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lixiangguo2013），采访、摄影：郝汉（理想国译丛纪实系列海外作者访谈特派员，英国利兹大学Sociology在读，曾参与《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选题策划），原标题：《"家庭CEO"背后，是被辜负的精英女性》，题图来自：东方IC
如今，数以亿计的女孩们都被鼓励接受高等教育，去工作奋斗，努力成为精英女性。但仿佛这远远不够让她们获得社会承认，因为即便她们在事业上获得了不凡成就，也仍要面临灵魂诘问：“你平衡工作与家庭了吗？”
央视前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在不久前的一次视频访谈中又被问到这个问题，她明确表示自己认为这一问题本身即带有对女性的偏见，并反问道：“你采访男性时会问平衡性问题吗？”
张泉灵的回应道出了我们今天仍未改变的对性别角色的社会期待。与此同时，社会中对母职与事业齐头并进的女性的歌颂，像包裹着女性主义糖衣的毒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维持着性别不平等。事业与家庭的平衡被作为一个仅用来要求女性的苛刻标准，从而限制女性在事业上的追求，甚至被迫退出。
任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莎尼·奥加德教授认为，在结构性不公平没有改变之前，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女性只能成为神话故事。她指出，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英国，制造业衰落，服务业崛起，从前由男性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向青年女性开放。因此，女性选择、赋权和独立的概念在英国社会广泛流传。
可以说，彼时的英国经历着与如今的中国相似的 “女性神话”——即坚信女性不仅能在劳务市场中得偿所愿，而且事业与母职能够齐头并进。
那些“自信、迷人的中层女经理，拥有两个快乐的孩子，一个顺顺当当的家，和有幸支持她的丈夫”的形象，遍布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妇女杂志。
莎尼的困惑在于，她发现在今天的英国，那些从八九十年代鼓励“女孩力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接受了多年高等教育、顺利获得精英工作的女性，最终却选择了放弃事业，回归家庭。
在明年将由理想国出版的“理想国纪实系列”新书《回归家庭》中，莎尼通过对伦敦三十余位成为全职妈妈的精英女性的访谈（这些女性从前从事的职业有律师、会计师、教师、副校长、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记者、媒体制作人、工程师、医生、学者等，他们的丈夫多身居高位），了解她们如何在结构性的不公平下被迫做出了退出职场的选择，却又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断将此种退出归咎于自身的“自主选择”，从而揭示在工作场所连这些精英女性都没法与之抗衡的结构性问题，希望借剖析这些女性退出职场后的“个人烦恼”来寻求社会性的解决方法。
对于女性议题的讨论从来都可以超越国别，理想国希望当下中国社会的女性能够从英国女性的经验中获得裨益，在事业、家庭方面产生新的思考。
新自由主义对所谓“个人选择”的强调对女性主义目标的达成造成了什么影响？全职妈妈的称谓怎样从“家庭主妇”变为“家庭CEO”？本为方便家庭照护而设计的“灵活工作”制度如何在操作层面上辜负女性？女性内部的阶层分野如何影响平等社会的建立？家庭中始终缺位的父亲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步步被合法化？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女性为何只能成为神话故事？……
理想国带着以上诸多问题，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访了对建立性别平等社会充满热情的莎尼·奥加德教授。
莎尼手持她的新书《回归家庭》，本书将于2020年由理想国出版
莎尼·奥加德访谈：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女性为何只能成为神话故事？
1.“全能型女性”的神话
理想国：中国读者对于书中“精英女性纷纷回归家庭”的西方文化背景不太了解，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20世纪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情形。什么是当时流行文化中所鼓励的“女孩力量”和“全能型女性”？
奥加德：我认为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70年代是不同群体争取平等、正义风潮正盛的时代。其中一个主要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便是妇女解放运动，它倡导建立一个更加性别公正的社会。从一开始，妇女解放运动就认为女性被压迫的根源在家庭。他们争取平等的斗争推动了所谓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我采访的大部分女性都出生在这个时代——即20世纪70年代。
