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作者： 小小的鸭，编辑：流淌的美好时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9 年，依旧是坏消息不断的一年。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抵御媒介的侵扰，如何保持一个健全的心灵，恐怕是每一位关心当下的人无法回避的话题。今天的 Editor's Pick，单读编辑小小的鸭带来了北美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早在 55 年前，麦克卢汉就预言了人们因为新媒介的出现将会遭受的痛苦和紊乱，对此，他提出了“自我截除”的概念，并强调这是使中枢神经系统得以解压的直接手段。“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和暴露以后，我们必须使其麻木，否则我们就必死无疑。”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何道宽 译
译林出版社 出版
在信息时代，做大写的人
正如带着预见性价值的作品都难逃被低估、被误解的宿命，这本超过 40 万字的传播学著作在出版前也遭遇了不少阻碍。负责出版该书的编辑称麦克卢汉的手稿“处处生辉，但风格松散”，因“一本成功的书不能冒险去容纳 10% 以上的新材料”而质疑其文稿内 75% 材料的必要性。为了配合当时市场的需求，麦克卢汉对原始手稿进行了两轮大规模的修改。1964 年，《理解媒介》问世，“麦克卢汉热”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级现象，他名声大噪，被誉为“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
自 1992 年首次被译作中文后，《理解媒介》在中文世界被再版四次，最新出版的 55 周年增订本的腰封上赫然打着“互联网思维奠基之作”的标语。即使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才出现“计算机网络”的概念，90 年代互联网技术才被广泛普及，麦克卢汉却带着“媒介即讯息”“热媒介和冷媒介”“麻木性自恋”等概念冲到人们面前，提醒人们警惕电子时代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新兴媒介对我们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感官和心理的影响和改造，这些在上世纪看来稍显超前的预言放在当下竟仍不失为一种新潮。
▲马歇尔·麦克卢汉坐在电视机前
在“媒介即讯息”的核心观念中，他不执着于询问媒介表现的“内容”，转而关注“媒介”本身和人们对其做出的反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任何媒介都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是电报的内容（言语的内容则是一种“实际的思维过程”，一种“非言语现象”）。媒介不仅仅是储存与传送符号的介质，更意味着人体和心灵的技术延伸，影响着我们在常规生活中的感知比率和感知模式，引发我们对自身器官的“自我截除”。
早在电子时代，麦克卢汉便预知到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愈发紧密。当数字时代来临，时间和地域的差异性被打破，当我们随时随地和他人分享、交换彼此在此时此地的想法、生活状态时，我们不再需要口耳相传的交际模式，仅仅通过手指挤压就能和彼此相连。如果说 18 世纪达到饱和状态的出版物使法国实现了民族统一，将法国人从北到南变成了相同的人，互联网技术则明显优于印刷术的魄力，让更多相似的人得以团聚，使全世界的人变成了相同的人。践行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将会变得异常困难，没有人会在严格意义上是一座孤岛，如果孤岛难免通网的命运，岛民便会有网上邻居。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先进部落的原住民。
▲麦克卢汉（右一）在电影《安妮·霍尔》中
媒介技术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当高新技术以人们无法承受的速率发展，压迫到中枢神经系统时，为了降低伤害的风险，我们会启动“自我截除”的手段，通过一种“麻木”的姿态应对超出控制范围的发展，这样的应激反应对深处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并不陌生。回到信息超载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如何应对恶意评论，应对谣言，应对暴力，应对不公正的社会事件对我们造成的消极情绪，以获取内心的平静？最直观见效的方法便是训练自己习得麻木，更准确地说是自发地陷入一种昏迷状态，令昏迷成为你吸食网络后条件反射的生理反应。
