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作者：李海滨，标题图来自Unsplash，原标题：李海滨：破解“择校热”困局的出路
一、“择校热”带来的问题
持续多年的择校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问题。据报道，2011年北京市重点小学“幼升小”的择校费相当高昂，其中景山小学择校费高达25万元，北大附小、实验二小均超过15万元。因为教育资源紧张，如今的“择校热”已经演变成了“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巨额的择校费和高价学区房使得教育成为一般工薪阶层肩上沉重的包袱。目前，“择校热”已经从大中城市蔓延到了县城和农村地区，而且择校竞争越来越低龄化，已经从以前的高中下移到重点小学乃至重点幼儿园。愈演愈烈的“择校热”还带来了从小学阶段便开始炽热的“考证热”和“奥数热”。
“择校热”致使教育公平产生异化，不仅扰乱了中国教育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在快速拉大社会阶层差距，加剧“社会底层复制”的代际传递现象，诱发严峻的社会不公问题，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因此是当前国家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择校热”产生的原因
（一）教育资源缺乏和政府对教育配置的不均衡是“择校热”产生的根源
“择校热”的根源在于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新中国建国后，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受到国力制约，政府将有限的经费集中投入到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对这些重点学校在经费投入、教师配备、硬件建设、招生等各方面采取倾斜性的优惠政策，导致这些重点学校和其他普通学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些优质教育资源主要分布在重点学校，而90％的重点学校集中在城市。
普通中小学的教学标准不高，在许多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从幼儿园到中学，教学质量、基础设施和学校管理甚至更加糟糕。因此，如果家长希望他们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必须支付额外的学费，这些费用通常很高。这些高昂的“择校费”又进一步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
（二）父母对子女的高教育期望是“择校热”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父母对子女有着较高的教育期望。形成这样的教育期望原因有三：一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这些观念早已根植进中国人的骨髓；二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竞争激烈，有限的教育资源根本不能满足大众对教育的需求；三是由于中国近三十年来贯彻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允许有一个孩子，也就是说，孩子是父母的全部希望。因此，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中国父母毫不含糊，达成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共识。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择校观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价值取向：只有上名校，才能上好大学；只有上好大学才能有好的工作，然后才能生活得更好。为了让子女入读重点学校、占有优质教育资源，许多家长不惜缴纳高昂择校费、购买天价学区房、送礼、走后门甚至陪读。越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贫困家庭，越是盼望通过超负荷的教育投资让后代获得学业的成功，以期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地位的双重丰收。
三、缓解“择校热”与推进教育公平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加之教育的公共性质使“择校热”和过高的教育支出成为危害社会公平的敏感问题，使公共教育体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此“择校热”必须尽快进行根本治理。尽管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择校热”，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学校在招生过程中把各类学科竞赛或等级证书作为招生依据，但未来依然需要重视这一问题。为了缓解“择校热”、推进教育公平，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继续推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均衡教育资源的配置。
导致“择校热”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经说过：“各地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因此，要实现教育公平，应该着力解决区域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的问题，而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2015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虽较以往有所提高，但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国家应该继续提高教育支出的比例，持续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间的办学差距。
同时，也要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为边远地区和中小城市学校普及远程教育，使其及早实现和大城市学校的资源共享。此外，要切实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还应当继续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的招生规模，并将全国各省市高考录取率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第二，采取“多片划区”的政策，实行区域内校长和教师轮换制，缩小不同学校间师资力量的差距。
当前，要想在短期内缓解“择校热”，国家应大力推行“多校划片”，即一个小区对应多所小学和初中，以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录取名额，同时将户口不在区域内的租房家庭的学龄儿童纳入招生范围内。
从长期来看，可以借鉴日本实行的“区域内校长和教师轮换制”，从而缩小或消除校际差别。当前，日本政府三管齐下，实行“拨款一视同仁、教师定期流动、校长定期流动”的政策以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日本的法律规定：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校长任期为两年，如果连任，需在校际之间轮换。这一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实际上，教师资源的配置不均是导致“择校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实行“区域内校长和教师轮换制”，可以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使薄弱学校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师资源，从而减少“择校热”现象。
第三，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办学形式多样化，大力发展并提升民办教育的数量和质量。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学生就读于公办学校，而当前的公办教育根本不能满足新富人群的教育需求。在西方国家，民办学校表现非常活跃、地位相当重要，如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威斯敏斯特公学（Westminster School）、加拿大学院（Upper Canada College）等都是久富盛名并有相当长历史的学校。一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部分父母都愿意送孩子去民办学校。家长认为：这样的学校不仅学术严谨，以学生为导向，而且能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并能引导孩子价值观的形成和培养高尚的气质。
但是和国外的民办学校相比，中国的民办学校仍需要有量的扩充和质的提升。目前中国的民办学校拥有的学生总人数增长较慢，仅从2002年的4%发展到2014年的16.8%拥有量，而其中学前教育的学生又约占一半比例。这样的规模和入读比例在中国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
同时，民办教育的办学层次亟待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由于民办学校的生源多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孩子，部分孩子的家长抱着高投入高回报的心态，期望通过缴纳高额学费享受优质教育，这样的心态和期望往往反过来会促使民办学校片面地追求名牌大学的录取率，导致学校的办学方向出现偏差。再加上有部分民办学校由于创新办学理念不足，在和公办学校的各项竞争中缺乏明显优势，导致生源数量不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停止办学。因此，中国民办学校应借鉴西方成功的办学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办出有自己特色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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