到了80年代，女性主义经历了激进的变革，但随着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日益趋同。在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说过，“没有所谓社会这样的东西，只有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提出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被推广，并在大众文化中流行，导致了“后女性主义”理念的兴起。“女孩力量”是后女性主义中的一个流行思潮——女孩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只要她敢于尝试。那时的大众媒体、流行歌星、电影、广告都给人们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妇女和女孩可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与男性的平等。我在这本书里采访的女性谈到了她们如何从父母、老师、同龄人以及身边的媒体得到这些讯息。
英国著名学者安格斯·麦克罗比（Angles McRobbie）提出了所谓“新的性别契约”，即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不同，今天的女性可以无缝地将母职和事业结合起来，并强调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鼓励和可取的。这个想法标志着大众想象力的重要突破。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出版于1963年的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女性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居家女性杂志和流行文化中的“快乐家庭主妇”形象是压迫性的，因为它告诉女性，她们唯一的愿望应该是做母亲和妻子。弗里丹的调查问卷显示，那些家庭主妇感到沮丧、不满意。她们经历着一种空虚感，这种空虚感源于“对家庭以外世界的不安否认”。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女性在美国、英国的流行文化和媒体上的主导形象为事业上的女强人。另一位重要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的著作《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中将这一形象描述为“秀发飘逸的女性”，这是一个身穿西装，一手拿着公事包，一手抱着婴儿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支撑了所谓“理想的女性应该在事业和家庭上双丰收，并且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一切”的神话。我采访的女性正是在这种话语和媒体主导的女性形象影响下充满抱负和希望地长大成人的。
中国商业广告里对“全能型女性”形象的塑造
2.为什么关注“精英女性”？
理想国：一般来说，当我们谈到性别不平等的议题时，会想到工人阶级的女性或贫困女性。但您的这本书特别关注社会的中上层女性甚至精英阶层女性。为什么？
奥加德：我这本书确实专注于那些处在特权阶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这么做绝不是在否定工薪阶层妇女或贫困妇女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于我们这本书的议题——回归家庭来说，那些女性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第一，贫困的女性，她们不能不工作，因为她们要挣钱以“把面包放到桌上”；第二，一些中下阶层甚至中间阶层的女性，她们或许离开职场了，但原因是因为负担不起照护费用。所以，她们去上班没有意义，因为所赚的钱实际上都直接投进了小孩照护工作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留下或离开，那些女性没有选择。
对我来说，真正的困扰是这些精英女性的选择。她们其实可以留在职场，她们可以负担得起优质的孩童照护工作；可以雇佣很棒的保姆或托儿所，她们都负担得起。况且，这些精英女性在后女性主义的思潮中长大，这种思潮承诺女性可以事业、家庭双丰收，拥有一切。然而她们却离开了，做出了这种“倒退”的选择。我很困惑，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专注于精英女性的原因。
同时，我们社会对这些精英女性也有许多刻板印象。我承认当我开始做这个项目时，我也有这些刻板印象。你可以在流行文化中看到它们，听到它们。比如这些精英女性被想象为整天待在健身房，上私教课，不断游走于购物场所、和朋友喝咖啡等。但在访谈过这些女性后，我实际上改观了很多，她们也很努力地在照顾小孩。
我认为我们需要把“压迫”与“被压迫”结合起来看待。她们虽然处于精英地位，但作为女性也在被一种相同的结构性不公平压迫着，被困扰着。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可以将各个阶层女性不平等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然后为之奋斗，共同争取正义，而非互相攻击，这一点非常重要。
本次采访在LSE为纪念女性平权运动而重新命名的一幢主要办公楼中进行
3.退出职场、回归家庭后的内心挣扎
理想国：如您此前提到的，这些精英女性退出职场、回归家庭以后，仍然用事业、家庭兼顾的“全能型女人”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把退出视为个人失败，归咎于自己的选择，而忽视了社会结构性的因素在她们的退出里扮演的重要角色。她们内心的挣扎具体如何体现？
奥加德：她们倾向于通过把自己称为“家庭CEO”而非“家庭主妇”来合理化自己的处境。因为在70年代，家庭主妇作为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很受欢迎，但在今天非常不同，一个女人致力于当家庭主妇，每天烹饪、洗衣、清洁的想法会被视为贬义。我采访的这些女性非常有意识地与“家庭主妇”的形象保持距离。
