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5G、“国六”、城市更新的经济账
2019-06-30 07:00

垃圾分类、5G、“国六”、城市更新的经济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社长。原标题为《制度升级 | 5G、国六、城市更新、垃圾分类的经济账 》


去年8月,华强北重金打造的商业街开放,原来的车行道被整齐美观的步行街替代,一条号称“全国最长地铁商业街”扭转了旧工业区遗迹的糟糕形象。这是深圳市近年城市更新的主要项目。


如今华强北步行街上,令人厌恶的拖车声少了,人流、嘈杂声以及月入过万的职业乞丐也少了。但是,华丽、大气却隐藏不住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寒意。


从2002年至2007年,华强北借助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功能手机、MP3\MP4、电子游戏机,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


2007年,苹果发售第一代iPhone手机,人类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华强北浪潮再起。


但是,次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电子加工遭遇重创、出口断崖。


2009年1月7日,中国提前一年发放3G牌照,期望3G成为抗击经济危机的一支“骑兵”。


在智能手机和4G的刺激下,华强北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电子浪潮,进入了“狂野时代”。


那些年,全球电子商家及贸易商云集此地,整条电子街生意火爆、热闹非凡、拥挤不堪。受摩尔定律驱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快速更新换代,芯片、电路板、二极管等零配件,以及手机壳、保护膜、充电宝等互补品规模快速膨胀。


这股洪流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电子市场的创富奇迹。中国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赚得不如一个卖手机壳的多;华为工程师不如手机贴膜商赚得多;深圳白领收入不如华强北职业乞丐收入高。


2013年,国际电子市场出现波动,外贸形势严峻。同时,因深圳地铁七号线建设,封锁了华强北部分道路,电子街市场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修筑地铁的围栏,挡不住时代的浪潮和华强北的好运。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乘胜追击,发放4G牌照。


4G时代彻底释放了智能手机的能量,“下沉市场”崛起,华强北、互联网巨头分享了巨大的移动互联网红利。


此后,小米、华为、OPPO、vivo为代表的国产手机、无人机、LED、机器人、虚拟现实、新型可穿戴设备、比特币矿机、直播设备等再起涟漪。


虎牙、斗鱼、熊猫、快手、抖音都是4G之后涌现的“下沉市场”,他们加快了手机更新换代,给华强北带来不少拍照手机、智能麦克风、直播设备、外置音箱、镜头、屏幕等零配件销量。


但是,2017年全球手机销量进入拐点,首次下滑了100万台,报收14.72亿台;2018年下滑到14.049亿台。同时,比特币矿机、直播设备红利消失,无人机、机器人、虚拟现实尚未彻底爆发。


华强北电子市场寒意扑面而来,不少商家撤离,大量店铺空置,人气一落千丈,与崭新的地下街形成鲜明的反差。


所幸的是,5G来了。


华强北的商家们,都盼望着5G红利,能够拉动5G电子设备大更新,拯救低迷的电子市场。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再次提前发布通信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产业经济贡献》,预计2020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这一次,华强北的好运能否延续?5G时代,能否再创3G、4G奇迹,肩负起稳增长、创巨富的奇迹?


从3G到5G,移动通信牌照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救火队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与5G升级类似的是,汽车业也在推行新的技术标准。中国近年出台了“国六”标准(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大力鼓励新能源汽车。


不过,与5G技术升级备受期待不同,今年中国汽车业可谓“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汽车整体销量大幅度下滑,汽车驶入寒冬;一边是互联网、房地产等造车新势力大举进入新能源汽车。


汽车业的技术升级能否激发一拨市场红利?


与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升级类似的是,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工厂环保标准、城市美化标准。各大城市正在大搞城市更新项目,即将铺开“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制度。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以及深圳的旧改与灯光秀。


近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性升级。


通信、汽车、能源、环保、城市、卫生、安全等领域的技术、产业、产品以及公共标准都大幅度提升。很多生意人都明显感觉到——以前能这样搞的,现在都不能搞了。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也经历了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产业、产品、技术标准得到提升,消费安全及福利大幅度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安全领域的召回制度以及食品农药残余标准。


如今,这场制度性升级意味着什么?


