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qingxintimes），记者：陈雨萌，责编：张艺璇，排版：陈思彤，题图来自豆瓣
她把台灯的灯绳用力向下拉。一次，两次，三次。明亮，黑暗，明亮。
这双拉灯绳的手与乙非的齐腰长发稍显不协调——骨节分明，是一双典型的男性的手。长发、女装、化妆，它们本身并不是限制“乙非们”做自己的条条框框。而肩宽、喉结、面部的骨骼特征，甚至是自己的性器官——女装下的这些潜在的不协调因素，才是他们真正在意和不满的地方。
仍然是这双手，它们拿起桌子上的透明杯子。灯光下，杯子的每一个细节都一览无余——材质、形状、大小。
乙非说，灯和杯子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被制造出来的，但是人不一样，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人们可以通过一套固定的标准来检测这个杯子是否合格，是否满足我们对于一个杯子的期待。
“那么人呢？穿着是否得体、衣服的美丑、什么性别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遵守这些标准，也是为了满足他人对我们的期待。那我们自己在选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们希望人们可以看到主动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
“每一次行动，都是将光明带到世界上来的一个尝试。”
电影《丹麦女孩》中的一幕。该片讲述了埃纳尔·韦格纳在妻子格尔达·韦格纳的鼓励下，勇敢地接受了变性手术，成为了真正的女人的故事。
衣着之上，性别之下
在2010年发布的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10次修订本）中，异装癖被称为“恋物性异装症”，表现为对异性衣着特别喜爱，反复出现穿戴异性服饰的强烈欲望并付诸行动。
引发异装行为的原因有很多，cosplay（角色扮演）、性别焦虑症，或者仅仅是喜欢。
“女装大佬”，这是Nikka经常从社交媒体上或者陌生人群中得到的评价。
在二次元的圈子中，Nikka戴着假发，化着妆，穿着裙子和高跟鞋，成为圈外人眼中的“女装大佬”。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清华大学里一个身形瘦小的普通工科男，沉默寡言。在以工科男的身份生活时，Nikka只敢穿着打扮略偏中性，甚至不敢穿着裙子出门。
“虽然现在社会的包容度提高了，但是大众还是会觉得我们是异样的。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同性恋，是变态。”Nikka说，只有在漫展等特殊场合下，自己才会以女装的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下。
平日里，他也会认真学习化妆，学习女性服装搭配。但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在亲密的人面前，他才会展现出这样的自己。
在尝试穿着女装之前，Nikka就被诊断出轻度抑郁症，但他并没有接受药物治疗。
随后不久，由于对二次元中一些女性角色的喜爱，Nikka接触到女装群体。他发现，只有在完全沉浸到研究女性妆容和服饰的时候，自己才会得到平常难以拥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Nikka称这是一种“绝对热爱”，女装让他成功将二次元中的角色带入现实，而这个角色的现实映射就是他自己。
然而，并非女装圈子中的所有人都和Nikka一样，可以在寻找到自己的绝对热爱之后，一直坚持女装。
商陆（化名）是Nikka在女装圈里认识的朋友，但在他们认识不久后，商陆就退出了这个圈子。
商陆说，退出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的不接受。
“我的父母很传统，他们比较排斥cosplay这方面的内容。男生穿裙子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做法。”
2013年，商陆在参加Comiday成都同人祭（由Comiday成都同人祭组织委员会举办、每年两届的动漫同人志即卖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位长相可爱的二次元少女，在上前索要合照时，商陆才通过嗓音听出来“她”是一个男生。
Comiday成都同人祭现场
这个经历让他对二次元女装逐渐产生了兴趣，并主动通过贴吧、论坛等途径了解并加入女装圈。
2014年初，商陆网购了一件女仆装，在同学面前试穿时，同学们都评价他“穿上裙子之后，不说话基本看不出来是个男生”。
商陆对此甚是满意，因此决定把这件衣服带回成都参加当年的Comiday同人祭。
回到成都，商陆将这件女仆装精心叠好放在自己的桌子上防止衣服褶皱，却被进入房间打扫卫生的母亲发现。
“我妈跟我爸说起了这件衣服。我记得当时已经是快要睡觉的时间了，我爸穿着睡衣就闯进来，暴跳如雷，也不问我为什么，睡衣都没有换就拿着那件衣服下楼，把它丢进了小区的垃圾桶里。”
退出女装圈后，商陆仍然每年都参加漫展。每当在漫展上看到身着女性角色服饰的男生，他都感到很羡慕。
商陆的脸型、身材等都十分适合女装，但是对于他来说，能够坦然接受周围人尤其是亲人的看法，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拿‘女装大佬’这个词开玩笑，他们就只是起哄、调侃，其实根本不了解女装。”商陆提起他人的评论时，语速加快，略显激动。
