倒的肯定和感激,至少在侯哥这里。他没有获得所谓的稳定收入,甚至被他拉来投资殡葬店的妹妹一家也对他颇有埋怨。


侯哥所在的店位于沈阳市中心,旁边挨着市区几家权威医院。但开业10个月以来,生意惨淡,妹妹拉来一台打印机,靠复印打印的活儿贴补租金。医院的排斥是他们遇到最大的阻碍。



“上个月干了两个活儿以后,医院的保安就撵我们,说人家这有承包的。大家都明白,医院怎么会有人承包这个。”门店的老板是侯哥的妹夫,在开这家殡葬服务店前,是一名业绩颇佳的销售。应付市场,他有足够丰富的经验,但现在,面对竞争对手的“垄断经营”,他也没有了办法。


2018年,付广荣给刑释人员办了一场特别的婚礼。到场祝贺的2000人中,侯哥的妹妹和妹夫也在其中。在这场集体婚礼中,他们深受付妈妈的感动,当场捐了1000元给刑释人员交保险。


作为第一个投资的“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服务店的社会企业家,侯哥妹妹一家曾担心“重刑刑释人员”的招牌会影响店铺的生意,可实际上,经营才是主要的问题。“付妈妈的精力也不够,快70岁的老人了,她让我们尽可能自己经营,但是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们也很茫然,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能力范围能解决的。”



侯哥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是指和医院的沟通上,就在上周,店里的员工在医院里和保安产生了冲突。“我只能让员工们不要动手,但生意要怎么做,我们还是很无解。”侯哥发现,殡葬业开放没有几年,市场仍然是被那些十年二十年的老店把控。“他们和医院的保安护工通气,我们才开没几个月的新店怎么能争得过。”


他们希望作为项目的发起人,付广荣能在医院这关上帮他们打通。


分歧再一次出现,付广荣的态度同样坚决:“在市场上就是竞争,就因为你是重刑犯我就来照顾你,凭什么,我说就靠你们的本事,靠你们的服务来竞争市场……我告诉老板,不要让员工都在那坐着等着,你去销售。要培养他们不仅能干活,而且要会销售。将来培养他们每个人,如果行的话要培养他们自己开店。”



沈阳已经开设的三家殡葬店,经营情况不一,老板的理念也不尽相同。付妈妈对他们的发展都满怀信心:“只要是付出辛苦了,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它难是肯定难,干什么行业都一样难。我们暂时是先把这些人生活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再发展,所以暂时他们这些人我感觉还是挺稳定的,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店的员工收入包括底薪、补贴和分成三个部分,其中底薪1200元、补贴一天15元,分成则是从完成的活儿中获得30%的利润,每个活儿可以得到1140元-2340元不等。


付广荣曾向一些人承诺月收入可以达到万元以上,但在没有活儿的情况下,员工每月的收入只有1500元上下。这在平均薪资水平5000元左右的二线城市沈阳很难维持正常生活。



新学员的培训结束后,付广荣又将赶赴北京。这次她受邀参加一个公益分享会,还要去跟进自己的另一个项目“未成年人矫正基地”的进度。


“原来国家每年要判刑的孩子是8万到10万,现在是3、5万。这些初次犯罪的、罪行轻微的孩子,如果送到监狱里受到‘交叉感染’怎么办?更主要的是我们救了这些孩子,最后一定需要为未成年人犯罪‘去标签‘。这个基地未来我想一定会载入历史史册。”


文中出现的人物除付广荣外均为化名,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hezuo@huxiu.com
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请联系tougao@huxiu.com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
赞赏
关闭赞赏 开启赞赏

支持一下   修改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