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来的人:中国初代模特队传奇
2019-07-19 09:00

​海底来的人:中国初代模特队传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采访:高哲、刘婧,撰文:高哲,编辑:林珊珊,出品:谷雨 X 故事硬核,头图来自:东方IC


当年的前卫设计 供图:受访者


一群受到美与自由召唤的年轻人,凭借着勇气去冲破特殊年代施加在人身上的枷锁,他们有的为此与家庭决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39年前对任何人来说都太过遥远,但如果那时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并且将一颗压抑的心从长久的沉默里解救出来,那么他仍然记得当天的遭遇、甚至是当时的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24岁时的贡海斌时常出没在北京最繁华的西单路口,那天西单商场前聚着一大群人,一圈圈地围着两男一女三个外国人,贡海斌走近了,还想挤进去看个究竟,慌乱中扯断了拎在手里的塑料袋,六个馒头掉出来,“骨碌碌滚了一地。”


他后来知道,德国的一家电视台当时正在录外景,女主持介绍中国的时局,讲着谁也听不懂的德语,六个散落的馒头立刻作为突发情况被摄影师拍进了镜头,“现在的北京,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上的大白馒头,很能说明问题。”女主持人说。


镜头拍过馒头,抬起来对准了一脸窘迫的贡海斌。


“你是干吗的?”翻译问他。


西单附近的居民一直以来也为此感到迷惑,他们时常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从路口走过,消失在西面的手帕胡同。他总是穿着鲜亮整齐的衣服,身材颀长、头发乌黑,皮肤却异常白皙,显然不属于劳动阶层,最奇怪的是,他沉默寡言,几乎从不跟人交谈。时间久了,人们猜测他应该是归国的华侨。


两三个春心萌动的姑娘时常等在贡海斌家附近,足够大胆的会凑过来,“哎哥们,你干吗去?”“我回家。”“家在哪儿啊,咱们能聊聊吗?”“聊什么啊?”“聊聊呗,你这不会说话嘛。”“当然会说话了,没有什么聊的。”


左四为贡海斌 供图:受访者


多年后回忆起从青春期开始的这段经历,贡海斌语气中仍有些辛酸,“一说话很麻烦,从国外回来?哪个国家、有护照吗?”年少时的贡海斌过着贵族般的生活,常常跟随母亲参加领导人的舞会,从不知何为世事艰难。家道中落后,自尊与虚荣成了他不得不维护的枷锁,对于真实的身份——染坊工人,他讳莫如深,从不与人提起。


那时的洗染店只有小小的门脸,院里支着棚子,地上四口大锅,夏天时温度高达50多度。从17岁开始贡海斌当起了学徒工,每天穿梭在蒸蕴的水气里,浑身上下只穿着靴子、裤衩和一件胶皮围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停下来,脱了靴子倒出半靴水。


挨到下工时,浑身溅满五颜六色的的染料,跟斑点狗似的,皮肤却出奇地细嫩,用他的话说,简直跟仙女一样。借着洗染店的便利,他烫衣服、压裤线,再擦过皮鞋、抹上头油,悄悄从店后的小黑门溜出去,在路人惊讶的目光中走路回家。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后,贡海斌花3个月工资买来墨镜,这样连眼神的交流也省了,于是传言也更新了版本,“西单有一个男的,海底来的人,特酷,不说话,线条倍儿棒。”


但面对德国记者的提问,贡海斌涨红了脸,只能如实回答,“我是一个工人。”


“为什么带那么多馒头?”记者又问。 


“中午上班吃饭的。”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还要给同事带两个,自己吃四个。”其实那只是贡海斌一个人的午餐。


“四个也是很多的,你觉得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馒头吗?”


“会有更多馒头。”


短短的对话,回忆起来却像漫长的煎熬。贡海斌正要跟随人群散去,突然又被一位带着鸭舌帽的中年人叫住,对方自称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名叫向霖,说着还拿出了工作证。


那时向霖正在为新电影《琴思》挑选演员,“你的形象真的很好。”向霖捡起馒头,“你这样像个华侨似的,怎么还带饭?”


