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葬礼:逝去者,接班者,收税者
2019-07-28 12:06

香港的葬礼:逝去者,接班者,收税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作者:任小酒,编辑:李墨天/戴老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香港,葬礼是门政治。


2016年郑裕彤去世,全香港富豪名流悉数到场,扶灵名单也要精挑细选: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排在最前面,后面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接着才是李嘉诚和李兆基。一代情圣刘銮雄都排不上号,只能拄着拐杖远远看着老情人李嘉欣挽着许晋亨,兀自惆怅。


两年后,新鸿基掌舵人郭炳湘离世,参加吊唁的多以豪门二代为主:李嘉诚之子李泽钜,霍英东之子霍震霆,黄廷方之子黄荣祥和李兆基之子李家诚,政界人物则是致函唁电的多,出席葬礼的少;而2个月后李嘉欣公公许世勋去世,出席的富豪就只有95岁的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了。


政商通吃的老一辈富豪,才能享受顶级的葬礼待遇。1982年,一代船王董浩云去世,三千多名政商人士将位于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殡仪馆堵得水泄不通。扶灵的12人有邵氏公司董事长邵逸夫、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摩纳哥王子雷尼尔,美国总统里根和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也特地致吊唁电话。


但出殡当天第一个赶到灵堂,却是另一位浙江籍船王包玉刚,他在向董浩云的灵柩鞠完躬之后,李嘉诚和港英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acLehose)才步入现场。英雄惜英雄,包玉刚跟董浩云为了争夺全球航运老大的位置,缠斗一辈子,如今老对手西去,过往恩怨也悄然谢幕。


1991年,包玉刚也驾鹤西去,葬礼规格空前绝后。走在8人扶灵队伍最前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紧跟的是李嘉诚和邵逸夫。几乎所有G20国家领导人均送来花圈,邓小平更是以“生前友好”的名义,派女儿邓榕和女婿贺平专程赴港,出席葬礼。


豪门葬礼的另一面,是商业帝国的接班。董浩云去世后,旗下船运帝国传承给了两个儿子董建华和董建成;而包玉刚经过一番精心设计,将庞大的商业帝国分拆成四部分,传给了四个女儿和女婿,其中最重要的地产部分(会德丰和九龙仓),交到了二女儿包陪荣和女婿吴光正的手上。


从1982年董浩云去世,到1991年包玉刚去世,香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风云变幻。董浩云葬礼结束的5个月后,撒切尔夫人抵港,收到了总设计师“关于主权问题,没有回转余地”的回答。随后的几年里,吴光正协助包玉刚弃船登陆,董建华弃商从政,两个家族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


在两个家族的不同轨迹里,一些变化发生了,一些伏笔埋下了,历史的暗门裂变出两个香港:一个是未曾实现的香港,一个是走向悲伤的香港。


01.  双峰:船王和他们的接班人们


包玉刚和董浩云的缠斗,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两人分别于1949年和1948年来到香港,前者来自宁波镇海,后者来自舟山定海县。


1955年,董浩云借着朝鲜战争狠赚了一笔,在行业内声望日隆,而从上海银行副行长辞职的包玉刚,也看中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港的潜力,决定转行。对航运一无所知的包玉刚登门求董浩云,后者多少有些前辈的架子,呛了包玉刚一句:“你也想搞航运?胆子真够大的!”


董浩云的轻蔑不无道理。航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金融+产业”联动的高杠杆模式,既需要利用自有资金加杠杆借贷,又需要与各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政商关系,保证资金来源。因此想要在航运竞争中盈利,就必须背上高负债,还得有天时地利配合,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天爷给了包玉刚发迹的机会。1956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封锁苏伊士运河,海上运输必须绕道好望角,航运业大发横财。到了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美军急需船只帮忙做后勤补给,董浩云借战争猛虎添翼,包玉刚也在其间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的富豪之一。


航运这门生意,吨位是一切的基础,手里的船越多,赚的钱就越多。董浩云早年财力薄弱,常常收购旧船,发迹后则手笔豪放,热衷建造巨轮。越战期间,美国半卖半送给了董浩云12艘船,又赶上日本以低息贷款推动造船业,他趁势订造一艘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一时风光无两。


相比之下,包玉刚的船数量少,船龄高,吨位小。但他在经营模式上搞创新:把船租给别人,自己只收租金。战争期间,航运需求急速扩张,货运公司付出远高于平时的租金租船,发了横财的包玉刚火速添置了7条货船。喜欢从买船到运输一条龙包办的董浩云对此不屑:“他那算什么船东?”


