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高林，头图来自：东方IC
巴黎是老欧洲的最后梦幻。19世纪以前的巴黎，拥挤、杂芜、生机勃勃，却并非后世人们心目中的艺术之都。海明威所谓的“流动的盛宴”，则已是风流云散前的最后繁华。巴黎真正成为艺术家一夜成名的天堂、热爱享乐者趋之若鹜的乐土，还是在19世纪。尤其是1875-1914年之间，被法国人称做“美好年代”的岁月，美好年代的巴黎正如本雅明所说，是“19世纪的首都”。
为什么是巴黎
巴黎是近代欧洲超级大都市的先驱和楷模。19世纪初，欧洲大陆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城市，那就是巴黎。在前工业化时代，君主国的规模决定了首都的规模，而巴黎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法兰西大君主国的首都。到1815年，巴黎已经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德意志各地的城市都有所扩张，比如柏林在1840年人口达到了32万9千人，维也纳在1848年前后人口突破了43万，但是德意志地区人口前十二位的城市，人口加在一起才仅仅134万，而巴黎的人口此时已经突破一百万了。从规模上说巴黎是当之无愧的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大城市，但决定一座城市地位的因素里，人口并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如果只看人口，至少还有一个城市可以和巴黎并驾齐驱，那就是伦敦。但为什么不是伦敦、而是巴黎成为欧洲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呢？
一个城市能够成为国际性的文化和艺术中心，决定性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和艺术消费市场的规模。这一规模说到底是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的。而文化和艺术消费者集中到哪个城市，则分别受几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就是城市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城市规划对文化艺术市场影响不大。在21世纪，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或许如此；但在19世纪，不同城市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天壤之别。以规模人口不相上下的巴黎和伦敦为例，就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划思想对城市的影响，进而对文化艺术消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
伦敦采用的是典型的自由放任的规划思想，也就是没有什么城市规划可言，富裕阶级的豪华宅邸和穷人的穷街陋巷往往彼此相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雾都”，排污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泰晤士河，所有的下水道最后都汇入河中，而英国人又发明了抽水马桶，于是泰晤士河臭不可闻。所以英国富裕阶级除了议会会期或者谈生意，基本上不会住到伦敦，他们都住在自己的乡下宅邸，只在每年秋天议会开会期间到伦敦度过一个与议会会期长度大体相当的社交季。一旦议会休会，他们就急匆匆地从伦敦四散逃出，回到乡间。
乡下的生活除了舞会、宴会、打猎和骑马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消遣，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层阶级想要过城市生活的时候，往往选择到巴黎去，而不是伦敦。比如维多利亚女王的宝贝儿子，1900年前后最著名的花花公子，未来的英王、印度大皇帝爱德华七世。他做王太子时期的大部分快活日子都是在巴黎和小女演员一起度过的。爱丁堡当然也不在选择之列，苏格兰的大地主也喜欢去巴黎消费。
人人都爱巴黎，自然有其道理。实际上巴黎的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在19世纪初比伦敦强不了多少，但1789年以来的历次革命尤其是1848年革命，让法国的统治者对他们首都的“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巴黎的运输依赖塞纳河的廉价水运，水运的便利让在巴黎享受生活掌控权力的上层阶级和出卖劳动力勉强维生的下层阶级都住在塞纳河两岸（还有“左岸”的那些文人和大学生）。
法国最忿忿不平的阶层和法国最沾火就着的一群人比邻而居，而他们还都跟法国最需要保护的上层阶级是邻居。穷人居住的穷街陋巷往往弯曲曲折，私搭乱建猖獗，一旦有人想要发动革命，只要简单地找些材料，比如一辆马车甚至一堆家具，就可以构筑起简易的街垒。而进攻一方如果不动用重武器就拿这些简易街垒没有办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1848年革命的春天，一个拎着箱子在巴黎火车下车的流亡者就深刻地体验到了巴黎的这种“革命性”；1851年，已经当了总统的他又骑在马上率领五万士兵再次体会到了这一点。
