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的建立是长期过程,但是摧毁却很容易
2019-05-15 14:36

市民文化的建立是长期过程,但是摧毁却很容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头图来源:东方IC


“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并且这一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因此,讨论中国的城市、市民在今天尤其重要。”在题为“城市与城市重建”的主题沙龙活动现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经济史学家李伯重这样说道。在他看来,人们要理解中国的城市是如何发展的,理解市民是什么、从何而来,而这都要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成都人民公园的茶馆


与李伯重进行对谈的是澳门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王笛。王笛长期关注成都这座城市,在《街头文化》一书中,他探讨了从洋务运动到国民党统一这半个世纪里的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互动形成的街头文化。在《茶馆》一书里,他从成都的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出发,探讨国家文化如何影响地方文化,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如何抵制和反抗国家文化的侵入和渗透。在2019年1月出版的《消失的古城》中,王笛依然从微观史角度入手,他指出,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和城市革命带来了便利,也带走了古城成都的风貌,地方文化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活动现场,王笛谈到,中国的城市发展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一度重视“整齐划一”,使得城市越来越千篇一律;另一方面,城市也越发成为“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开始越来越少,日常交流的公共空间也受到挤压。他提醒城市规划者:“城市是市民的社会,一切要为市民的日常生活着想。”


中国城市的历史:市民文化的兴起


人们常常误以为中国古代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李伯重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城市的存在是普遍的现象。李伯重的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家傅衣凌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有两种类型,即开封型的城市和苏杭型的城市。


开封型的城市是中国最传统的城市,工商业为本城的地主服务,特征为保守、没有生气。而苏杭型的城市则是商业化的城市,工商业比重较大,城市朝气勃勃。唐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典型的开封型城市。李伯重指出,长安城圈里面整整齐齐分布着108个坊,每个坊都有墙围起来,一到晚上全部都关闭,人员无法出入,街上没有商店。整个长安只有东市西市两个市区,每天天亮的时候,人们进市区做生意,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关门。


李伯重


这样的城市格局从唐朝后期开始至宋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认为,宋代开始出现了城市革命,过去坊和市的格局被打开,成为《东京梦华录》里面描写的那样,街道熙熙攘攘,两边商店林立。不仅城市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的人口也发生了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是像过去那样被强征到政府里为军队工作,而是为了利益进入城市,做手工、做生意,由此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


以苏州为例,李伯重看到,到了明朝后期,40%~50%的人住在苏州城里,30%~40%的人住在苏州城附近,住在乡下的人只有10%~20%,当时的苏州已经高度城市化。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苏州人口加起来比所有欧洲国家首都的总人口还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中大部分人是普通劳动人民,是从事工商业的人民。苏州成为了一个工商业城市。


宋代,市民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在开封,茶坊每天五更天就点灯,人们在那里谈生意、聊天,后来茶馆又演化为瓦舍勾栏,普通老百姓付几个铜钱就可以在那里坐一天,听说书人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一旦进入宋代,社会突然打破沉滞,而生机勃发,”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曾经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了。”市民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欣欣向荣。


说书人的底稿经过演化,成为白话小说。到了明朝,白话小说达到极盛,“三言”、“两拍”、四大奇书《水浒》《三国》《西游记》和《金瓶梅》都出现了,表现出当时的一般市民拥有文化上的独立性,超出了官方提倡的儒家正统文化的束缚。李伯重指出, “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文,人们之所以可以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与几百年的市民文化成果密不可分。


城市格局的变化:从千差万别到千篇一律


“过去,中国的城市千差万别,不管是江南,还是四川,还是北方的城市,都是按照自然形成的规律,市和街的形成没有统一规划。但是从晚清开始,就有一个现代化管理的模式了。”王笛指出,中国的城市改造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政府借鉴欧洲、日本、美国的管理模式,建立警察系统、设立街灯、管理交通,规定摆摊时间等等,对城市进行现代化管理。