标准提升,带来的社会效益不可估量,但经济效益如何?能否在经济换档下行中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提升消费福利?


边际递增 V.S. 边际递减


标准升级能否推动边际曲线右移?


中国是全球少数在众多领域都有独立标准的国家。不过,在奶粉饮品、自来水、食品农药残留、石油柴油、汽车安全、移动通讯、气体排放、垃圾处理、驾考标准、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的技术及产品标准都有待提升。


中国制度性提升这些领域的标准,最大好处应该是提升了国民的消费安全及健康指数。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制度性升级可以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标准,增加产业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及技术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增进消费体验,甚至引发一场高质量的消费革命。


制度性升级,是一次多维度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及变迁将技术成果巩固下来(制度变迁理论)。如产权制度保护专利鼓励创新,产业激励制度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


中国这一次制度升级,可能是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诺斯式增长”(自定义)的结合体。但是,每一个领域,都有其不同的增长逻辑;侧重点不同,化解矛盾的方式不同,决定了增长速度的快慢。


下面对5G、新能源及“国六”、垃圾分类、城市更新,分别考察技术标准、产业标准(制度)、公共政策、经济政策(财政及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解析其中的增长逻辑。


5G:考察技术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六:考察产业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垃圾分类: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城市更新:考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5G增长逻辑: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以效率型增长为主


5G是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的合体,由技术创新驱动,前期政府投资拉动,后期消费市场刺激。


5G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标准,但也是一种产业标准。


这里主要考察技术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5G通讯技术标准的提升,可以大幅度地推动边际收益递减曲线右移。技术创新(革命)增长的逻辑如图——3G、4G和5G通信技术边际收益率曲线图(蓝色)


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2009年3G技术投入商用后,行业收益率从高逐渐走低;紧接着,2014年4G投入商用,直接将通信及相关领域的边际收益率直线拉升;到2019年通信领域的边际收益率又递减到较低的位置,政府提前发放了5G牌照,再次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


这是技术革命,尤其是底层技术标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经典走势图。虽然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规律,但是新技术可以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一次性拉高投资收益率,实现规模经济。如此,反复波浪式前进,经济持续递增。


预计,5G将开启一个万亿级别的规模市场。


目前,中国已部署了“环江西带”5G示范城市,预计2020年开始投入商用。5G将促进整个通讯电子以及相关产品更新换代,包括主设备、系统集成、基站天线及射频器件、小基站、光纤光缆、各类电子产品,以及智能汽车、智能医疗等。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5G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在直接产出方面,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预计当年将带动约4840亿元的直接产出,2025年、2030年将分别增长到3.3万亿、6.3万亿元,十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9%。


在间接产出方面,2020年、2025年和2030年,5G将分别带动1.2万亿、6.3万亿和10.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


预计在2023年直接和间接产出的边际收益率逐渐开始递减。5G比4G、3G更具外溢性,很可能在中后期带动智慧医疗、智能汽车等相关产品增长,从而间接产出增加。所以,5G边际收益率递减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短期上涨的波动。


5G增长属于良性的效率型增长,既受消费市场刺激,也受政府投资拉动,根本上是技术驱动。


2020年,运营商网络设备投资是重点,预计投资金额超过2200亿,占5G设备支出比重超过80%。2024年,设备年投资额开始下降。其中,包括不少政府投资以及政策激励,以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增长。因此5G增长也有凯恩斯式增长成分。


新能源及“国六”增长逻辑:产业制度升级增加私人成本,倒逼技术升级


应用性技术的缓慢进步,无法一次性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除非底层技术革命。


电动汽车的历史比内燃机汽车还早。在1881年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特鲁夫就制造了第一辆铅酸电池三轮车。这比卡尔·本茨制造出燃油汽车要早五年。


1900年,欧美出售的4200辆汽车中,40%是蒸汽机车,38%是电动汽车,只有22%燃油汽车。但是,此后电动汽车技术进展缓慢,电池续航能力差,成本及售价高昂,投资收益率很低,一直无法大规模商用。


