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作者：沈律君，标题图来自东方IC
提到贸易战你会联想到什么？是否会不自觉地局限在两个国家之间并忽视大的世界环境？今天的 Editor's Pick，单读编辑沈律君给大家带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全球化时代》，作者通过重新梳理十九世纪末世界的融合进程，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本应具有的多元性和合作性，而其中的冲突绝不仅仅涉及双方责任的归咎，更关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与配合。
《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董子云译，三辉图书 /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百二十年前的“真”全球化
谈到贸易战我们想到什么？大国崛起的冲突？新一轮跨国资本抢占先机的角逐争锋？老赢家制裁新赢家？民族国家进击之路上的尊严与荣誉？无论是什么看法，我们总是聚焦在单独的两个国家上，而忽略了整个世界。
全球化的所谓多元与合作正逐渐消失。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国家急于把它的观念与实质带给整个世界。文化霸权也好，文武并用恩威并施也罢，更可怕的是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合兵一处，放眼全球。如果不同的国家和文化是一个个物种，我们今天或许就站在一个大灭绝的开始时刻。
▲联合国大会
但是一百多年前，人类刚刚进入电力时代，也就是全球化的早期，事情全然不是如此。那个时候，更像是人类社会的“寒武纪大爆发”，今天我们所知的大部分民族国家，正是在那个时代中打破了殖民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争取到了自己的诞生或孕育。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又是怎么“大爆发”的？关注这一时刻，或许能给今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很多国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非洲、南美洲以及我们的东南亚邻国，其中的大部分地区在一百年前，仍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由于环境处于世界格局的边缘，也不会共有一种国家的概念。比如这本书聚焦的菲律宾，当时就有几百种语言、十几个民族，有华裔、原住民、西班牙混血，甚至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人都不能用同一种语言来交流。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些“边缘”的殖民地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十几年迅速拥有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并在此后的几十年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反殖民独立运动？
▲菲律宾仍为殖民地时期的旧照
《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象》正是在探究这一要点。它的作者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享有盛名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上一本书《想象的共同体》中，即以一种无论在研究视野（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全球视野）还是理论上（横跨文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比较理论）都极为宽广的方式论述了现代民族国家被集体想象创造出来的过程。
而《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是在更深更细的层面上“进化”着这样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回答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早期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怎样影响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思潮，而全球组织网络又是如何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但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民族国家会和无政府主义扯上关系？安德森在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便提及，因为对无政府主义者天然的同情和对菲律宾的长期兴趣，让他发现全球化早期、无政府主义的巅峰时期，恰好与菲律宾从边缘突然走进历史主舞台的时间重合。于是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和分析。
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其实已经退休，于是他一直都在思考怎么能用更复合更巧妙的方式把这其中大到整个早期全球化的时代转变，小到菲律宾独立关键人物的个人经历都组织在一起。书中有两种“组合叙述风格”，一个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爱森斯坦蒙太奇，也就是把全球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不同地方、不同的事情在大框架下“剪辑”拼接，通过这种组合来完成整体的表意。另一个是狄更斯式的连载小说，这正是安德森所擅长的历史叙事能力：将大量的文本信息（小说、报纸、日记、电报）和理论（跨越多个学科）组合在完整线性叙述中。这种“功力”让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受到密集信息量的轰炸，逼迫我们去对单个事件做整体的审视。简单来说，他是在用一种具有强大比较视野的全球化观点去研究全球化的现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年8月26日~2015年12月13日），美国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东南亚地区研究家
