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来自：东方IC；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作者：王梆；编辑：田也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有 40%的财富都掌握在 65 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手中。
二战后的英国几近破产，但它的中产阶级人数却不断壮大，是什么塑造了英国老一辈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幸福，还是资本主义挽歌里的一朵昙花？
今天我们选摘了王梆的新作《年老的隐喻》，文章通过 Mary 与 Tomas 的生活为我们展示了战后英国的经济图景，揭示了英国中产阶级现状的真正原因。
年老的隐喻
英国的园艺中心（Garden Centre)，功能上，相当于我们那儿的花鸟市场；包装上，却是花鸟市场的“高大上”版。
园艺中心是优雅的，高冠锦簇的插花，几乎可以和 18 世纪法国贵族的假发媲美；鸟笼也是金色的，花圃里的仿真臭鼬加点笔触，就是一幅荷兰静物画。
假如将园艺中心变成一只水晶球，它里面陈列的，就是一个伸手可及的中产梦：一座花园，一把阳伞，一只毛发油亮的狗。
这种生活，在英国，也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才能真正拥有。
而我发现，最有余暇和闲钱逛园艺中心的，竟然是二战前后至 1960 年代初出生的那一拨人。
英国的花卉市场
他们中最殷实的，本地有两三栋宅邸，西班牙还有度假屋，可以没事就到园艺中心喝杯咖啡，吃个午餐，见见老朋友什么的；他们中算不上太富裕，却也不愁吃穿的，比如低中产阶级（Lower Middle Class) ，也可以每季度来个一次性大采购，备齐应季鲜花、营养土、鸟食和供养松鼠的花生米。
下午茶、三明治加果酱，18 英镑两位；或一杯 4.95 英镑的咖啡加块司康饼，临走时顺便买盘买一送一的兰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据说这个国家除了疯子，没人会嫉妒女王，但嫉妒这拨老人的年轻屌丝，却大有人在。
2018年3月，全球房产咨询公司 Savills 发布调查报告说，英国40%的国民财富（Nation’s Wealth），约 16 万亿英镑，掌握在 65 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手里。
这个数据让我有点吃惊，也十分好奇。用英国历史学家 Alan Sked 的话说：“战后的英国几乎破产了”，而“中产阶级的队伍却稳步壮大”（英国历史学家David Kynaston）。
为什么？是什么塑造了英国老一辈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幸福，还是资本主义挽歌里的一朵昙花？
一
圣诞前夕是园艺中心的黄金时刻，圣诞老人迈着肥大的“之”字步，在顾客丛中不停游走，忙不迭地送上金币巧克力，生怕自己那毛茸茸的眉毛碍了眼力，错杀了潜在的商机。
和 Orwell 笔下的旧杂店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就连头戴小红帽的货架员，浑身上下散发着泡沫薄膜的气味，也像是从刚拆装的礼盒里跳出来的一样。
Mary 正推着购物车，在园艺中心里如醉如痴地漫游着。她 80 岁出头，正处于逆生长期，那些我看几眼就昏花的玩意儿，乌龟的玩具，等身树脂小松鼠，司南指南针等等，她能一件件地琢磨上半天。
购物车代替助行器，稳住了她的重心，却稳不住她的记忆，每隔一小会儿，她都会急躁地问我，我妈妈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那些大口瓶里的彩色软糖，似乎挽救了她的焦虑。
她把手伸了进去，瓶身的凸镜效果，使她的手看起来，像戴了一只皱巴巴的皮手套。她抓起一把软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Mary 小时候没怎么拥有过糖。
1938 年，Mary 出生在 Suffolk 郡的一个小镇上，大萧条还没过去，二战旋即就披着狼烟来了。入伍前，Mary 的父亲在肉铺帮工，每天扛着屠宰好的猪进进出出；母亲曾是女仆，生了孩子后，就没了固定工作，再往上 Mary 不太记得了。
比起曼切斯特贫民窟的工人，Mary 家属于小镇平民，房子是租的，能按时交租，不算贫穷，但也绝对谈不上中产。
按 National Readership Survey 半个多世纪前的划分法，那个年代只有建筑师、律师、教授、经理之类，才算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大萧条年代，电台和杂志不断向主妇们传授“萧条之道”：“没钱买大肉？那就煮‘焙盘菜’嘛！或用奶油沾牛肉沫，涂在土司上也可以啊……”
焙盘菜，多是鸡肉丁混土豆泥，或豆蔬炖牛肉沫之类的杂烩，素里一点腥荤。Mary 不喜欢，Mary 长着一口甜牙，她喜欢糖。可糖哪能想吃就吃？毕竟她只是个帮工的女儿。
开战后，糖就更理所当然地成稀缺品了。纳粹德国每天疯狂轰炸英国轮船，战争打响才一个月，原本 550 万吨食品进口额，就被减到了120 万吨。
粮票如雪片般飘来，浅黄色的给成人，绿的给母婴，蓝的给儿童和青少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待遇稍好些，一天能有半品脱牛奶。大体来说，一般家庭，每周的供给量不超过“一个鸡蛋，4 盎司人造黄油，4 片火腿，1 盎司芝士”。
至于糖，每家每月最多只能买到 225 克砂糖，以及 350 克甜品（如果有钱买的话）。