反观,内燃机技术取得了革命性进步,燃油汽车技术更加稳定成熟。再加上福特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推动了汽车边际收益率右移,吸引大量资金投产,汽车从此走进了欧美千家万户。


受环保主义及石化能源紧缺影响,如今全球汽车业的方向再次回到电动汽车。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美国家大力发展氢能源以及氢燃料汽车,还有一部分国家则发展锂电池以及纯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能否规模递增,关键看电池技术创新、成本及商用程度。


“国六”属于产业标准,属于制度性升级,而不是纯粹的技术性升级;考察产业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六”是指“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于2019年~2020年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提升汽车污染物排放的限值,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理论上,制度性升级可以促进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制度性升级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一、通过制度变迁增加私人成本


当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时,比如汽车、工厂排污,就会造成福利损失,甚至发生公地悲剧,公共环境受到污染。“国六”出台,实际上增加私人成本,促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平衡,以恢复市场效率,避免福利损失(庇古的私人及社会成本理论)


二、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费用


比如产权制度、专利法可以降低信息搜寻、合同纠纷、交易风险等成本。又如汽车召回制度可以降低合同纠纷、反复诉讼的成本。


科斯认为,产权制度可以解决以上庇古提出的问题。只要产权明确,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即效用最大化(科斯定律)


三、通过制度升级倒逼技术革新


这是第一点的延伸。排污标准提升,为什么会促进市场恢复效率?原因是,环保标准提升,会倒逼企业改进技术,提高经营效率,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新一代汽车大规模商用,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有人提出,环保标准提升后,很多企业因成本增加而被迫关闭。但这个锅不在环保标准的提升。


因为在低标准下,企业之所以能存活实际上是以污染环境为前提,损失了社会福利。如今提升其排放标准,实际上让其归回正常,并不是提升了他的成本。而是让他的成本恢复到本应该承担的程度。如果企业因此倒闭,属于正常的市场淘汰。成本恢复到应有的水平,短期压力会增加,但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倒逼技术创新。


所以,制度(产权制度、产业制度)创新、升级,与技术创新是一样,都可以推动边际曲线右移,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制度不同,效果也不同。产权制度可能带来增长率快速提升;产业制度作用相对间接,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将新能源与“国六”标准结合,可以得出一条制度升级倒逼技术创新的增长曲线(上图绿色曲线)。其特点是:


第一,产业标准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性的,传导机制缓慢。


与3G、4G、5G引发的效率革命不同,国四、国五标准都没有倒逼汽车爆发科技革命,只是促进汽车节能方面的技术提升。国四、国五标准对边际收益率的提升非常有限,增长率波动幅度远远小于通信及电子行业。


国六能否间接倒逼新能源技术革命?


随着国六标准的实施,国五标准汽车将逐步淘汰,车企面临“国六”的环保压力,是否会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的投入?


若新能源汽车,如电动汽车没能爆发技术革命,那么增长曲线也会如国四国五一样平庸。


若氢燃料技术或其它新能源技术获革命性突破,那么收益率会大幅度拉升,大量汽车更新换代触发规模经济,引发一场汽车及新能源产业革命。


垃圾分类的增长逻辑:公共政策升级降低交易费用,但作用具有发散性及滞后性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政策。该政策要求,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是一项公共政策。通过对垃圾分类的研究,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公共政策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巴泽尔、诺斯的国家理论,公共政策属于公共用品,其作用是降低交易费用。这属于“斯诺式增长”。公共政策如何降低交易费用?


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公共用品不足,公共卫生糟糕,情况会怎样?


