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商务周报（ID：cptoday），作者：余人，头图来自：东方IC
商务君按：为什么一些资深编辑会离开出版业？离开后他们去了哪里？本文作者从事编辑工作16年，曾打造过百万级畅销书，后来却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编辑岗位，如今已经整整10年。但对于年轻人，他仍然认为：“编辑是天底下最能锻炼人的职业之一。”
一、是选择爱好还是选择职业？
我进入出版界纯属误打误撞。
年轻时我的梦想是做文学家。读研时发表了二十篇多篇诗歌、小说、散文之类的文章，我把这些文章复印后装订成册，找工作时就送给“主考官”一册，这给自己加分不少。
记得有一天我去拜访《广西文学》杂志社的潘荣才老师，我与潘老师素昧平生，只因在《广西文学》上发表过文章，且久闻潘老师大名，我便慕名而去。潘老师翻着我的复印小册子，语重心长地说：“小余，你要来我们当然欢迎，你完全符合我们的用人条件。可我们这里待遇很一般啊！……建议你再去找找其他工作，实在找不着更好的，你再来，我这里给你留一个位置。”
当时文学类期刊销量普遍下滑，期刊编辑的待遇受到影响，潘老师是怕我挣的钱养活不了自己，因为年轻人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总不能参加工作了还伸手向父母要钱。临别时潘老师说：“这小册子你还拿着，找工作还用得着。复印这么一本不便宜吧？”我当时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我又去找了多家单位，几经周折我进了X社做编辑。
是选择一份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还是选择一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我选择了后者。
二、是选择职业还是选择事业？
其实，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学里还没有开设编辑出版这个专业，怎么做编辑，刚进出版社时我还真不知道。X社对我们一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了集中培训，然后把我们分到各部门进行轮训，主要是先熟悉生产流程。
这对我们新员工在业务上的帮助很大。可惜这样的制度设计目前在各出版企业已不多见，现在流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即年轻人一入职即要求能干活，且能干漂亮活，否则就“走人”——竞争改变了行业生态。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X社社长说的“四个负责”——“年轻人要对社会负责、对企业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责。”真的是受用终生的告诫，有责任感的人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人。
“要把出版当成事业来做，而不仅仅只是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这是多位专家讲课时不约而同提到的一点。我那时年轻，做事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真的是把编辑当成事业来做。很快，我就爱上了编辑这个职业。
三、是选择平庸还是选择卓越？
上世纪90年代，X社的社训鼓励我们追求卓越。我和大多数X社人一样，希望自己和企业都很“卓越”。
我那时血气方刚，斗志昂扬，一个有理想的青年真的是朝气蓬勃。
怎么追求卓越？
就是生产最好的产品，提供最好的服务，做优秀的员工，做出色的企业。
应该说X社的企业文化是非常棒的，团队的氛围与力量带动个体员工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给企业与个人带来了活力与动力。
2001年X社选派一批年轻人到北京去创业，我是其中的年轻人之一。最初，我租住在一个地下室，那里仅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如果是待在北京，我每天基本上是“两点式”：地下室—办公室，每天待在办公室的时间是10-15个小时；如果是去外地，那一定是在做图书的推广营销，我基本上是“三点式”：车站—书店—学校。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我个人的成长与企业的成长都比较快：作为编辑，由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我已能独当一面，还做出了不少畅销书；作为企业，X社的图书品质与品牌有了更大提升，也挣了不少钱，驻京员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记得有一次领导非常明显地表示：“不提倡编辑搞创作，编辑要多写书评，少写小说。”我当时觉得领导的提议十分荒唐，看看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这些大家，他们哪个不是既编书稿又写文章，既做编辑又做作家？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领导说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鲁、郭、茅所处的时代已不一样，以前是卖方市场，只要作品好、产品好，不愁没有销路；现在是买方市场，作品好、产品好只是基础和前提，还得想方设法搞好营销，才会有销路，也就是说编辑除了编好图书还得搞好营销，而营销对编辑来说是一个新角色、新挑战，需要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二是年轻人做事最好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这样才能更快出成绩、出成果，头绪太多、战线太长，很容易陷入混乱、无序、疲于奔命，其实效率反而不高，而且搞创作的人一旦进入角色，进入到所创作的“故事”里，常常难以自拔，不管不顾，真的是很容易误事——误编辑的事。
