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资讯组
作者 | mrpuppybunny
题图 | 《何以为家》电影截屏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赞恩将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何以为家》以这样的独特开场揭开了难民困苦生活的一角。为了躲避叙利亚战争，赞恩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不得已“移民”到黎巴嫩。作为非法移民，赞恩一家七口只能挤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阁楼里。
赞恩不仅仅是家中长子，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他既当爹又当妈，除了要在一家小卖部打零工，偶尔和妹妹上街贩卖手工果汁，他还要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甚至还要帮妹妹偷卫生巾、清洗沾满血渍的内裤——这是因为一旦被父母发现，妹妹就会被迫接受“结婚”。然而，妹妹最终未能逃过一劫。为了上交租金，父母“抵”出妹妹，将她“嫁”给了房东阿萨德。赞恩拼命抵抗，但只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被带走，他决定离家出走。
在他亲身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他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战胜这个世界的残酷，他决定将父母告上法庭——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住在这里的地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要我们像地毯一样被踩在脚下。 ”
指责父母 or 批判社会？
《何以为家》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议题设置能力，《何以为家》都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好作品，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认可。与此同时，关于这部电影的话题讨论在各地展开，并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在豆瓣，排在前列的热评指向明确地批判了片中的父母——
@王大根：“生，继续生，越穷越要生，扔在地上嚎两年，能走路能说话也就能干活了。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再养几年就能送出去打工了。男孩传宗接代，女孩能挣彩礼钱，生那么多个，总有一个出息的，吃牢他，吃牢她！生！凭什么不生？”
@ZAC ：“努力挣钱好好读书，不要穷到只会做爱生小孩（边看边骂《审判日》，比《审判日》更《审判日》）。”
@艮艮：没有能力的夫妻真的不要生小孩了，小孩子何其无辜。片子里的小男孩太让人心疼了，尤其是影片最后那一笑，看得人心酸。
对比来看，IMDb和烂番茄的影评呈现出了不同的话风——
@karamcaline：对于所有那些说这是“叙利亚人可耻”的人来说，如果你关注这部电影，你就会知道这个男孩和他的家人实际上是黎巴嫩人。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上。这部电影拍得很漂亮，导演拉巴基以如此出色的方式捕捉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我自己也是黎巴嫩人）。
@IAN：伤心的故事。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儿童大多贫困，因为那里有内战。在那些发达国家，被宠坏的孩子应该意识到他们有多幸运。
@MEDEA C：这部电影以一种非常必要的方式让你心碎。它使人面对关于世界的痛苦现实。
截图来自IMDb
截图来自烂番茄
一个直观的差异是：前者骂父母，后者骂社会。前者直接判定了父母的失职。这种观感大多遵循了这样的逻辑：这么穷还不努力——不努力就活该过穷日子——穷就不该生孩子。他们大体上认同，赞恩和妹妹遭受苦难的源头来自父母的不努力，即便父母也是受害人。而后者的指责，基本是将矛头指向整个社会或国家。
是什么造成了不同群体的观影感受差异？或者可以从各国的生育法规和政策中找到答案。
集体性悲剧 or 个体悲剧？
世界上有很多鼓励生育的国家，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日本：给钱就完了
日本的“少子老龄”问题极其严重，为了鼓励生育，政府从1990年开始便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分阶段发放给从怀孕到生育的妈妈。
从怀孕开始，政府就会给予非资金/资金的全方面支持，比如让孕妇在孕期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当地政府会定期开展保健指导，由专业的助产师和保健师为孕妇讲解从大到小的生育问题。
在确认怀孕大于4个月之后，每个孕妇都可以到拿到一胎42万日元的补助（按照1日元=0.063人民币计算，约等于2.64万元人民币），这笔费叫做“出产育儿一时金”（出産育児一時金）。
产前42天~产后56天，孕妇还可以拿到由健康保险协会发放的“出产手当金”（出産手当金）。具体金额要根据平均月薪来计算：出产休假补助总额＝支付前12个月间的标准月薪平均额÷30日×2/3×休息日数。
在“育儿休假”期间，也就是产后第57天开始到宝宝满1岁的前一天为止，每个妈妈都可以拿到雇佣保险支付的“育儿休假给付金”。数目因人而异，具体根据个人月薪计算：育儿休假给付金总额=休假时的个人月薪×休假日数×67%（6个月之后×50%）。
这还没完，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政府还会出一大笔钱：政府每年都会给0~15岁的儿童提供资金补助，这笔费用叫做“儿童手当”（児童手当）。各个地方的管理和政策稍有不同，但大体上相似：
0~3岁：15000日元
3岁~小学毕业：第一胎10000日元，第二胎10000日元，第三胎（或以上）15000日元
小学毕业~15岁：一律10000日元
日本政府对于特殊家庭有特殊照顾，对于单亲家庭的儿童补助更多——在孩子成人之前，政府会提供一胎每月42330日元的补助，第二胎能拿到52330日元，第三胎能拿到58330日元，三胎以上多一胎增加6000日元。
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支持，日本政府还会为6岁前的孩童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具体百分比根据所在地有所不同。
很显然，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最直接的经济手段鼓励老百姓多生孩子。
英美：想当父母没那么容易
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英国可以算是全世界最早对此进行立法的国家。