“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 就像千禧年出生的小孩难以想象没有移动电话、电脑、互联网的生活，“10 后”们也将无法体会 5G 之前的世界长什么样。越来越多的人晚于互联网的存在而诞生，他们不会对“使用互联网”的行为产生任何警觉，如同我们不会质疑电视对我们感官能力的弱化和截除。在历代推崇“进步”（甚至“进化”）的人类文明中，对过去生活状态的倒叙以一种浪漫的形式出现才显得得体，它披着文艺的外衣，从文字、影像或其他艺术形式去感叹一部有失先进的、衰败的历史所建构的美，且服务于一个更为客观的共识——没有人真的想退回到“落后”本身。
▲千禧 bot，分享属于 90 年代末和 00 年代初的记忆
我们无疑处在“前进”的洪流之中了。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进程里，我们选择回顾麦克卢汉的理论，并非旨在危言耸听，孤立科技，抵抗进步，而是意在提醒。当我们进入下一个时代，当我们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当我们和机器亲密接触，移植其零件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时，我们仍需要有一份“做人”的自觉。正如某个英剧里主人公在死亡前自白道：“我不是代码，不是信息。我的记忆不只代表着真相，也涵盖着我的家人，我的爱人，我的母亲，我逝去多年的兄弟，她们是爱，是我正要成为的东西。”如果你还没有放弃对这个世界坚固且永恒的爱，那么你也不应该放弃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意志，不要放弃成为善良的，大写的人。
小玩意爱好者：麻木性自恋
马歇尔·麦克卢汉
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直接相关，这一关系反映在该词的意义中。考其词源，那喀索斯与“麻木”同出一源。少年那喀索斯误将自己的水中倒影当成另一个人。他在水中的延伸使他麻木，直到他成了自己延伸（即复写）的伺服机制（servomechanism）。回声女郎试图用那喀索斯片言只语的回声来赢得他的爱情，竟终不可得。他全然麻木了。他适应了自己延伸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这一神话的要旨是：人们对自己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古往今来的玩世不恭者硬说，男人最钟情的，是反映他们自己形象的女人。即使此说不错，这个神话的寓意也丝毫不能说明，那喀索斯爱上了自认为是自我的东西。显而易见，如果他知道倒影是自己的延伸或复写，他的感情是会迥然不同的。也许这一神话说明，我们的文化太偏重技术，已近乎麻木。因此我们在解释这一神话时才坚持认为：那喀索斯是爱上了自己，他想象水中的倒影是自己！
▲厄科与那耳喀索斯，沃特豪斯作，1903 年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我们的延伸会使我们麻木。医学专家如汉斯·谢耶、阿道夫·乔纳斯都认为，我们的一切延伸，无论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保持平衡的努力。他们把人的任何延伸都看成是“自我截除”。人体无法探查或避免刺激的根源时，就诉诸自我截除的力量或策略。我们的语言里，表示压力强制下自我截除的说法，真可谓俯拾即是。我们说：“想大发雷霆”（wanting to jump out of my skin），“气得发疯”（going out of my mind或driven batty），“怒发冲冠”（flipping my lid）。我们常常利用受控条件下的运动和游戏去创造人为的情景，以抗衡实际生活中的刺激和压力。
乔纳斯和谢耶固然无意对人的创造和技术提出解释，但是他们给我们提出了一种有关疾病（不舒适）的理论。这一理论十分有利于说明，人为什么被迫用“自我截除”来延伸自我的肢体。身体受到超强刺激的压力时，中枢神经系统就截除或隔离使人不舒适的器官、感觉或机能，借以保护自己。因此新发明的刺激，就构成增加速度和加重负担的压力。以腿脚的延伸轮子为例，文字与货币媒介加快交换过程、形成新的负担、造成压力， 这就构成腿脚需要延伸为轮子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是从人身上“截除”脚的功能的直接原因。反过来，轮子作为应付加重负担的对抗手段，通过其分离或隔离出来的功能（即转动的脚），就产生了放大的效应，引起了腿脚行走时所没有的强度。于是，唯有借助麻木和堵塞感知通道，神经系统才能承受这种运动的强度。这才是那喀索斯神话的意义。这位少年在水中的倒影，正是刺激的压力所造成的自我截除或延伸。这一倒影产生了全身性的麻木和休克，这一麻木和休克是无法被识别出来的。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
