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适合上班的人
2019-07-09 14:39

我,不适合上班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施展萍,摄影:邢铁军,标题图来自原文


“假如不考虑收入和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这个话题下的豆瓣网友,很多选择了“自由职业”。然而在他们置身的现实中国里,自由职业依然被视为“稳定”的对立面,是“有钱任性”的选择,是中年危机下不得已的尝试。


北京、上海、深圳率先尝试自由职业的年轻人,常被问的是:更自由了吗?怎么养活自己?未来怎么办?


而他们都问过自己的问题是: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1. “那地方只有一个假德克士,我图什么呢?”


阿鲸现在每个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P工资条。“给我妈,她不知道我早就不上班了。” 在咖啡馆一坐下,她就开始讲自己自由职业的经历。


她短发,宽松白T,戴着一副大镜片的圆框眼镜,满面笑容,有旺盛的倾诉欲。


2018年底,阿鲸就不上班了。辞职的理由很“任性”,部门要被派遣到大厂镇去,她在地图上一搜:那地儿只有一个假的德克士,我图什么呢,算了吧。


阿鲸的工作其实算得上轻松。2017年11月起,她开始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动画部门做实习编剧,毕业后转正。弹性上下班,同事单纯友爱,公司“二次元浓度”高,戴假发、穿洛丽塔服装、趿拖鞋都没问题。


但阿鲸常在上班时突然精神崩溃。


精力常常被过多无用的事情消耗了。阿鲸现在说起来都带着怒气:“拟一份合同,要先拿给法务审,法务审完了主管审,主管审完了总监审,总监审完了总经理审。”


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创作者,工作却被一板一眼地量化,每天写多少个字,都要在周报上体现出来。她受不了这些“表面功夫”,但在公司这样的庞大系统里,必须做这样的事来体现工作量。有同事就堂而皇之地写上“读者群维护”。可维护什么呢,“那个读者群里根本没有多少人讲话”,根本没有维护的必要。


去年三月,男朋友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看到阿鲸正捂脸痛哭,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我论文格式不对。” ——很小的事情都会压垮她。


三月了,毕业论文还没写完,又要上班,又要交稿(那时她手上还欠着外面接的编剧活儿),她开始失眠。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她就起来干坐着,或者去阳台上抽烟。边抽烟边叹气。


阿鲸在写稿


这个一脸阳光、单脚踩着滑板车出现在我面前的女孩,打开微信,在搜索栏输入“不快乐”,跳出来的都是她上班时发给朋友的吐槽。“新的一天,新的不快乐”。


有一次她连续两天没睡着。学心理学的朋友担心她,你这种程度,就算不是焦虑症状,也至少有焦虑情绪,应该去找个心理医生疏导一下。


心理医生建议:你一定要把时间分解,强迫自己每天至少找十分钟的时间,做一些没有意义的,轻松的事情。


连续一个月,每晚睡前,阿鲸会走到男朋友面前唱一首儿歌。她感觉好点了。


但心理调适只能帮助她缓解情绪,改变不了根本。下雨天,堵车两个小时打不到车,眼看就要迟到的时候,阿鲸又在崩溃边缘。


她变成了那种戾气很重的人——频频向打车平台投诉,气势非凡:电话打过去,不给对方寒暄的机会,上来就表明立场,“好,我们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我们来解决问题”,一股脑把问题说了,再立刻给对方定下期限,“你一定要在中午12点前答复我”。


2018年7月,阿鲸毕业,才当了一个月正式员工,部门就因结构调整,打算把员工派遣去大厂镇的影视基地。


她辞职了,“不想吃假的德克士”。


整整两周,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才感觉活了过来


在电影学院念书时,阿鲸就在培训机构兼职做考生培训。上一小时课收入500元,她一天能上9小时,一天4500元接近她上班一个月的工资。


“我想着我努力一天就能挣够在公司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没那么慌了。”


不上班后,阿鲸感觉整个人松弛了下来。她已经很久没有打电话投诉叫车平台,还开始留意身边有趣的事。


整个人的五感仿佛苏醒了。



有段时间,她写灵异类漫画,半夜写着写着,背后突然传来说话声——那是她男朋友,“睡得死猪一样”,“说梦话就算了,还呵呵笑”,她津津有味地想,“很奇妙”。


她甚至有闲心坐地铁,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一次,阿鲸看见一对老夫妻,爷爷用轮椅推着奶奶,在换乘车道里飞快奔跑。跑了一段,俩人突然停下来,换了个个儿,奶奶推着爷爷跑,竟然也跑得很快!阿鲸哈哈大笑:等我老了,有人这么跟我玩儿也挺好。


