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dandureading），系刊物《单读 20·新新新青年》卷首语，作者：吴琦，题图来自东方IC
到底什么是青年？他们是止于沮丧还是满怀希望？这一次我们把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力交给青年。在这个过于崇拜青春的世界，我们对青年的解读，实则显示着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如何处理时代和历史的关系。
我猜，对很多看到这本书的人来说，一生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和“文艺青年”这个标签做斗争。斗争对象的前半程是“文艺”，后半程是“青年”。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文艺”这个词过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时间告诉我，自己很难不被文字、图像、造型那些真实世界的再现物所吸引，而那些滥用这个标签的人，只是不能分享这种乐趣而已。第二个阶段才刚刚开始，在告别青年之时，又不得不面对青年，面对这个年轻崇拜日益猖狂的世界，原本应该紧紧抱住自己那点所剩不多的可怜的青春，现在都有点避之不及。
▲1980年代，蛤蟆镜、喇叭裤、霹雳舞，是当时时髦青年的标配
时间总是把我们推来推去。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不会按时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当我们终于有所得时，那事情本身已经不再重要。文艺作品就是在记录这个过程，记录人在不同阶段的妄念，夸张它们，检验它们，然后把剩下的很小一部分，视作我们一生中真正的冒险。
都是挺浪漫的事，但浪漫也是时间的产物，并为时间所限。这一辑的《单读》首先来自我们在互联网上持续了一年多的“新青年”和“公开信”计划，我们向更年轻、更广泛的写作者群体征稿，与他们通信，希望以此来追踪一代年轻人的精神轨迹。也都是有点浪漫气质的共同体行为。对一个希望借助文学向前看的思想阵地而言，这个题目的意义不言自明，我们几乎想都没想就决定了它。
事实证明这几乎是《单读》最为艰难和曲折的一期。稿件来源变得更广，作者更新，如何取舍，怎样编排，与主题之间的关系，都需要逐一讨论，编辑之间出现了空前的分歧。有人说，年轻人自有其独特的生活，不要用太老的眼光去附会，但落在纸面上，那些标新立异的腔调都奇异地消失了，他们好像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特别。也有人说，文学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不需要为任何人降低，但一个固化的标准和系统不正是我们一直反对的吗？我个人，甚至宁愿我们的选择盲目、随意一点，不在于高低，而在于如此才能捕捉青春中最动人的部分，那种迷茫、流动，但又迫切，在密林中不知所踪的眩晕的感觉。
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讨论，最终混在一起，成为我们眼中的“青年”。我们尽量避免教条地去认识他们，而是更信任直觉。这本身就是人生中一段初体验、未完成、不稳定的时期，没有必要过早地限定。要到很久以后，在等待出版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这个题目远比我们想的困难。因为它没有固定的谜面，也就等于没有谜底，只有无尽的变化和滑动的空间。它甚至狡猾，像跷跷板，有人一屁股坐在这边，另外一边会不服气地高高翘起。这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完成的一辑。
▲电竞比赛现场，看台上座无虚席
我们好像低估了他们，低估了年轻写作者天然具有的那种血气、莽撞、直击问题的野心，以及它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又好像高估了什么，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自我”时代，原生的“自我”尤其拒绝定义，拒绝彼此，他们在内部互相矛盾、互相抵消，最后只剩下空洞的拒绝。
做出这样的批评是很容易的，每一代人都伴随着这种贬低而成长，关于青年的讨论也不断回到这个原点。说下一代人是更孱弱的一代，自作聪明，追逐个性，提出问题却不解决问题，即便这些观察都是正确的，但抽空历史语境去指责他们，便和他们自我沉溺的习惯没有区别。
“年轻”本身不是问题，或者说年轻的事物是时代的表面，是社会的表征，它与童年、中年、老年同构在一起，标示出社会结构中脆弱、容易松动的部分，因此也最可改变。而漫长的现代主义历史走到今天，走过神的衰落和人的兴起，走过宗教、文艺、传媒神话的破灭，走过精英的光荣与梦想，在今天孕育出来的最新产物，就是我们时代的青年。在加诸人性之上的层层枷锁被启蒙、工业革命、民族国家、自由主义、消费社会、科技革命等种种思潮打破之后，个人的幽灵被彻底释放出来，成为一代人情感结构的主宰，指挥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态。这不是一组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对历史的后果负有责任。
而解毒的制剂——非常遗憾地说，很可能也在历史那边。链条上那些正面的部分、被遮蔽和污名化的部分，是昔日的热血和错误换来的共同遗产，不把脏水和孩子同时泼出去，文艺和青年才可能仍有一线生机。当然这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像哪吒复活，需要用莲藕一节一节拼成肉体，或者用一个更加轻浮的比喻，像整容手术，谋求改变的主体，需要用一己之力承担起这卓绝的苦痛。谁也替代不了。
▲北京西二旗地铁站，人们混在一起，被轨道、隔墙区分开来
标签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它们对人的贬损，而在于它们不自觉间造成的自我隔绝。因为是青年，便隔绝于父辈，隔绝于历史和他人的世界，顶多成为一个合格的自我消费者，而不再拥有真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程，在狭窄的个体性之内，寻找那些曾经属于集体历史的东西。最后这条是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意见，他曾对青年抱有期待，但又深知这种期待的局限。他说：
“老的一代正在迅速失去其对行动的把握与行动能力，而设想中能取代他们的新一代要不还没有出生，要不就是依然太小，啜泣如婴而无法赢得我们的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祸根就在于主观意图与把它变为现实所需的力量之间不成比例的差距。最令人痛苦的困难不再是‘将要做什么’，而是在我们就将要做什么达成一致的时候，‘谁能把它做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十年以来的每一本《单读》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自我与时间如何互相“处理”，在此刻生活和创造的人们，如何成为长河之中一个更有力的环节。对主题、篇目的选择，是一本刊物最基本的行动单元，本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同时，寻找崭新的直觉和清醒地回到古典，这两个过程需要一并开启，因为目标不再是炫耀过去的知识精英如何沉溺在自己的迷梦里，而恰恰是希望有一代人能够真正从这梦中醒来。
经过漫长的等待，这本书终于来到读者面前，它很不完美，甚至不是我们计划中的样子。我带着前所未有的沮丧(和最后一点决心)，重新审视这一次的历程。半年之前的初衷和欣喜竟还残存几分，除此之外，当然更觉惊险。和各种标签、障碍、系统搏斗已久，《单读》依然坚持把这一切录在纸上的出版工作，一方面十足古老，另一方面又是如此年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dandureading），系《单读 20·新新新青年》卷首语，作者：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