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边缘国家”如何言说自己?
2019-05-24 11:46

在“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边缘国家”如何言说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标题图来自东方IC


1895年4月30日,首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当年即有超过22万观众前往参观。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最受关注和最具影响力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也是此后全球范围内各大双年展的原型。与此同时,威尼斯双年展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国家馆制度,这几乎与双年展的历史同样悠久。1907年,比利时馆成为在威尼斯第一个正式落地的国家馆,此后,匈牙利馆、德国馆、英国馆(1909年)、法国馆(1912年)和俄罗斯馆(1914年)相继落户绿园城堡。


在双年展早期,欧洲(主要为西欧)大国的艺术作品独领风骚,特别是当时在法国兴起的各个现代艺术流派——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纷纷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二战之后,美国艺术异军突起,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受到关注,并迅速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说,威尼斯双年展上各个国家的表现,书写了一部现当代艺术的历史,也反映了全球政治格局下不同地域的文明和文化彼此分享、认同的过程。


与此同时,非欧美艺术在双年展上曾经长期处于边缘位置。1922年,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了一系列由非洲艺术家创作的雕塑作品,在当时引起的是“原始”的负面评价。时至今日,欧洲中心主义已经失去市场,理论上来说,各大洲、不同地区的国家和群体都享有平等机会来言说自己。威尼斯双年展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等同于“艺术界的奥林匹克”,全球各国带来本国最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争夺象征着国家馆最高荣誉的金狮奖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有90个国家参与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是该展有史以来参展国家数量最多的一届——而最终获得金狮奖的是立陶宛,一个欧洲国家。


那么,在欧美引领、形塑当代艺术发展而当代艺术越来越强调去中心化的情况下,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欧美以外的“边缘国家”是如何在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声誉最高的艺术双年展上呈现自己的?根据界面文化记者在双年展现场的观察,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非欧美国家的国家馆,往往遵循着以下两条策展原则——本土语境和普世问题。另一方面,因为文化屏障所造成的单方面的自说自话、彼此无法理解的情况依然在威尼斯双年展的现场时有发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馆本次主题是“Re-睿”,呼应本次双年展主题“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中国馆策展人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览,让全球观众领略来自中国的智慧。那么,他的期待又是否能达成呢?


呼麦、甘地和殖民:在本土语境里讲好故事


对于“边缘”国家馆来说,一条显而易见的路径是追溯本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在统摄一切的(西方)现代性叙事的间隙中找到其与本国在地生活经验和社会现状的联系,并进一步揭示现代性叙事或普世经验的不足——这是一种在差异化中彰显特色的取巧之举,手段高明的艺术家往往能据此打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馆。


隐藏在军械库展区附近某条僻静小巷里的蒙古馆就是一例。这是蒙古继2015年和2017年后第三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今年蒙古馆的主题为“一种暂时性”(A Temporality),展示的是蒙古传统演唱方式喉音(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呼麦)这种与众不同的交流方式及其与自然的关系。所谓的喉音,是指歌者纯粹使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在同一时间唱出两个声部,这种歌唱艺术在阿尔泰山周围地区的诸多民族中广为流传。


“最早,蒙古人通过喉音与内在自我、周围环境和动物交流。根据环境变化、心境起伏、不同发声者的身体与精神,喉音发出的声音也有所不同。如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被严重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人造环境被强加在存续数百年的自然关系上,混凝土砖、玻璃、板材和沥青成为了互动的焦点。”展览介绍中写道。


蒙古馆由一家威尼斯面包房改造而成。在如洞穴般狭长幽深的内部空间里,旅居洛杉矶的蒙古艺术家Jantsankhorol Erdenebayar创作了一系列黑色的建筑装置,或堆砌在房间角落,或悬挂在半空中,或包覆住天花板,宛如一个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空间内循环播放着德国艺术家Carsten Nicolai(又名Alva Noto)与蒙古喉音歌手合创的喉音电子乐,低沉又单调的颤音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令观众的心也仿佛随之颤动起来。抽象的音乐搭配抽象的空间设计,隐隐指涉蒙古这一马背上的草原民族因游牧生活方式而在物质文明发展上步伐缓慢,却又在全球工业时代被拉进了现代化进程中,令人思索人为/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种暂时性”,蒙古馆  摄影:林子人


首次在威尼斯双年展设展,加纳馆就被《纽约时报》、《金融时报》、artnet等诸多西方主流媒体注意到,artnet更在一篇报道中表示,如果威尼斯双年展评选最佳新馆的话,加纳馆毫无疑问将拔得头筹。


加纳是撒哈拉以南地区首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1957年),今年他们首次参展的主题便定为“自由加纳”(Ghana Freedom)馆内展出的多件作品既反映了加纳本国的历史创伤和社会现实,也可以说是所有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对殖民主义经济掠夺、文化入侵的集体控诉。在David Adjaye的设计下,加纳馆内部被建筑师David Adjaye设计为一连串相互咬合的椭圆形空间,墙壁由赭红色的加纳泥土制作,仍然散发着土地的浓郁气味。