还有一次,出门赶上早高峰。地铁拥挤,人跟人靠得近。旁边那男孩“一看就是程序员”,秃头、背着瑞士军刀牌双肩包,一身皱巴巴的格子衫,满脸青春痘,那只举着锤子手机的手艰难地从肩膀一侧伸出来。她看到他在便签上写:“大城市的地铁,让忙碌的人们变得宽容”。


她感觉这些无用之事滋养着她的创作。


一天的创作通常从深夜开始。写剧本前,一定要先“摸鱼”。刷刷微博、跟朋友们聊天找找手感。过了12点,众人陆续睡去,四周安静下来,她像预备冬眠的熊,找一处舒服的地方——有时是猫窝,有时是书桌,坐下来,打开一包奥利奥,用死甜死甜的饼干提神醒脑,埋头写至次日上午6点。


卡住的时候,阿鲸就去切土豆,切完一颗土豆,剧本情节也就出来了。


本来想先休息一阵再找工作,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休息蛮开心”,那就不上班了,正式地成了自由职业者。每个月她也有量化的事情需要做,那就是用Photoshop给妈妈P工资条。


2. 赚到人生第一个200万,“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屠艳对职场的怀疑,也源于很小的瞬间。


2013年,她在上海的日企上班,22岁的她被招进去,顶替怀孕的女前辈岗位。休产假前,30多岁的女前辈每天都很忙,但她休假后,领导们立刻开始讨论她未来的职位问题。屠艳想,等自己30多了,可不想继续挤地铁,继续被品头论足。


很快,屠艳就成为干将,没人再想起那位前辈。


2015年,屠艳进入另一家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企业文化活动的日企。她依然热血,公司9点开工,屠艳坚持7点多到岗,一直到晚上8点多。有时活动临近,夜里开会,她就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2016年,公司接下一家大公司一场5000人的大型活动——这是屠艳经手的规模最大的活动。她成了主要负责人,带领3个日本员工,一个月加了200小时班。在家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洗澡,然后继续回公司工作。


活动当天,几十家公司被聚集在体育中心。中途突发意外,“啪”一声,全场展位断电,屠艳很崩溃,不得不让主持人当场宣告:“由于会场的原因,这里不能用电了。”


精心筹备数月的活动意外终结。活动结束,众人去庆功,屠艳没去,回家蒙头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她脑海里冒出的字是“都没有意义”。


她彻底提不起劲儿,走在路上,神情涣散地想“工作到底是为什么”。她的老板,那位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对她说,屠桑,你回去休息吧。


两周后,她辞职了。定了一张飞往云南的机票。


在沙溪古镇的小河边,屠艳站在桥上,看着流水从脚下汨汨地流过、远处房屋灯光闪烁,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这个哭是收获了正能量的哭,生活可以是这样的,并不是像我之前那样的”。之前,她是一根过于紧绷的弦。


决定成为自由职业者,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羡慕“自由”,接下来最关注的就是实际问题,不上班了,怎么活下去呢?


这也是屠艳一开始最不确定的。


她先是充满热血和浪漫,在五原路开了一家美甲店,每个月都在店里举办主题活动,象征性地收19块钱,但店每个月都在亏本。


2018年,屠艳走进公园,阳光猛烈,她摊开自己,暴晒20分钟。


她下定决心把经营不善的美甲店转让出去,做回能养活自己的老本行——为日企举办活动。她定了KPI,2018年收入起码能与上一份工作持平——月薪1万7。


她将手头的资源罗列出来,每天打10通电话:自己离职了,现在单干,假如方便,想当面拜访。意料之中,多数人拒绝了她。但只要有一个人同意见面,就可能是大单,够她干的。


每一封发出去的邮件,屠艳都带着日企员工的细腻,真诚讲述自己的创业初心,与对方回忆共同经历的过往,写下一些温暖的小事。


屠艳(左)


2018年6月,屠艳就接到了第一场活动——一个政府机构三四百人的大活动。意外的是,第一个找她做活动的客户,是她过去美甲时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双方聊了一个半小时。会谈结束,屠艳已经把活动框架确定了下来。对方很惊讶,这个年轻女孩竟然如此高效。此后,这家机构将相关活动都交给了屠艳。日企的订单也实现零的突破。