近代欧洲,由于生育率上升,人口向城市集中,公共用品供不应求。城市自来水、公共厕所、排污系统、垃圾处理、公共卫生教育等严重不足,导致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反复大爆发。


直到1830年代,在霍乱的威胁下,英国才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由查德威克(经济学家边沁的秘书)推动公共卫生改革,通过了第一个强制性的卫生法案。美国、德国等随后跟进,逐渐建立城市污水系统、公共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


强制垃圾分类,升级公共卫生标准,可以降低瘟疫、疾病传播带来的风险,降低整个经济系统的交易费用,有助于营造宜居、宜商、宜创新的城市环境。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大城市如东京、伦敦、纽约,都是公共卫生俱佳的城市。


但是,公共政策降低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扩散性的。


其次,公共政策增加私人成本倒逼技术进步、经营效率提升。


这一点与“国六”的逻辑是一样的。提升公共卫生标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公共环境沦为“公地悲剧”。强制垃圾分类,是通过增加个人、企业的私人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平衡,从而避免福利受损。


由于公共卫生属于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科斯的私人产权的方式来解决,只能依靠“庇古税”,即增加税收或罚款。


中国主要生活垃圾构成是厨余垃圾,比重超过60%。厨余垃圾不但量大、且容易变质腐烂,处理起来困难,增加公共卫生的成本。强制垃圾分类后,可以降低处理的成本,同时可能倒逼酒店、超市、菜市场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提升、效率改进。


例如,带包装的精品菜可能会增加,清理好的蔬菜、杀好的鱼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厨余垃圾。清理厨余垃圾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酒店、菜市场处理垃圾的成本。


这属于“斯诺式增长”叠加索洛式增长。


最后,公共政策直接拉动公共消费。


强制垃圾分类实施,大量的公共卫生设备需要更新和新建,同时清洁工人及相关人员增加不少。这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属于凯恩斯式增长。


据住建部介绍,目前,全国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


这46个重点城市已配备厨余垃圾分类运输车近5000辆,有害垃圾分类运输车近1000辆。在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已超过1900万次,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


2019年将计划投入213亿元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所以,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公共消费拉动、交易成本下降、倒逼相关产业技术进步叠加而成的。其中,公共消费拉动短期作用明显,交易成本下降和相关产业技术进步都存在滞后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率走势图(如上图黄色曲线)是一条存在不确定性的曲线。整体上,边际曲线右移时间缓慢,边际收益率提升不大;若公共消费拉动可以带来短期增长,但衰退也很快


城市更新的增长逻辑:混合型、复杂性


城市更新的增长作用比较难判断,更新项目繁多、花样各异,有公共消费(种植花卉、灯光秀),也有公共投资(修路搭桥、建设福利房),也有私人消费及投资(旧改);有凯恩斯式增长,也有斯密式增长,还有索洛式增长。


下面以修路、旧改、灯光秀为例。




修路拉动GDP,是一种凯恩斯式的共识。


修路搭桥是一种准公共用品投资,政府是投资主体。若修路搭桥是正常需求,那么政府的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只是效率相对偏低。其增长逻辑是,城市道路作为准公共用品,其建设可以直接拉动增长,同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若有效投资或消费需求不足时,政府借贷投资,这属于凯恩斯式增长。这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有限,前期投资拉动作用明显,后期递减迅速。


所以,公共用品的投资效率都偏低,修路的边际收益率比较低,且波动很小;更好的道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间接提升边际收益率,但是时间上具有滞后性


正常需求下的旧改,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及消费行为,符合斯密式增长。但是,城市旧改,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其中不少包含棚改货币化项目。货币化的加入,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棚改贷款,具有明显的凯恩斯式增长的因素。


棚改货币化的城市旧改,与短期的地方财政收入及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短期内促进增长,但投资收益率递减明显,后期增长乏力。


所以,市场驱动的旧改的边际收益率非常稳定,政策在短期内容易出效果。


灯光秀,是近年城市的特色。灯光秀与种植鲜花绿植类似,都属于公共消费品。其增长逻辑与垃圾分类公共政策类似。


灯光秀可美化城市,增加公共福利,吸引更多人才加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降低了企业搜索、聘用人才的成本。这对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属于斯诺式增长。