所以从1852年这位流亡归来的亲王总统变成法国人的皇帝以后，帝国就开始对巴黎进行彻底的改造和规划。巴黎的整个布局被调整，产业被重新配置，铁路取代塞纳河成为巴黎的运输命脉，这就让依赖运输的制造业得以远离塞纳河。制造业退出巴黎核心区域的结果，就是巴黎的核心地带从过去的多种产业并存向着清一色的高端金融、科技和服务业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些产业中最能夺人眼目的就是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说到底除了吃喝就是玩乐，玩乐中最适合“帝国之都”巴黎的种类，无疑就是文化和艺术。
制造业退出巴黎核心地带的另一个结果是产业工人也跟着他们的企业一起离开了塞纳河岸。穷人迁离市中心的结果是过去巴黎市中心的工人区终于可以被统一规划了，以前弯曲曲折的街道被拆毁拉直，穷街陋巷的旧址上修筑了新的奥斯曼式大道；在大道两侧，配备了近代式暖气和生活便利设施的新式公寓楼拔地而起。
19世纪末的巴黎依然有穷人，但到世纪末“穷人”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和几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在马奈和德加这样的印象派画家笔下，巴黎的“穷人”从1870年的公社战士变成了咖啡馆女招待、服装店的女店员。下层阶级的男性正在退出巴黎，取而代之的是下层阶级的女性。下层阶级的女性在这个时代的巴黎绅士们眼中，其实和巴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一样都是消费品。
经过第二帝国的改造，巴黎核心地带在硬件上成了一个秩序井然、街道宽阔，而且天际线明显的优美场所。以第二帝国街头景观的典范——大歌剧院前的宽阔大道来说，巴黎成了全欧洲类似的城市改造项目的楷模。大部分生产性的功能都退出了城市核心地带，歌剧院、剧院、带演出的啤酒馆和咖啡馆、书店、奢侈的餐馆和小酒吧，构成了第二帝国以来巴黎风雅生活的舞台。
作为新兴的文化、娱乐和消费城市的巴黎，没有作为贸易城市和殖民地商品集散地的伦敦那样丰富的商业传统。新建的临街店铺还不足以形成一个与帝国之都相匹配的辉煌景观时，拱廊街就成为巴黎新式生活的一个象征。第二帝国时期兴起的拱廊街，用透明的遮雨棚把街道两侧的商店融为一体。形成一个闭合的景观，让巴黎这座权力支配的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消费文化。
这种象征着新生活的发明，成为众多文人和艺术家描绘的对象，波德莱尔把它看作是近代生活的象征，本雅明则把它当作近代生活的标本加以研究和分析。而第二帝国时期的这个伟大发明的最遥远回声，其实就是今天几乎遍布日本各地的商店街。那些被透明遮雨棚覆盖的商店街在今天的世界里显得太不起眼，以至于绝大部分人忽略了它和拱廊街之间从理想到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走在大阪从道顿堀开始延绵几公里的心斋桥筋商店街中，每个人其实都踏上了第二帝国闲逛者的足迹，但人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巴黎随着第二帝国的改造成为兴起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典范，成为所有向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眼中的人工天堂；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仇恨这种生活的人眼中罪恶的巴比伦，第三共和国时期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亨利，当他想要用自己制造的炸弹颠覆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时，他把他的土炸弹扔进了巴黎的咖啡馆。
共和国中的贵族花都
巴黎成为近代欧洲文化和艺术中心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巴黎的贵族色彩。随着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的通过，法国贵族就对复辟逐渐绝望。但是退出政治舞台的贵族，却始终把持着社交活动和文化价值判断的话语权。在第三共和国的巴黎，社交核心是贵族的沙龙，共和国的新贵们也以能够进入这样的沙龙为傲，而贵族和共和国新贵之间最容易互相理解的领域就是艺术。毕竟政治是他们之间最深的鸿沟，而艺术则可以超越于政治之上。结果就是巴黎在帝国灭亡之后得以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梦幻之都形象，而贵族则把巴黎的梦幻具体化为艺术之梦。
