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李珊珊007，责任编辑：曾鼎，封面：东方IC
了解到小浜正子，是在我写作那篇《一部上“环”主导的中国女性避孕史》时。
我查阅到的大量研究资料都指向了这位研究计划生育的日本学者。在发表于《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她写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家庭内意见不统一时，比起丈夫和婆婆，妇女本身对生育控制的态度更积极。在这场运动中（实际语境应为早期），政策和妇女结为同盟，一致抵御传统父权制的多子观念，有效控制了生育。”
在一堆繁杂的数据以及各种“残害”的隐喻之中，一位外国历史学家如此清晰地表达了她对中国这项政策与女性关系的看法，且这看法又不同于她的大部分西方同行，这让我印象深刻。
2019年5月，这位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会长在上海开设了两次讲座。
一次作为关于性别史的系列讲座中的一场，开设于一所以文科见长的大学，讲生育的现代化与国家化，内容里有“亚洲各国的计划生育经验”，也有“生殖补助医疗与性别”。
报告厅里，九成的听众是来自文史哲院系的女生，她们纷纷提出问题：“是不是女人天生不喜欢生孩子，日本的女性喜欢生孩子吗”，或是“你怎么看待捐卵和代孕”？
另一次讲座开设于社科院，听众大多是专业的学者，男性占90%——这个比例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与女性学者相比，男性学者在数目上有压倒性优势。
作为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的教授，今年是小浜的学术休假年，她不需要去大学里上班，可以带薪去做些随自己心意的研究。她选择了中国，希望去重访她曾经采访过的村庄。
在华东师范大学一个临水的咖啡馆，我约到了小浜，来谈一谈她眼中的计划生育。
研究中国女性史的小浜正子
“你们的规定是生几个小孩？”
时钟拨回到1991年，原本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小浜正子有个机会在复旦大学待很长时间，她带了小儿子来中国上幼儿园，而大女儿因为要读小学，仍然留在日本。
了解到这个日本女人有两个孩子，身边的很多中国人好奇地问她：你们（日本）那边是什么样的，你们的规定是生几个小孩？
几十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场景，小浜瞪圆了眼睛，说：“我当时对这种态度觉得很奇怪，大家居然习惯了。”
来中国前，在这位外国学者眼中，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只是这里的生育控制最严格，且规模最大。而那句问话令她震惊的是，“很多人这么问我，就好像他们觉得（生孩子要按照规定）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位女性史研究者看来，家庭生育计划并不是新鲜事物。
早在19世纪，欧美家庭让孩子数量保持在“适当”水平的想法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女性一生生养的小孩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在美国，白人妇女所生的小孩数量在1800年是7.04人，到了1900年已经到了3.56人。
20世纪的下半叶是亚洲各国的生儿育女行为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人们开始普遍接受一些新鲜观念，孩子从“天赐之礼物”变成了“计划之产物”，该什么时候生养，生养多少，不仅是家庭、地域关心之对象，而且成了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介入之事。
从1950年代开始，日本就开始自发地进行了一些生育控制，这种控制有政府宣传的介入，但总体上是自下而上的，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也都各自有了自发的生育控制……
小浜正子开始接触中国的资料，她发现，大部分人讨论的计划生育都是1979年开始推出的“独生子女”政策，但事实上，早在那之前，中国的出生率已经开始了下降，到197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的十年间，中国已经有了出生率急速下降的情况，上海在这一点上尤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堕胎曾被认为是“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而受到批判，人工流产、输卵管结扎的手术都受到严格限制，避孕用具被禁止进口。直到1954年，邓小平指示卫生部开始实行避孕，节育才取得了合法身份。
上海对节育政策的反应非常积极，到1954年年底，上海市的卫生局已经有了文件：全市妇产科医师和医疗单位都得开设节育门诊，医药公司则提供避孕用具。
这种积极应对的原因之一是，人口压力在上海显得尤为突出。在小浜拿到的一份1955年的“（上海市卫生局呈市人民委员会熊副秘书长）关于上海市出生产逐年增长状况报告（绝密）”里，“适当开展节制生育工作”是与“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迁入”并列的加强人口管理工作的两大主要措施。
这是早期的计划生育，它推进得温和而谨慎。
虽然积极推动节制生育的基本理由是为了抑制过快的人口增长，但在宣传上，却是强调母婴健康，提高妇女的工作、学习、生活能力，改善养育子女的环境。
一份上海某妇联的宣传工作报告曾提到：“很多（多子女的）妈妈们非常害怕生孩子，但她们绝大部分没有文化或者识字不多，不懂得避孕方法……有的发现自己有孕，紧张万分，故意攀高扶重，企图流产。”
接受小浜访谈的不少上海女性都表达了对这种宣传的赞同，小浜写进了开头我提到的那篇文章中。
在题为《计划生育的开端——1950-1960年代的上海》的文章中，小浜的结论是：
当时的节制生育情况与后来的“一胎化政策”不同，妇女大多出于“自愿”。她们在工作与家务、养育子女的双重负担下，积极地接受了节制生育的宣传……