不过,灯光秀或许也存在“索洛式增长”。灯光秀相当于政府采购,促进LED技术的进步。LED技术创新,具有扩散性,可以提高整个产业及相关产品的收益率。


早在1995年,日本松下公司就在高达634米的晴空塔(Tokyo Skytree)上安装了1995台LED照明灯组成的百变服饰,向世人展现了变幻莫测的灯光秀。


这套灯光秀背后的核心技术是精准控制的数字控制系统。在此基础上,松下公司对电路技术、导光技术、控制技术、散热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然后将灯光控制系统运用到家庭消费领域。


未来几年,预计LED 技术可能用有可编程能力及固态照明 (SSL) 方案来改变照明市场。


灯光秀的收益率走势有可能出现两种:一种是LED及相关技术创新,快速拔高边际收益率;另一种是技术无突破,走势平庸。


城市更新比较复杂,但归根结底还得走到市场驱动技术升级这条路上来。正如华强北的旧改——建设一条靓丽的商业街,难以扭转电子市场的低迷。复兴华强北,还得看5G。


投资 V.S. 消费


何为手段,何为目的?


不过,以上的分析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忽视了消费承受力。


“国六”标准提升了排放标准,降低了尾气污染,但若消费者无法承受因此带来的成本增加,导致车企滞销,消费福利下滑,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


垃圾分类作为公共政策亦同理,若因此带来的成本增加是居民、酒店、商超无法承受的,那也会适得其反。


另外,5G、城市更新、垃圾分类都会涉及到不少政府投资,若政府需要大规模举债,依靠信贷宽松来实现,亦值得考究。


这是一个人人都懂的经济常识。但是,在经济学及经济政策中,却经常被忽视。主要原因是凯恩斯式政策常态化,混淆了经济增长的手段与目的。


凯恩斯反对节俭,认为扩大需求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有一次他在酒店故意把毛巾被褥弄乱,并打趣说,这样可以增加清洁工的就业。


实际上,凯恩斯存在三个误区:


一、忽视了消费承受能力


有效需求(有欲望,有能力)才是真正的需求(这原本是凯恩斯的主张),过度透支消费容易引发资产负债表危机。


二、站在“上帝的视角”——这对市场来说是致命的


经济学家分为两派,鼓励消费和主张节俭。其实,节俭或消费,不能鼓励,也不能反对,应该让个体自由发挥。节俭或消费,都是市场个体的选择,若以“上帝的视角”提供倾向性主张或政策,则容易导致市场失去博弈的活力,甚至市场失衡。


三、混淆了目的与手段


凯恩斯长期将增长看成是目的,消费、投资只是增长的手段。但实际上,消费才是目的,投资、增长都是服务于消费,促进消费福利增加。


不过,其实凯恩斯是极为灵活、实用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若凯恩斯活到七十年,他会适时改变主张,写出“供给主义”(与其相对的供给学派)。现在宏观经济学的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凯恩斯追随者随意发挥、教条式坚守的结果。


凯恩斯强调他的主张是“短期”的经济政策,而非长期;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下,政府向社会借钱增加投资来拉动增长。


但是,后凯恩斯主义者及施政者失去了凯恩斯的“灵性”:


第一,将凯恩斯式政策常态化,长期依赖于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增长;


第二,将财政政策扩大到货币政策,货币宽松支持财政融资。


凯恩斯主义最伟大的贡献是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人们可以从各种宏观数据上分析经济走势。


但是,宏观经济学却严重颠倒了经济增长的目的与手段。


我们通常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这种主张具有误导性。


实际上,消费是马车上的主人,投资和出口(本质也是消费)都是拉动马车的两匹马,消费是马车上的主人,驱动马车前进,同时享受增长的成果。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消费福利,即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幸福感以及成就感。


如果过度透支消费,任何方式的增长都是伪命题。


以下我们加入消费因素,考察技术标准(5G)、产业制度(新能源及国六)、公共政策(垃圾分类)、经济政策(城市更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5G:技术性消费由市场决定


技术与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谁决定谁?