出身银行的包玉刚深谙航运业的金融属性,找到了汇丰银行这座靠山,并于1971年加入汇丰董事会。凭借着汇丰的大笔贷款,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蒸蒸日上,在船运吨位上逐渐能跟董浩云平起平坐。董浩云也没闲着,1973年旗下东方海外在香港上市,募集1.2亿港元几乎全被用来订购新船。


对于两人的竞争,董浩云特别在乎。东方海外上市那年,美国《新闻周刊》发文,将包玉刚与世界级船王奥纳西斯相比,称他为“东方奥纳西斯”,无疑是巴掌扇在董浩云脸上。但更打脸的还在后面:1977年,一家西方船运经纪公司给船王们排了个座次,包玉刚荣膺头把交椅,董浩云只排在第七。


嗜船如命的董浩云坐不住了,写了一封《致编辑的信》寄给这些媒体,直言其计算方法有问题:他包玉刚的船有一半股权在汇丰手里,我东方海外的船可是都姓董!


董浩云嗜船如命的习性,香港人尽皆知:每每有新船下水,他就要精心设计三天的庆祝节目,借机造大声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次董浩云为了捧红一个女钢琴家,就专门包下了伦敦皇家亚尔巴音乐厅,还请来英国皇家管弦乐队来伴奏,把飞机票送到每位客人朋友手中,确保他们到场。


董浩云的计较让总想搞大新闻的香港媒体嗅到了荤腥,开始疯狂造势:谁才是真正的船王?包董之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除了竞争吨位,董浩云还在接班人问题上跟包玉刚暗中较劲。在这方面董浩云先拔头筹,两个儿子成绩优异,尤其是董建华,董浩云很早就开始针对性培养,儿子毕业后安排去美国通用汽车基层打工,他跟董建华讲道[3]:“你不要想到自己有依靠,你必须自己主动去找苦吃,磨练意志。”


董浩云和长子董建华,1969年


包玉刚膝下无子,只有四个女儿,但女婿都很厉害,尤其是二女婿吴光正。他于1951年随父母从上海迁居香港,中学毕业后前往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选攻读建筑学专业,后来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吴光正身兼游泳健将与学校活跃分子,获得了包玉刚次女包陪容的芳心。


就在两家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一场波及全球航运业的萧条正在酝酿:一方面,经过二十年的扩张后,80年代初船运业运量已经明显过剩;另一方面,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依赖石油运输的船运业遭到当头闷棍,油船的需求每年肉眼可见的下滑,船租暴跌,港口停满了没活干的油船。


在这个黑云压城的时刻,董浩云和包玉刚还战斗在一线,培养的接班人也都年富力强,紧随左右,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中,两家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02.  诀别:逆势扩张和弃船登陆


作为全球顶级航运企业家,董浩云和包玉刚对于行业低潮都早有预判,但两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信奉行业周期论的董浩云,坚信船价暴跌、行业不景气时,才是抄底最好时机,而“全球第一船王”的心结,更是将他这种逆势扩张的欲望调动到了极致;而包玉刚则不同,银行的从业经历让他对风险尤为敏感,见风头不好就果断卖船,偿还公司债务,降低风险敞口。


得知包玉刚正在卖船,一心想做世界第一的董浩云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一边清理服役已久的小船,一边大肆负债,购进大船。包玉刚收缩业务时,董浩云还在日本订造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大油轮“海上巨人”号。董浩云并非不知道萧条的杀伤力,但他估计低谷只会持续几年,非常乐观。


当董浩云的东方海外正朝着世界船王发起最后的冲击,包玉刚却做了一个决定:弃船登陆,转型房地产。


要挤进日益激烈的香港房地产市场,自己从头开始做显然是不现实的,包玉刚盯上了隶属怡和洋行的地产公司九龙仓。彼时的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不单单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还包含了酒店、大厦、有轨电车等产业。倘若把这块地合理开发,前景无量。


李嘉诚对九龙仓也觊觎已久,暗地里先抢下了2000万股份,但进一步收购却被怡和洋行阻止。包玉刚深知机会难得,于是在1978年8月的一个下午约见李嘉诚,后者向包玉刚提供了1977年九龙仓财产报表和物业资料,一同参会的吴光正当晚研究了这些材料,熬夜拟定了收购计划。


