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原标题《<何以为家>没有告诉我们的》作者：徐英瑾，封面：电影《何以为家》
一部黎巴嫩电影正在国内院线热映，豆瓣评分高达9.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太熟悉黎巴嫩电影，黎巴嫩电影好像也很少引进至国内，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名字叫《何以为家》，但它还有另一个名字——《迦百农》。
“迦百农”实际上是《圣经》里的一个地名，耶稣曾经在迦百农这个地方略有困顿，电影用“迦百农”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意指影片里所涉及到的那些底层人民生活的苦痛和不堪。
简而言之，这部电影的核心围绕着法庭上一个年仅12岁的男孩赞恩，他要向法官状告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状告的理由却是“他们生下了我”。
赞恩的父母在无力抚养和教育孩子的状况下依然不停生育，作为家中的长子赞恩，只能很小就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甚至不惜用一些违法的手段。
当他年仅11岁的妹妹被强行卖给商贩为妻，赞恩愤怒离家，之后遇到一对没有合法身份的难民母子，相互扶持勉强生活。可惜的是，生活并没有更眷顾赞恩，难民母亲在试图非法获取证件的过程中被抓，而赞恩在得知妹妹不幸去世后用匕首捅了“妹夫”，也入狱了……
赞恩在法庭上说到：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殴打、链子、管子、皮带。
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狗娘养的东西”，“滚，你这垃圾”。
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
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活得体面，能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
虽然电影的场景和背景看起来与我们相距甚远，却引发许多人的共鸣和讨论——“没有资格就不要生育”，这是众多讨论的落点。但仅此而已吗？
1.如果父母享有生育的权利，那么孩子要求“幸福的权利”呢？
尽管影片中孩子在法庭上直接状告了父母，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其实并没有一条法律能够真正对生育本身进行禁止。
它明显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类似影片中这些处于赤贫生存状态的父母，无法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物质要素以及心理的培养环境，显然他们是无法为孩子负责的，就这一点而言，男孩赞恩的控诉以一种幼稚的语言，揭示了更深刻的道理。
许多国内的朋友看完影片后和我聊，被这部电影深深感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在赞恩的境遇中，找到了一种共鸣，这个共鸣就是：孩子出生之后，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尽管很多中国家庭，并没有像《何以为家》这部电影里的父母一样，贫穷困苦到连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都无法提供给孩子，但是依然有一些共通点：这些父母都有一种要处置孩子的身份、权利的冲动，要把孩子当成一种商品或是工具。
比如，强迫孩子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某种想法来成长运作，或者为了解决自己经济上的困难，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所以，虽然很多孩子在物质上并不缺吃穿用度，但是在精神上却备受压抑。
这就指向另一个问题了：孩子拥有权利吗？如果有，他们的权利是什么？
权利，英文即Right，如果仅从法律定义上的权利来看，孩童的确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权利占有人，或者说不具备完整意义上与成年人同等的权利。最简单的例子，孩子没有办法在脱离监护人的情况下，独立处置自己的财产；十周岁以下的孩子，无法决定自己的抚养权归谁所有，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也仅有抚养权的建议权。
但是，我们讨论影片中赞恩的情况时，他所要求的权利是什么？是他的“幸福权”。
要求幸福的权利，总是很容易就被大家忽视了。一个孩子的幸福是什么呢？
按照皮亚杰对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过程来说，一个孩童要从一个全感知状态进入所谓的前运算阶段，然后再进入具体运算阶段，最后才会进入抽象的运算阶段。
所以，孩子是喜欢那种感性的、充满互动的，让他/她能够直接感受世界的教育方式。目前很多儿童心理学家，包括神经科学家证明，孩子与世界相处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所谓的“催产素”上的。
催产素是一种哺乳动物神经垂体激素，人们渴望亲密的关系，正是催产素在起作用。
有研究表明，肌肤的接触会使孩子大脑产生催产素，这能让孩子感受到被信任和安全感，这与孩子的信任、同理心和情绪的发展、亲密关系，以及免疫力的增强都有极大关系。小时候缺少大人抚摸、拥抱的孩子，比较容易形成孤僻、焦虑的性格，人际关系相处容易出现问题，也更具有攻击性。
所以，孩子在这个世界中的安全感，不仅仅在于拥有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家庭关系上。也就是，父母应当更多以微笑、爱抚、陪伴等相处方式来教育孩子，而不是一天到晚训斥他/她。
否则，孩子就无法感知这种在催产素支配下的爱意。这对于孩子的整个心理发育和神经发育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其实就是孩子的权利，他们需要在微笑、拥抱、爱抚中更好地成长。
当然，孩子也会犯错，但这种犯错是需要和儿童心理相适应的手段予以更正，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以棍棒式教育管理，这也是孩子应享有的权利。
除了身体上的暴力行为，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家庭教育里，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对孩子进行一种“隐性的暴力操控”。
