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李不言，实习编辑：郝伊任，头图为《上海堡垒》剧照，来自豆瓣
虽说我们是所谓文明古国，不过其实我们遗忘的能力和速度，才是首屈一指的。
比如，在我们的电影票房榜上，没有《少林寺》《焦裕禄》的位置，而当讨论“科幻电影”时，似乎《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从未存在。
本文作者认真回看了从前的国产科幻片，发现了一个苦涩的秘密，并且发现它仍然事关今日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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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是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式确信。
今春，《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低头惯了的中国电影，靠着《流浪地球》总算能够第一次摆脱地心引力向着星空仰望，中国科幻片总算进入了它的2.0阶段“预言时代”，即在虚构中眺望未来。
向工业标准最高的科幻片发起冲击，是中国电影追求宇宙浩荡的序章，也是中国电影在大国崛起的空前盛世中对民族自豪感的全然拥抱。然而，不过半年，啪的一声，《上海堡垒》就给了所有遥想着中国科幻扶摇直上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流浪地球》和《上海堡垒》处于评论的两级。
儿戏般的该片提醒了我们理智的重要性，我们不该对当下的中国科幻抱有不切实际的的期许：在电影层面，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依旧乏力得可笑。
而这种可笑，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科幻电影的1.0阶段——“遗言时代”——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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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3年，在由上海科教电影厂拍摄的短片《小太阳》里，科幻的种子就已在中国电影的土壤里埋下了，只是直到56年后的今天，这颗种子才破土发芽。我们不禁要问，从《小太阳》到《流浪地球》，中国电影为什么花了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年里，中国科幻片都去哪儿了？科幻电影大体上都根植于未来，《流浪地球》《上海堡垒》皆是如此。然而，人们古老智慧的结晶，在这里却体现出了非比寻常的独特性：我们曾经创造了一种新的科幻片类型，即回望过去、重述历史的科幻片。
1963年国产科幻片《小太阳》讲了一群热爱科学的小孩子，想要发明小太阳温暖寒冬的故事。
这一辈的中国影人拍出了《上海堡垒》《流浪地球》，是因为新一代中国人以物质财富为驱动力，对未来世界充满了开荒与征服的饥渴；而无法摆脱过去的梦魇，则让老一辈中国电影人，拍出了八九十年代那些气质独特的科幻片，这是历次风波的幸存者对人类文明尖锐碎片的重拾，以及被历史幽灵附身后的喃喃自语。
1988年的《合成人》中一处颇具现代感的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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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上影厂）问世，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片。影片中，两个科学家因为所掌握的技术而被坏人集团迫害。该片对于科幻的实践，还停留在牙牙学语的阶段，倒是片中恶势力构陷知识分子的手段让人印象深刻，确实是阴谋家该有的水准：科学家不听话就栽赃他，等逼得他狗急跳墙，便以“精神病”的名义送进疯人院，待他安分了，再作为朋友将其救出，许诺其一个美好的愿景，使其感恩戴德为我所用。
六年后，名导黄建新自编自导了《错位》（西影厂），他在片中引入了高仿生机器人的概念，但他对人与机器的界限这样的议题兴致缺缺，而他叙述的重点是：片中的赵局长虽然被“文山会海”折腾得够呛，但与此相比，被一个赝品取代的恐惧才更是他的噩梦。
1986年电影《错位》是黄建新导演《黑炮事件》的续篇，包含了科幻、政治讽喻、黑色幽默等元素。