在他和Nikka所处的群体看来，女装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讲究搭配与合乎时宜。但是大多数外人眼中的“女装大佬”，是为了博人眼球而穿上夸张的女装，违和感很强。
依靠女装走红的抖音网红“阿纯”身高一米九一，拥有典型的男性相貌，但是凭借层层滤镜和夸张的妆容姿态，阿纯博得了上亿点赞量和千万粉丝。
依靠女装走红的抖音网红阿纯，是公众最为熟知的异装者。
这是Nikka和圈内朋友最厌恶的女装人群，却得到了公众最多的关注度。Nikka直言：“不希望被这种人代表。”
即便不被大多数人理解，Nikka仍坚持着自己所热爱的女装。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和周围的朋友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
“《世说新语》里有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这就是我与自己斗争后的结果。”
与抑郁伴生的花朵
与Nikka和商陆相同的是，乙非也是一个异装者。
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乙非属于MtF（Male to Female, 即生理性别为男性，性别认同与表达为女性，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的跨性别者）群体，而她也因此将女装作为自己日常的装扮。
在同学眼中，乙非长发及腰，偏爱深色长裙。对于初识她的人来说，唯一困扰他们的是“一开始不知道该叫她‘学长’还是‘学姐’”。而乙非会纠正他们的称呼，让他们叫自己“学姐”。
2015年9月进入清华，2016年1月开始再也没有去过理发店，2017年7月被确诊为抑郁症，同月剪了刘海，发型也从扎起来的马尾变成了披肩发，2018年8月被重新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更换药物——乙非精准记忆了每一个关键期的时间点。
在这些时间点之间，“我一次次地去尝试、去选择，最后我就变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样子”。
成为MtF是乙非自己选择与培育的结果。
化妆戴戒指的男子（1920），图片源自伦敦摄影师画廊开幕的展览“伪装之下：异装者的秘史”（Under Cover: A Secret History of Cross-Dressers）
大一到大二期间，性别探索与抑郁情绪在乙非的生活中缠结在一起。
“对于一般的MtF来说，如果抑郁情绪并不严重，那么我们对于性别方面的焦虑就可能不会那么紧迫，或者说，对于性别的探索不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烦恼。但是如果一个MtF同时患有抑郁，那么他/她在性别方面的焦虑就会很严重。”清华大学玉泉医院临床心理科冯坤博士表示，在MtF群体中，焦虑和抑郁是最常见的共病。“当性别烦躁群体来到医院进行治疗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根据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低落、乐趣丧失等症状，将他们诊断为焦虑症或者抑郁症，并据此进行治疗。”
而在家庭层面，父母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解和支撑；在社会层面，个人受到社会歧视，在社交过程中过于敏感；在医疗层面，专业医生和医疗机构资源的稀缺与昂贵……MtF群体同时承受着与性别转换相关的多方面撕扯，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下降，从而加重抑郁情绪。
在性别焦虑与抑郁共存的情况下，乙非摸索出一种更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方式。
在大三交换期间，她开始尝试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她将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更换成女性化的服装，更改自己的性别属性，以女性的身份找到生活的最舒适状态。
MtF，绽放成为与抑郁伴生的花朵。
缓解痛苦的行动
对于MtF来说，异装更类似于一种被动行为。
“就像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这就会带给他/她很多负面情绪。于是他/她化妆、整容，想要缓解这种情绪。”乙非认为，“异装”作为一种手段，与心理帮助和医疗帮助一样，根本目的都是减轻跨性别者所感受到的痛苦。
“你知道吗？这就像买彩票一样，有些人就是会意外中奖，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
跨性别群体通常会为自己的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之间的错位感到困惑，他们的性别认同与自身所属性别不一致，由此焦虑。
性别认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自我性别归属，在社会中，绝大部分人的性别认同和自己的指派性别一致，但是对于跨性别者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他们为了实现自我的内在性别整合，会通过改变着装或寻求医疗帮助来进行自我内在探索或者实现转变。
因此，无论是Nikka们的主动异装，抑或是乙非们的被动异装，都是在试图达成自我身份的融合，以缓解自己的心理焦虑和痛苦。
