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DoNews（ID：ilovedonews），作者：何熠
数月来，孙宇晨拍得巴菲特天价午餐的新闻总是接二连三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连带着有媒体播出了早年间孙宇晨和王小川的的一场对话，更是将孙宇晨以及他的波场暴露在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内。
从营销角度看，这几个月来，孙宇晨的确是成功了，他被更多的公众所熟知，考虑到他所从事的这种如今看来未免尚算冷门的行业，这一大众意义上的知名度，对他来说自然是一个机遇。
然而这种过度的炒作和营销，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旦营销中的夸大其词涉及到法律层面时，任何精心推演的炒作也必须立刻中止。
出格成为如今想在互联网营销中出圈的不二法门，无论是那些熟谙传播之道的公众号写手，还是如今身陷风波里的孙宇晨，他们的做法都旨在首先将大众的眼球吸引过来，赚足一波观众后，开始借机推广自家产品和服务。现在看来，孙宇晨在微博上发布的道歉信将这一旷日持久的炒作，暂时或永久地拉下帷幕。
但这是真正的结尾吗?谁也说不清楚。围绕着对孙宇晨旗下公司的调查与监管已经开始了，无底线的营销术也许可以短暂消停一阵，但这之后谁知道会不会又再度卷土重来呢?
道歉的初衷，原本应该是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对外界或他人造成负面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自发性的悔恨，也就是说，这种道歉，发端于我们内心本能的愧疚心。
而如今，我们看到互联网上的各路名人的“官方道歉陈词”尽管行文风格也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可是如果对事件的原委做出一番详尽查考的话，我们很难说这种“道歉”是出自内心的诚意，还是一种东窗事发后最大可能的止损补救措施。
从年初翟天临“不知知网”事件，到一个多月前爆出汽车女主播怒打外卖小哥事件，再到如今的孙宇晨道歉，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十分清晰的脉络——他们道歉的时机无不是在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自己悉心经营的人设形象后，无不是在吃瓜群众严厉的目光逼和媒体详尽的背景调查后。
他们意识到了危险，意识到了不能再度挑战公众愤怒的边界，于是开始把自己弄得像是犯了错的小孩一样，将自己之前的错误认识归结为一种不成熟：心态浮躁、被自己的名气搞得膨胀之类的意思充斥在这些道歉信中。
其实网络舆论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伤害，真正能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是资本和监管的力量。这是这些争议人物所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个艺人如果学历造假，他的诚信问题将很难让他再在演艺圈立足，一个女主播则全然不希望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是一个心态膨胀的暴力分子，而一个自诩为成功的商人在遭遇事业上的诚信质疑时，则要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自己，避免公司财产损失。
出事后，公众人物的道歉时机一旦延误，其实已经无法挽回公众形象的崩塌。然而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舆论声音的质疑声已经这么普遍，为何有的公众人物就是依然保持“嘴硬”，不能在火势起来之前提前道歉呢？抱有侥幸心理诚然是个中因素，但公众人物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膨胀情绪，与互联网技术所形成的的社交媒体机制恐怕也有很强的关联。
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在群中》提到，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就患上信息疲劳综合症，他提到在这一症状表现中，会让人越来越“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作者认为，责任的首要前提是约束力，“和诺言以及信任一样，它约束着未来，使未来稳定”，而社交媒体“促进的是放任、随意和短效”，那些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碎片化的承诺，其实已经丧失了“承诺”之为承诺的本体含义。
除此之外，道歉时机的延误，其实映射的是社会机制下，犯错的成本太低了。
当事者也一度试图将本来属于法律层面的事情道德化，希望公众舆论能够将重点完全放在他的“悔过之心”上，而不要再对其具体的错误是否违反职业伦理或法律规定究根问底。
他们从气焰嚣张转换为受伤心态仅仅需要一封道歉信的时间。
而此等巨婴并非只有这些涉事者本人，在翟天临事件中，许多教授过翟天临的老师也在网络上呼吁对翟天临网开一面。
那种长者姿态的语气表面上是对年轻人犯错误的宽容和对舆论暴力的恐惧，但内在却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即将法律的和道德的混为一谈，将公众人物的形象标准等同于对社会并无社会影响力的普通人。
而正是基于这种心态的加持，造成了大量止损式道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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