包玉刚和李嘉诚谈笑风生


翌日,吴光正就见证了两位商界高人的秘密握手:包玉刚收购李嘉诚送上门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如此,加上原本持有股票,包玉刚不动声色控制了30%的股权,大大超过了怡和洋行,并加入了九龙仓董事会。怡和洋行也不是善茬,为了保证控制权,他们开始大规模反购股份。


双方的拉锯持续了两年,一直到1980年6月,怡和洋行趁包玉刚前往巴黎参与会议期间,发动突然袭击,采用换股打法,在6月20日上午投放大量报纸广告,以比市价高30%的价格收购散户手中持有的九龙仓股票,英国人认准了包玉刚无法在周末两天筹集足够多的钱,用以反制怡和。


身在香港的吴光正得到消息,马上联系包玉刚,建议其去找包家的老朋友汇丰银行借钱。随后,包玉刚订了一张飞瑞士的机票,又暗地里买了回香港的头等舱,一旦筹集够弹药就马上返回香港。而吴光正则在香港联络媒体,安排记者发布会,等着包玉刚回来,就开始散播消息。


记者招待会上,突然现身的包玉刚宣布,自己拿到了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并以105元港币的股价收购2000万股,比怡和的收购价还要高,九龙仓大小股东狂潮般把股票卖给包玉刚,怡和洋行见大势已去,便将九仓股1000多万股也甩给包玉刚,套现七亿港币离去。


1980年6月25日,九龙仓之战落幕,包玉刚弃船登陆成功,吴光正则经此一役顺利当上了太子。


包玉刚和吴光正,1980年


在包玉刚成功上岸的同时,董浩云也到达人生巅峰,拥有各类船舶149艘,总吨位达到1200万吨,终于把“世界第一船王”的桂冠戴到头上。1982年,董浩云的第150艘船“宪章号”在台湾下水在即,董浩云请来了摩纳哥王子夫妇参加4月17日的下水礼:这是船王的加冕礼。


根据日程安排,王子夫妇4月14日抵达香港,有人提出日期两个“4”撞到一起不吉利,但董浩云置之不理。然而坊间传言当时的港英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让董浩云去机场迎接。董浩云认为是莫大的侮辱,当晚心脏病发,连夜送医抢救,次日凌晨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1岁。


世事难料,原本盛大的船王加冕礼却成了董浩云的葬礼。船王的遗产只有一间九龙塘的房子、东方海外公司百亿港币的负债,和区区250美元现金[6],恰逢航运业运量过剩叠加石油危机带来的需求萎缩,全球各大港口停满了没活干的货轮,东方海外业绩暴跌,负债高达14亿美元。


包玉刚和董浩云三十年的商战戛然而止。在葬礼上,对着灵柩鞠躬的包玉刚心有戚戚然: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香港楼市长期萎靡不振,付出巨大代价拿下九龙仓,到底算抄底还是站在半山腰上,包玉刚心里也没底。在各自的赌局上,两个船王都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身家。


历史没让包玉刚等太久,答案出现在1984年。


03.  冰火:两种接班,两种模式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签署,为了防止英国在回归前超售土地,草案要求回归前每年批地不超过50公顷。


是年年底,受到声明中土地租用制度及限制出让的条例影响,沉寂多年的香港地产开始复苏,楼价、租金应声上扬,四大家族频频出手抄底香港地产,报纸每日围绕着李嘉诚、郑裕彤等又拍下新高价地段这类新闻。而这一年,东方海外却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船运灾难中,董建华举步维艰。


董浩云去世的第二年,东方海外负债高达70亿港币,到了1984年,总亏损高达9.7亿港币。航运高负债、快周转,令往日熙熙攘攘的港口码头成了门可罗雀的船只坟场,冲击远比董建华想象得严重得多。到1985年,东方海外的负债和奥地利整个国家的国债近乎一样多[4]


每天面对来自全世界银行和债权人的追债,一睁眼想到的便是随时要破产的公司,有时候连续20个小时处理债主和律师的电话,母亲又在这时查出肺癌,一次,董建华在最后一次赶去参加债权人会议前,一度想要自戕,甚至给朋友打电话[5]:“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向董家雪中送炭的,是汇丰银行,他们愿意提供一亿美元备用信贷,其中的5000万,来自大陆的中国银行。第二年,霍英东突然伸出援手,宣布向东方海外注资约12亿港币,这针强心剂给了董建华喘息的机会,帮助东方海外在1991年扭亏。有坊间传言,霍英东的钱来自北京[6]