事实上，因为我在谈论的是特权阶层妇女，她们有财力去雇用家政服务员，所以自己不用干我们想象中的那些辛苦的家务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努力。当妈妈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比如要开车送她们的孩子从语言课到钢琴课，再到课业辅导班，但不是以我们通常想象中的“家庭主妇”的方式。所以，她们会说自己是家庭CEO。她们把家当作一间公司在经营。
但与此同时，这些女性也非常有才华，她们以前是律师、会计师、医生、工程师、董事等。她们从前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和专业培训，而现在，她们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开始从职场变为家里，这其中会有很多痛苦、遗憾、失望与愤怒。因此，她们对家庭CEO的新工作态度非常矛盾。
与此同时，关于女人应该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话语在流行文化里占主导地位。我们一直听到这些观念。人们似乎都想实现这种黄金平衡，但在工作领域没有结构性的改变提供支撑的情况下，这只会成为一个神话故事，而我采访的女性都正在以这个神话故事来评判自己。她们认为自己站在了“全能型女人”的对立面，认为自己失败了。但其实她们是由于工作场所里对于女性的结构性不公平而退出职场的。这些结构性的不公平，包括了不被执行的“弹性工作政策”。工作上的弹性时间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在字面上，几乎所有公司都保证了良好的关于弹性时间的政策以平衡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但在具体执行上，有很多未被遵循。
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个女性之前为她的公司工作了12年，她甚至把公司称为“我的家人”。对她们公司来说，她也很重要，因为她会说俄语，所以被调到俄罗斯为领导层工作。她喜欢她的工作。她爱她的同事。但当她生了孩子后，由于小孩的健康问题，需要每个月去一次医院。正如你所知道的，这边的国家健康服务系统（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是你预约了，就必须按时去，不能临时调整，因为它不是一个私人医疗体系。有一次，她和小孩有一个医院的预约。她一个月前就告诉老板了，说我那天需要请假带小孩去看病，老板也满口答应。但那天正好撞上了一个客户的重要会议。她还提醒老板说，要记得我今天要和小孩一起去趟医院。我在开始时能够参加这个客户会议，但中间得走。老板也说行。在会议中，当她站起来必须离开时，每个人都给了她一种非常苛刻的表情。第二天，她的老板找她说，你昨天不应该离开会议，那是一次重要的会议。那一次经历成了她决心离职的一个关键事件。不久之后她便离开了。在如此僵化的、对家庭照护工作不友好的工作场所，她可以说是被迫退出。她在公司工作了12年，身居要职，一直是理想的员工。但当她有了家庭照顾的责任，碰巧与工作安排发生冲突时，她却要不到极小的弹性时间安排。
我访谈里的另一个故事也说明了女性如何不断把退出归咎于自身而非工作环境。有一名接受医学训练的女性，她读了8年的医学，然后选了基因遗传方向。毕业后自然地成为一名医生。她有两个孩子，丈夫是一位高级律师。她和丈夫的工作都很繁忙，以至于谁都很难抽出时间照护家庭。但由于女性被期望扮演照护家庭的角色，所以她放弃了做医生。在采访中，她说自己放弃是因为不够有野心。我看着她，我说在你做了为成为一个医生所做的一切之后，怎么会认为自己没有野心？然后她看着我，说：“是的，这是有点自相矛盾。”
这是我试图在整本书中捕捉到的矛盾与挣扎。
一方面，社会领域、工作领域不完善、不公正的结构性条件，导致了女性的被迫退出；同时，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下关于个人自由选择，关于做一个全能型女性的神话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观念在影响着她们离职后对自我的审视。所有事情仿佛只关于个人选择，只要你有抱负、有信心，有志者事竟成。所以她们退出职场、回归家庭以后开始不断自责，将之归咎于自身的失败。
莎尼的办公室内放置的一幅关于媒介与女性的主题画作
4.“缺位的父亲”的合法化
理想国：您书里特别讨论了关于男性在家庭中的缺位问题。所以，“缺位的父亲”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缺位的父亲”如何被合法化了？
奥加德：我认为至少在我了解到的家庭中，那些“缺位的父亲”，有些人称为“父亲家庭参与赤字”已然成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机制。这些男人一直在努力工作，全天候地在工作，以至于没办法积极参与家庭生活。但男人能够继续在“永远在线”的工作文化里持续工作，且在家庭生活中基本缺席的原因是，他们的妻子和以女性为主的家庭佣工确保了家庭生活的流畅运作。此为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提出的资本主义“背景条件”。
我在书里也采访了一些父亲。我采访的那些人，他们确实希望参与更多的家庭照护工作。我不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所谓自私的混账父亲。但他们被资本主义的工作体系裹挟着，那种“永远在线”的工作文化，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系统不允许任何家庭因素介入，从而制造商业上的麻烦。因此我绝对认为，“缺位的父亲”属于资本主义系统下的一种必然后果。所以，我在本书里重点谈到的便是，我们社会应该创造人性化的、能够照顾到家庭生活的工作文化与秩序，此种秩序需要让父母双方都能积极参与到有意义的家庭生活中，而停止制造所谓“周末父亲”。我采访的这么多家庭里的小孩都过着只在周末才能见到父亲的家庭生活，我真的很惊愕。
我观察到了另一件与资本主义体系相联结的有趣的事情。当我们倡导父亲积极参与家庭生活的时候，常常只针对工薪阶层家庭中的父亲。所以，当工薪阶层的父亲缺位，他们就很容易被指责为“坏父亲”，没有照顾自己的小孩，没有参与到家庭生活。但对于精英家庭来说，那些父亲干着顶尖的工作，拿着顶尖的薪水，他们缺位时很少被指责，似乎对于家庭来说，位高权重的父亲应该被允许充分参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并在其中取得成功。这成了一种合理的牺牲。