贡海斌领着向霖和摄影师从小黑门进了染坊,雾蒙蒙的伸手不见五指。“你每天就在这云雾里工作吗?”向霖对贡海斌说,“年轻人,我对你的命运感觉很可怜。你是一个演员的苗子,拍完这个电影,留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我培养你。”


贡海斌听了,眼泪汪汪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旁的摄影师开起了玩笑,“戏很好嘛。”



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中国人与外国人公开接触,还只能选择几处特定的场所。1980年9月收到那份莫名其妙的邀约时,贡海斌正在电影制片厂做兼职演员,进了北京饭店的会议室,他看到一位儒雅的外国人端坐其中,身旁的女士虽然有着中国人的脸庞,但衣着鲜艳奇特,身份令人费解。


女士自称宋怀桂,她告诉贡海斌和另外两位青年演员——日后成名的张铁林和方舒,身边的皮尔·卡丹先生是法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正在筹备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时装模特队。


贡海斌不明白什么是时装模特。在整个国家都只能穿着黑蓝绿的年代,不仅时装模特一词不存在,连展示形体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也与妓女无异,而在新闻报道中,“模特”更是语言的禁忌。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记得,他曾在1979年春天参加过一场只允许服装界官员入场的内部观摩会,第一次见到了皮尔·卡丹和伸向观众席的天桥。据他描述,8名法国和4名日本模特穿着奇装异服,穿梭往返,彼此“眉目传情,勾肩搭背”,一名金发碧眼的女模特,扭着胯从台前返回,突然停下来转向台边,撩起长裙的两襟,露出只穿着窄窄三角裤的身体,“顿时,台下的观众几乎都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那里面实际什么都没穿嘛,上面什么都没有,乳罩都不戴。”李安定坐在沙发里,扬起双手模仿当时观众的惊诧,“‘噢’,人就像浪打来一样,整一排都要倒掉了。”


虽然1980年前后国门已经打开,中国急需扩大服装出口以赚取外汇,但跟世界隔阂太久,中国服装界对西方的流行趋势一无所知,很需要皮尔·卡丹带来的最新知识。可是要从中国人当中招募模特,政治气候和流行的观念一时还难以容许。李安定原本打算报道卡丹的第一次时装表演,但第二天《参考消息》转发了香港左派报纸的评论,题为《外国人的屁香》,不仅报道无法发出,卡丹接下来在上海的表演也遭遇了阻力。


第一次来华,卡丹先生实际上无功而返。在巴黎的一次艺术展上,他结识了旅居欧洲的宋怀桂,于是接受后者的提议,委托她再次回到中国开拓市场。


归国的宋怀桂除了要筹备模特队,还要在北京开办一家名为“马克西姆”的餐厅。这家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餐厅,曾经是毕加索等欧洲艺术家聚会的顶级文化沙龙,因此当欧洲报纸得知皮尔·卡丹的计划,纷纷评论说“卡丹一定是疯了。”法国驻中国大使则一脸严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但卡丹先生不仅不打算退缩,还要在北京完全复制巴黎马克西姆的装修和服务,要知道,当时北京甚至找不到施工的材料和建筑师。宋怀桂所领受的使命仿佛天方夜谭。


皮尔·卡丹走在北京街头


后来证明,宋怀桂正是皮尔·卡丹那时最需要的人。然而,如果只是对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有所了解、并且察觉了蠢蠢欲动又谨小慎微的民心,宋怀桂与她的事业之间仍隔着万水千山。但宋怀桂——用皮尔·卡丹的评价来形容——即使被扔在沙漠上,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


早年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时候,宋怀桂遇见了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两人的恋情被学校发觉,被迫写下再不来往的保证书。他们很快学会了一套地下工作的联络方式,将约会的字条藏在树洞里,当恋人迎面走来,彼此不能言语,宋怀桂便用辫子的样式传达信息:两条辫意思是能够赴约,一条辫意味着去不了。后来,宋怀桂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陈情的书信,周恩来亲自批准,促成了新中国第一起涉外婚姻。