在董建华苦心支撑的同时,包家却正在享受地产的胜利果实,毫无疑问,包玉刚已经拿到了通往下个时代的门票。


拿下九龙仓的第二年,包玉刚决定把收购来的尖沙咀九龙货舱推平,建成黄金地段商场,命名为“海港城”。吴光正则接手旧电车厂的改造工作,直接将厂房推平,推平效仿纽约时代广场建起了“铜锣湾时代广场”。在这场席卷全球的航运业大萧条中,包家顺利抽身,身价无损。


坐落香港尖沙咀的海港城,2012年


《船王遗恨》中曾写道:“董浩云晚年好大喜功,会祸延后代”,不想一语成谶;世人则感慨包玉刚老谋深算,在危机前夕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座香港地标、一座全球销售额稳居第一的商场,为后人铺好了路。包家拥有这块地999年的土地使用权,单是租金,一年就净赚160亿元。


终于,香港的“收税式实业”模式出现了,日后它的效仿者,将有如过江之鲫。


包玉刚于1991年去世,葬礼地点跟董浩云一样,选在了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殡仪馆。在西式铜制灵柩里,他身穿白衬衫,套燕尾西装,打灰白色领带,身上盖着一床红色的陀螺经被,上面绣着金钱经文,灵堂则摆满了无数商贾政要的花圈和挽联,生前荣华富贵,身后尽享尊崇。


两代船王前后撒手人寰,但包家和董家的故事仍未结束,他们下一场交锋,会是在1997年,那个无与伦比的1997年。


04.  暗战:那些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1993年,吴光正就开始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淡化他商人的形象,频频出席政界会议。


敏感者开始察觉出这背后的谋划,尤其是吴光正后来辞去九龙仓主席的职位,“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吴光正希望能腾出更多时间从事社会事务。有人统计,吴光正辞去九龙仓主席,以及后来辞去会德丰主席两个职务后,可能失去共计至少5000万股份认购权,损失不可谓不大。


1997年回归在即,第一任特首的名字,显然会被写进史册。当时的主流舆论是反对“商人治港”,李嘉诚等巨富就被排除在外,北京的老朋友霍英东也说自己年事已高,而辞职的吴光正扭头就当了香港医药管理局主席,与商人身份彻底撇清了关系,特首之路昭然若揭。


1996年9月,吴光正正式发表声明,角逐特首一职,成为第一个表态参选的候选人。而他的最大对手,则是把东方海外一步步拉出泥潭的董建华。当时,继承包玉刚衣钵的吴氏家族坐拥180多亿的身家,董家的财产刚刚跨过15亿门槛,论起宣传造势,两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选特首这件事,比拼的从来都不只是财力。


1989年,董建华为继续父亲创办海上大学的理想,将一艘邮轮改装后命名为“宇宙学府”。当年三月,“宇宙学府”首航来到上海。这是董建华离开上海以后第一次回到内地,也是第一次接触高层。自此之后,东方海外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屡屡增加。


七年之后,董建华决意竞逐特首。


1995年底,中央来人会见李嘉诚、邵逸夫等香港名流,探讨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问题。在这场深圳会晤后不到48个小时,李嘉诚便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对未来行政长官的两点建议:一是熟悉经济,了解商界运作;二是人品要好,正直不阴险。


不熟悉北京风格发言的香港媒体好一番揣测,最终还是落到了董吴两人的竞争上,把特首选举渲染成父辈们海上交锋的接力战。后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宴会上,身份特殊的霍英东面对媒体发问,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早已在心目中认为他(董)是合适地行政长官”[4]


霍英东的话自然分量十足,毕竟同样是葬礼,郑裕彤的棺材上盖着白色素花,包玉刚的棺材上盖着陀螺经被,霍英东的棺材上盖的是五星红旗。


那年12月11日,香港各界、各阶层四百位推选委员会委员齐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即将投票选举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就连散步的老人把收音机调到最大,家里吃午饭的人都举着碗坐在电视前,商场里的电视机都统一调到了一个频道,逛街的男男女女驻足等待。


12点15分,点票工作全部结束,其中董建华获得了320票,吴光正36票。船王后人的又一次对垒,董建华赢得毫无悬念。


落败的吴光正并没有拂袖离去,而是积极参与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被委任以医院管理局主席职务,之后又成为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他和董建华的蜜月期维持了将近四年,2002年,吴光正重新回归九龙仓会德丰,拾起公司主席一职,并且表示再也不会竞选特首。


吴光正和董建华,2012年


从表面上看,董家扳回一局,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包玉刚和吴光正创造的“降维式接班”,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成为香港财阀们的主流操作。


04.  降维:怎样才能富过三代,五代,十代?