当时，除了法国以外全欧洲的强国几乎都是君主国。可想而知，全欧洲的贵族想去巴黎风流快活顺便买点艺术品时，他们总不愿看到一帮戴着自由帽、围着自由树跳“卡马尼奥拉”舞的雅各宾分子。如果他们看到巴黎依然掌握在一群彬彬有礼的旧贵族手中，依然在追求君主时期的审美和艺术，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放下心来。所以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在1870年垮台了，但帝国欢庆并没有结束，第三共和国继承了第二帝国的政策，巴黎依然是花都巴黎。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巴黎的宽松气氛。在维多利亚时代，全欧洲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中产阶级化。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也开始占据社会主流。贵族那种把婚姻当生意的伦理观，正在逐渐被中产阶级的“婚姻应该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观念逼进墙角。既然婚姻的基础是感情，那么“绯闻”这种事，就从贵族式的“发乎情止于礼”（尊重婚姻这种风俗和制度，同时满足自己的感情）变成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感情上的背叛。一名贵族的“绯闻”从一件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变成了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上的“自杀”。
越是在贵族依然保持着威望和权力的君主国，他们就越不得不在这些私德的领域里向掌握了越来越大话语权的中产阶级让步，欧洲主要国家的伦理观都变得越来越“严肃方正”，推崇“质朴的道德”。
说到这里，要顺便谈一下此时的柏林，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和柏林的大肆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整齐街道，也带来了柏林人闻所未闻的新式生活。但新东西往往意味着价格昂贵，而十九世纪末的普鲁士，“农业革命”带给地主阶级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1848年前后风头无两的容克贵族们如今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机会跟上时代的脚步。那些时髦的东西，从游艇到汽车，从电灯到电话，从风靡一时的幻灯片，到会动的幻灯片电影，再加上赋予电影以声音的留声机，这些东西都不是普鲁士地主们能享受得起的东西。即使是俾斯麦这样的缔造了德意志帝国的英雄，在这个时代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尽可能避免社交生活。晚年的俾斯麦给人留下一种离群索居的印象，他总是避免参加各种宴会，一找到机会就跑回自己的庄园。其中固然有他不愿流俗的一面，但舍不得花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贵族没有钱在柏林跟上时代的脚步，但柏林人口依然在爆发性增长。到20世纪初，柏林人口已经向三百万迈进。这就意味着在这座新兴的帝国之都，社会的话语权已经牢牢地把持在中产阶级手中。阅读这个时期的德语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反映柏林或者维也纳城市生活的小说，会发现婚外恋丑闻对一个中产阶级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比如施尼茨勒的小说《死者无言》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个问题上皇帝也不例外，威廉二世年轻时代是一个典型的皇室花花公子，留下了各种绯闻。因为当时他还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皇太孙”。但1888年他登上皇位以后，他和漂亮的女士们再也没有被证实的绯闻了。
对比可怕的伦敦和柏林，巴黎简直就是一方乐土。一个上层阶级的女性如果想在婚姻之外找到自己的幸福，甚至可以公然地出双入对，还不用担心被道德法庭审判，那就去巴黎咯！如果一个上层阶级的男性想要风流快活一番，那就去巴黎咯！
巴黎是少数贵族阶级不愿意也没必要在道德和伦理上俯就中产阶级的城市。这就意味着巴黎是少数还依然保持着贵族阶级宽松空气的城市。因为巴黎不是一个伦敦那样蒸蒸日上的商业之都，也不是一个柏林式的有着威廉圈（指围绕柏林旧城在威廉一世统治晚期兴起的一圈工人居住区）的工业城市，巴黎是娱乐、消费、享乐的梦幻之都，是一座不事生产的纯消费城市。严肃方正的那一套市民道德在巴黎不适用。甚至同性恋在法国也已经非罪化，虽然依然为道德所不容，但至少不会身败名裂也不用坐牢。于是全欧洲想要追求欢乐，想要享受生活的人都集中到巴黎。而巴黎的吃喝玩乐里最高端的就是玩艺术。从追逐女演员到收集艺术品，形成了一整套消费市场，也形成了一个超级成熟的产业链。
一个怀揣艺术梦想的中欧人可以去柏林也可以去维也纳，但只要他有足够的门路和金钱，他们都会想要去巴黎。因为巴黎意味着整个欧洲的文化和艺术市场。就像本雅明说的，也许柏林比巴黎强大，也许伦敦才是欧洲的金融和财富之都，但只有巴黎是整个欧洲的首都，因为整个欧洲的文化和艺术最终都要汇入巴黎，在这里碰撞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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