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对宋怀桂的事业存有诸多猜测,比如她在中国高层人脉广泛。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是宋怀桂当年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师妹,中国的政府高官后来也的确常常出现在马克西姆,但宋怀桂的女儿宋小虹说,最初回到中国的时候,母亲也只能打电话、写信,骑着自行车到轻工部、纺织部挨个拜访,向办事人员寻求许可,“别人不明白她要做什么事,觉得她是不是有点毛病。”


宋怀桂(蓝黑衣服)和模特们 供图:受访者


性情中人宋怀桂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不仅敢想敢为,还能在三言两语间拉近与陌生人的关系,即使遇到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她也会亲切的唤一句“哎呦吴大姐”,她与人聊起家常,总把“咱们是老乡”像口头禅一样挂在嘴边。


但寻找模特这件事,还只能悄悄地进行。不管是走在马路上,还是去银行办事,宋怀桂都会随时留意那些身高和外形条件符合的年轻人。伍荣威见到一袭红衣的宋怀桂时正是中国银行的柜员,女工孙幼婷在北京电影学院大门口第一次听说了时装表演,漆雕工人杨伟在鼓楼的大厅外撞见红上衣、绿腰带、花布鞋的宋怀桂,心想“哪里来的妖婆子。”


后来蜚声海外的名模石凯,15岁的时候坐在北京饭店咖啡厅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从卫生间返回时,被宋怀桂和卡丹发现,贡海斌走过来告诉她,“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看上你,说你很适合做他的服装模特。”石凯不明白他的意思,“懵了”。宋怀桂和卡丹又走来详细地解释,“我真的没有听懂,后来觉得可能像一个舞台戏剧服装的哑剧。我当时觉得很可爱。”石凯说。


在北京饭店的会议室里,卡丹先生通过翻译略作解释,请出了从法国带来的模特教练塔尔多。贡海斌回忆当时的场景,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塔尔多的步态,“一米九零,浅蓝色的皮鞋,穿了一条白裤子,上面是浅蓝色的毛衣,肩上搭着白色外套,飘飘地过来,太漂亮了!”


“你们三个走走吧。”卡丹先生说。


走路大概是世上最轻而易举的事情,贡海斌不以为然,可是真的迈开步子,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吓坏了。塔尔多走起来轻松、潇洒,动态中充满美感,可他却身体僵直,像“傻帽走路”。


贡海斌不敢再走下去,觉得简直是对他们的羞辱,他问卡丹先生,“这是有专业技术的吗?”


“有,有很高的技术。”卡丹告诉他,“模特是人的参照物。”


但在询问意愿时,张铁林和方舒都以拍电影为由拒绝了。


“你怎么选择呢?”卡丹问贡海斌。


拍完电影《琴思》后,贡海斌曾向父母说起剧情梗概,没等讲完,父母都睡了过去。而在观看内部电影《魂断蓝桥》时,父亲竟然像贡海斌一样抹起了眼泪。这件事让他感到很失望,他羡慕《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的英俊风流,而当时的中国电影,仍在重复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距离人性与美的伟大主题过于遥远。


贡海斌说,“我愿意做这个职业。”


卡丹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为什么?你怎么就这么决定了呢?”



按照贡海斌的讲述,接下来发生了十足“80年代”风格的一幕:他默默走到窗边,望着空荡、贫瘠的北京街头,十几年来的经历全都堵在心里。


贡海斌的父亲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母亲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裁缝,擅长剪裁传统旗袍。小时候的贡海斌像一位少爷一样,白净清秀,穿双排扣的小列宁装,小学与刘少奇的女儿同班,同在北京实验二小就读的也多是高官富商的子女。虽然“自然灾害”期间见识过胡同里的小孩啃食烧尽的煤球,但少年时仍然称得上无忧无虑。


60年代初期,母亲经常出入中南海,观看舞会上女士们的旗袍是否合身,贡海斌有时也去玩耍。周恩来总理会在舞池边摸摸头,“小孩挺漂亮。”休息时,小贡海斌拿起毛巾,送给毛主席,主席拉起他的手,“小朋友长得真秀气,长大了要跳舞,要学这个啊。”贡海斌就回答他,“我还小。”