那段时间，我舍弃了众多爱好，专心做图书，除了书评，几乎不再写其他文章。中国的书评大多是为了营销而写，我也未能脱俗，这决定了我写的书评大多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式的书评，以致我的同学和朋友们见面后很不客气地“夸”我：“……中国从此少了一个小说家，多了一个书评家！”
有一段时间，我同时操作22本图书，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昏天黑地！！几乎所有的同事一见到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余老师，你的书进展到哪一步了？”老婆到北京出差来看我，我居然把她“晾”在一边，一头扎进我的书堆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晾”她，我已经深陷泥淖出不来了。老婆质问我：“你是和书结婚还是和我结婚？”我哑然无语。可为什么要同时编22本书呢？为什么？我也反复问自己。除了大环境的别无选择以外难道不也是因为自己贪大、求快的缘故吗？
记得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忍不住抱怨：“X社这是把女人当男人使唤，把男人当牲口使唤！”我说：“能做牲口已经很不错了！怕的是有一天，想做牲口还没人瞧得上。”
做编辑干的是智力活，同时也是体力活。
四、是选择留下还是选择离开？
当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减负”时，我已经没法停下来了。
领导说：“余人，你最近不在状态！《××××》的销量在下滑啊！你是怎么搞的？”我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同事说：“老余，你这本书的营销方案还没有发给我啊！……这本书的目标是至少销十万册，领导已经发话了，你赶紧拿营销方案。——余老师，你是名编耶，你怎么能做只销两万册的图书？！”我是只能高标准不能低要求。作者说：“余老师，你责编的‘XXX’销到几百万册了，我这本书当然不能和‘XXX’相比，但内容也是非常精彩的，销个十万二十万没问题吧？！”作者讨价还价的参照目标很明确，我有苦难言。——我能感觉到，我被戴上所谓“名编”的帽子后，周围几乎所有的人对我的期望值都水涨船高了。我是扛着还是趴下？
那时已有不少编辑相继离开北京回老家或者离开X社，离开的理由与原因各种各样，同时有更多新面孔陆续进入X社——人才流动已成常态。
领导说，“XXX”因为是大项目，要成立项目组，实行团队管理。我是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但组长居然不是我，以后我编稿、发稿、做营销等等，要向组长汇报。——领导这是下逐客令了，我是不是也需要“流动”了？
有一天，大白天的，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闯了红灯，差点被车撞了；又有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我急匆匆赶上了最后一趟地铁回住宿地，结果鬼使神差我竟然坐过站了，当时已没有相反方向的地铁，出地铁后也没能找到出租车，我只好步行，到凌晨一点左右我才回到住宿的地方，当时冰天雪地，北京冬天的夜晚真的很冷很冷，我被冻了个半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书、书、书”、“营销、营销、营销”，结果就走路闯了红灯、坐地铁坐过了站，我有点走火入魔了。
我开始反省：我的营销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单本单本地营销是不是走进了单打独斗的怪圈？能不能来点集约化营销？如何避免疲于奔命甚至事倍功半？编辑要从文化生产者变为文化生产者+文化经营者，这没错，可编辑终究是编辑，而不是专门的营销人员，编辑如何突破“术业有专攻”的局限？如何扬长避短而不是舍长取短甚至舍本逐末？
我每天都在不由自主地重复自己，“老本”已经消耗殆尽，我应该停下来去充充“电”。
于是，我选择了去读博士。
五、是选择回归还是选择改行？
读完博士我改行了。
我没有再续编辑家之梦，也没有重拾文学家之梦，而是去高校做了一名普通教员。教师这个职业其实也是受不少人所“小觑”的，为什么？因为做教师挣不了几个钱却“累得贼死”——我们当下的社会常常是以金钱或者权利来论英雄的。什么叫“成功”？挣了大钱就算成功了，做了大官就算成功了。如此看来，我的选择，也不咋的。
博士毕业时我不是没有考虑重回出版界，轻松做一个“升级版”的编辑，但我转念一想：我继续做编辑，最多还能编几十本、上百本好书，这对社会的贡献也不算小；但如果我去高校，我教出的学生可能做编辑，也可能做其他职业，做编辑的学生他们岂止只编几十本、上百本好书？我的学生中如果能出几个大编辑家、大出版家，那我对社会的贡献岂不是更大？于是我选择了不再做编辑。
其实我选择做高校教师还是没有离开编辑这个行业，因为我教的是编辑出版、新闻传播专业，以前是自己亲自做编辑，现在是教学生做编辑——我愿把平生所学、所思、所想、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那些想学也乐于学的年轻学子。
有人说，你不是想不重复自己吗？做教师难道不是年复一年地在重复自己？是的，我努力想创新，想超越自己，其实也是身不由己地在不断重复自己。
我以为，编辑是天底下最能锻炼人的职业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商务周报（ID：cptoday），作者：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