198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提出“技术范式-技术轨迹”理论。这个理论指出,技术范式以自然科学的原理为基础,不以人的喜好为转移;技术轨迹由经济因素决定


所以,5G是否如4G一样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完全取决于市场。若技术成熟,进入大规模商用,成本快速下降,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正如当年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大规模制造的廉价汽车——T型车。倘若像1900年代的电动汽车,则因技术不稳定、成本高昂而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技术不成熟或不具成本优势,则无法快速拉高边际收益率,推动右移边际曲线右移。


5G提前一年发放牌照,未来能否如期产生规模经济,关键看5G技术的稳定性及成本。


二、“国六”:基于消费需求的产业政策根据推动力


新能源技术的逻辑与5G类似,都由消费决定。但是,新能源技术与产业政策相关,“国六”能否倒逼新能源技术创新?“国六”标准是不是消费驱动?


中国在2013年开始实施“国五”标准,到2018年才全面覆盖。然后,2019年加速“国六”标准落地,现已有部分城市实施。


从排放指数来看,“国六”的排放标准要比“国五”严格50%以上。若实施“国六”,碳氢化合物(HC)和氮氧化合物(NOx)就要减少一半以上。


不仅如此,“国六”二阶段的排放标准甚至比欧六标准都要降低30%。目前,欧洲国家还是第五阶段标准,相当于我们的“国五”。


与国五不同,国六标准还没有实验,就直接实施。原因是,国六标准比较高,国内找不到符合国六标准的发动机。


中国市场能否承受如此之高的标准?


预计,国六标准每台车将增加5%~10%的成本,平均到车上至少超过1万元。增加的成本,或许由车主、消费者共同分担。当前汽车整体销量断崖式下跌,成本增加会向车企倾斜。如此,汽车厂商能否承担相应的成本?


汽车厂商考虑成本太高,是否会转向开发新能源汽车?


宝马研发总监弗罗里希认为:


没有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有需求。一个也没有。是监管机构对纯电动汽车有要求。”


他的意思是当前纯电动车的市场需求是政策驱动的。如果有足够的补贴激励,他们可以在欧洲市场推出100万台纯电动车,但欧洲消费者不会买,因为欧洲不需要纯电动车。


欧洲的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欧洲燃油车的排污指数非常低,对空气污染程度很小。不论从价格还是环保需求,纯电动车在欧洲都无法对燃油车构成挑战。这是欧洲消费者决定的。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产业政策即新能源补贴,对电动车的驱动。


在欧美国家,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消费者借助政府之手来实现,并以此驱动技术升级。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详见智本社读书会阿罗的《选择的悖论》),公开投票也未必能够保证产生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产业政策。


所以,产业政策对技术的倒逼未必完全是消费决定。不科学的产业政策,不但无法推动技术进步,还可能让情况更加糟糕。


例如,日本政府曾经大力扶持煤炭工业,但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导致煤炭工业濒临破产。此后,日本为了调整能源结构,大力支持核能发展。但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日本又自我否定了这一能源方向。


此后,日本开始去核化,鼓励丰田等企业开发清洁能源氢燃料,并提出了“氢能源基本战略”。目前,日本的氢能源及氢燃料汽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距离大规模商用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一次,日本押注氢能源能否成功,有待氢燃料技术进步的检验。若技术不稳定,经常引发安全事故,那么,这一产业政策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日本的能源结构转型历史,基本上由政府产业政策驱动,也有能源消费需求转型的因素。


所以,基于消费驱动的产业政策,更具有驱动力。


三、垃圾分类:在制度成本与交易费用中权衡


有人说,上海人被垃圾分类逼疯了。强制垃圾分类,最大的争议来自对私人成本的增加,可能还是无法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这实际上是一道计算题。强制垃圾分类存在制度成本,但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关键看制度成本更大,还是交易费用更大


强制垃圾分类的成本包括分类系统及配套建设费用、新增人工费用、督查费用,以及用户学习分类的时间成本、因垃圾分类带来的消费升级额外增加的费用。


日本的大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全球首屈一指,但私人承担了大量的垃圾分类及处理的成本。白天街道上垃圾桶很少,市民出行自备垃圾袋。