早在1868年，英国就出台了《济贫法修正案》，其中将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缺失视为犯罪——该修正案将父母故意忽略向其未满14岁并在其监护下的子女提供充足的食物、衣服、医疗或住宿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在此基础上，英国法律还在不断完善。1889年，英国出台了《预防虐待和忽视儿童法》，这是第一个专门针对儿童权益保护的法案：不仅将虐待、忽视儿童视为犯罪，还增加了剥夺父母或监护人的监护权资格的条文。此后，1894年的《预防虐待儿童法》及1933年的《儿童及少年法》均对此条文进行了更细化。
这些法律规定的出台无疑说明了，英国政府对于父母监护权和抚养权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教养、保护儿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受此影响，社会上不断出现“极端”案例。
2011年的一则新闻指出，一对英国父母因为未能对自己孩子的体重进行有效的控制，最终被剥夺了抚养权。经过法院的综合考量，最终判定四个孩子被慈善机构收养或被其他人家领养，直到成年后才能回到父母身边。
当事人父母对于这一判决非常不满，母亲对媒体说：“我们或许不是完美爸妈，但是我们真的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孩子。而想想以后，我们就看不见他们了。这怎么让人受得了。我们觉得就连囚犯的人权都比我们多。”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人反对这一判决，有人说，这是政府光明正大地“偷小孩”。
但实际上，政府“夺走”他们的孩子不无道理——由于这一家人都是过度肥胖者，政府决定让所有家庭成员在社会服务部的“监控”下进行减肥。然而，将近三年的减肥并未收获成效，最终市议会决定剥夺这对父母的抚养权。
英国并非唯一的极端案例“发源地”，在美国甚至发生过“人笨不能带娃”的事情。
2017年，一对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夫妻在接受了智力测试后，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二人的智力测试仅有66分，属于轻微智障，远不及普通人90~110的平均智力水平。同时，夫妇两人均高中毕业，经济条件差。基于这些因素，当地法院判定二人无法保证孩子健康生活及良好的教育，被迫放弃孩子的监护权，仅保留了探视权。
除了日英美，世界上还有很多鼓励生育或者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儿童的国家。俄罗斯为了鼓励生育，在2013年推出了一项激励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免费提供住房用地。
要知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个阶段的不得意者，即便是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贫困家庭或不称职的父母，但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两方面来“兜底”，以避免个体悲剧的发生。
生孩子=焦虑
看到这儿，或许你已经明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各地观影感受的不同，或许也能明白《何以为家》放到中国为何会变成另一种话题的讨论。
2018年的一篇网络热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了？》一文呈现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生育育儿的焦虑。该文作者饭统戴老板用了五个故事——嘴炮式劝生、工具式产子、破产式添丁、碎钞式教育、焦虑式育儿，展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年轻一代患有“生育癌”。
这一点，或许能够通过一系列数字更直观地体现。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1970年代开始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下滑态势中。
在政策方面，我们经历过“突变”。在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国家卫计委曾估计，每年将会新增超过200万个新生儿。然而这只是美好的期盼——试点一年后，卫计委统计，全国各省市二胎申报的数据总量仅为128万份。到了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甚至出现了1949年以来的新低——仅为10.94%。
数据来自界面新闻x数据线
除了出生率，中国的生育率数字也在近50年内快速下滑。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0年中国生育率达到5.7%。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6%。而国际平均水平是多少呢？2.45%，发达国家的水平是1.67%。
生不起、养不起基本成为生育焦虑的主要来源——
住房压力：2008年，中国房贷收入比为22.6%，2017年升至60.5%；
医疗压力：近20年来，中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了22.4倍，占消费性支出比重升至7.9%；
教育压力：据汇丰发布的《2017年全球教育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至少要花约30万人民币，排名全球前列。收费昂贵的民办幼儿园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青睐，在幼儿园中的占比在2017已升至55.9%。
在《何以为家》中，当赞恩控诉自己的父母时，他的父亲告诉法官：“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他的母亲含泪质问赞恩的辩护律师：“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还敢批评我……你连做噩梦都想象不到我过的苦日子。如果你是我，你可能早就上吊了。”
现实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只有“嫌疑人和受害人”的对立世界。或许我们更应该明白，发生在赞恩身上的故事，并非个体悲剧。
日前，《何以为家》的导演娜丁·拉巴基来中国宣传，被媒体问到这部电影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说：“我认为中国家庭此前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可以同《何以为家》联系起来。”
她说的一句话可以留作给大家的一个思考题：“生而为人，你快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