入口处悬挂着的巨大挂毯状作品《地球蜕皮》(The Earth Shedding Its Skin)颇为吸睛。凑近细看,能发现它是由瓶装饮料的金属瓶盖拼接而成的,令人惊叹的不仅是这件作品浩大的工作量,更是它背后的隐喻: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全球链条的最低端,加纳承受着地球资源过度开采以及低附加值工业生产之痛。在迷宫般的空间里,观众还能看到一部讲述西非暴力屠象史的短片、加纳历史上首位女性专业摄影师Felicia Abban拍摄的肖像照,以及一座描述加纳废弃玻璃工厂的影像装置。


“自由加纳”,加纳馆


El Anatsui,地球蜕皮,加纳馆


时隔八年再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在军械库展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由7位艺术家参与的雄心勃勃的联展。印度馆以“为了关照未来的当下时代”(Our Time for a Future Caring)为题,在“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之际,诸位艺术家从甘地的生平和理念出发,全面回顾甘地的历史遗产及其与当下印度的关系,呈现的作品囊括了绘画、装置、影像、雕塑、摄影等形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作品有三件。由GR Iranna创作的装置作品《Naavu(我们在一起)(Naavu [We Together])将馆内的一整面白墙覆上了一条由木屐构筑的“路”。在这里,艺术家没有援引更常与甘地联系在一起的视觉元素——比如眼镜和纺车(进行手工纺纱的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标志性图像,纺车也成为了印度国旗中的图案)——而是将焦点转向了他的木屐(在印地语中称为paduka)。细看墙上的这数百双木屐,每一双都与众不同,象征着一个个独立个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既有甘地通过集体行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隐喻,又指向了当下人们齐心协力、共同改变现状的重要性。


GR Iranna,Naavu(我们在一起),印度馆  摄影:林子人


由Jitish Kallat创作的影像装置作品《隐藏信件》(Covering Letter)援引了甘地在二战前夕寄给希特勒的一封呼吁和平的信件。在一间黑屋里,向下喷洒的雾气构成了一道屏幕,投影机将信件内容投射到雾幕上,观众穿过雾幕,仿佛是将甘地的讯息吸入体内。印度工业联合会主席Tarana Sawhney以印度馆联合主办方代表的身份接受印度版《ELLE》杂志的采访,在谈及这件作品时说:“我喜欢这件作品的无形(intangibility),因为你必须与之互动才能感受到它的力量。当我们回想起这两位领导人以及他们与人民的不同关系时,能够感受到这件作品的惊人冲击力。”


另外,Shakuntala Kulkarni为我们展现了女性艺术家运用传统材料的巧思。她将竹条编织成铠甲和头盔,在旁边的7幅照片里,艺术家本人全副武装,宛若一位女武神。竹制铠甲既有一种轻盈的美感,也有一种温柔但坚定的力量感——在一个性别暴力依旧严重的国家,它象征着女性的防御而非进攻,这亦是延续了甘地的非暴力精神。


Shakuntala Kulkarni, "Untitled (2011-12)" ,摄影:林子人


霸权、灭绝和日光浴:全球问题的全新审视


在一些国家馆立足于本国语境的同时,另一些国家馆选择跳脱出民族国家的范畴去审视全球问题,并用新奇前卫的方式呈现出来,激发观众的反思。


获得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的立陶宛馆就是一例:根据界面文化此前的报道,立陶宛馆呈现的作品《太阳与海洋(码头)(Sun & Sea [Marina])在人造海滩上上演了一出歌剧,身穿泳衣悠闲享受日光浴的演员咏唱着个人与气候变化之歌——这提醒着我们,中产生活的安怡舒适表象下,是巨大的环境危机,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扭头无视,但无论身处何方,每个人都无法躲避其灾难性后果。


立陶宛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虽然这个1990年才宣布脱离苏联独立、2015年才加入欧元区的年轻国家与主流欧洲仍有不小的距离),不过在一些非欧洲国家馆,我们的确能看到沿袭这条思路呈现的惊喜之作。新西兰馆委托艺术家Dane Mitchell带来了一个题为“事后分析”(Post hoc)的艺术项目:六棵“松树”被“种”在威尼斯的各个角落,其中两棵位于新西兰馆所在地、前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海洋科学研究所总部的庭院里。


这些“松树”实际上是信号塔,靠近它们,你能听到它们在不间断地播报一个个陌生的词组——艺术家编撰了260个词汇清单,上面收录的词语皆为曾经存在但已经消逝的事物,例如灭绝的物种、鬼城、灭亡的国家、被销毁的艺术作品、死去的语言……这些“死词”被冷静又机械的女声不带丝毫感情地逐个朗读出来。与此同时,在新西兰馆内一间空荡的阅读室里,一台打印机日夜不停地将这些词语打印出来,吐出的长长纸卷或将在双年展结束之日填满整个房间。