在具体操作上，安德森完全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从前文我们说到的全球化意义上的“小地方”——菲律宾进入，并进一步聚焦于国父黎萨尔和他的两本小说。通过对黎萨尔个人经历和他小说的细致分析和叙述，慢慢将视野发散至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处，最后构建出整个世界政治和文化剧变的网络。
熟悉历史的读者会知道，十九世纪末，几乎是同时，在古巴和菲律宾这两个西班牙殖民地上发生了反殖民的起义。而通过对黎萨尔这个人的仔细研究，安德森发现，他作为菲律宾一系列反殖民与民族独立活动的核心人物，其实和当时正值高潮的全球无政府主义中各色人物关系紧密。另一方面，安德森还去研究了黎萨尔的第二本小说相比于第一本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通过周游欧美吸纳了一种多文化、跨文化而且彼此互相影响的思想理念，从而让一部菲律宾文学作品得以跻身“世界文学共和国”。
但千万不要以为安德森这种写法是单纯的“以小见大”。一方面菲律宾/黎萨尔恰好有一个由世界边缘变成焦点的身份。所以从对人物乃至文本的研究中，就能带出整个全球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对全球流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刺杀各国领导人为极端表现形式）作出的宽广叙述，他又给出了另一个方向的思考，那就是这种全球性反抗殖民帝国统治和压迫的行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菲律宾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思潮。可以说这样一种缠绕的相关联系才是这本书最大的阅读魅力。
▲印有菲律宾国父黎萨尔肖像的信销2枚
说回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一直是一个难以被归类且独一无二的学者。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且通晓二十多种语言，可以说他本人的生命经历就是对他在书中所构筑的全球化图景的完美再现。
然而今天，全球化这个词好像完全变了意思。我们说到全球化就是全世界大家都说英语，看同样的电影、同一部剧，吃同样的食物，住在一样的中产阶级公寓里，用同样的一种道德范式去关心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但正如安德森本人所说，英语只是一种都市的，自我满足的语言。而英语及现代生活的大潮才真正掩盖了全球化的多样性。
但在一百多年前，正是全球化的多样和复杂深刻影响了我们熟知的民族主义。今天，当民主主义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已经开始走向并不太积极的那一面，我们可能需要再一次把视野放置在更广阔的地方，寻找可行的道路，而不是寄希望于跨国资本能帮助我们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因为那样的结果只会更坏。
我们大概都没有办法变成安德森这样的人，但学习他看待世界的方法，并尽可能地关注那些“主旋律”之下的细节。去感同身受，应该也是一种可能的尝试。
《全球化时代》节选
仰望热带旱季没有月亮的夜空，可以看到闪耀的群星。星星固定不动，连接它们的只有人的想象，还有可见的黑暗。这场景极具静谧之美，所以需要动番脑筋才能想到，群星其实永远在狂乱地运动着；它们无可逃避地处在各种重力场当中，在中间积极运动，也处处受无形力量的驱使。比较研究的方法便带有这种占星术般的优雅，比如我就曾借此将“日本”与“匈牙利”、“委内瑞拉”与“美国”、“印度尼西亚”与“瑞士”的民族主义并列而论。每一个对象都在发出各自稳定而独有的光彩。
当夜空降临革命中的海地，此时的夏尔·勒克莱克将军正统率着黄热病流行的波兰军队。他们是拿破仑派来重建奴隶制度的。就在不远处，他们听到敌军正在歌唱《马赛曲》和《一切都会好！》（Ça ira！）。这简直是种羞辱，拒绝执行屠杀黑人俘虏的命令是他们做出的回应。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塑造美国反殖民起义有决定性意义。西班牙裔美洲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的普世主义浪潮密不可分。浪漫主义、民主、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后来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无不被认为拥有向全球伸展、连接起各个民族的特征。民族主义是其中化合价最高的元素，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与其他各个元素相结合。
▲《经济学人》关于“新民族主义”的特刊
本书是一次政治天文学的试验，也许梅尔维尔（Melville）会用这个词。它试图描绘世界各地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无政府主义重力。伴随着第一国际的解散以及1883年马克思的逝世，无政府主义这个元素以它一向以来的多样形式，主导了拥有国际主义自我意识的激进左派。无政府主义在年轻一代产生了一位富有说服力的哲学家克鲁泡特金（年龄比马克思小22岁），还有一位有趣而极具魅力的活跃分子兼领袖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年龄比恩格斯小33岁），令马克思主义主流无可企及。但还不止于此。纵然无政府主义常常借用马克思高耸的思想大厦，但在一个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主要局限于欧洲北部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没有轻视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它向“布尔乔亚”作家和艺术家开放，这在当时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是没有的。就像它敌视帝国主义那样，它对“卑鄙的”“非历史的”民族主义（包括殖民世界的那些）也没有理论偏见。无政府主义者还更加迅速地利用了那个时代规模空前的跨洋迁移。马拉泰斯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过四年对于从未出过西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五一劳动节是为了纪念1887年在美国被处决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移民。
