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7 09:07

我最爱的歌手,今年73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陆便士,编辑:苏炜


民谣,一个在中国音乐的光谱上不断游移的符号,一个只要提起,就能勾起无数记忆的名字。


“我们不要怀旧,我们只要记得。”20世纪70年代——那个西方流行音乐席卷而来,如可口可乐般风靡的年代,中国现代民歌代表人物胡德夫、李双泽、杨弦等率先高呼“唱我们自己的歌”,揭开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属于民谣音乐的一个序幕。


在“民歌五十”即将到来之际,几乎用一生在歌唱的胡德夫开启了“匆匆50年”音乐会巡演。导演蔡明亮曾说,一听胡德夫弹起钢琴,唱自己的歌,“我们失去的山林河川,遗忘的海与天空,都回来了”。


伴着背后日月潭明媚的山水,银发苍苍、一袭白衣的胡德夫弹着钢琴和那英隔空合唱了《橄榄树》,这可能是《声生不息·宝岛季》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幕。


或许年轻观众会对这位白头发、白眉毛的老爷子感到陌生,却依旧被他的歌声打动。他的歌声犹如太平洋的风从远方吹来,在天地间回荡,让人不自觉地泪流满面。


对熟悉民谣的听众而言,胡德夫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影响了许多知名音乐人:罗大佑、李宗盛、崔健、齐豫……这位名副其实的“中国台湾民谣之父”,却在55岁才发行人生第一张专辑《匆匆》。


最近,这位73岁的老爷子,在阔别数年后开启了“匆匆50年”巡回音乐会,第六站将来到广州大剧院。这个消息让不少胡德夫的粉丝激动不已——对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与其说这是一场音乐会,倒不如说是一次赴约,因为胡德夫的歌声,早已陪伴了他们大半个人生。


巡演之前,在太平洋边的台东故乡,胡德夫接受了新周刊的专访。这是一次跨越海峡的交流,电话那头浑厚的声音、缓慢的讲述、爽朗的笑声,与胡德夫的歌声有着相似的气质,让人能回到那个深长、缓慢而又充满力量和温度的夏夜怀抱。


正如白岩松的描述:“他的歌声里,有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


时光匆匆而过,还好我们有歌。


“唱我们自己的歌”


“每天都像个奇迹,好像在告诉我们,又多出了一天。”


在外流浪多年的老鹰,终于飞回了最眷恋的大武山。没有工作的时候,73岁的胡德夫会和妻子一起,每天在中国台湾台东卑南溪与大海交界的地方等待日出。“这个变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大早三四点就去等着太阳出来。太阳非常妙,每天都不一样。”


等待“奇迹”、整天看海、听山里的声音、遛遛狗、逗逗猫、游游泳,这样闲适的退休日常,被密集的音乐会巡演打断。胡德夫重新投入繁忙的工作,排练、出席签售会或分享会、接受专访、演出……


“我知道那会很辛苦,但对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他依旧看重每一次演出机会,在微博中写道:“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巡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希望有生之年能多走走看看,与有缘的朋友见见面、唱唱歌、弹弹琴,这就是人生中开心的事。”


作家杨渡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首代表性的歌,有些歌代表了那个时代之外,也代表了一个人内在的心声。与其用那么严肃的方式来谈历史,不如用歌。”对胡德夫而言,他的音乐刻录下许多人的成长,也刻录下自己的时光。


20世纪70年代,19岁的胡德夫,身边流行的是英文歌。19岁的胡德夫,为了给患上食道癌的父亲筹措医药费,他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馆登台驻唱——这是第三份兼职。他同时还是纺织厂的文书员、铁板烧饭馆的店员。


这是一段“痛并快乐着”的时光:一边要照顾生病的父亲,每天打三份工筹措治疗费;一边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徜徉在音乐世界里。“我那时候才20出头,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来我工作的地方给我打气、鼓励我,让我觉得我不只是来工作而已。”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李双泽的启发下,胡德夫现场演唱了“卑南人音乐之父”陆森宝在1958年创作的卑南语歌曲《美丽的稻穗》,原住民风格的歌声得到了英文流行歌不曾有过的热烈掌声,他第一次感受到“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力量。


后来,没有创作经验也根本不识谱的胡德夫,用自己的方式写出了处女作《牛背上的小孩》——在脑海中酝酿歌曲,在生活中喃喃地形成旋律,再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谱写成歌。过了许久,他才意识到自己笨拙地推开了民歌的门。


1976年,胡德夫和好友李双泽、杨弦共同推出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开启了本土音乐创作热潮,他们三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歌”代表人物,诗人余光中评价“他们三个走进了黎明的芬芳”。