清代结束以后,民国时期仍然按照现代化管理的统一模式。到了1949年以后,城市的发展也与现代化国家机器的建立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管理开始波及到中国的几乎全部城市,甚至到了县乡,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模式。


王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和国家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王笛指出,20世纪中国城市的演变都受到国家文化影响。国家文化是由中央政府所推动的文化。在传统社会,由于各个地方互相之间交往比较少,社会相对封闭,地方文化相对强势。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人口流动增加,国家文化越来越得到强化。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直到今天,国家文化不断地演化,“这种思想观念要求整齐划一,集体、国家才是最重要的。”王笛认为,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越来越千篇一律。


“北上广,去哪里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城市没有特色,你怎么会喜欢它,怎么会对它有归属感?“李伯重以他年轻时阅读的一篇苏联小说为例,小说中,主人公被送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但他还是可以像过去一样,顺着列宁大街走到斯大林大街,走到某座楼某单元——两个城市不仅城市格局极为相似,连建筑物都几乎一模一样。“苏联在工业化时期建立的这些城市,几乎一模一样。中国在50年代也引入苏联的理念。一个省城,中间一定有一个月台、一个广场,有博物馆、政府。”


在中国,王笛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他指出,2013年曾经有这样的新闻,刚到南京一天的法国老外,找不到家哭了起来,因为小区里91幢楼房都长得一模一样。 “过去,大杂院里没有隐私、没有卫生设备,大家都向往整齐、干净的居住环境。但是当城市变得越来越相近的时候,我们又希望能够有多元化。”


在王笛看来,“整齐划一”形成的一大原因是我们赋予行政的力量过于强大,“一个人就可以下令,把整个区从格局到颜色全部改造。”“市民文化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摧毁却很容易。”


人际关系的变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虽然人们往往对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和改造有着诸多批评意见,但是王笛也指出,我们不能够一味地怀旧——过去的里弄、大杂院条件差、卫生设备不足,现代化管理其实是必需的。在他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搬进公寓楼,最大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开始越来越少。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城市和人一样,有血脉的流通,一旦血脉被打乱,城市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城市的血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城市的文化。李伯重称,过去的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只相信熟人,首先是家族中的人,其次是天天打交道的邻里。


可是,现代化的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我们打交道的人往往是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以前人们的居住环境和工作场所离得非常近,行动范围经常就在步行距离之内。在现代化城市当中,居住的区域和工作的区域被割裂。城市越大,人们每天在路上花的时间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他指出,“人们不能每天在一个城市中间不断地旅行,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个圈子,这样才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伯重认为,在虚拟的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还需要有一些实体的关系。他指出,在历史上,人们为创造这样的空间进行了很多摸索,比如,欧洲的咖啡馆就是一例。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商人、文人、知识分子慢慢形成各种各样的群体、社团、俱乐部。在中国,茶馆也是一例。王笛称,最有名的茶馆是在北京出现的、老舍笔下的茶馆。今天老舍茶馆依然存在,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成为了旅游景点。但是在成都,茶馆这种模式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王笛谈到,成都有很多茶馆,很便宜,大家都可以去,人们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王笛认为,除了茶馆以外,社区的小卖部也是很好的日常交流空间,既能提供生计,也能为他人提供方便,是城市有活力的表现。但是,很多城市正在拆除这样的小卖部,他感到很可惜。“好的城市要真显得有人气,一定要让小商小贩能够重新出现。”他说,我们可以为小商贩划定区域、进行管理、提出卫生上的要求,但不要管得太“死”,街摊不仅生机勃勃,而且可以为无数的人提供生活的资源。他还举了泰国的曼谷、芭堤雅类似闹市区为例,各种摊贩热热闹闹,市民、游客熙熙攘攘,人气十足。“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王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hezuo@huxiu.com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在虎嗅APP

读了这篇文章的人还读了...

回顶部
收藏
评论2
点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