除心理治疗外，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自我融合的途径主要有两种——HRT（激素替代疗法）和SRS（性别重置手术）。治疗过程要求循序渐进，首先使用心理疗法，对于需要进一步改变的人，可以使用激素疗法以及手术疗法。
“某一个个体不认同他/她自身的身份，可能是对自我的否定，也有可能是对自己原生家庭的否定。”冯坤说，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疗法可以改变这个人对于自己和家庭的认知。
治疗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可以真的放下对于更改性别的执念，他们并非一定要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是追求成为一个整合的自己。他们会把性别角色这个部分忽略，并且可以容忍自己呈现出的样子——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以及酷儿。
但另一部分受诊人群的痛苦来源主要是他们外在呈现的形象。
冯坤说，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教育，让家庭知道这类人真的需要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从而获得真正的人生自由。在家庭允许并且支持他们获得性别上的改变之后，性别焦虑者才可以接受HRT与SRS治疗。
冯坤介绍，在中国，一个MtF需要先拿到易性症的诊断证明，然后医生才能提供雌激素和孕激素，进行HRT治疗。
而SRS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变性手术，由中国几家规模比较大的康复医院或者整形医院提供，其中包括北医三院的整形外科。性别重置手术需要获得家长的知情同意，即使年满18岁，也需要亲属的签字。
激素疗法要求易性症患者已经适应以异性角色身份在社会生活3个月以上，SRS则需要患者以所希望的性别角色在社会中生活2年以上。
电影《女孩》中的一幕。才华横溢的变性舞蹈演员劳拉会通过服用激素药物来改变自己的外形。
HRT是化学上的改变，SRS是物理上的改变。这样的改变，能够让跨性别群体在别人眼中展现为自己所期望的性别，并获取社会对于这种性别相应的对待。
“这些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减轻易性症患者的焦虑和烦躁，提高个人对于自我的接纳度。”冯坤说，“医生会在各个维度、各个层面与他们探讨和性别转变相关的所有议题——他们在目前的性别里感受到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想变成另外一种性别的目的是什么、穿着异性的衣服有什么意义、变成异性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等。然后分析有没有可能通过心理治疗或者药物治疗的方式，让他们不那么焦虑、不那么抑郁，能够实现自我整合。”
相对于完全得不到帮助、只能自己摸索的异装群体来说，乙非们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改变自己的身体或是认识，已经足够幸运。这些人被称作“药娘”（通过激素药物改变内分泌的MtF），或者能够获得家长认同的“家长党”——只有一个很稀缺的群体，才会被冠以一个名字。
一个艰难的群体
“如果存在良性互动的群体，比如互助热线及互助团体，使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痛苦就更容易被理解。”冯坤说。
作为小众团体，性别焦虑者难以在其他群体中获取共识，他们被边缘化，甚至被人歧视。
群体的存在，让他们“在转换性别中的痛苦、在面对家庭时的痛苦、在外面拼闯时被别人冷眼观察的痛苦”可以被认同、被接纳。
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同志中心是一个在北京地区依靠志愿者和志愿性工作开展活动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它设有专门的跨性别分部，提供较为低价的心理咨询服务。
2017年，北京同志中心启动了免费跨性别热线，跨性别者在申请后三天之内就可以向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线上或线下咨询，在咨询后会得到反馈。
每周六下午，北京同志中心都为跨性别社群提供场地举行“跨儿空间”活动。异装癖、跨性别和同性恋（同志）并不是相等的，之所以“同志中心”会开展跨性别的活动，是因为当代的性少数社群一般起源于同性恋群体，后来扩展至范围更广的LGBTQ+群体。
和北京同志中心位于同一栋办公楼的“同语”也是类似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成立于2005年。
自2011年以来，两个组织会共同举办“跨出我人生”系列活动，用影片和讨论等形式探索多元性别，增进人们对自己和跨性别群体的理解。
同语官网
同时，部分跨性别群体的家长也会自发组织起来，通过QQ群或微信群成立起成规模的互助组织。
在这些群聊里，几百名家长对于子女的性别焦虑问题怀着同样的担忧。有了同伴，即使仍旧无法改变自己的孩子，但至少可以更加释然，更容易接受“跨性别者的父母”这样一种身份。
但是，并非每一个群体都可以为性别焦虑者提供帮助。