从牛背上的小孩,到民谣之父,胡德夫一路懵懵懂懂、跌跌撞撞,用一种近乎孕育生命的方式来谱写每首歌。


首张个人专辑《匆匆》里收录的8首歌,最早和最晚的两首竟然相隔了将近30年。乐评人郭小寒形容“这是一张用生命的长度谱写的专辑”。


“很多时候其实情绪到了、感受到了,自然整首歌就出来了。”胡德夫说。


用音乐跨越代沟


前不久,胡德夫还在微博上分享了他和马嘉祺合作的《奉献》,出道50年的胡德夫和相差50岁的马嘉祺,诠释了音乐传承的“生生不息”。


音乐,曾经是胡德夫最重要的武器,后来,歌声又化作了桥梁、螺丝钉和线索。如今,音乐是他跨越代沟、接近年轻人的珍贵方式。


胡德夫最希望通过音乐传达给年轻人一些“力量”,他在随笔集《时光洄游》中写:“我们总要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哪怕竭力用尽了自己的岁月与时光。”


2011年起,他频繁参加各种音乐节,有时甚至背着经纪人接下小型演出,成为音乐节上最年长的表演嘉宾。他翻唱莱昂纳德·科恩的《哈利路亚》,让台下的年轻人如痴如醉:“他不在了,我就继续唱,唱给大家听。”


白头发的胡德夫总是意想不到地出现在互联网,出现在年轻人身边。


在微博,粉丝留言希望在沈阳安排一场音乐会,他回复:“南方土豆也想去看看哈尔滨。”初登小红书,他“求职”般甩出金光闪闪的履历:金曲奖、华语金曲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代表作……


“我的心理年龄大概在三四十岁吧,有时候看到像刘堃(低苦艾乐队主唱)这些老朋友们,我会觉得我更年轻”。而在妻子眼中,胡德夫甚至变成了一个顽皮少年,“我常常让她唱歌给我听”。


胡德夫的妻子姆娃是布农人。她的微信头像,是胡德夫依偎在她肩上的手绘画。


“在我看来,唱歌和歌唱是不一样的。卡拉OK是唱歌,而歌唱就是生活,是生命里的声音,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感,这才是最长久的。我希望我的一生都在歌唱。”如今,秉承着最初的诺言,胡德夫仍在歌唱,他会像“阿公”郭英男那样一直唱下去。


Q&A


新周刊:这次《匆匆50年》音乐会选曲上的主题和方向是什么?整个巡回音乐会行程看上去非常紧密,会感到疲惫吗?


胡德夫疲惫,是朋友们一直担心、一直问我的问题。我觉得大地之大,要去唱的城市那么多,要听歌的人那么多,对我来讲是难得的机会。尤其过了70岁之后,越发觉得可贵。


我现在的身体、精神状态,以及气息,还可以清楚地表达歌曲,整场演唱会十几首到二十几首歌,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唱。


这次音乐会最主要还是自己的作品,还有跟朋友合作的作品,以诗入歌也是一种选择。还有小部分,是我节选出的最喜欢的几首英文歌。音乐会的形式会比较静态,让大家更专注在音乐上。


新周刊:我身边有一个你的铁杆粉丝,她形容自己“几乎是被民歌喂大的”,当她走在台东的道路上、住进花莲海边的民宿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你的歌。你的歌参与了很多人的生活。


胡德夫:有一次在福建平潭演出,遇到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带着我所有的专辑、书等作品,他说他已经在外面等了两天。一见面,还没说什么话,他就一直看着我掉眼泪。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我一边在他带来的专辑、书上给他写一些字,一边说话,我真的很感动。他收集了很多民歌的作品,对民歌的历史很关注,不只听我的作品,还会听杨弦等很多朋友的作品,很难得。


新周刊:白岩松在给你的随笔集《我们都是赶路人》作序时写道:“幸亏是在不年轻之后才听到胡德夫。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很多年轻人依旧被你的歌声打动,你觉得打动他们的是什么?


胡德夫我也年轻过,所以那时候作的歌,现在他们在这个年纪唱起来,也会产生很大的感触。


我也希望年轻人能从我的歌里面得到一些力量、一些共情的联结。我虽然到这么大的年纪了,但是我对下一代所面对的环境,包括周遭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蛮关注的。有时候我会写在歌里面。


每次去演出,我发现台下很少看到像我这样白头发、白眉毛的老头子。但我总是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年轻人也不嫌弃我。


新周刊:如果遇到一位从来没听过你的歌的年轻人,你会推荐哪一首?


胡德夫我会推荐《匆匆》。“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其实这首歌,我年轻的时候认真听就觉得很不自在,好像是在跟同年纪的人说教一样;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再回头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经验,告诉他们光阴的重要,要匆匆、珍惜光阴,不要躺平。


新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老歌在年轻人中翻红,这代人该怎么找到“我们自己的歌”?


胡德夫只要音乐动人就能被喜欢,当然就会翻红,就可以留下来。而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歌谣,也一定会继续产生。


其实当初我唱原住民的歌,就是从《美丽的稻穗》开始的;后来,写《牛背上的小孩》时才发现,原来我可以用原住民的语言来写自己的故事。就像现在的五条人乐队,用家乡的海丰话写他们的故事。其实,都市里的朋友也可以用“都市里的语言”来写一写,写他们观察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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