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就是一天到晚用“攀比”的思想来压迫孩子，以“别人家的孩子”来和自家孩子进行各个方面的比较。还有就是，几乎把孩子当成一部积分的机器，用各种各样的数据作为标准来对孩子进行考核。其实这些对于孩子来说，会让他/她长期处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
这种不安全感，就是总认为自己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
《狗十三》剧照
如果与美国的家庭教育对比会发现，中国的家庭教育中，类似“我爱你”之类的亲密话语出现频率是非常之低的（从平均观察来说）。更多的话题，往往聚焦在谈孩子还有哪些不足，而对于孩子的褒奖和赞扬，中国父母就相对吝啬许多。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让孩子的成长过程一直处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除此之外，一个孩子的自由成长，又需要父母能对孩子本身的天性和能力进行仔细的观察，根据孩子的天性、能力和专长，来帮助他/她发展自身所长，让他/她的兴趣能得到正面的激发，而不是将家长自己的观念或意志强加于子女身上，强迫他们按照自己希望的路线成长。
否则很可能造成两种生命路线的极大冲撞，这种冲撞是非常不幸的。
2.文明的落幕，真的对我们无关紧要吗？
如前所述，目前关于电影的讨论中，焦点大多集中在“像《何以为家》里这样的难免家庭，到底该不该生孩子？”或者“当夫妻双方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该不该生育？”这类问题上。
前面我也已经阐述了，其实孩子也具有自己的权利，如果父母无法对孩子的成长环境担起责任，对孩子来说，这是非常不公的；然而从法律角度来说，又并没有法律条文能禁止人生育的权力。
但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和你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当这些难民或较贫穷家庭不停生育，而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反而生育率大幅下降，出现“少子化”问题，这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文明好像进展了，文明的生育率反而下降了。我个人因为受到斯宾格勒这样的历史哲学家的影响，对此我是持悲观的态度的——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文明落幕的表现。
实际上，文明本身的承载，的确是需要依靠一定的人口数量来完成的。
举个例子，假设你非常爱看某一种类型的电影，而这部电影需要花大量资金拍摄，那么电影公司肯定会考量，至少要有一定数量和你具有同等价值观的人，一定数量喜爱这类型电影的人，电影公司才会认为有必要拍摄这类电影，因为有获益的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口不足，渐渐的，你喜欢的这类电影可能就没人看了。等到下一代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继续数量锐减，很显然，这种类型的电影可能就会永远消亡了。
这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口的长期持续，那么某个特定的文明可能就会落幕。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齐世荣 译 商务印书馆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与我何干呢？即使某个文明结束了，那也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我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有什么好困扰的呢？
这其实就牵涉到了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时间线的问题，这条时间线的长短，就是你更多考虑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幸福，而是要把自己的幸福和更多他人的幸福做一个潜在的连接，这就是两种对于幸福的不同观点。
可能有人认为，个体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关心后代的问题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哲学讨论了。
我并不认为“个体”是真实存在的一样东西，我把每个个体都看成是一张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比如，你能够在生物学上存在着，肯定是因为你的父母双方基因的结合，这是一个基本的生物学事实。你即使否定它，它也是一个事实。
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表面上看大家都是个体性的，但是你依然要生活在社会之中，就会处在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和人际关系之间，脱离了这些，你其实是无法存在的，我们通常也一定要在社会网络的结构中才能得到生存的保护。脱离这种保护，我们实际上极为脆弱。
所以个体的实在性和独立性，其实是一种虚构。后工业时代其实为我们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幻想，就是人可以暂时装作抽离社会的状态，过一种个体的精致生活，但实质上，它的根基仍然是社会性。
这就再次牵扯到个体的责任问题了，如果你很喜欢喝咖啡，听某种音乐，欣赏某种文化艺术，希望后代也还能享受这些美好的东西，你就必须面对一个伦理上的需求，就是你需要去支援生产、提供这些物质和文化产品的同类。
为了完成这种责任，生育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环节。因为生育可以让你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交付给下一代。
这种交付，当然不是强制将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孩子，而是通过好的艺术作品，好的文化作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美好的东西传授给下一代。
通过这种方式，艺术鉴赏力才能一代代传下去，否则我们可能就会成为具有艺术鉴赏力的最后一代了。接下来，则会遭遇反潮，这是相当可怕的。
这也是一种基本的伦理观点，我们还需不需要关心自己死后的身后事？我个人是主张要关心的，否则我们就过于动物性了。
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许多年轻人不敢生育，其实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制度还没有真正做到保护女性的权利，也还没有能够为生育家庭提供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孩子的良好成长环境，而这势必需要一段全面的社会建设。