垃圾分类实施的前期,市民需要学习分类技能,以及改变习惯,这个阶段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毕竟改变习惯是艰难的,教育及监督成本不低。但是,一旦习惯养成,标准化的分类,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成本。


清洁的城市环境是宜居、宜商的基本条件,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城市。分类垃圾的处理成本会大幅度下降,公共卫生费用如疾病滋生等也会下降。这也就间接地降低了交易费用。


所以,垃圾分类,卫生标准到什么程度适宜,完全取决于市民能够承担的成本。


四、城市更新:财政能力、货币政策是关键


城市更新的推动者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是推动城市更新的主要手段。


不过,城市更新到什么程度为宜?道路一年更换8次鲜花是否过于频繁?每年修一次的道路是否过度?市民是否需要豪华公厕?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


若以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经济下行、有效需求不足时,修路搭桥、更换鲜花、建设公厕都可以促进经济复苏。


若按照货币主义的主张,什么时候修路,能否消费得起豪华公厕,完全由市场决定。


在预算软约束、银行非独立性的国家,修路搭桥基本上由政府决定。即使预算受控的政府也有一定的自主权,也能决定绿植更新等事项。


国会及政府是间接执行市民、消费者的需求,效率不如市场,不能表达消费需求。


所以,若缺乏公共决策机制或公共决策效率低,城市更新则无法完全由市场决定。市场的力量,无法倒逼城市公共用品升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此时,政府需求替代了市场需求,政府的财政收入,决定了其投资及消费能力。若以债务型、货币化的方式推动城市更新,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若财政自主、杠杆率低,且财政使用效率高,有助于公共福利增加及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V.S. 制度建设


制度性升级的主角是谁?


近些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制度升级。


金融、环保、通信、公共安全、城市更新等众多领域的标准升级,加速了产业更新,强化了市场监管。这场广义的制度性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模式各异、效果不同。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爆发过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消费保护主义开始崛起。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位名叫拉尔夫·纳德的美国律师(详见《消费维权史|“每个人都该感谢他”》)。此君,被誉为“美国第一公民”,是消费者的保护神,曾多次“搅局”美国总统大选。


纳德于195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你买不到安全的汽车》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汽车厂商为迎合消费市场,在汽车设计及制造上追求时尚、速度,而忽略安全。


当时美国主流观点是交通事故源自驾驶速度过快及个人操作不当,而不会想到汽车厂商在设计及制造上的缺陷。


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了联邦政府劳工部部长助理莫伊尼汉的关注。莫伊尼汉请纳德来白宫担任汽车安全政策相关的顾问。


此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由来)


1965年11月,纳德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开始掀起一场改变人类消费历史的权益运动。


纳德在书中第一章便拿通用汽车开刀,批判当时最为风靡的一款车型——通用汽车的科威尔(Corvair)。纳德指出这款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悬挂系统的缺陷会使车子剧烈打滑并导致翻车。事实上,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早已发现这些问题。但是,公司领导拒绝解决这些安全隐患,原因是每辆车的改进需要花费15美元。


后来,通用公司采用恐吓、调查等不光彩的手段打击纳德,最终被媒体曝光,舆论一片哗然。


参议员里比科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要求通用汽车总裁詹姆斯·洛希到国会,当面解释这起卑劣的调查及骚扰事件。于是,汽车设计安全问题被大肆报道。美国公众很快接受了纳德关于“汽车设计缺陷存在安全隐患”的主张。


纳德说服了艾奥瓦州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举行了关于汽车安全问题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会后,全美高速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成立。


同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第一部缺陷汽车召回法案。


紧接着,纳德协助NHTSA制定了ABS、安全带、安全气囊、汽车消防等我们今天熟知的安全标准。


1969年12月12日,拉尔夫·纳德登上时代周刊,一时风光无限。时代周刊调侃他为“最难缠的消费者”,向全世界宣告:“每个车主都该感谢他”。纳德因此被称为“汽车召回制度之父”。


第二年,日本运输省修改了《机动车型式制定规则》,效仿美国制定了汽车召回制度。此后,欧洲德、英、法等国陆续出台汽车召回制度。


汽车召回制度到底对汽车产业是否有帮助?