在小孩的眼中,那时的世界一片升平气象,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家住西单,周末时贡海斌常到西单十字路口观看路过的男男女女,幻想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身边的女人又是何种模样。他发觉女士们旗袍的开叉越来越高,头发卷越来越大,男士的皮鞋也一天比一天更尖。


日子本该这样慢慢过去,等待贡海斌长大成人,去追寻自己的幻想。可就在他满怀憧憬的时候,家门口突然出现了他不能理解的东西——大字报,一张接一张贴满了家门对面的民主墙。


摩登的人们一夜之间消失了,贡海斌亲眼见到绿帽子的红卫兵当街撕烂旗袍、铰掉女士们的卷发。三天过后,放学时家门口一片慌乱,他爬上邻居家的院墙,看到父母都剃了阴阳头跪在地上,革命小将们正用皮带卖力地抽打,院里堆着查抄出的衣服、珠宝和敲碎了的古董。


贡海斌不清楚父母犯了什么罪,也顾不上害怕,想要回家去,被邻居一把拽住,“不要回去!”


红卫兵走后,父亲躺在床上,身上流着血,没法动弹,母亲正在做饭。贡海斌问妈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革命开始了。”


“这是什么样的革命。”


“可能针对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是资本家,所以要把家抄了,我们配合吧。如果有问题就要受到制裁。吃饭吧孩子,也许还过得去。”


当天晚上贡海斌无法入睡,到了夜里三四点,母亲叫醒了他和弟弟,“孩子啊,从今天开始,你跟弟弟每天都这时候起来,家里有些东西必须要扔掉。”


“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有武器吗?”


“不是,有一些金条,没有必要了,必须扔掉,如果再来抄家发现这些东西,可能要罪加一等。”


母亲从葡萄藤下挖开,地里埋着上下两层一箱箱的金条,“每天你跟弟弟扔一点,一人一箱,直到把它们扔光。”


那时候的西二环地铁线上还是一条护城河,贡海斌和弟弟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一人背着一个书包,把金条、金箔扔进护城河,直到书包背烂了三个,肩膀上勒出一条血痕。半年后,父母被红卫兵带到了河北石家庄附近劳改。


贡海斌遭遇抄家后,住在原石驸马大街的同学告诉他,他们家也横遭厄运。贡海斌跟他跑去,看到同学父亲跪在桌上,浑身鲜血、皮肉翻出,红卫兵命令同学大哥接着抽打,轮到二哥时,父亲已经濒临死亡,二哥操起一把铁锹,挥舞着砍断了父亲的脖子。


那一幕令贡海斌永远都难以忘记,“当时这一幕对我来说,一生中我觉得,完了,人性。”


往后的日子贡海斌带着八岁的弟弟,靠变卖家中残留的沙发、翡翠、鼻烟壶过活,一件只卖五块钱。还有民主墙上贴着的厚厚的大字报,他们用小铲子铲了,当废纸卖掉。两年后允许探亲,兄弟俩攒够了一捆油条,坐一宿火车到石家庄看望父母。年满17岁后,贡海斌分配到西单洗染店,开始了学徒工和“归国华侨”的生活。


访谈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贡海斌一头白发,嘴唇上贴着假胡须,显得沉稳儒雅,他十分在意自己的外形,每次见面都变换一种服饰,却又坦白地告诉我,裤子是淘宝买的,一百块。为了让我理解当年的选择,他坚持必须得从小时候说起。


他还记得刚进洗染店的时候,出门经常要在兜里藏一把改锥,或者一条钢丝索。那时即使在西单附近也不安全,贡海斌就曾遇到过拦路抢劫——小流氓恶狠狠地说“你丫犯照儿啊?”(你瞅啥?)接着就掏出了刀子,这时只有亮出武器,小流氓才会说一句“哥们拜拜了”然后溜走。1976年后,小流氓们脱掉了绿军装,换上了喇叭裤,手中的刀子变成了录音机,一边走一遍播放着邓丽君。