3.人生的痛苦和虚无感，恐怕是人类无可逃脱的宿命之一
还有人认为，《何以为家》这部电影试图提出一个更普遍性的问题：社会认同。
影片里的赞恩可以说是一位非常聪明勇敢的小男孩，他也试图让整个主流社会接受他，为此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甚至有些办法已经游走于犯罪的边缘。
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养活家人，并不是出于恶的动机，这也让人颇为感慨，而且到最后他仍然是处处碰壁。
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形而上的感叹，那就是“人生的苦”像是一种普遍的困境，如同日本作家太宰治在书里写下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我们如何获得社会的认同，这就是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了。
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普遍意义中的成功人士，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感受到人生的虚无感。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恐怕是人类的宿命之一。
因为我们努力去达成的许多人生事项，它所包含的目的和意义，往往是社会直接教给我们的，是社会强赋予我们的一些人生观。但问题在于，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孤独性，即使解决了公众评价标准中所有的“打分点”，我们仍然会对此产生怀疑：这件事和我自身到底有什么关联？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疑问。
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张力，它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要给每个个体足够的自我探索时间。
在这种自我探索的时间中，个人可以通过艺术、通过宗教、通过哲学，或者其他手段，来找寻自我的幸福安宁，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
话说回来，那么对于那些生活处于赤贫状态的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
对于小男孩赞恩来说，他都还没有一张清楚的出生证明，甚至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哪一年出生的。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人基本生存权利的底线了，所以这部电影中反映的问题，可能比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还要更加基本。
4.电影里缺乏的历史纵深，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社会问题
对于这部电影，我虽然被它感动，但是它并没有在我心目中得到高分。因为我认为这整部电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视角，它没有对黎巴嫩这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赞恩家庭这种情况，给出一个基本的社会信息剖析。
黎巴嫩是个社会历史背景颇为复杂的国家，从1975年开始，它就陷入了一场全面内战。
黎巴嫩内战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不仅涉及宗教派别、政治、“冷战”等等，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外各方势力参与角逐的战场。
在内战爆发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是曾被称为“中东巴黎”的一个美丽城市，经济情况也相对良好。严格地说，黎巴嫩内战是在本世纪初结束的，随后国家的经济水平也有所回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电影中的部分镜头，离开了贫民区之后，城市里也有相对西化、繁华的部分。
可以说，黎巴嫩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国家，既有中产阶级的美好生活，但是下面又镶嵌了很多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底层阶级和难民的生存版块。
难民和普通意义上的穷人其实还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同，相比于穷苦生活的人，他们有着更复杂的身份背景问题。又由于没有正当的身份，所以他们无法被纳入这个社会的保障体系，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黎巴嫩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何以为家》中的大量难民，也是由于这个国家频繁爆发的战争，以及其他国家参与进来的各派势力纷争、武装干涉，因此涌入了许多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难民。
同时，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独立统一的权力中心，就连生活在黎巴嫩的普通公民，也难谈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如果不先了解黎巴嫩存在的这种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也就无法真正对电影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效剖析。
包括最后赞恩幸运地被挪威接纳，这同样指向一个争议：发达国家是否有义务接纳难民？这对国家福利体系的运作会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一旦难民接收问题被泛化，又会不会在无形之中形成道德绑架？
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探讨。《何以为家》这部电影在我看来，正是缺乏了更深入的挖掘及体现。只有对这些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的说明，才可能给这部影片带来更多历史的纵深，能够加深它的社会批判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