所谓降维接班,用大白话说就是:主动调整自己的商业帝国经营方向,降低经营难度,把企业变成“傻子都能经营好”,再交给第二代。


包玉刚的“弃船登陆”,本质上就是将商业帝国从经营难度极高的船运业摆脱出来,转型经营难度大幅降低的地产,之后更是进入经营简单的“收租型物业”。这种转型,既避免了肱骨老臣对接班人的腹诽和阻碍,又能让二代获得稳健的收益。此举获得香港富豪的纷纷效仿。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香港的电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诚的,煤气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诚和怡和集团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本质上,这都是“收税制商业”


上世纪50年代起,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积累巨大财富,并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电力、码头、电信等所有具备垄断特性的产业,进而“坐地收租”。包玉刚当初的精明也体现在这里,除了九龙仓,吴光正还陆续控制了香港的有限宽带、天星小轮、九龙仓电讯、海港企业等一系列公司。


1997年,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计划(每年要兴建8.5万套住宅,10年内香港有7成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房子),触动了已经根植香港半世纪的“收税模式”的利益。加之“八万五”撞在了金融危机的前夜,就连香港居民也对董建华嗤之以鼻,把他当作房价暴跌的幕后元凶。


董建华任特首时期,1998


1999年,董建华推出他另外一个创举政策:数码港计划,旨在绕开本地的富商,发展互联网科技。数码港计划的支持者是李嘉诚小儿子李泽楷,他带着十五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的进驻意向书,找到董建华。政府对李泽楷的盈科信任有加,数码港计划决定不招标,直接采用。


可命运再次跟香港开了个玩笑,数码港计划颁布的第二年,互联网泡沫在美国破裂,尽管园区勉强落成,但只有两家科技公司进驻,且多为销售、市场等部门,所谓的研发中心,丝毫不见踪影。数码港回到了香港的老路:圈地皮卖豪宅,自然又是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董建华又提出“硅港”计划,意图打造工业基地。结果香港人以炒地皮为由,赶走了竞标建厂的张汝京。后来张汝京到上海张江创办了中芯国际。后来的“中药港”计划,董建华希望利用完善的科研体系,以及香港高素质科研人才,搞出香港新机遇,但最后又是一场竹篮打水。


在董建华在位的97到05年,这三次机会摆在香港面前,它却未能好好珍惜。“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惯坏了香港。资本的短视和逐利,让香港错过了最好的10年。”[8]


家族们的事业却蒸蒸日上,郑裕彤家族在广州建起530米第一高楼、武汉和天津的周大福中心也指日可待;新鸿基的郭家兄弟,除了每年150多亿的广场租金,还有九龙巴士和富联国际。李嘉诚技高一筹,直接跑去英国收租:电信、港口、管道、天然气,甚至连供水都没有放过。


若是要让家族永远衣食无忧,显然没有比“收税”更好的方法。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宣布提前两年离任,跟他一起离开的,是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海港城依然风光,太平山依然快活,城还是李家的城,港还是包家的港。


05.  尾声:从如日中天,到走向悲伤


2015年,69岁的吴光正宣布正式退休,36岁的儿子吴宗权接过数千亿家产,开始躺着收钱。仅两大广场每年收租就可达160亿利润,更不需要提九龙仓还持有的其他四大物业广场。两年后,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作价338亿出售,船王的传奇就此谢幕,而这338亿的钱,也不过是海港城两年的租金。


这并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分野,是香港两条路径也就此分岔: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已经被人遗忘;那个如日中天的香港,慢慢走向了悲伤。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在施政报告里面曾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甚至要住在工厂大厦内的劏房。”


当今天的香港喧嚣再起时,一切仿佛突如其来,但一切又早有答案。


参考资料:

[1].世界船王——包玉刚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2].香港商战风云录,广州出版社,1996

[3].富豪接班人,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4].董建华家族,广州出版社,1996

[5].董建华担任香港特首七年,南方周末,2005

[6].一代船王董建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7].地产霸权,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8].缓缓沉默的“香港巨轮”,奏响一曲悲歌,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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