本书关注的时期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此还有其他几个理由。新世界的最后一次民族主义起义（古巴，1895年）和亚洲的第一次民族主义起义（菲律宾群岛，1896年）几乎同时发生，这并非偶然。古巴和菲律宾同是著名的西班牙全球帝国最后仅存的重要殖民地。两地的原住民即古巴人（以及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和菲律宾人不仅互通有无，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民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各自的行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全球性的协作。最终，起义相继在几年内遭到行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同等残酷的镇压。不过，奥连特（Oriente）和甲米地（Cavite）破碎的山村之间没有直接的协作，而是通过“代表”从中穿针引线；尤其重要的是巴黎的代表，其次是香港、伦敦和纽约的代表。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热切地关注古巴和菲律宾的消息还有菲律宾人也曾学习过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布尔民族主义斗争从中学习如何“干”革命、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菲律宾人和古巴人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他们最可靠的盟友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么做各有各的理由，常常并非出于民族主义。
▲西班牙贵族奴役菲律宾人
这些协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19世纪最后20年见证了我们不妨称之为“早期全球化”的开端。电报发明以后迅速得到许多改进，跨洋海底电缆也铺设完毕。全球的城市人民很快就对电报习以为常。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向自己拍发了一封环球电报，在九分钟之后收到。1876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大大加速了信件、杂志、报纸、照片和书籍在全球的可靠投递。安全、迅捷而廉价的蒸汽船使国家与国家、帝国与帝国、大洲与大洲之间有了大规模移民的可能，史无前例。日益细密的铁路网络在国家和殖民地边界内运送数以百万计的人和商品，偏远的内陆得以相互连接，并通达港口和首都。
在1815~1894年这80年间，世界大体处于保守的和平之中。美洲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专制或者立宪的君主制。三场最漫长、最血腥的战争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和美国的内战，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60年代巴拉圭与其强邻之间的可怕斗争。俾斯麦压倒性地击败了奥匈帝国和法国，迅如闪电，没给自己带来多少人员损失。欧洲在工业、金融、科技和财政资源上的巨大优势，使得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无人能挡，只有印度的叛乱是特例。资本也迅速地、颇为自由地穿越现存的国家和帝国边界。
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降，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初步的震颤，它预兆着日后我们有着各自记忆的那场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被投掷炸弹的激进分子暗杀，这些人称自己为“人民意志党”（The Peoples Will）；在接下来的25年间，又有一位法国总统、一位意大利国王、一位奥地利皇后和一位王储、一位葡萄牙国王和他的继承人、一位西班牙总理、两位美国总统、一位希腊国王、一位塞尔维亚国王，以及俄国、爱尔兰和日本的势力强大的保守派政治家被杀。当然，暗杀失败的次数要比这多得多。无政府主义者实行了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暗杀活动，但民族主义者不久也紧随其后。多数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各国颁布大批严酷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实行就地处决，（公共和秘密的）警察还有军队采用刑讯的做法也日趋平常。但那些暗杀者——有些可谓是早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认为自己此举是在通过新闻机构、报纸、宗教进步主义者、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组织等，向全世界的观众表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照