英国当时的粮票
1953 年 2 月 6 日，Mary 15 岁，糖票总算寿终正寝。那天下午，放学的钟声刚刚敲响，孩子们便从校门里涌出来，千军万马，奔向那久违的甜。
那时超市还未占领大街小巷，卖糖的，基本上是些古老昏黄的杂货店。水果糖，乳汁苹果糖，牛轧糖什么的，全都装在圆鼓鼓的玻璃糖罐里，卖时掏出几颗，撒在老黄铜秤上称重，完了再放入油纸袋。
廉价，体积庞大，以及那种蜡像一样，能放几个世纪的硬糖，最抢手。
很多眼前的事，Mary 都不记得了，比如住家地址，比如把塞入口袋里的软糖如数交出递给收银台之类，却清晰地记得各种糖的味道。
她曾神秘兮兮地告诉过我，有一种糖，甜得相当枯燥，因为那种甜不是甜菜根(Sugar beet)里炸出来的，充其量只是甜味的替代品而已。
糖的诱惑对 Mary 来说似乎是永恒的，只要站在它面前，她便从一位吨级老太，瞬间变回了那个 15 岁的萝莉。
21 岁、只受过 Junior School（8-13 岁）义务教育的 Mary，到剑桥市中心广场旁的 Dorothy 大舞厅（今天的Waterstones书店）去跳舞，不久后就收获了她人生中最甜蜜的一颗糖，Tomas。
那是 1959 年，Tomas 还在英国皇家空军部队服役（National Service，一种 1960 年代前每个健康的英国男生都要服的兵役），穿着 RAF 的精装制服，非常英俊，条件也还过得去，上过语法学校，祖上有间牛奶铺，父亲是某家小电器铺的经理，家里还有自己的房子。
Tomas 一退役，Mary 就嫁给了他，从了夫姓，由无产者进入小商贩阶层，在阶级的扶梯上，上升了一小步，但离“中产阶层”仍差几个罗马。
Tomas 只有一张语法学校的毕业证书，上面从英语到法语，从地理到数学，全都印着“Ordinary”。考大学不太可能，他也不想考。
小时候，他经常跟在父亲后面，走家串户，提着无线蓄电池，上门为收音机充电。
那还是煤气灯摇曳的时代，家庭用电尚未普及，错过了充电日，就等于错过了一场魂牵梦绕的足球赛。寂静的小石巷里，父子俩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哼唱 Hymns（一种基督教的祷歌）：
“仁慈之主，优雅之主
在我们归家之路上，你张开双手和臂膀，赐予我们希望……”
——“Lord of All Hopefulness（希望之主）”
Tomas 的父亲在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虽然成绩不错，却没钱上语法学校，所以 14 岁就辍学进了电器铺，起早贪黑，手足重茧，半个世纪就过去了。
“耳朵聋了，脾气不好，嗓门极大，特别节俭，一先令大的巧克力切成四小粒，分给我们吃。”这是 Tomas 的儿子 Chris 对爷爷的回忆。
Tomas 不怕劳累，只希望能活得比父亲稍微“宽裕”些。“过上勤劳而宽裕的生活”，恐怕就是他的全部理想了——对于他那一代英国人，它也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在英八年，我不止一次听到长辈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的工作、闲暇和娱乐，比起后者，工作才是生命的点金石。他们对自己的自然定义，基本上就是吃苦耐劳者（Hardworking Man）。
在诸如 《资本主义价值观：勤劳礼赞》(The Values of Capitalism: in Praise of Hard Work by Miguel Anxo Bastos Boubeta)之类的文章里，也不谋而合地应道，社会主义者宣扬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可耻的；
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异化的理论，甚至通过立法减少工作日的行径，都把工作看成了“诅咒”，全然忽视了它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你看，就连马克思主义者 E.P.Thompson 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广大劳动者，也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这一价值观，通过守则守时，诚恳作业，获得了工作，以及稳定、持续的生活来源……”
懒惰是可耻的，生于 1941 年的亿万富翁 Sam Zell 在一个访谈中说：“你这个懒虫，对，我说的就是你。你是那 99% 没错吧？你的年薪少于 393941 美元吧？你真懒啊，我们 1% 可比你忙碌多了！”
Sam Zell
二
这种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翻开英国历史，我发现，它最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工厂在各大城市遍布花开，海量而低造价的工业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涌入市场。
铁路的发明缩短了运输距离，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庄稼地，奔赴城市。短短几代光阴，英国便由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城市，成为黄金中的黄金。
拿伦敦为例，从 1800 到 1850 年，伦敦人口暴增一倍。贫民窟丛生，老旧的下水道不堪负重，粪便囤积在自家粪坑里，不管童工们如何彻夜挑粪，也还是无法改变伦敦的卫生状况，泰晤士河成了化粪池，连井水也浸满了排泄物，鼠蝇四蹿，霍乱蔓延。