《合成人》（长影厂，1988年）里，一位医生把一个农民的大脑移植到了一具国企总经理的身体中，然而包括主刀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仍然是经理，而不是那个农民。他们强行要将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试图用吃药的方式使他忘记过去。他们相信身体，但不相信大脑；在他们看来，身体即权威，权威即真理。
04
《霹雳贝贝》（儿影厂，1988年）是最那个时期最著名的科幻片。在影片中，外星人赋予了男主角贝贝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能力，但他最终选择放弃这个机会。这其实是相当符合情理的做法，因为成为异类是人类基因里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某段时期更是被强化成了全民性的“思想钢印”。
1988年电影《霹雳贝贝》的导演翁路明女士是《上海堡垒》导演滕华涛的母亲。
之后的《毒吻》（西影厂，1992年）堪称此类型中的先锋，这部环保主题的科幻片还真具有叫人芒刺在背的力量。男主角三三是个受人类污染之害而降生的剧毒男孩，从一开始他就注定是不容于族群的异类，连和家人拥抱都不可得。他为人类所绝，为天地所弃，故事最后那道天谴般的雷电是他唯一能得到的抚慰。
1997年的《疯狂的兔子》（儿影厂）则是中国土法科幻的集大成者。高高在上的外星文明将人类男孩改造成了他们在地球的使者，这个男孩便像病毒一样在地球收束异端、统一思想、播洒口号。万花筒般的镜头里，所有人都高喊着：“疯狂的兔子，疯狂的兔子……”
为什么疯狂的偏是柔弱的兔子？因为创作者不相信兔子作为个体时的温良，他们相信并警惕的是兔子成群结队时，在某种号召下的集体暴戾。个体时懦弱，结队时疯狂，影片中兔子显然在影射我们的国民性。
1992年电影《毒吻》中的父母由于常年在化工厂工作，体内积累了剧毒的设定具有环保启示。
05
这些电影横跨十几年，由不同的创作者完成，却表现出相似的不安、躁郁及疯狂，可偏偏这些作品的受众群体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
这不是巧合，这是彼时的电影创作者对于“过去”的集体意识。在巨人的影子下，我们都是侏儒。而且，即便巨人倒下，影子也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幽灵附身于每个人。多数人沉默不语，少数人用电影道出了幽灵的遗言。
这遗言是《珊瑚岛上的死光》里的那句“科学家要多少有多少”的睥睨，是《错位》里合法身份被剥夺的惶恐，是《合成人》里男主角梦中形如鬼魅的傀儡人，以及那双黑暗中无处不在又注视一切的巨眼，是《霹雳贝贝》中贝贝对成为“伟人”的弃权，是《毒吻》中三三既无法做好孩子也无法做坏孩子的天注定，还是《疯狂的兔子》里那段有趣的童谣：
“东西街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又怕砖头咬了手，稀奇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老牛趴在树枝上，蚂蚁身长三尺六，老爷爷坐在摇篮里。”
这些影片是那个时代里历史幽灵的长啸，它们渐次将疯狂的余烬烧到极致，在孩子的世界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成为了无数80后、90后的童年阴影。这种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拍摄它们的人是炮制恐怖的天才，而是因为拍摄者们以影像作工具，完成了对亲历梦魇的变形描摹。
1997年科幻儿童片《疯狂的兔子》中带有八九十年代国产科幻片特有的Cult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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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创作者连小孩子都不放过，非要给懵懂的白纸浸染一角灰暗？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改革开放后，创作者们从压抑中获得了自由，于饥渴里反弹出对表达的贪婪，他们的分寸感彻底失灵。
敏感的灵魂使他们像突然学会说话的哑巴一样，只想用自己最擅长的声带频段传达自己脑海中最先浮上水面的一切，无法忍受任何筛查带来的延迟。以至于本是拍给孩子们的作品，也难以避免地沾染了强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洪水决堤之前，我们不会知道洪水有多愤怒；在我们被电影吓坏之前，我们也无法想象他们在高压中抵达了怎样的疯狂。
孩子们大喊“疯狂的兔子”，被兔子侵入身体，变得疯魔，是对某些时代人们集体失智的隐喻。
科幻电影需要相信未来，但那个时候的创作者们却难以“相信”，他们被历史的幽灵锁死在了过去。