“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进步的历史看上去更像是淘汰的历史,因此回顾性的凝视有其特别重要之处。”新西兰馆策展人Zara Stanhope和Chris Sharp表示。“Post hoc”是一个拉丁语词汇,它可以被直译为“在那之后”,然而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在这件作品里,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质疑线性历史的这种逻辑,亦在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当下世界与过去的关系。


“Post hoc", Pavilion of New Zealand,摄影:林子人


一个在对待全球问题上更惊人、更犀利、更直接的例子是智利馆。接受委托的艺术家Voluspa Jarpa素来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作为创作基底,在此次呈现的题为“改变的观点”(Altered Views)的艺术项目中,她通过分析17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史来解构传统西方叙事,反思延续至今的全球社会深层问题,例如种族主义、父权制、经济霸权以及殖民心态的当代残余。值得赞许的是艺术家在国家再现(national representation)上的超越性立场: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智利并没有采用“诉苦”式的话语,而是从整体上批判当下世界的深层意识形态结构,指出针对各种弱势群体的霸凌实质上都是一种不公正的霸权。


智利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霸权博物馆”(The Hegemonic Museum),艺术家通过文字、图像、装置、影像等手段呈现欧洲17世纪至20世纪的六个案例,指出欧洲霸权意识形态在各个社会领域是如何系统性地压制政治、经济、文化、性别下位者的——这不仅发生在欧洲之外,也发生在欧洲之内


1672年,刚刚成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几乎被法国灭亡,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因此成功扫除了法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障碍之一;1848年,女性的参政意愿被无情镇压,首个维也纳民主女性联合会的成立遭到了公共舆论的嘲讽与攻击,有评论认为女性自由将为男性带来灾难(一个直到今日都不绝于耳的男权观点);随着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欧洲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人类动物园”,将殖民地的“奇特”人种当成动物展示,加剧了种族歧视;美国作家欧·亨利发明了“香蕉共和国”一词,用来指代沦为美国香蕉种植基地的洪都拉斯,后来该词被用以引申指代那些政局不稳、产业单一、积贫积弱的中、南美洲国家……


第二部分“次等人肖像画廊”(The Subaltern Portraits Gallery)展示了一系列大画幅油画,描绘上述六个案例中的被压迫者。这些男男女女凝视着观众,仿佛在质问:我们要如何打破“霸权凝视”?我们要如何反思过去?我们要如何在超越附属性(subalternity)的同时不忘记过去,并创造出新的平等关系?


Voluspa Jarpa,次等人肖像画廊,智利馆  摄影:林子人


第三部分“解放歌剧”(The Emancipating Opera)是一部歌剧影片,数首康塔塔大合唱呈现了霸权者和下位者之间的直接碰撞,值得一提的是,歌剧正是起源于17世纪的威尼斯,而17世纪亦是欧洲全球扩张主义加速的起点,这更加凸显了“解放歌剧”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特殊意味。在智利馆展览的这最后一个版块,智利元素终于显现:片中出现了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赶骡人,从古至今,这些游牧者一直维持着传统生活方式,欧洲殖民主义并未能驯服他们。


“我们邀请你观看、了解欧洲霸权心态的复杂性,并反思自己;正如阿尼巴尔·奎杰罗(注:秘鲁社会学家)所说:‘持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知识就像一面镜子,但其反映之物往往是扭曲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映像不完全是一个幻觉。’”Voluspa Jarpa在展览导语中这样写道。


没有局限在本国的具体问题,而是从整体上批判全球权力结构问题、关照弱势群体的智利馆足以成为今年金狮奖的有利角逐者之一,然而它却被西方(英语)主流媒体集体忽视了,不可不谓是一种遗憾。


自恋与误读:“艺术的世界共和国”是否可能?


法国哲学家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曾在《精神的自由》(1939年)一书中写道:“一个文明就是一种资本,它的增长会持续百余年,就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并将一直吸收其产生的复利。”在瓦雷里看来,文明就是这样一种需要不断积累的、通过一代代人的心灵持续滋养的财富。


据此,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提出,文学是一个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空间,拥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首都”与“边疆”,且它们并不总是与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吻合。与肤浅的全球化讨论许诺皆大欢喜的“大熔炉”不同的是,卡萨诺瓦指出文学世界的内在不平等结构,认为少数语言和少数文学将一直在语言系统、美学秩序和文体类型之争中挑战主流语言和主流文学的地位。