自我截除是中枢神经系统解压的直接手段。很容易用它来说明包括从言语到电脑的传播媒介的起源。
从生理功能来看，中枢神经系统是为感官协调各种媒介的电路网络，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凡是威胁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东西都必须受到遏制，必须把它限制在局部范围或者把它切断，甚至连威胁中枢神经系统的器官都要被截除。人体是各种器官构成的一个整体，维持和保护着中枢神经系统，是对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各种突然刺激的缓冲装置。突然的社会失败和羞愧使人震撼。有人会痛心疾首，有人会全身肌肉震颤。这是身体发出的信号，叫人退出构成威胁的环境。
身体治疗或社会治疗都是一种抗刺激机制。治疗有助于维持人体器官的平衡，而人体器官又是保护中枢神经系统的。愉悦（比如运动、娱乐、饮酒）是一种对抗刺激的手段，而舒适则是去除刺激的手段。愉悦和舒适都是维持中枢神经系统平衡的策略。
电力技术到来以后，在人的身体之外延伸出（或者说在体外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这一发展意味着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仿佛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失去保护，人体器官已经不再是它的缓冲装置，再也不能去抗衡横暴的机械装置万箭齐发的攻击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人体器官功能相继实现机械化。这样的社会经验太猛烈、刺激性太强，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无法承受这样的经验。很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才延伸出一个神经系统的模式。
这就是自我截除唯一可信的原因。说到这里，我们还得回归那喀索斯的主题。如果那喀索斯真是由于看见自我截除的形象而麻木的，那么他的麻木是很有道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创伤或震撼的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突然失去心爱的人，突然摔倒，都会使人感到震惊。失去亲人和摔倒时的震惊都是要自我截除的极端例子。震惊诱发泛化的麻木，使各种感知的阈限提高。遭受震惊的人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
▲《媒介即讯息》唱片
震耳欲聋的厮杀声所造成的战场上的震撼效应，经过修正被用于一种名为“止痛耳机”（audiac）的装置中。病人戴上耳机，转动旋钮将噪声调到需要的音量，直到他感觉不到牙钻引起的疼痛为止。只挑选一种感官去对付强烈的刺激，只挑选一种延伸的、分离的、“截除的”感觉去用于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就是技术使创造者和使用者麻木的原因。这是因为中枢神经系统要调动全身的麻木反应，去对付专门化刺激的挑战。
突然摔倒的人感觉不到疼痛，也感觉不到其他的刺激，因为中枢神经系统必须避免任何强烈的冲击。只有当他开始颤抖、出汗或是做出其他反应的时候，他才会开始逐渐恢复正常的视觉和听觉，因为这时候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做好了应付突然摔倒的准备。
我们可根据被技术所延伸或截除的是哪一种感觉或官能来预测，其他感官是否关闭，或者说是寻求感官平衡。颜色的平衡机制能得到预测，感官的平衡机制也能得到预测。感觉是一个 100% 的常数，颜色也是一个 100% 的常数。但是，其构造成分的比例可能会变化无穷。如果一个成分得到强化，其他成分就立即受到影响。以听觉为例，如果它被强化，触觉、味觉、视觉就立即受到影响。收音机对重文字和视觉的人施加的影响，是重新唤起他对部落生活的回忆。无声电影配上声音的结果，是减少模仿、触觉和动觉的作用。同样，游徙的人转向静止的、专门分工的生活方式时，其感觉也会出现专门化倾向。书写的发展、以视觉形象组织生活的方式，使人发现个人主义和内省等成为可能。
▲第一台机械电视机