“我是一个很美的人,我拿刀还合适吗?”贡海斌说,“我觉得时尚很伟大。”


当年面试时皮尔·卡丹先生提出的疑问,贡海斌心中所想的,也正是这一层意思,“我愿意做这个职业。”



1980年底,宋怀桂已经疏通关系,租下了北京饭店的房间作为皮尔·卡丹公司在华的办事处,又租下鼓楼二层的大厅供模特们训练。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九点,28名模特聚在一起,接受教练塔尔多的培训。


训练开始,模特们围作一圈,先在音乐伴奏中走一个小时。塔尔多首先得纠正形体不正的问题,尤其是姑娘们,大都身高175cm左右,加上身形消瘦,“跟竹竿似的”,丝毫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往往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因为自卑而掩藏身高,养成耸肩、含胸的毛病。


其后才是步伐。跟一般人走路不同,模特行走时的飘逸感来自左右腿的重心转换,同时要避免肩部晃动,要做到这些,必须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塔尔多告诉模特们,掌握技术至少需要练习一百里以上。枯燥的训练让很多人退缩了,也有模特遭到家人的极力阻拦,或者认为没有报酬、如此辛苦训练并不值得。到后来28名模特只剩下15个。


洗染店得知贡海斌参加模特队后,认为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接受改造”,将他发配到西山烧砖。他每天凌晨四点出发,穿着破棉袄在北风中和泥、制坯,用手推车送到窑口,九个小时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到鼓楼训练。


其实每个人周围都是一片骂声,面临各种阻挠。”贡海斌回忆说,这个时候,宋怀桂女士便鼓励他们:时尚文化和模特职业对未来的社会很有益处,未来的人都会像她和塔尔多教练一样。


模特们明白宋怀桂的意思。交往频繁后,他们发现整个北京都找不到第二个宋阿姨这样的中国人:自信、优雅,散发的气质与不断变换的服饰相得益彰,有时连口红在一天之中也要更换三种——在年轻人面前淡一些,谈判时浓一些,晚宴的场合又是另一种。有的女模特想要借宋怀桂的口红一用,“阿姨,给我抹一点吧。”宋怀桂告诉她,口红有卫生问题,等演出结束了,可以每人送一支。


姑娘们羡慕宋怀桂,但整个北京都没有售卖口红的地方,唯一称得上化妆品的只是冬天防冻的雪花膏,大胆又爱美的姑娘用烧黑的筷子描眉,烧热了火剪子烫头发,想要抹口红了就抿一口红纸。至于美白护肤,只能切了黄瓜、西红柿贴在脸上,少数人会从鸽子粪里挑出白色的部分,混合在鸡蛋清中当作面膜使用,更有甚者,管男朋友要来小瓶精液替代鸽子粪。以穷为美的年代,女性不仅缺乏美的条件,还被迫向群众的粗鄙、单调、追求一律的观念看齐,美反倒成了畸形。


石凯参加训练比贡海斌等人晚了两年,第一次走进鼓楼的训练大厅,看到一屋子的俊男美女,感到自己是最丑陋的一个,“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化妆,脸上抹一个红的,嘴跟吃了血似的,对我来讲就是化妆。”石凯看到穿着高跟鞋的女模特,像脚底踩着蜻蜓似的走着,她不知道世上竟有那么漂亮的人。


小时候的石凯在周围人眼里像怪物一样:身高太高,腿太长,该鼓的地方不鼓,该瘪的地方不瘪,“脖子又长,脑袋又小,人家说长脑袋的劲儿全使在嘴上了。”还因为混血、臀部太翘,得了外号叫“非洲腚”,学校的小男孩问石凯,“你怎么长成这样呢?”想跟别人一样而不能,石凯感到很痛苦,为此没少跟人打架。


在鼓楼里,石凯没有信心做模特,她告诉宋怀桂要回家。卡丹先生却说,“石凯是我最欣赏的一个。”后来他告诉石凯,自己当年在中国选了很多模特,都很漂亮,但没有真正感到触动的,直到见到她。卡丹想象的中国模特正是石凯那样,美丽而不自知。


小姑娘经人一夸奖,乐呵呵地开始了训练。但去过两次之后又感到太乏味——清华毕业的父亲希望石凯从事理工科,女儿也确实是众人眼中的“天才”,从小就对缺乏智力含量的事情缺乏耐心,模特一事在她眼里真是蠢不可及,木偶一般单调、重复的动作,“根本等于一个人在循环,雇一个人来回转悠不就得了吗?”