这些订单,屠艳全找自由职业者合作,尽可能降低成本。做自由职业之后,屠艳才发现这个群体已经很大。社交网站是很多人展示自己文章或设计的主要平台,认识一个,就会认识一群。


屠艳一眼就能看出谁更靠谱。一是是否有条理,二是约定的事情是否会在约定的时间内给答复。此外还有对细节的处理。比如,两个同样做设计的人,一个交了作品,还有一个,在作品之外附上自己的想法诠释,那她会更倾向与后者合作。


她给我看了她的日程表,密密麻麻,各种颜色的笔标注着不同活动的节点,几乎没有空缺。最夸张的2018年10月,她一天要赶三座城市。到了年底,屠艳一算,她完成了200万业绩,扣除成本,利润远远超出她为自己定的KPI,“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3. “给我1000万或者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外星人,我会选择后者”


在2018年2月发起“100个不上班的人”独立采访计划后,林安发现,选择不上班的人,气质相近——都不安于现状,喜欢做有挑战的事。“他们自由地选择喜欢的事,并且能够养活自己,我很向往。”


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大部分自由职业者是从厌倦过去的工作状态,再也不能安心地“装模作样”开始的。


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之前,太昊已经在游戏行业创业十多年。公司规模最大时有五六十名员工,但太昊不想再坚持下去了。


“大部分游戏表面上免费,却在过程中设置了很多收费点,建个建筑,要么花20小时,要么花钻石,花钱无上限。商业游戏的结构变成99%的玩家耗费时间,1%玩家投入巨额金钱。为了牟利,公司就要向这1%倾斜,游戏已经不再是我所理解的狭义的‘游戏’了”。”


他变得分裂。和一帮独立游戏圈的朋友在QQ上破口大骂无良商家欺骗消费者,赚取黑心钱。骂完,QQ一关,继续为“无良商家”写代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他决定退出,成为独立游戏开发者。


太昊


在周围人看来,太昊大概是个失败的创业者,创业多年竹篮打水。但他做起一直想做的事,自由地构建自己的世界——一个美丽的桃花源。这里有土地、流水和房屋,随节气变化而变化。桃花源过一天,外面的世界过一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外面的消息就会传来。朝代更迭,技术演变,桃花源的村民也不断提高生产技术。


独立游戏需要很长时间的无收入状态,十之八九的人因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放弃了这条路。


太昊很感谢妈妈又一次支持了他,每个月在经济上给他补助。多年以前,妈妈曾支持他干了另一件事——“出柜”。“你妈妈出国留过学,还看过同性恋游行,这都不是事儿。”


和太昊在同一座城市的小春则是“不适合上班的人”。


自从第一次辞职后,她辞职的速度越来越快,上班的时间是以“周”计算的。朋友们总是打趣:又辞职啦?这回干了几周?


辞职背后是深刻的迷惘。


她在北京做撰稿人,从一家新媒体换到另一家。她发现,她并不相信自己笔下的东西,不喜欢追逐热点,不认同新媒体的写作方式。


上班最难受的时候,她学会了喝酒。下班后喝到舌头微微打结,精神介于醉与清醒的临界点。第二天早上喝一杯咖啡醒神,反正工作就是“在电脑前装模作样”——“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直到她给HR发微信说:告诉你一个噩耗,明天我不去上班了,以后也不去了。HR很冷静,用见惯不怪的语气回复:好吧,那来办一下手续。


每次辞职,小春会去公园无所事事地坐上半天。钱花光后,她会继续投简历,面试,找一份新工作。


小春


“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里含有逃避的成分,不上班的时候,一边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一边劝说自己要走出去,去做28岁的人该做的事,去工作、谈恋爱、结婚、买车、买房,去做一个积极的人,每天做有意义的事。可是到底什么是意义啊?”


自由插画师青松则是那种讨厌“规划”的人


他会因为“合作吹了”而欢欣雀跃。“如果真的跟他合作,那我这一个月都要画画,而且时间很赶啊,没合作我很开心啊。我这一个月又可以睡觉、天天玩了”。


过去,在设计公司上班,他每天口袋里揣着本子,随时随地画,在路边画,在饭桌上画,在旋转木马上画……


辞职那一天起,他就进入想干嘛就干嘛的状态。曾有一位名企的策划总监帮青松做过职业规划,大方地将生意场上的秘诀传授给他,向他保证,照他的方法,青松每年能轻松赚取几十万。“但是我不听啊,因为我觉得有目标很麻烦,我喜欢每天无忧无虑地生活。”


4. “现在,哪个企业敢说我管你一辈子,它敢说,你敢信吗?”