美国召回制度出台的当年,亨利·福特二世抱怨说新的汽车安全标准:“不合理、武断、技术上不可行……如果我们不能达标只好关门了。”但到1977年,福特二世承认:“要是没有一条联邦法律,我们的汽车是不会有现在已有的安全性能的。”


汽车召回制度以及一系列汽车安全标准,实际上降低了汽车行业的交易成本,避免了反复诉讼、消费纠纷等交易成本,降低了因汽车安全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


汽车召回制度的出台,安全标准的升级,本质上反应的是市场需求的提升,有助于倒逼汽车安全领域的技术进步。


在汽车安全领域取得成功后,名声大噪的纳德组织一群“纳德战士”,继续向消费侵权及安全领域发起“堂吉诃德式”的进攻,并且硕果累累。


“纳德战士”分别对空气和水污染、食品安全、大企业侵权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州际商业委员会(ICC)、个人隐私等众多领域发起攻击。


纳德战士的手段“快准狠”,每一份调查报告都打到点子上。在1970年代,纳德的行动直接推动了《天然气管线安全法》《控制辐射保障健康安全法》《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信息自由法》,以及规范屠宰业的《肉类卫生法》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


纳德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树起消费权益的大旗,推动了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消费保护法案。他也被誉为“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


在纳德之前,消费权益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政府也没找到太多理由干预企业经营,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二战之后,美国经济进入繁荣周期,迎来了消费大时代。


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消费升级,高品质的需求推动消费主权觉醒。纳德成为了站在时代风口上,捍卫消费主权的领军人,“纳德战士”推动了消费文明。


美国这一轮历史性的消费制度升级,给予我们以下三个重要启示:


第一,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增进消费福利


纳德促进农业残余、电信安全等立法,都是从消费市场出发,最终都是落实到提升消费福利。


制度性升级应该从终端出发,由市场驱动、消费升级倒逼公共政策出台,强制整体提升安全、健康、卫生、更高质量等消费福利。


只有市场驱动的制度性升级,才是有效的需求,才能推动边际曲线右移,拉高边际收益率。


公共政策、经济政策、产业制度以及其它制度,都要以提升消费福利为目的,让市场自由启动,不以“上帝视角”随意拔高标准,透支消费需求,强制刺激经济。


第二,基于消费福利的制度性升级必须系统而全面


“国六”只是汽车排污标准的升级,但石油燃烧标准、汽车撞击安全标准、新能源电池安全以及环保标准等同等重要。


要想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必须解决电池续航及安全性问题,电池回收处理问题,从技术上打消消费者对电池车爆燃的担忧。同时,这一技术的成熟度必须能够大规模商用,才能把成本下降到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如此,才能推动规模经济递增。


但是系统性的升级,需要以消费升级为驱动,否者市场承受不住。市场是一个自发程序,市场知道哪些地方要升级,哪些地方还能忍着。


第三,公众政策是“第三只手”


在“纳德战士”的推动下,快速而密集的立法促使经济学家发现,在市场与政府之外,还有第三只手,那就是宪则、制度、公共政策。


布坎南、哈耶克、阿罗、诺斯等一批经济学家都将目光转移到公共力量之上,诉诸于公共决策及宪章,来约束“无形之手”私权和“有形之手”公权的过度扩张。


斯密发现了市场的力量,凯恩斯发现了政府的力量,布坎南等发现了公共政策的力量。


制度性升级,发端于市场,借助公共政策之力,倒逼技术进步。这种我称呼为“诺斯式增长,或许”布坎南式增长“更为准确。


制度性升级的增长逻辑,并不依赖于宏观调控,因为宏观调控强调“逆周期调节”和“相机选择”。这不符合制度性升级提升消费福利的目的,也不符合制度性升级追求稳定、规范的法治手段。


避免宏观调控扩大化,将制度性升级“制度化”,才能享受一拨拨“制度红利”。


参考文献


【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


【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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