由于心理治疗价格高昂、可提供专业帮助的医学资源稀缺且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等原因，一些性别焦虑者会向他们所属的圈子寻求帮助，但在非专业的指导下，反而购买、使用了不合适的药物，伤害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群体会逐渐演变为恶性平台。
Nikka所在的女装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这个群体完全采取邀请制，只能通过熟人介绍进群。
“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但是没机会进来。我们必须看到女装的真人或者照片，才会邀请他们进群。”
而这个女装圈也更像是一个爱好交流群。他们完全不会劝说任何人去女装，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尝试女装，他们乐意提供指导。
大家会在群里讨论衣服在哪里买，哪家店又出了新的好看衣服，有些人想买新衣服了，就会在群里咨询一下关于尺码和搭配的事情。
“我们很少分享被别人不友好对待的负面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会分享我们受到的赞赏。”Nikka说，这个群体已经够边缘、够脆弱了，大家得不到外界的帮助，只能内部相互扶持。
外界的嘲笑和抨击，可能会成为让这群人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没有人愿意将危险因素带入这个群体的乌托邦之中。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刘破资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只要没有影响他人的生活、不伤害他人，就应该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但由于这种身份给他们带来了外在的异常，目前主流社会对于这部分群体的接受度仍然不够，因此边缘群体生活在小圈子中所承受的挫折和压力，要远大于生活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下。”
这些小圈子，是乙非眼中的“政治团体”。
“小”，意味着这些圈子只能作为边缘和旁支存在。他们通过身着异装、以群体的身份发声等方式，来获取社会的关注。
然而，在乙非看来，目前这些群体连想要被社会接纳和包容都不可企及，“我们没有这种议价能力。”
这个群体过于脆弱，甚至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讨论如何才能被社会接受。
关于身体的政治学
异装成为了性别革命者最简单易行的尝试之一。
跨性别群体的性别认同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是不吻合的，内心对于“男”、“女”或另一种其他性别产生归属感。
他们不能接受自身的性别特征，不喜欢自己的性别身份，他们渴望获取“成为某种性别”的权利，实现自我表达、自我认同。
作为身着他人眼中异装的跨性别者，乙非认为，异装，是身体的政治。它如同男人剪去辫子、女人去掉裹脚布一般，从身体的角度出发，逐渐瓦解着“男人应该有的样子，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这样一种性别标准。
性别革命者幻想，除了男人成为男人样、女人成为女人样的两极，还应有一条中间道路。
乙非说，令“异装”者产生苦恼的，往往不是异装本身，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与包容，获得别人的理解和尊重。他们不希望自己被看做穿着异装的人，而是希望自己本来就拥有穿某种服装的正当性别权利。
他们用异装来证明自己不是被动接受这种性别规则的客体。它解构了关于男性和女性两分结构的所有“宏大话语权”，解构了所有的分类和身份，向传统价值发起挑战。
“异装对现行性别标准制造了一种混乱，而人们只有经历了这种混乱之后，才会发现可供我们选择的范围扩大了。它不再是固定的‘男人’或者‘女人’两个点，而是这两点之间的一条线。”
在这条连续图谱上选择的时候，不同的人会站在不同的位置。在这样的选择中，人们才更容易知道什么样的自己是最有魅力的，是让人愉悦的，并且不会给他人带来困扰。
冯坤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长的连续图谱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那么他们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在某些情况下，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把男性或女性的角色特征清晰化，但在社会分工之外，不应该强制规定一个人必须站在男性这边或者女性这边。”
在乙非看来，性别革命是一个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的过程，不仅仅止步于被接受。
伦敦摄影师画廊开幕的“伪装之下：异装者的秘史”（Under Cover: A Secret History of Cross-Dressers）中展出的老照片
“我们要思考的是，人们的气质是否应该被归类为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坚强本该是男性气质、温柔本该就是女性气质吗？”
社会文化对男性、女性的期望而形成相应的动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并发展为性格方面的男女特征即所谓的男子气和女子气，是否该被视为一种性别刻板印象？
