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东方IC，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凡油条（ID：ffyoutiao），作者：豆腐乳儿
海淀孩子，天下无敌啊！
最近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北京城六区教育的残酷性——外人看来，北京高考相当容易，但在北京城六区家长这里，则是努力不断提前，从小就要抓起的漫漫长路。顺便说一句，在城六区外的北京，一本录取率甚至还不如某些高考大省。
这就意味着不少家长，尤其是更多负责照看孩子的那一方，要早早就花很多心思在孩子教育问题上。高投入、长时期、密集型的家庭教育模式也就逐渐被很多家庭接受。
“核心点是你的洞察能力，你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你的孩子的爱好、取向、能力，随时随地给他纠正，走入正轨，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你指着学校和老师有这个能力，不可能。”
“学校本身有区别，学校的整体理念落实到每一个老师的教育理念也是不统一的，老师有差别，你要承认这个问题。咱经历了这么多，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稳定的是妈，妈永远是亲的……想根本解决，就从家庭出手，指着外界都没用。（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为什么是第一，这个我是深深体会到了。就是因为你是亲的，你关注他是100%，老师关注孩子40%都是多的。”
上述言论来自杨可（2018）的《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里被采访的一个孩子母亲。这篇论文提出，由于教育、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很多精力，不少家庭成员（绝大多数为母亲）来为孩子收集信息、制订教育目标和计划、发挥监督作用、整合教育资源，这种做法很像把自家孩子当成“明星”来培养，所以“母职”出现了“经纪人化”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有“母职的经纪人化”现象？承担“经纪人”角色的，为什么大多数是母亲？这种对孩子教育高投入的做法，又会给孩子、家长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母职的经纪人化”是教育军备竞赛的产物
在北京最好的高中之一人大附中的学生之间流传着一个段子：“高中不努力，毕业去隔壁”，也就是说他们心中最差的选择就是隔壁的中国人民大学。类似的事情在上海也有：被全国唯二的师范985之一华东师大哺育起来的华二附中的学生们，也觉得最差的结局是考华东师大。
这是相当可怕的现实——绝大多数人眼中奋斗许多年才能稍微接近的目标，只是别人的起跑线。
然而进入人大附中/华二这样的明星高中有时相当困难的。这里的学生不然就是成绩顶尖，不然就是非富即贵。换言之，早在进入高中之前，北京的最优秀的学生就被这些名校高中掐尖了。别说城六区之外，就连这些非明星高中的人，考上好大学的概率都很低。
继续前推，孩子们就要上明星初中，再往前就是小学和早教，那是一丝一毫都不可以放松。
妈妈们担任经纪人的军备竞赛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仅仅是学校教育是不够的，甚至是靠不住的，不仅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家长是这么认为的，就连培训机构里的老师也是这么想的。《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里一位有近20年课外培训经验的老师是这么说的：
“这些孩子去学校里上课已经没法上了，因为他们学得很超前也很扎实，这个就是课程设置的原因了。教学改革者是希望减负的，觉得学生压力大要减负，但是事实上群众不需要减负，教材设置得太简单，然后群众可能觉得你这个东西我孩子可能几天就学完了，我在外面找一个老师很高效地几天就学完了，我去学校耽误时间嘛。”
话是也没错，毕竟“减负”的结果不是真的把孩子的负担减下来了，而是减少了学校的负担。最终高考还是这个难度，留学涉及的事更多，学校更带不动，学生终究还是要在课外补课。然而教育机构鱼龙混杂，在课外学什么、怎么学、在什么机构学成了家长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等于是把学校教育的负担转移到了家庭教育中，是一个教育负担转嫁到家庭的过程。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把国立教育单位的教育专业性下放到了家庭，是一个去专业化的过程。但是跟垃圾分类这样无关痛痒的专业化下放不同，孩子是家长唯一的希望，就算再难也要硬着头皮上。
干的时间久了，自己也就成了职业经纪人。
家庭教育的重担，大多落在了母亲身上
除了公共教育的“减负”导致育负担转嫁到家庭之外，几十年来中国家庭还有很多变化。如在城市化和计划生育的影响下，中国的核心家庭变成了父母与一个孩子的三口小家庭模式。
在每家每户孩子都很少的情况下，家长就会采取精心培养的模式，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总精力和资源成本比以往生很多孩子的时候还要多。
在《花你钱是老娘看得起你》里我们提到过，中产阶级的家庭消费模式是：男性努力工作，妻子做主妇，做“代理有闲者”。
这是近代社会欧美国家的情况，放在今日之中国，又是另一番光景。
中国女性在工作领域的解放较为充分一些，职场竞争的观念很得人心，而一般小家庭也很难有钱让女性完全做家庭主妇“代理有闲”，所以女人依附于丈夫生存，负责花钱的现象弱了很多。但这个角色总要有人扮演，那就是孩子。