见石凯经常不来训练,宋怀桂想尽了各种办法。“小石猴子你能不能坐下、安静一会儿。”一天晚上,宋阿姨放上音乐,塞给她一本没看过的杂志,指着模特走秀时袖口飘扬的画面,讲解什么是时装。“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晚上,”石凯突然意识到,模特在走秀的40秒钟里扮演了一个角色,讲述每件衣服的故事,让它飘逸、带来浪漫感,只有在模特身上衣服才会变得生动,于动感当中表现出静态美。石凯明白了服装表演不仅值得做,而且千变万化。


左起:宋晓红、石凯、耿伯平,供图:受访者


训练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模特们度过了难忘的美好时光。冬天的北京在晚上九点时除了偶尔经过的洒水车,已经没有什么人影,模特们训练结束,迈着猫步走在空荡荡的长安街上,发出整齐的咔咔声。那段时间,贡海斌觉得走是最快乐的事情,只要给他音乐让他走,便好过一切物质的享受。那种步伐和音乐融为一体所激发的愉悦感,即使现实的挫折也无法让它消退。



第一次由中国模特表演的时装秀定在了1981年3月19日,纺织部请来了众多的外国媒体,模特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外媒,随着时间临近,开始有些担忧,宋怀桂告诉他们,一定要实话实说,告诉记者“你是做什么的,家住在哪里。”


民族文化宫已经布置好了天桥,而且按照中方要求,后台中央挂上了一道布帘,分隔了男女区域。宋小虹看到后台一阵忙乱,按照欧洲模特身材裁剪的服装穿在中国模特身上,竟然过于宽大,卡丹先生和主设计师安德列·奥利维尔紧急调整,帽子和配饰只能即兴搭配,衣服有的用别针别紧,有的干脆缝起了后背。


机关来的观众陆续入场,贡海斌看到他们穿着熟悉的干部服,神情严肃,女士们都梳着短发,有的戴着帽子。临近开场,宋怀桂最后做了动员,其中有一句话贡海斌印象深刻——我们中国人不能永远地站在世界文明的外围。


音乐和灯光同时启动,模特被法方的舞台监督一把推了出去


贡海斌第三个出场,第一套服装是紫红的天鹅绒西装,配白衬衫和领结,腰上系着绑带。台下一片黑暗,他迎着闪光灯激动地朝前走,“我觉得走在美妙的、幻想的太空里,前面的星星在闪,我童年的梦想今天实现了,一切都没有顾虑,我终于走进了童话的世界。”


走到尽头,出神的贡海斌忘了回去,流着眼泪站了将近一分钟。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拍下了这一幕,后来将照片送给了贡海斌,照片里的年轻人一脸灿烂,表情天真又忧伤。


那场一小时十分钟的表演,展示了皮尔·卡丹从法国带来了100多套服装,男模特每人三套,女模特的五套全都是丝绸质地。在走秀中间,主办方为了冲淡时装秀的西方色彩,还请来了京剧团的演员,穿插进行猴戏和武生表演。


宋怀桂整场都陪机关领导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她观察着官员们的反应,担心他们不满意或者认为太露骨,但宋小虹记得,官员们没有说什么,只是礼貌地鼓鼓掌,也许是卡丹的设计太前卫,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没有可能穿上街。


到了石凯第一次表演的1983年10月,卡丹的风格似乎已经被中国人接受,表演也越来越轻松。卡丹先生使劲捏着石凯的胳膊推她出去,灯光一下子亮了,石凯却站着不动,“坏了,现在干吗?”观众开始鼓掌,“看来不光是卡丹先生喜欢我,下面的人也喜欢我,那就开始走吧。”气氛越来越欢快,石凯穿着最后一件婚纱走到中间时,贡海斌正迎面返回,“石头,婚纱挽着点,你都快跳起来了!”