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样一种延伸还要求其他的器官和其他的延伸产生新的比率、谋求新的平衡。比如，电视形象所引起的新的感知比率或感知关闭，是没有办法不去服从的。但是，电视形象进入生活所产生的效果，却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其差别随每一文化现存的感官比率而定。在偏重听觉和触觉的欧洲，电视强化了视觉，驱使欧洲人开始像美国人一样重外观、重装潢。在高度倚重视觉文化的美国，电视打开了听觉和触觉的大门，使感觉通向有声语言、膳食和造型艺术的非视觉世界。作为感知生活的延伸和加速器，任何媒介都立刻影响人体感觉的整体场，正如很久之前《圣经·诗篇》的作者在第 115 篇中所做的说明：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希伯来《诗篇》作者对“偶像”的看法，很像希腊人对那喀索斯神话的看法。《诗篇》作者认为，看见偶像（使用技术）会使人顺应偶像（顺应技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这是感知“关闭”机制的简单事实。诗人布莱克发展了《诗篇》作者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通信和社会变迁的理论。他在长诗《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Great Albion）中说明，人为何变得与自己的目睹物一样。他说，人所具有的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幽灵”：人的推理能力被切割，并且与“想象力分离，仿佛是被钢铁封闭起来”了。总之一句话，布莱克认为人是被技术分割肢解了，他认为这些技术是人体器官的自我截除。器官被截除以后，每一种器官都变成一个高强度的封闭系统，这个系统把人抛进“苦难和战争”之中。而且，布莱克点明《耶路撒冷》的主题是感知器官：
感知器官变化，感知对象似乎也变化；
感知器官关闭，感知对象似乎也随着关闭。
我们观看、使用或感知任何技术形式的延伸时，必然会接受它。听收音机、看书读报时，必然要将这些延伸纳入自己的系统中，必然要经历接踵而至的感知“关闭”或感知位移。正是因为持续不断地接受日常使用的技术，所以在与我们自身这些形象的关系中，我们才进入了潜意识中知觉和麻木的那喀索斯角色。由于不断接受各种技术，我们成了技术的伺服系统。所以，如果要使用技术，人就必然要为技术服务，必然要把自己的延伸当作神祇或小型的宗教来信奉。印第安人成为其独木舟的伺服系统，同样，牛仔成为其所乘之马的伺服系统，行政官员成为其时钟的伺服系统。
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机器世界促进人的意愿和欲望的实现，给人提供物质财富，以此来回报人的呵护。心理学里动机研究的功绩之一，是揭示出人与汽车的“性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
从社会层面上说，正是群体压力和刺激的积累，才促发了抗刺激物的发明和革新。战争和对战争的惧怕，一直被认为是人体技术延伸的主要刺激因素。芒福德在《历史名城》中认为，有围墙的城市是我们肌肤的延伸，正如住宅和衣物是我们肌肤的延伸一样。入侵以后的余殃时期和备战时期相比，是一个技术上更加硕果累累的时期，因为臣服的文化不得不调节其全部的感知比率，以顺应入侵文化的影响。从如此强烈的混合交换中，从思想和形式的撞击中，必然释放出最大的社会能量，必然兴起最了不起的技术。巴克敏斯特·富勒估计，自 1910 年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在研制飞机上花费的钱已达到 3.5 万亿美元。这是世界现存黄金供给量的 62 倍。
麻木的原理在电力时代发挥作用，正如它在其他任何社会要发挥作用一样。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和暴露以后，我们必须使其麻木，否则我们就必死无疑。因此，这个焦虑和电力媒介的时代又是无意识和冷漠的时代。然而，除此之外，这个时代显然又是认识到无意识的时代。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战略上变得麻木起来，有意识知觉和秩序的任务就迁移到人的物质生活里去了，于是人开始意识到，技术是自己身体的延伸。显而易见，在电力时代给予我们迅速且整体的场知觉的手段之前，这个结果是不会发生的。有了这一知觉，潜意识的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被提升起来，赫然进入我们全部的视野，结果“社会觉悟”表现为内疚感的原因。存在主义提出了一种结构的哲学，而不是范畴的哲学；它提出了一种全盘的社会卷入的哲学，而不是个体分离或个体观点的资产阶级精神。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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