在《我要是女的，我也不想生孩子》里我们提到过，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照料家人的任务。如果教育负担转嫁到家庭，那么一般来说扛起这部分责任的还会是母亲。这仍然是传统家庭分工的遗留。
这种遗留在人心中相当顽固。《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里一位父亲是这样说的：“肯定是她妈操心多，她都给全程规划好了，老师也是她挑……我就负责跑腿开车，然后交钱。”
不仅父亲这么看，上面提到的那位培训老师也是认为母亲操心孩子教育更为合理：“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全职妈妈的家庭更合理了。这是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分工……这个社会分工需要有一个人，家庭内部结构里这个孩子是有人专职来照顾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还有余力，你可以干一点自己喜欢的工作嘛。”
我们还是相当倾向于男女平等的，所以并不认为母亲回归家庭、或承担绝大多数孩子教育责任是更合理的，但是放在实际操作中，现实的力量实在是太沉重了。
当然，父亲指导孩子教育是必须要鼓励的，就连上面提到的那位培训老师也承认，“如果父亲管孩子，孩子会相当厉害，但是很少有父亲会改变这样的角色分配 ”。
家庭对孩子培养的重视真的能提高孩子成绩吗？
家长对孩子的培养，除了规划课外补习之外，还有亲子陪伴、亲子活动、亲子交流和亲子监督等。
什么样的家长更热衷于给孩子进行课外补习呢？李佳丽等（2019）在《父母参与、课外补习和中学生学业成绩》中提到，参与亲子陪伴（比如陪伴孩子读书运动等）、亲子活动（和孩子除外看演出、参观博物馆等）、亲子监督（监督孩子做功课）越多的家长，越有可能让孩子参加课外补习。不过亲子交流和家校沟通与参加课外补习关系不大。
这说明，亲子交流和家校沟通与课外补习没有直接关系，家长并不是把课外补习当做缺少亲子交流或者了解学校状况的补偿方式。家长的目的性很强，就是希望通过课外补习提高孩子的教育竞争力，课外补习在手段上也就类似于亲子陪伴、亲子活动和亲子监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亲子间互动都对孩子的教育竞争力有显著的良好效果。
《父母参与、课外补习和中学生学业成绩》中指出，亲子陪伴、亲子交流、家校沟通行为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亲子交流对学生学业成绩，尤其是对语文成绩的影响最大。然而，陪伴子女参观科技馆博物馆、观看电影等亲子活动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没有影响，父母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等亲子监督行为对学生学业成绩表现出消极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在亲子监督过程中，有些家长并不掌握正确的教育办法，却自信满满自以为是，强行给孩子辅导功课，甚至在受到挫折后向孩子施加负面情绪，这对孩子的教育有害无利，也不利于家长的身心健康。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看来放在小小的家庭中也能生效。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也是真的会在家庭中产生矛盾的。《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里一个家庭的夫妻就因为孩子教育问题产生了矛盾，尽管及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人是妻子一方，但丈夫一方在指手画脚：
“我和我爱人没有达成共识，他批评我现在相当于把孩子领上了另外一条路，上奥数参加杯赛才能拿到敲门砖进入好的学校嘛，我现在反倒给数学卡了，他觉得我这件事方向不对，觉得我的付出不够多。他又没办法去帮忙，他judge我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他要坐班，在郊区，一周回来两三次吧，但回来也都八九点了。他就没把这件事当成他的主业。”
看来，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完全毫无负担地投入对孩子的精细化培养的。
什么样的家庭在精细化培养孩子？
既然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也是“代理有闲”消费的一种，那么中产阶级在对孩子的精细化培养上投入应该是更高一些的。
林晓珊（2018）在《“购买希望”：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中提到，家庭经济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白领的的中产阶层，相对于家庭经济困境、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和非白领职业的家庭来说，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更多。
这也很符合我们的直观感觉。
而且相对而言，那些家长职业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状况更富裕的家庭，对儿童参加艺体兴趣班的影响力比参加课程辅导班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会一门乐器的朋友们，你们的父母当年很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中产阶级及以上水平。更何况现在会一门钢琴这样的俗乐器都开始遭人嫌弃了，优质兴趣包括但不限于骑马、儿童高尔夫、击剑之类的。