英国作家 Lee Jackson 在《又老又脏的伦敦》（Dirty Old London）中写道：“尿液不但让大气聚满了氨分子，连店铺的油漆都被浸到褪色了。
空气有多脏，看一眼 Regent 公园里的羊就知晓，从一头白羊变成黑羊，只需几天时间。”人模狗样的才俊们，一天得洗好几次脸，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 Regent 公园的羊……
当时新修葺的议会大厦，直面一汪粪水。封窗闭户，喷足氧化石灰，都不顶用。遗弃大厦另辟新址？还是留下来和臭味厮守？议会就此展开了一番“臭气大讨论”（The Great Stink Debate）。
结果是可歌可泣的，权贵们貌似终于明白了“城墙失火，殃及鱼池”的道理，决定掏出 300 万英镑重金，重修伦敦下水道。
这个历时 14 年的巨大工程，不但大大降低了霍乱和伤寒的死亡率，也让上流精英们，总算吸到了“没有黄金味”的空气。
19 世纪的伦敦
原来，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到头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社会改革家们善于抓住启示，于是便出现了像 Samuel Smiles（1812-1904）那样的改革家，他支持 19 世纪的工人阶级宪章运动（Chartist Platform)，憧憬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否定出身论，认为贫穷始于懒惰和不负责，只要努力工作，改变颓丧的人生态度，就能为自己找到上升空间。
1859 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自助手册》（Self Help）。在书中，他用五字真言，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屌丝们指出了一条通往中产之路：“勤劳，坚持不懈，节俭，审慎，自力更生”。
Samuel Smiles 的母亲便是该书的活广告，在其夫霍乱去世后，她靠经营一家小士多店，不但养活了九个孩子，还支付了 Samuel Smiles 在爱丁堡大学医学系院的学费。这本书让 Samuel Smiles 一夜爆红。
于是人们将自己投入工作的炼炉。工人苦拼，文书更拼。
19 世纪的文书，通常先从学徒做起，积累了一些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的经验后，再向上爬，进入企业中层。
文书们平均每周工作 48 小时，加班是家常便饭，就当做弥撒，且通常没有长期合约，雇主多是铁道商、煤老板、房建商或投机商等。当时的威尔士艺术家 Sir Frank Brangwyn，就非常善于描绘这一充满斗志的时代风貌。
他那些关于造船、修铁路、建博物馆、炼钢之类的作品，大器恢弘，肌肉搏张，还有点机械朋克的味道，尽管你在他的画里看不到一张清晰具体的脸。
当时的环境，也确实为新兴中产阶级的诞生培植了一些土壤。工业革命的隆隆齿轮，加上各种划时代的发明（抽水马桶，照相术，香皂，冰激凌，剃须刀，电影……），加速着经济繁荣，亦带动了海外贸易、殖民地贸易、军工业、金融业、保险业、航运业、铁路和旅游业等新行业的发展，对文员、秘书、经理、教师、工程师、律师等白领的需求随之而生。
与此同时，不断革新的社会制度，比如 1832 年，保护中产阶级利益，抑制大地主和贵族勾搭的反腐法（1832 Act）；
1867 年，允许 21 岁以上的公民，无论有否财产，皆可投票的议会法（1867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1870 年，5-12 岁的孩子必须上学的强制教育法（1870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以及整个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不可磨灭的妇女投票权运动（Women’s Suffrage Movement）和 1928 年妇女投票权的全线确立……也在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推波助澜。
当时有多少人通过苦拼跻身中产呢？
无从考究。但中产人口毕竟没有想象中的茂盛，通过“仆人人口”，却可见一斑。
BBC 的纪录片《仆人：楼梯下的真实故事》（Servants: The True Story of Life Below Stairs）说，资产阶级和贵族通常有 60 到 100 位仆人，相当于一个小军营，中产家庭则有 5 到 6 位仆人 ，低中产家庭至少也有 1 位仆人，1891 年全英的仆人人数约 138 万 。
难道主人比仆人还多？这不太可能。可见新兴中产阶级（当时被称为“The middle sort”）正浮出水面，确实不假，但和详实的贫困人口一比，它仍只是冰川一角。
我从不反对“工作本位，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但我质疑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可生长条件。
Thomas Hardy 的伤心小说《无名的袭德》里的男主 Jude Fawley，不甘贫穷，悬梁刺股，自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著作，妄想考入牛津那样的大学并立志当一名教师，还兴冲冲地跑到大学附近做石匠，半工半读，却自始至终遭人鄙视嘲笑，屡次落榜，终身不得志。
19 世纪的英国漫画家 George Cruikshank，曾画过一幅《蜂箱图》（The Beehive），试图用“蜂后—雄蜂—工蜂”这个高度严密的等级结构，来阐释裘德式的悲剧。