第一次表演结束后,外国记者果然如料想的那样,不相信模特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泰晤士报》记者怀疑贡海斌来自日本,“那好啊,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请到我家去,我家不远,就在马路对面,我家有户口本,我有父亲母亲。”回到西单手帕胡同,父母以为他惹了祸,“我们也没办法,一直阻挠,不让他干,但是孩子喜欢,还是干了这个。”


当晚皮尔·卡丹公司在北京饭店举行晚宴,请来记者、大使和中国官员,庆祝演出成功,卡丹先生发给每个男模特一套西装,还有领结、皮带、袜子,末了叮嘱他们胸前最好佩戴胸针或者别一朵花。卡丹一定没有想到,偌大的北京没有一家花店。男模特们被难住了,所有的服饰都由卡丹先生提供,自己连一朵花都找不来,“合着就一堆肉?”


男模齐国立突然有了主意,“我回一下我们家那菜店。现在不是有韭菜嘛,都带花。”贡海斌觉得行,“韭菜花不难看。”两小时后,齐国立回来,带着一大包韭菜花,男模们挑几朵,用细线绑了插在兜里。


五六百人的晚宴热闹异常,中国模特仍是焦点,记者们采访完,问男模特胸前别的是什么,卡丹先生也好奇,一遍遍地重复过后,贡海斌又一次辛酸地想掉眼泪,“别人胸前别的是花,中国模特别的是菜。”



纯真年代的故事应该有一个热闹温暖的结局,模特队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也的确如此


宋怀桂筹办的北京马克西姆开业后,模特们时常受到邀请,在席间表演简单的时装走秀,在那里他们见识了从未涉足过世界:自由,丰裕,繁冗多样而郁郁文哉。餐厅南面那方小小的舞台前,宾客们时或掀起地毯,随着乐队的伴奏起舞,著名演奏家吕思清来时,即兴拉起小提琴,看中央芭蕾舞团的李颜跳一段《天鹅之死》。


如今还能被记起的80年代文化名流几乎都到过马克西姆,崔健在那里第一次演唱了《一无所有》,黑豹乐队砸坏了吉他,土妞儿似的刘晓庆懂得了何为时髦,阿兰·德龙办了50岁的生日party,贝托鲁奇跟中国的文化部长握了手、开始筹拍他的《末代皇帝》。张国荣把它当作在北京的家,并留下生前最后一张影像。还有面庞稚嫩的姜文,捧着刚刚获得的金球奖,在吧台一脸喜悦地留影。而沙龙的女主人宋怀桂,总是穿着颜色艳丽的晚礼服,在入口处仪态万千地迎来送往。


第一次走进马克西姆,的确容易产生一丝恍惚感,它太过豪华又太过陈旧,似乎每一个角落都重叠着一万个人的影子、每一寸地毯都洒满了酒,只是如今不见踪影,日光从红黄蓝斑驳的窗玻璃透过来,却让室内显得愈加昏暗。


它好像是一个别的时代。”宋小虹向我指点各处装修的来历:带有弧度的墙镜来自日本,墙里面的电线也是;鸢尾花造型的吊灯和古朴的壁画来自法国;订做的椅子和餐具已经换过,苏格兰地毯仍是1981年那一张。


当初在为餐厅挑选服务生的时候,皮尔·卡丹对宋怀桂说,“在智能和美貌之间,如果不能并存,一定要拣美貌。”在他头脑里,也从未想过盈利的事。餐厅不仅聘用法国大厨,还请来巴黎马克西姆的安波儿·德·里昂伯爵担任经理。那时在马克西姆用一餐的花费大约是500元人民币,而北京市居民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左右,像贡海斌那样的学徒工只有16块5毛。