我们同样也能用卡萨诺瓦的理论来审视威尼斯双年展营造的艺术世界。事实上,金狮奖评选本身就说明了民族国家的“文化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一种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身的强劲内在动力。作为文化竞争的场所之一,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一方面代表着各个国家展示本国艺术的最新发展方向及其在全球当代艺术光谱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各个国家如何通过艺术作品来理解、阐述共有的全球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说,第二个方面比第一个方面更为重要——如果我们认为文化竞争既有必要又有价值的话——本土经验唯有指向普世价值,才有超越本土共识的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共鸣。


然而这两者的界限并不容易把握。若是本土经验的“资本”太少,共识的土壤就难言充足,信息和意图就很难冲破文化圈层。本届双年展的印度尼西亚馆就是这样一个试图从本土经验出发指向普遍性问题,但反而落入晦涩难懂境地的遗憾案例。


印尼馆以“失落的诗篇”(Lost Verses)为题,探讨人类交流沟通中因缺乏理解前提而出现意义误读,又在持续磋商过程中不断生产新意义的问题。艺术家在现场设置了178个玻璃柜,每个柜子里盛放着一件在印尼文化中有重要意义的物品,柜子上方写有一个问题或一个声明,并附有两三个针对这句话的选项,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然后跟随提示走向下一个玻璃柜,直至终点。在这里,艺术家对意指和能指之间辩证关系的提问固然有趣,然而因为观众大多对印尼文化缺乏了解,对现场出现的文化符号几乎毫无感知。(有中国观众告诉界面文化记者:“这就是一个大型鸡汤现场。”)呈现给观众的,或许更多是一个类似于跳房子的好玩游戏。


失落的诗篇,印度尼西亚馆,摄影:林子人


本届双年展上中国馆的表现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强行将不同文化并置,甚至将本土经验等同于普遍性经验或许也效果不佳。根据策展人吴洪亮的介绍,今年中国国家馆的主题“Re-睿”是对本届双年展主题“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的回应:“‘Re’是西方多种语言词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前缀,有‘回、向后’之意,给后缀的词汇构成了一个往前回溯的动势。中文里有一个相似读音的字:睿,它的意思的智慧。面对今天的新问题,回眺或许才能达成由‘Re’及‘睿’的洞察。”(然而这个主题即便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也并不是那么简洁明晰。)


在中国馆的四人联展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略显古怪的混合叙事。一方面,中国馆想以拥抱科技的方式来体现中国之“睿”:就界面文化记者的观察,中国馆是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罕见地大量使用二维码、邀请观众通过手机与场馆和作品互动的国家馆。艺术家费俊制作了的一款题为《睿·寻》的增强现实APP,邀请观众当场扫码下载,随后,当观众打开APP,将手机镜头对准威尼斯的桥,手机屏幕中就会出现一座中国的桥。艺术家或许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致敬中意文化交流,然而这个概念略显老套——早在1995年,蔡国强就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施展过类似的创意,且更为巧妙大胆:他将一艘中国古代商船带到了威尼斯,同时运去了100多公斤的人参,把中药放在自动售货机里贩卖。同样是讲述中意文化交流的故事,蔡国强在那件题为《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的作品中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层次和意味。


“Re-睿”,中国馆,摄影:林子人


同一位艺术家的另外一件互动影像装置则像是在致敬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大屏幕上放出一张拍摄于长城的照片,图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样物品都被识别框框了出来,显示出TA的属性。而今,如何确保安全和负责任地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仍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话题,监控科技与公民隐私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厘清,为了防止被用于监视,旧金山甚至于日前率先出台了人脸识别禁令。这件作品不仅未对这项技术的争议进行反思,反而将之包装为一样“有趣”的艺术——这有益于我们理解技术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规避技术的危害吗?


在另一方面,中国馆又展现出强烈的回归中国传统的倾向。艺术家陈琦从被书虫咬噬过的古籍汲取灵感,创作出拥有曲折洞隙的空间装置《别处》,“隐喻人类文明与力量的冲突与和谐。”大概是为了让现场观众更直观地了解艺术家的灵感来源,现场还展出了一本书页被切割出虫洞形状的书籍。然而这样的叙述太过停留于本国语境(甚至是艺术家本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往前回溯”得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今天的新问题的回应,不如说是一种自我陶醉和自说自话。某种程度上来说,科技和传统这两个面向的确都能反映当下中国的部分现实,然而由于缺乏一条主要线索,这两者的结合颇有些不伦不类。


陈琦,时间简谱,中国馆


诚然,在“艺术的世界共和国”里争得一席之地是所有人的目标。作为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代艺术的生产、流通和评价其实是有一套准则的,即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来获取国际竞争的优势与合法性。关于如何打造一个至少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策展人或许需要更清晰坚定地阐释本土经验,并着眼于将它与普遍性问题建立联系。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也或许是所有想在国际舞台上讲述自身故事的人需要回答的问题——比较自我与他人,将如何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标题图来自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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