关于性别革命的理想状态，乙非希望能被社会接纳的不仅仅是异装，而是异装下的新性别——自己期望成为的性别。她说：“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绽放。但绽放不是以男人或是女人为前提，而是你先绽放出一个样子，这个样子恰好是男人样或是女人样。”
让他们自由生长
异装是否应该被干预？
在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樊富珉看来，如果异装者自己不觉得痛苦，他很享受，他乐在其中，他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那么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就不会对其做出诊断和干预治疗。
“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理解异装，是因为整个社会在文明发展的进程当中，形成了一些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和对女性角色的期望。”
而樊富珉认为，社会的接纳程度还不够高，对于男性穿着女装和女性穿着男装的接纳程度也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公众对异装现象尤其是女装的偏激态度。这种不理解产生了社会疏离，使少数群体边缘化。
在2013年出版的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第五版（DSM-5）中，“性别烦躁”作为一个新的定义用于替代性别认同障碍，标志着跨性别的去病化。
在书中作者强调，对生理性别产生不适感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所以临床上用性别焦虑来指代与此相关的、或是由此引发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按照统计学的标准，要通过正态分布来判断是否是小概率事件。”而异装、对自己的生理性别产生不适感，这类事情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只是发生概率极小，因此称之为“异常”。
“如果一个人的社会性别与他出生时被父母赋予的生理性别不同，他就会产生不认同感。但如果他并没有对此感到烦躁，那么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受诊人群。”冯坤说，只有在感受到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矛盾冲突、并因此出现性别不安或者性别烦躁时，医生才会提供医疗干预措施。
对于异装、性别焦虑等问题，樊富珉认为当前国内治疗乱象很严重，很多医疗机构不具备诊断资格和能力。
而拥有诊断资格的北医六院、安定医院等医疗机构，有时仍将心理问题作为疾病诊断。
“心理疾病不像其他疾病一样具有客观指标，比如体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可以诊断一个病人发烧。”她说，心理疾病的诊断指标大多数需要靠患者的自我描述，这就要求医生非常仔细地去了解一个患者，了解患者所说的东西，在了解之后才能做出诊断。
而对于涉及到性别认同、需要借助激素或手术帮助的问题，医生往往会建议他们先缓解抑郁倾向。因为一个人在抑郁期做出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合适他们、最理智的选择。
同样，刘破资认为，并不是每一个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医生都能提供专业的治疗，需要充分考量医生的社会成熟度。
“提供治疗的医生需要具有一定的邻床经验，并且要关注这个群体。因此，我们也在积极呼吁政府在综合医院成立更多精神卫生科或者邻床心理科，让大家更加容易得到医学方面的帮助。”
在他看来，社会需要对少数群体进行积极引导，首先要要承认他们的存在，不能否定他们。
但是如果异装群体认为他们目前的存在方式会给自己、亲人或者周围人带来一些困惑，想要改变这个状态，那么医学和心理学的帮助将是有效的。
“在他们纠结自己到底成为男人好还是女人好的时候，使用一些改善认知、抗抑郁的药物，能够在最好的治疗时期提供最好的帮助。”刘破资说。在精神治疗过程中，需通过医生引导，让少数群体自己判断怎么做会生活得更好。
电视剧《性爱自修室》中以“变装皇后”造型出场的埃里克
“生活有多少种可能性？每一种做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是你能够接受的？怎么样做能让你少一点痛苦？这些都是自己选择的。”樊富珉说，对于异装这一类少数群体，只有让他们自己反复尝试与选择，才能真正解决他们内心的纠结与焦虑。
“做了手术的人，他们后来的幸福感如何？虽然他们不后悔，但他们真的感到很幸福吗？这种幸福来自于变成异性本身，还是来自于他们真的接纳了改变后的自我，我觉得都是需要打问号的。”
而异装政治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派个体在主流社会中的幸福感、认同感以及对自我的接纳。
在西方古老的绘画中，每一个天使都是穿着裙子的男性。异装作为突破规范的典型，是一小群人率先摆脱了周围的性别定式，从而去尝试一些规则之外的东西。
异装比政治先行一步，让这个边缘群体得以拥抱自己的独特，自由发声。但这条“中间道路”，至今仍遍布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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