莎尼此前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中西方女性媒介形象比较时的演讲照片
5.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
理想国：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您特别关注精英女性回归家庭后的困扰。但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精英家庭其实也是一个维持社会不平等秩序的单元，并影响了最终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所以，我很好奇您的访谈对象在叙述中是否联系到了这一点？
奥加德：这正是我认为这本书讲到的重要事项之一。我认为我在本书中反映出来的一件非常有趣和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我采访过的女性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小时候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甚至有的来自非常贫穷的家庭。有一个女人，她的母亲是电话系统的操作员并且上夜班。还有相当多的女性，她们的母亲是家庭清洁工或护士。
所以，很多女性过上精英阶层的生活后，其实在处理与她们母亲的关系方面感到非常困扰。其中有一位女性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她的母亲住在英格兰北部。每次母亲来伦敦看她，她就会故意把家里弄得杂乱一些。如果让母亲看到她的家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她会觉得难为情，因为她雇了一位清洁女工。她不想让母亲知道她聘请了清洁女工，因为她的母亲一生都很辛苦，做两份工作，白天、黑夜都轮班工作，除此之外还自己照顾孩子、打扫家里。她因此认为让母亲知道自己的特权生活很难为情。
在外包的家政服务方面存在许多阶层矛盾。事实上，这些精英女性雇用的家政服务人员，正是工薪阶层的女性或移民女性。她们确实自动支持着资本主义系统。
我采访过的另一位女士告诉我，每次她们家的清洁阿姨来的时候，她都会故意去跑步。她说，因为我不想打扰她。但我观察到，其实她在心理上认为雇用别的女性来给自己做家政服务，而同时自己却很清闲，这让她很难为情。总的来说，我书里的这些精英女性所做出的“回归家庭”的选择是由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塑造和制约的，她们决定不要挑战丈夫，不要集体组织起来反对她们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她们无意中串通了、勾结了、支撑了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体系，但这不平等的体系反过来如我此前提及的那样造成了她们自身的许多困扰，这真可以说是一场悲剧。
LSE校训，“探清事物的本因”以重塑世界，显示了其左翼气息
6.怎么看待对“女性主义”调侃？
理想国：《纽约客》杂志曾经评论道，成为一个传统的留在家里的全职母亲是解决工作和生活之间长期矛盾的女性主义方法。一位著名的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她说有些女人把婚姻视为一种生计，她称之为“女结婚员”。你对诸如此类的说法怎么看？
奥加德：我在这些话里没有看到任何女性主义的成分。女性主义是争取正义和平等的斗争。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是父权社会下一种利己的个人主义选择。因此，我认为将其调侃为女性主义的选择不仅荒谬而且危险。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事业而非个人主义的选择，需要以女性联盟和团结为基础，从而让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可以平等和公平地做出选择，而不在于仅仅做出一个对自己有好处的选择。
理想国：当下在电影或电视剧里有很多调侃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者的笑话。有人认为这些笑话其实是在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思考女性主义的真正含义。您怎么看？
奥加德：那也得取决于它们是什么样的、何种程度上的笑话。因为我认为女性主义是一个严肃的议题。我认为人们对女性主义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即女性主义属于一个女性的问题，但它不仅仅如此。女性主义关乎全社会的所有人，它关于你，关于你的女儿，关于你的伴侣，关于你的生活如何变得愈加公正，工作环境愈加人性化。另外，我也认为，女性主义被贴上了刻板的“愤怒、好斗”的标签。有的说法，比如“她不过是一个愤怒的女权主义者”，这些开玩笑的话里有时候包含着深刻的性别歧视或厌女症。如果我听到类似这种话，我会感到非常不安。我认为人们对女性主义有批评是有益的，但我们必须问这些批评在针对什么，在反对什么。如果这些批评有自己的目标与想法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仅仅是与女性主义的想法不同，那很好，我们可以辩论一下。但如果一些想法仅仅在贬低女性，那么这让人没法接受，因为这恰恰是女性主义者试图对抗的东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lixiangguo2013），采访、摄影：郝汉，原标题：《"家庭CEO"背后，是被辜负的精英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