说到这里，老油条在我边上哭了。他有过一个会马术盛装舞步和重剑的前女友，如今在欧洲做奢侈品营销，终日与贵妇们同进出毫无违和感。而老油条实在是个只会骑自行车，战斗技能仅限于用U型锁打人的粗汉，最终贫穷甚至限制了他追求爱情的资格。
当然，中产阶级也是能为这些更多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并在长期进行更多的储蓄。
杨真等（2019）在《教育期望视角下的子女教育与家庭消费》里提到，与无入学子女家庭相比，对孩子教育期望较低的家庭教育消费一年的投入平均高达3150 元，对孩子教育期望较高的家庭教育消费一年的投入平均高达3460元。
除此之外，对孩子的教育也促使家长进行储蓄，从而挤出了部分非教育消费。与无入学子女家庭相比，对孩子教育期望较低的家庭，一年消费降低1201元，降幅2.59%；对孩子教育期望较高的家庭，一年消费降低4596元，降幅9.92%。这部分挤出的消费是长远来看进行储蓄的那部分资源。
所以小夫妻抱怨生了孩子生活质量下降，那都是有原因的——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孩子身上，还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长远的储蓄上。光是这笔账，就能让人想起我们之前那篇《我要是女的，我也不想生孩子》。
教育的内卷图景
《教育期望视角下的子女教育与家庭消费》里还提到，农村对孩子教育期望较高的家庭，挤出的消费虽然绝对数额低于城市对孩子教育期望较高的家庭，但相对比例则更高，这说明重视教育的农村家庭已经准备好了进行相对更高的储蓄，付出更多的牺牲。
也难怪那些有农村爹妈的城市青年一边嫌弃他们土，却又一边割舍不了对他们的感恩。
而在城市里，由于中产阶层本身资产并不充足，支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的是文化资本，所以他们会更迫切地想要通过教育将文化资本传递到下一代，这也是他们更重视教育的原因。
然而公共教育的“减负”导致育负担转嫁到家庭，这就迫使中产阶层家庭要在公共教育之外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向课外补习求助，以巩固自己家庭的文化资本优势。而公共教育的弱化，对于农村家庭无疑是更为不公平的。阶层流动减少了，他们要么需要进行相对更高比例的教育储蓄，消费挤出更明显，要么就放弃更多对于后代的文化资本投入。
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会投入更多资源到教育消费，也就催生了更为旺盛的课外教育行业。通过文化资本的传递和积累，在中产阶层有一席之地，让人想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最后的那段话：
“路人骑摩托车经过，巍峨的大楼就像拔地而出的神庙，路人往往会转过去，掀了安全帽的面盖，对后座的亲人说：“要是能住进这里，一辈子也算圆满了。”
由于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孩子与学校内外教育的沟通渠道，家长，往往是母亲，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做孩子的“经纪人”。
这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很多时候显然是更不公平的。《母职的经纪人化 ——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里多位职场女性就提到了履行这样高投入的母职对工作的影响：
“（母职）跟你的职业生涯争夺时间是肯定的。我自己感觉，有了孩子以后明显在工作上的时间受很大影响，工作没有以前产出多了。”
“我已经开始越来越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能力，既然能力达不到（超人一样兼顾），那我就把人生的阶段拉长了看，不要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完成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我把不同的事情分配到不同的阶段上。我20－30（岁）的时候，我达到我求知、求学的年龄段的极致; 30－40（ 岁）这10年我已经告诉我自己，奉献给我的孩子和家庭，工作只要应付，只要最低标准……40岁的时候我闺女上二年级，学习习惯也养成了，我到了40（岁）可能能达到对孩子相对超脱的状态，我只能那方面减轻了之后才能对工作重新投入。”
这可能纯粹是她想多了。孩子上小学，战备阶段结束，真正的战争才刚刚打响。到时候要回归职场，无论是家庭、孩子、企业还是她自己的决心，都会成为阻碍。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生赢家，通过履行母职实现了人生价值。
《母职的经纪人化 ——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里的一位母亲培养出了一个参加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的孩子，她在培养过程中与她与课外机构和老师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并做了详细的总结，成为北京竞赛教育培训圈子里的专家。2017年底，她正式辞职，入职某科研院所的少儿编程教育团队，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在这极少数的人生赢家之外，则是整个教育体系不断内卷的现实。现在的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甚至比“996”还要辛苦。
这一点，我们办公室外某课外机构那些和我们抢公共卫生间的家长和哇哇乱叫的孩子们可能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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