迟至1880年，帝国主义竞争仍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而后进国家如德国（在非洲、东北亚和大洋洲）、美国（在太平洋对岸和加勒比海内部）、意大利（在非洲）和日本（在东亚），正日益使帝国主义的竞争加剧。抵抗运动同样正展现出更现代、更有力的面貌。19世纪90年代，西班牙不得不派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军力，穿越大西洋，以图粉碎古巴的马蒂（Martí）起义。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顶住了一场民族主义起义，但未能将其击败。在南非，布尔起义震动了大英帝国老迈的身躯。
本书的主角们正是游走于这样一个舞台之上。也许这样说会更生动一些：读者将会在阿根廷、新泽西、法国和巴斯克人故乡碰到意大利人，在海地、美国、法国和菲律宾碰到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在古巴、法国、巴西和菲律宾碰到西班牙人，在巴黎碰到俄国人，在比利时、奥地利、日本、法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碰到菲律宾人，在墨西哥、旧金山和马尼拉碰到日本人；在伦敦和大洋洲碰到德国人，在菲律宾和日本碰到中国人；在阿根廷、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碰到法国人，等等。
从原理上讲，选取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研究这个广阔的地下茎网络研究俄国最后肯定会研究到古巴，研究比利时会想到埃塞俄比亚，研究波多黎各也不能忽视中国。但本书这项特别的研究之所以从菲律宾开始，有两个简单的理由。首先，我和菲律宾关系很深，20年来断断续续对它有所研究。其次，在19世纪90年代，菲律宾虽然身处世界体系的边缘，但它一度短暂地扮演过世界性的角色。还有一个次要的理由，就是我能够接触到菲律宾的材料。研究所关注的三位人物，都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彼此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生活在复印、传真和网络尚未降临的宗教时代。他们著述颇丰书信、小册子、文章、学术研究和小说。他们用的是落笔后无法修改的钢笔和墨水，写在被认为保存寿命近乎永久的纸上。（美国档案馆至今仍拒绝接受任何复印材料，因为20年后它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也不接受电子格式的材料，因为技术创新的生猛步伐，电子材料甚至很快就会无法读取或者读取成本非常之高。）
▲ 40 年代菲律宾军人
尽管如此，一项走过里约热内卢、横滨、根特、巴塞罗那、伦敦、哈勒尔、巴黎、香港、斯摩棱斯克、芝加哥、卡的斯、太子港、坦帕、那不勒斯、马尼拉、利托梅日采、西礁岛和新加坡的研究，再怎么肤浅，也需要有自己的组合叙述风格。这种风格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二个要素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而第一个要素是查尔斯·狄更斯和尤金·苏（Eugène Sue）所创作的连载小说（roman-feuilleton）。因此，读者需要想象自己在欣赏一部黑白电影，或是阅读一部未竟的小说，它的结局超出了这位疲惫小说家的视野。
做一名好读者还有一项负担。在19世纪晚期，还没有什么丑陋的、贬值的“国际语言”。菲律宾人跟奥地利人写信用的是德语，跟日本人用的是英语，相互之间用的是法语、西班牙语或者塔加洛语（Tagalog），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后那种国际语言典雅的拉丁语的人文熏陶。他们当中有人懂点俄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和汉语。将电报传遍全球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但真正的交流需要有掌握多语种之人真诚、坚实的国际主义。菲律宾人的领袖在这样一个巴别塔式的世界如鱼得水。政敌的语言同时也是他们私人之间所讲的语言，在菲律宾却只有不到5%的人能够听懂。塔加洛语是马尼拉及其周边的土著语言，大部分菲律宾人都听不懂，对于国际交流无论如何都没有用处。许多操其他地方语言（尤其是宿雾语和伊洛卡诺语）的人更倾向于说西班牙语，即便在菲律宾这种语言是精英或者菲奸身份的明显标记。为了让读者最生动地体会到这个已经消失的多语世界，本研究引用的都是不同语言的原文，这些人就是用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并与非菲律宾人交流的。（除特别指出外，本书中所有的翻译都是我所做。）
▲ 菲律宾宣传运动旧照
本书的方法和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结构。它的起点明确地（也许有点随意地）定在19世纪80年代那安静、偏僻的马尼拉，随后逐渐向欧洲、美洲和亚洲发散，直至走到一个甚至比开头更为随意的结尾，未能得出任何看似适宜的“结论”。它锁定（不知这是不是确切的描述）了三位知名的菲律宾爱国者，他们都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出生的年轻人：天才小说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开创性的人类学家也是爱好争论的记者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Isabelo de los Reyes），以及协调组织者马里亚诺·庞塞（Mariano Ponce）。
我只想再说一点。如果读者发觉书中的故事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若干相似和共鸣，这个感觉并没有错。 2004 年纽约的共和党大会由数千警察和其他“安保”人员保卫，大都会警察局长告诉记者，危险不是来自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来自激进的穆斯林，而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芝加哥竖起了干草市场无政府主义殉难者的纪念碑。《纽约时报》自鸣得意地评论道，落成典礼引燃的“激情到现在才总算完全平息了下来”。确实，美洲真是一个大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作者：沈律君，标题图来自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