所以，也确实可以说八九十年代的科幻片不是真正的科幻片。不过，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没有拍出高级的科幻片，但我们却拍出了高级的恐怖片。例如《异形》作为科幻片也很恐怖，它诞生于美国人对未知的怀疑与着迷，而我们的恐怖，源于过去的不可切除；他们擅长在未来中获取给养，我们则擅长于历史中获取。日本人爱用鬼魂吓人，可在他们的佐伯俊雄还魂十年前，我们就有了毫不逊色的三三。
而正是在这些阴影引发的噩梦之中，历史在与之并无交点的下一代人中得到遗传，即在我们毫无察觉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历史的染色体。不妨这样说，是历史选择了他们，最终也是历史选择了我们。
1994年电影《魔鬼发卡》与其说是儿童科幻片，不如说是鬼片。
07
在一个失常的时代中，不做正常人是保持正常的唯一选择。而当嘴上的绷带被撕开以后，这些人能诉说的就只有来自过去的回声。我们不能从未来中的学到的，从历史中或许可以。
《大气层消失》里有段戏在首尾重复了两次。几个小男孩趴在地上开心地用放大镜烧死蚂蚁，他们乐此不疲，完全意识不到这个游戏的残忍，野夫说“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又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对蚂蚁来说，它们的悲哀并不产生于它们成为蚂蚁的那一刻，而在于它意识到自己是蚂蚁的这一秒。孩子们不会明白对于蚂蚁而言，他们是怎样一场噩梦，除非他们在将来的某一天意识到他们是另一种蚂蚁。
1990年电影《大气层消失》中用放大镜烧蚂蚁玩的小朋友。
执行这一场屠杀游戏的人为什么是孩子呢？因为孩子们眼中同时闪烁着钻石般的纯真和人类的未来，当无意识邪恶的岩浆从孩子们的眼中汩汩涌出时，银幕外的我们才能感受到最彻骨的绝望，而这也正是历史上的他们所承受过的重量。
所以不光是这些真人电影，那个时期的动画也时常显露着错位的气质。《黑猫警长》（1984），军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在了1984年；《邋遢大王奇遇记》（1987），我们见识了墓穴下森严冷酷的老鼠王国；《魔方大厦》（1990），扭曲的线条与诡异的音乐中，常理被颠覆的封闭世界里，最让我们开眼的是那些装在罐头里的断手断脚；《眉间尺》（1991），在红太阳之外，原来还有绿太阳和黑太阳。
根据郑渊洁童话改编的1990年动画连续剧《魔方大厦》，讲述了男孩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的冒险。由于过于恐怖，少儿不宜，此剧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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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阳普照大地，它是万物恩泽；当它的光芒聚于一处，它是毁灭一切的权杖。阳光炽盛时，便会照得人们两眼发黑，就像光曝在胶片上的是黑暗，越光明，越黑暗。那个时代里的人们被太阳聚焦太久，他们被灼伤了；即使太阳下山，停留在他们眼眶里的依旧是伤痕的倒影。
“今天将要结束，明天也将结束，难以结束的是昨天。”人类这种生物，注定要被过去如附骨之疽般追赶。《黑楼孤魂》（1989）里，冤死的亡灵蛰伏等待着未来的复仇；上述那些作品，也许正是历史向未来投出的匕首。这块土地的强大引力，拽住了一切轻盈飞扬的思想，使之砰然坠地，这是我们曾经想拍科幻片却拍成了恐怖片的原因。
1989年恐怖片《黑楼孤魂》讲述了主人公们调查一桩凶杀案的故事。
经济的腾飞、民族自豪感的回归与对未来的憧憬，是我们如今拍出《流浪地球》的理由。有趣的是，早在新中国电影人拍出第一部有科幻意味的影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改编自田汉同名话剧，北影厂1958年出品）时，我们就已对未来有着不容置疑的自信想象。
从80年代前封闭的正确到80年代后混乱的自由，再到让人不便细说的当下，我们似乎正乘着莫比乌斯环驶向原点。过去，他们集体失语，以沉默对话；现在，在高墙之内，我们蜷缩在代码森林里的动物农场中，千里传音、互设密码，时时警惕猎枪的方向。
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到《流浪地球》，从中国科幻电影的“遗言时代”到“预言时代”，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彻底摆脱历史幽灵的招魂？从《流浪地球》到《上海堡垒》，我们就已经拯救了全人类两次了，这是否说明了我们已经对未来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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