如果不是宋女士邀请,第一代模特们绝不会自己走进马克西姆。男模耿伯平那时还是东郊葡萄酒厂的年轻电工,每天带着一身油渍下班回家,洗过澡、换上西装,在路人奇异的目光里挤上公交车,再进入马克西姆的另类世界。女模特们的服装太过显眼,或者因为冬天太冷,只能在餐厅的卫生间里换上晚礼服。身高和形体曾带给她们太多苦恼,甚至很难开启一段恋爱,但后来,当她们在马克西姆聚会的时候,男朋友或者丈夫只能推着自行车,等在崇文门的灯光下。其实在模特培训时,他们也曾在鼓楼等候,但极少露面,他们不愿与男模特们站在一起。


第一代模特们与过往的生活渐行渐远,心理上的落差变得难以忍受,或者用耿伯平的话说,“心野了”,于是纷纷辞去了原本的工作。贡海斌、耿伯平、杨伟办起了模特培训班,五毛钱的报名费,涌来至少3500人,你推我搡地挤坏了办公室的铁门。那时贡海斌代言的巨大广告牌已经挂上了王府井、机场,他成了刘晓庆一般的名人。


可他们走得太快,逐渐发现在这个尚未准备好的世界里无处可去,只能跟着毛阿敏、那英组成演出团队,到全国各地走穴,在观众抽烟、嗑瓜子的喧闹声里表演,期间穿插着相声、二胡等文艺节目,十足是贾樟柯电影里的场面。


贡海斌也曾将模特队带到改革前沿深圳,晚宴时女模特们纷纷陪座,当年的领队回忆说,香港来的富商出手阔绰,“搂搂腰、摸摸大腿”便是 5000块,而模特表演一场只有10元的报酬。即使这样的日子也没持续多久,突然兴起的歌厅舞厅以模特走秀为噱头,开始出现近乎色情的表演,模特一词又回到了污名里。


卡丹先生钟爱的女模石凯出身军人家庭,父母得知模特一事后,勒令她半小时之内收拾好行李离家,后来在宋怀桂帮助下,18岁的石凯孤身去了法国。1990年最后一次去过马克西姆后,耿伯平、杨伟远走欧洲,也曾跑过几年苏联,贩卖皮货和鹦鹉。贡海斌则在广东养起了鳄龟。


男模齐国立的死因有着两种说法,贡海斌说,齐国立在往后的日子里总惦记着收集韭菜花,有一回因此与顾客产生争执,被持刀从后背捅死。而在耿博平的记忆里,齐国立为了维护在歌厅卖唱的妻子,与人斗殴致死。


就这样,第一代模特顺着各自的人生轨迹陆续远离,等到90年代中国模特职业化起步,他们大都消失不见。


模特们被围观  供图:受访者


与我聊起当年的经历时,耿伯平开着车行驶在秦皇岛海滨空荡荡的大街上,难免因为人事变迁生出一些感慨。他记得当年的模特队里有过三对恋人,其中包括他和一位女模特,最后都无疾而终。他从欧洲回国的时候,发现其他男模离了婚再娶,女模特也都离了婚出国或者嫁与富商,“丫都是陈世美。”他们彼此调侃。面对因为希望和欲望而涣散了的生活,似乎也只能如此。 


2006年,模特们突然收到宋怀桂女士去世的消息,他们的Madame Song跟1989年去世的丈夫万曼一样,患上了肺癌,从确诊到去世只有六个月时间,宋女士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治愈,从未将消息告诉他人。沙龙女主人离开后,马克西姆的经营权转移给中方,属于它的时代也彻底终结了。


宋小虹平平淡淡地讲完母亲最后的故事,带着我从马克西姆的后门离开,餐厅大厨李师傅站在出口,礼貌地握手,只是说“我在这里三十三年了”。三十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但我想,宋怀桂和第一代模特队那样,仿佛从幽暗海底凭空出现的人和事,再不会有第二次出现的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采访:高哲、刘婧,撰文:高哲,编辑:林珊珊,出品:谷雨 X 故事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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