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作者：曹乐溪，头图来源 ©东方IC
并未设想过第一次见到杨荔钠，会是在FIRST影展的露天放映场。西宁的夜风不小，她顶着一头飒爽的短发，就这么直接地出现在排队入场的观众面前，“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来看《春潮》？”
杨荔钠是谁？相信不同的人会有迥异的答案：中国独立纪录片领域的先锋者，贾樟柯《站台》里大胆又前卫的钟萍，曾经的舞蹈与话剧演员，女性主义创作者的代表......而随着第二部剧情片《春潮》即将走上大银幕与观众见面，杨荔钠作为导演的身份更为人熟知。
她将女性作为母亲与女儿双重身份面临的压力与焦虑，通过郝蕾与金燕玲的精湛演技寄托在电影中。《春潮》里祖孙三代间的情感涌动与颇具中国社会特色的争吵，让不少观众感叹“这难道不就是我家的写照？”
第一部剧情片《春梦》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让国内公众一睹为快，如今携《春潮》归来，它也许是杨荔钠从影以来最接近电影工业化体系的一次尝试，而杨荔钠本人，依旧是有利于市场运作与独立制片间的“稀有动物”。
当女性主导“女性主义”电影
“老板，导演和演员都是女人，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有点复杂，”在《春潮》中担任监制与剪辑的廖庆松笑道。
主创中女性占比如此之高的电影并不常见，对杨荔钠而言一切都是机缘巧合。与投资方爱美影视CEO李亚平是通过朋友介绍偶然认识的，朋友觉得两人身上有气息与情怀相投的地方，但见面后也并未保持联络。
“后来有一天我发了条朋友圈，大致是说想找一个制片人可以风雨同舟，”杨荔钠回忆，“然后她在底下接了一句：我啊。”
两位主演郝蕾与金燕玲，则是杨荔钠在2017年金扫帚奖颁奖典礼上撞见的。那一年金燕玲凭借《一念无明》摘得年度最佳女配角，郝蕾为其颁奖，本来是替补其他嘉宾前来的杨荔钠坐在台下眼睛就亮了，“这不就是我电影的女主角么？”
唯一经历一些波折的是电影中饰演外孙女的小演员，最开始选的小女孩在开拍后导演觉得不太合适，但角色台词量重，重新选人还要经历磨合，耗费更多时间成本。一开始剧组争议很大，但在廖庆松的支持下，杨荔钠还是果断启用了如今的曲隽希。
事后证明这个调整是即时的，小姑娘不加雕琢的古灵精怪与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感，让她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也为电影增添了不少色彩。
演员们从天而降，制片团队的组建也较为顺利。廖庆松与半野喜弘在杨荔钠拍摄第一部剧情片《春梦》时就有过合作，作为监制，廖庆松又为其邀请来声音大师杜笃之与朱仕宜，整支团队都是和侯孝贤导演常年合作的电影人。
有大师们保驾护航，杨荔钠的导演风格决定了她不会是另一个候导。在《春潮》中，暗流涌动的情绪起伏与激烈的肢体语言冲突，让人完全可以意识到创作者内心的丰富。廖庆松形容她是那种带领大家冲过火线的人，“气场很强，很有想法而且转换得快，刚讲完话她人已经在一丈之外了（笑）。”
一部关于家庭中三代女性关系的影片，男性的地位以及与女性的关系就显得微妙而有趣。姥姥纪明岚的新老伴老周，日常在剑拔弩张的母女中间充当“和稀泥”的角色；母亲郭建波有一个若即若离的音乐人男友，却又在盲人按摩师的拥抱中寻找慰藉；而女儿郭婉婷并不知道她的生父是谁。
“我的处境很像是老周，连老周戴的帽子都是我的，我们完全是弱势群体，”廖庆松半开玩笑地调侃道。
杨荔钠也承认，男性角色在自己的电影中往往只是服务于剧情，毕竟“很多电影也是这样把女人当点缀的”。拍女性题材算是某种抗议么？她不置可否，“拍女性题材并不是谁的使命，而是选择的自由，也有一些女导演很介意被贴上女性导演的标签，但我真的不怕，你说我是我就是（笑）。在男权为主的时代里能够做一位女性导演，我感到很骄傲。”
谁塑造了《春潮》里的中国式家庭？
从6年前的《春梦》到如今的《春潮》，廖庆松认为如果前者还主要探讨女性主义的个体需要，那么后者则拓展到家庭三代间的故事，由自省向外扩及至群体性关注。“杨导的视野在不断放大，而她的创作都是从生活中历练出来，而不是通过制造概念或运用编剧技巧。”
如果说《春梦》描述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内心焦虑，《春潮》无疑更具烟火气：充满唠叨与埋怨的姥姥，压抑愤怒却用行动反抗的母亲，兼具孩童天真与成年人世故的孙女，似乎推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会看到类似的人物与家庭关系。
对家庭的关注与敏感，早在2000年杨荔钠拍摄纪录片《家庭录像带》时就已有苗头。“那算是一个私影像，拍摄我父母和弟弟。”常年的纪录片创作经验，让杨荔钠更愿意时刻观察生活，“对所有情感交织的命运都很感兴趣，这是永远讲不完的话题。”
“电影中肯定有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比如姥姥的角色不一定是我母亲，但是我身边熟悉的人，”杨荔钠坦言。“原生照搬就不是电影了，我喜欢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共性与普世价值，这也是电影迷人的地方。”
家庭是单位最小却关系最紧密的社会组织，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原生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尤为重要。比如《春潮》里女主角郭建波一直活在母亲言语的暴力与控制中，而母亲的一生同样遭受苦难而缺乏关怀。
庆幸的是，这种看似循环往复的魔咒，在孙女郭婉婷身上依稀看到松动的痕迹。影片结尾她与小伙伴追寻着“春潮”跑向远方时，电影的色调转入明亮。“小女孩的未来一定是有希望的，”杨荔钠觉得。