过去的计划生育海报
女性与政策结为同盟，有效控制了生育
在那篇文章发表后，小浜的一些中国朋友告诉她，不能光看上海，得去看看中国的农村。
小浜因此寻到了一些中国的研究伙伴，联系到中国的两个村庄，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中。一个是（计划生育）模范村，一个“可能算落后村”，“去访谈当地的女性，看她们在计划生育中的遭遇，了解她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在东北的那个村子里，妇女主任执行力很强，立场坚定，严格执行着计划生育政策。她有三个儿子，为了以身作则，让两个生了两个女儿的儿媳做了绝育手术。小浜说：“她是带着信念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
而华中的那个村庄，“妇女主任的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自己其实非常想要男孩，但因为上面的压力，70年代末的时候，没办法，就结扎了”。小浜说，这个村子不太听从上面的指示，对于有些想要儿子的家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了妇女主任，一个好的女赤脚医生对于鼓励当地妇女节育也非常重要。在东北的村子里，当地女赤脚医生自1964年接受了7个月的集中培训之后，就开始在村里的红色医疗站做赤脚医生，先是“新法接生”，60年代末接受过避孕环的培训后，开始上环和取环。
而在这些计划生育干部配置到位之前的农村，不想要孩子而怀了孕，农民往往只能采取堕胎或是溺婴的手段。
一位村民说，生育头三个女儿和第四胎儿子之间，胜过两个女儿，但是“两个孩子都是胎位不正，没有奶……一个活了两天，另一个活了三天，都饿死了”。小浜听完觉得对方可能是有意或无意地放弃养育。
在计划生育的早期，有不少妇女是听了宣传后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还有选择不生的权利，才开始思考是继续生还是采取措施预防生育。
受访者在小浜的访谈中提到：“生那么些能照顾得了吗？”“我那时候生活条件差，孩子太多了就是一种累赘，我就不生那么多。”
70年代早期的中国村庄里，节育曾作为一种不带强制性的“提倡”存在过，实在不愿意，可以拒绝，但作为一种规范对村民有影响力，拒绝会感到压力。
这几乎如同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日本，推进“家庭计划”，使避孕渐渐开始成为市民道德的一部分。
然而，70年代中期开始，“计划生育的动员越来越严格，后来强迫了”。此时便开始出现了妇女一批一批去接扎的情况，而妇女主任也开始“给人骂啊，骂得不像样”了。
过去的计划生育标语
生与不生的背后，复杂的权力之争
一位女性学者在小浜正子的讲座结束之后问她：你在村庄里的访谈中有没有遇到强迫流产的情况？
“应该是有的，但情况很复杂。”
小浜访谈的1970年代之前生产第一胎的17位女性中，只有两位做过人工流产，一个是因为怀孕时感冒，怕孩子残疾，另一个是认为孩子太多了，不想要更多。而到了1980年代之后，19位跟她们长谈过的妇女之中，做过人工流产的有10人，而且很多人经历了不止一次。
1980年代，中国人工流产的数据明显上升，妇女的生育健康方面的问题也比过去严重多了。
“完全不愿意的也有，因为种种原因，在大多数案例中，女性事实上是消极地接受了人工流产的事实，但具体到每一个案例，分析是强制的还是非强制其实非常复杂。”
与很多国外观察者将强制节育手术或人工流产视为对女性的迫害不同，小浜的研究中，妇女和她们的家庭是政策实施的对象，却也是生育行为的主体。
很多时候，在生育问题上，妇女与家庭，尤其是男性家长的立场并不相同，小浜的访谈深入了家庭之中。
围绕计划生育，女性时常遭到来自丈夫的压力。一个有了两个女儿的村妇提到：“叫结扎，给俺家老头做工作，我跟俺家老头说结了得了，他就不让，非得（先）要个小子。”
还有来自婆婆等长辈的压力。一个村妇未得到婆婆同意，在生了第二胎后为了避孕而放环，后来避孕失败，生了第三胎，到怀第四胎的时候想人工流产，遭到了婆婆的反对，第四胎生了以后才做了绝育。
在对村庄的调研文章中，小浜指出，以往的观点是，中国农民的“早生、多生、生男”传统生育文化根深蒂固，与计划生育发生矛盾。然而，这里的“农民”究竟指的是谁？是男性长辈家长的观念才代表“农民”，还是生育当事人——妇女的意向呢？
小浜写道：“妇女在决定生还是不生时，并不只受到政策的左右，还会考虑到与工作、经济条件、家庭状况、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喜不喜欢孩子也是一个因素。”
在传统亚洲社会，小孩是属于家庭的，在父权制支配的儒教圈及印度文化圈社会，生殖不仅仅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情，这背后的社会权力之争，在节育方法的选取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日本，主要节育方法以避孕套为主，并配以避孕失败后的人工流产作为补充。
在印度，70年代，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曾以强制成年男性节育手术（结扎）作为主要节育方法，但这种强制“阉割”引发了整个印度社会剧烈反应，至今仍被认为是英迪拉·甘地政府在1977年选举失利的主要诱因。
而在中国，70年代及之前的温和生育控制阶段，避孕方法以绝育手术为主；1979年更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之后，避孕方法开始以上环为主。而不管哪个年代，男性绝育手术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显然，在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像这样男女之间或者家庭内部在生育或避孕问题上的分歧，以及面对计划生育政策时家庭内部的辗转腾挪，过去在一边倒对政策的支持或批判中，多少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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