在《蜂箱图》里，高高在上的，是女皇及其皇亲贵族，嫡传蓝血，天赋神权，凌然不可冒犯；往下是上议院（Lords）和下议院（Commons）；
再往下是所属各种机构：传道，裁判，律法机构等等，这些机构的掌权者，组成了英国的精英统治阶级；再往下，是上流社会的腹地，统率医学院，科学院，人文学院，媒体，艺术学院等各大阵营；
再往下，是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比如茶商，糖商，作坊主，肉贩和小农场主等；蜂箱的底层，是洗烟囱工，砖瓦匠，矿工和马夫等，即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
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不是 Samuel Smiles 打鸡血似的五字真言，而是“Know your place”（搞清楚你在蜂箱第几层）。
当时向下等人传道的经书都是这样写的：“主啊，请让我在你安排的位置上心满意足吧！不嫉妒比我有钱、比我地位高的人，此生此世，让我在穷困和孤独里知足吧！”
Thomas Hardy 毕生反对阶级固化，也反对阶级固化与宗教保守主义之间的嫡亲和依存关系，很多权贵都很恨他，《无名的袭德》还被一位主教烧了。
Thomas Hardy 叹道：“也许是没办法把我给烧了吧！所以只好烧书了。”（The Book the Bishop Burnt published by Radio Times)
前现代时期的英国，在我看来，是个非常奇葩的社会。不管你有多踵行“五字真言”，权贵和宗教裁判所却总有办法让你相信“God gives and God takes away”（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一旦你陷入贫穷，此前的辛勤付出全不算数，你穷，只有一条解释——懒惰。1834 年的 Poor Law（穷人法），将穷人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老弱病残，值得施舍；另一种是懒惰，不值得施舍。后者，不但不值得施舍，还须严惩。
在英国社会现实主义电影大师 Mike Leigh 的历史巨作《彼得卢》（Peterloo）中，某个穷伙计，冷得受不了，偷了件外套，就被判了绞刑，而大英帝国近三个世纪的殖民掠夺，近 35500000 平方公里的杀人越货，却不算“窃”。
曾做过女仆的 Margaret Powell 在回忆录里描述她的工作：“看完厚厚一叠工作清单，我还以为那是一周的工作量，结果却是一天的！于是我只好从凌晨 5 点一直干到晚上 10 点，一周七天，没有休息，不停地干，在地下室里，除了窗栏杆外川流不息的行人的脚，什么都见不到。”
都已经累成狗了，仆人们还经常被主人视为懒惰，至于那些不肯为低到猪食里的薪水卖命的异见者，就更懒得没边了。而每天钟鸣鼎食、饭来张口的贵族，却“克勤克俭”，理应俸养和尊敬。
电影《彼得卢》剧照
当然，19 世纪也有例外，比如 Charles Dickens。可 12 岁辍学、每天工作超 12 小时、每周挣 6 先令的童工里，又有多少人可以成为 Dickens 呢？
大部分的穷人，别说跻身中产，能活到 30 岁，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Health and Hygiene in the 19th Century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对于女性来说，情况更惨。受过教育，当上家庭教师（Governess），并嫁给富豪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恐怕除了简·爱，再没几个。
大部分的家庭教师，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能和主人同台用餐，亦备受仆人冷落，孤零零地夹在两个阶层中间，薪水低得修不起靴子，也付不起手套的干洗费（The Governess by Kathryn Hughes）。十九世纪，普通白领文员，周薪不过 5 英镑 5 先令，不如伦敦的巴士司机（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Poor by Liza Picard）。
亿万富翁 Sam Zell 大概不晓得，今天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很多人打三份工，别说年薪 393941 美元，就是国民基本收入也达不到。
同样，绝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Sam Zell 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商人之家，其父是成功的粮商和珠宝批发商。
Tomas 读书时，学过一些木工，他想学得更精深一些，退役后便去当了学徒。学徒生涯长达六年，周薪只有五英镑（1960 年代初， 英国的平均周薪是 14 英镑 2 先令——National Average Wages HC by Pariliament.uk）。
Mary 在电话公司做接线员，工资也不高，每到农忙季节，还得趁节假日去果园摘水果，挣胭脂粉饼钱。但19 世纪继承下来的五字真言，在那一代人的主流世界观里，却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坚信，只要足够拼，就能过上中产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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