因为脱离了主流人群,“自由”有时候会带来更大的焦虑。因为你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决定方向,也为结果负责。未来会怎么样?会不会彻底失去职场竞争力?和身边人的比较带来的内心波动……每个自由职业者都要面对各种不安。


阿鲸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写出自己想写的剧本,她一直想写一部细腻的家庭故事。为此,她得先干很多不“自由”的事儿,比方给一家公司写小说改编影视评估,被迫在网文网站上看了很多男性向的YY小说,一边看,一边翻白眼:“凭啥这东西也配改编成影视作品?”


她还要学会独立面对很多创作之外的事情,比方作为一个小乙方,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


这两年,影视行业突然进入“寒冬”,项目做着做着就黄了。她曾帮朋友讨薪,去劳务市场请了一位东北大妈。大妈告诉她,他们村有个习惯,用菜刀剁案板骂人,一边剁一边骂。


他们把甲方公司老板的名字告诉了大妈。于是,每天上午,人公司一开张,大妈准时带着菜刀和案板报到,在门口一边剁一边连名带姓地骂,骂了三天,讨回那笔钱。


她更深刻的焦虑是: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写作。这个问题反复折磨她。她常常自问,30岁之后我还能接着写吗?我究竟有天赋吗?她积极参加各类编剧比赛,想以此证明自己,缓解焦虑,“但其实蛮饮鸩止渴的”。


屠艳的问题则在于,不上班后,反而比过去更累了。


实际上,“过劳”是很多自由职业者会面临的问题,因为害怕失掉一个客户就会失掉未来合作的可能,自由职业者一般尽量不拒绝甲方。这会导致有时候活儿全堆到一起,只能硬着头皮上。


2018年11月,屠艳在地铁车厢内晕倒了。当她从地上被人扶起时,她感到耳边生疼——在她倒下的一瞬,尖利的耳环刺进了完好的肉里。此前她已经开始大量脱发,成天戴着帽子。


有人却闲得害怕。当独立摄影师邢铁军意识到,自己可以连续三四天不出门时,他感到非常恐怖。“待得住”意味着没活干,今天没活干,明天没活干,雪球越滚越大。


2019年最夸张,4月初到5月底,整整两个月,他一共只接到四个拍摄,每个月工作10天就到头了。当一个人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挥霍时,未必是好事。“我就是太缺累了,我这闲的,那个价值感简直就……”长期不与人交流,邢铁军有些语无伦次。


邢铁军


自由撰稿人小春则有时候感觉房间像坟墓一样把她困住了。每当到了某种极限,她又疯狂地想回去上班,憧憬挤进光鲜亮丽的写字楼、996但高薪的大厂——在自由和上班之间反复徘徊,是很多自由职业者的状态。


尽管自由职业有很多不安,但“不上班”的吸引力依然很大。


2018年2月,林安在豆瓣上写下“100个不上班的人”第一个故事,这篇文章就被推上首页,很快,有一些出版社找到林安,希望帮她出书。“我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暗暗憧憬着另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她也发现,更多的自由职业者正在试图寻找同伴,寻找组织,寻找归属感。


“仅一代人之前,大部分人还都希望成为全职员工,做稳定的全职工作,整个职业生涯不跳槽或仅跳一次槽。而今天的人们很少可以沿着这种预先确定的职业阶梯慢慢向上爬。”《零工时代》作者戴安娜·马尔卡希在书中写道。



阿鲸的妈妈是那种最传统的中国妈妈——在安徽芜湖的电厂工作了一辈子。她入厂时在厂里种下的那棵树,现在比阿鲸年龄还大。


她对女儿的期望始终是稳定:学个财会专业,进入电厂,找个电厂的男人结婚,过一辈子。


阿鲸说: “时代不一样了,过去国企可以管你一辈子啊,现在,哪个企业敢说我管你一辈子,它敢说,你敢信吗?”


对她来说,只要把钱揣口袋里、能把控未来3年的生活就不错了,未来太远了,想太多没有意义。但她知道,不能一下子强求妈妈理解自己的选择。她还是每个月老老实实P工资条给妈妈看,告诉她:“我在北京上着班呢。”


*文中阿鲸、太昊、小春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施展萍,摄影:邢铁军,标题图来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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