电影高潮发生在片中最寂静的时刻，在母亲彻底病倒后，深夜照顾她的郭建波倚在窗边有一场接近10分钟的独白戏，杨荔钠回忆自己写起来非常顺畅，而郝蕾的演绎同样一气呵成，在情绪松弛与解脱的状态下将观众带入郭建波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春潮》最让我关注的就是每位演员表演的声音，”负责声音设计的杜笃之认为。“透过他们精彩的声音表情，带动观众融入故事的氛围。所以我们用最珍惜的态度把原始声音表演调整到最好状态，包括故事的线条、精彩的情感都能被感受到。”
电影中也存在多处精神幻象，杜笃之的判断是采用更为收敛的处理，深怕做过头会让影片的故事失焦。比如郭建波梦见羊被防疫员从厨房带走，关上门的刹那却发现羊是母亲，“我们用一种类似电子侦测设备的声音当做这场景的主要背景声，产生一种魔幻现实的效果，还蛮适合郝蕾（郭建波）长时间压抑下的梦境。”
而电影中郭建波为数不多的自我情绪流露，则发生在她与男友独处时。原本这段戏配乐大师半野喜弘为其搭配的是比较洋气和偏拉美风情的音乐，但经过反复沟通，最终配乐呈现出理想主义者的落寞和寂寥：郭建波和男友，不被重视的调查记者和蜗居在黑暗房间里的音乐家，
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冲突感，让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从彼此那里汲取最后一丝温存。
电影是选择自由的艺术
谈到青年导演面临的困境，杨荔钠觉得相比找钱投资，更大的困惑在于独立电影从业者进入到电影工业化体系中，需要适应一套新的丛林法则。
“坦白讲拍纪录片这么多年并不赚钱，但是非常自由。如今拍剧情片你需要遵循电影工业的一套系统，如果拍出来的电影不能面向市场，他们为什么要请我来做导演？”
她回忆起《春潮》前期拍摄时曾经压力很大，需要快速面对与接手电影拍摄技术、体量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复杂，“每天哭，早上起来还要打起精神来面对整个剧组”。每部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困境和遗憾，如今苦尽甘来，她最想感谢的是背后团队尤其廖庆松的支持，“这次占用他特别长时间和精力，剪辑了两次，是我欠他的。”
“有段时间我特别‘恨’这个男人，”她笑道。误会正是起源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电影第二次剪辑，当时面临多方声音的争议，廖庆松建议先暂缓剪辑，“某种程度上她觉得我在推卸，其实只是想让自己的工作环境安静一点。”
而杨荔钠以为剪辑师临时撂挑子不干了，“成熟的电影人会知道电影不是催生的，那时候也是我心急，有自己的功利心在里面。他希望所有事平稳下来之后再来解决电影（的问题）是对的，事实证明我们走了很大弯路，而现在才是电影最好的时候。”
兜兜转转，最终《春潮》还是交到廖庆松手里。“当时我和导演讲，剪辑这部片子一定是我的宿命。”正是凭借这种信念感，让《春潮》有了如今的模样，杨荔钠还记得拍《春梦》时，有一个相对猎奇的版本差点卖给法国，当时也担任剪辑的廖庆松只抛给她一个疑问：“你确定自己的第一部剧情片要这么卖出去吗？”
如果说最初的版本更为世俗和前卫，在廖庆松的剪辑下《春梦》完全改换了气质，像是更严肃的艺术电影。“如果有人把钻石当金子卖掉了，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廖庆松认为。“杨导有她创作的火力在，这么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怎么能当做通俗影片卖掉，会不会此后大家定位你就是一个情色导演？当然，也许这样她生活就过得比较好（笑）。”
目前《春潮》仍在等待上映定档，而女性三部曲的《春歌》已经开始酝酿，女主角依旧是金燕玲。“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我要为这些不再年轻的女演员写戏，这是她们最好的年华，”杨荔钠认为。“事实上中国不缺好演员，只是缺少健康良性的土壤给她们。”
演员这一身份曾经也离杨荔钠很近。上大学时进入总政话剧团成为话剧演员，杨荔钠也曾去剧组面试过一次，“当时在电影厂宿舍里，对方就像打量牲口一样打量我们，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面试任何剧组了。”
在总政话剧团呆了几年，杨荔钠开始尝试拍摄独立纪录片，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与价值。在贾樟柯的《站台》里贡献了唯一一次银幕表演，则属于朋友帮忙。“那时候是2000年，大家都穷哈哈的，但就是为了电影义无反顾，”她感叹。“那样的时代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如今对青年导演作品的扶持计划多了，但处于夹缝中生存的独立电影创作者，在她看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境遇改善。“我做独立电影时因为家庭背景尚可还能撑过来，很多人真的是要靠算钱过日子的。他们拿着小摄像机几万块钱做一部片子，也许今天得不到认同与支持，但我相信未来一定会等到属于他们的观众。”
一只脚踏进电影市场的杨荔钠，依然有着自己的节奏，一边拍摄院线电影，时不时也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和独立创作体系中，生产更多纪录片作品。依然有市场经验欠缺和适应两种体系的困惑，但回想过去的人生脉络，杨荔钠觉得自己会愈发坚定地走下去，不再迷失。
“都到这个年纪，也不能迷失下去了，”她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