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人能谈论性侵,那就由我来做这件事吧
2019-08-14 18:30

假如没人能谈论性侵,那就由我来做这件事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作者:伊藤诗织,日本记者,《黑箱》作者。题图来自文内。


我于是意识到,好,如果我已决心赴死,那我会在死去之前竭尽所能,借新闻之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没人能谈论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经历做例子好了。



黑箱


好亮啊,我都看不清你们的脸了。你们好,谢谢你们今天来。我的名字叫伊藤诗织,刚刚在中国出版了我的书《黑箱》。今天我要聊的是一个不太容易谈论的话题——性暴力。


在日本,要谈论这个话题相当之难,某些地区也会把这一话题看做是禁忌。所以你们今天能来听我讲,我非常开心。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今天的演讲会很沉重,但好在我们拥有彼此。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聊聊性暴力吧。


一直以来,我的梦想都是成为一名记者。我发现媒体这片天地主要是由男性主导的,尤其是在日本。



正如你们在这张照片中看到的:中间唯一一位女性就是我。这是在日本前首相的新闻发布会,我身边绝大多数的记者都是男性。


在日本,情况正是如此。作为女性记者,我有时必须要拼尽全力。但我相信讲述,也相信真相,所以我深爱着我的事业。但正如你们刚刚看到的,在我的事业刚起步时,我被一位位高权重的记者前辈性侵了。从那天起,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变了。


调查人员对我说,假如我报告了这个案子,以后就再也不能在日本工作了。在我试图向警方报告此案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来自社会、来自媒体的种种压力。


事发之后我去报警,警察也对我说:诗织,我觉得你不能再在日本工作了。所以自那之后,我开始尝试和外国媒体合作。这是我做过的报道之一,我去了南美的秘鲁,探访了可卡因种植的热带丛林。



这是哥伦比亚,我报道了最为古老、存在时间最长的游击队,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达成了和平协定。我采访了一位前游击队队员,同时也是一位女性。



这是在日本,有关“孤独死”的报道。



这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在西非的塞拉利昂。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FGM,就是女性割礼(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割礼对女性的伤害特别大,但在非洲和亚洲,这种做法仍然存在。这是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话题,所以我不会过多深入。


然而在我遭遇性暴力之后,我更多地同这个话题有了联系——不同地区的女性与儿童的生存境遇。不管我报道的主题是什么,也不管我是用纪录片或是新闻报道的形式,我总是能和这样的人相遇。比如屏幕中这个女孩,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保护自己,改善社会,而费心养育他。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今天,我想谈谈我们应该如何阻止性暴力,以及性暴力是什么。首先,我想聊聊“同意”的概念。不幸的是,在日本的强奸法中,不曾界定何谓“同意”。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展示其中一例。



这是NHK,也就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做的一个调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问卷调查:以下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上床”?如你们所见,一些人回答,如果两个人单独吃晚饭或在外面吃饭,11%的人认为对方就是同意上床。你们敢相信吗?但这可是NHK的调查结果啊。


另一个问题是,假如两人乘坐同一辆车,23%的人认为对方同意上床。如果你喝醉了,35%的人认为这是默许性的发生。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在生活,这些就可以表示同意?这太可怕了。


我们为什么对“同意”的概念一无所知?因为学校不教我们。尤其是像我就读的公共学校,他们从来都对“同意”避而不谈。我在学校学到的,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女生到一个教室,男生到另一个教室,大家分开学习性知识。比如学习性传染病有多可怕,仅此而已,因为他们不想谈论性本身。



屏幕上列出的所有选项:一起喝酒,一起吃饭,一起乘车,喝醉酒,这些都不表示同意。希望你们能懂我的意思。


这是一位年仅四岁的性侵幸存者,我在塞拉利昂和她聊过天。图中是她在用娃娃解释当时的情况。



她的母亲是怎么发现自己的女儿被强暴了呢?是因为她教她女儿:女儿,如果有人碰你的身体,碰到比基尼或泳装能覆盖的部分,这是不可以的,并且这不是你的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诉妈妈。


然后这个4岁的小女孩对她说:妈妈,爸爸就是这么做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母亲才得知了女儿被丈夫强暴的事。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尤其是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是:首先,如果这件事发生了,这并不是你的错。其次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向父母或任何可以求助的人报告。这件事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性教育永远是个话题,因为要改变教育真的太难了。


在日本也是如此,到今天性教育依然落后,我们从不去谈什么是“同意”,也不会教孩子关于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知识,但如果孩子们连性器官都不了解,他们怎么去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呢?


在塞拉利昂的这家性侵犯救助中心,90%的受害者都是儿童。正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他们总是会说,有人从我后面做了那件事。他们没办法描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性器官的名称。因此,性教育真的太重要了,如果学校不能做,那么就像这位母亲一样,在家里完成。


另外我们需要改变的还有社会层面的救助。性侵犯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当时发现在东京只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救助中心,我打电话给他们,当时还是害怕极了。但他们和我说,我必须符合条件才行,所以必须由我本人到那里面谈。


那家救助中心距离我的住处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没办法前去,我当时太害怕了,出不了门,没办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最后就没去。而这类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必须更容易找到,它应该以医院为依托,或是任何我们可以马上联系到的地方。因为在你遭受这种事之后,你首先需要的就是提供物证。


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是我在斯德哥尔摩探访过的一家医院,他们有一个365天都是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如果你去到这家医院,他们会帮你搜集你需要的物证。


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他们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是,他们会替你保留六个月的证据。因为对于遭遇性侵犯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而言,他们可能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通常来说,这类犯罪中有90%的施害者是你认识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因此你会困惑:我要不要去报警呢?如果报警的话,我们的关系怎么办?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你需要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


这家医院会替你保存物证,这在之后的调查阶段是非常关键的,也能给你半年的时间去捋顺。在这里你还可以接受心理辅导,这同样是必要的。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能够第一时间就联系到的性侵犯救助中心。


这是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



简单来说就是你拿到物证之后,需要报告是身体的哪些部分受到了侵犯。这是日本做的一项调查,只有大约4.3%的受害者会选择报警。为什么?为什么约有96%的受害者都决定不报警呢?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有90%的性侵案件都是熟人之间发生的。


要知道,性暴力或者性骚扰的施害者,通常是那些比你更有权势的人,可能是你的老师,你的父亲,你的上司,这就使得报告性侵犯难上加难。为什么在日本报告性侵犯这么难呢?因为警察系统中只有8%的警官是女性。你要报警的话必须和男性警官报告,这真的太难了,非常困难。



我的情况也是一样。我到了警局,想要报告发生的事,我不得不求接待处为我分配一名女性警官。我和这名女性警官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抽泣,大哭,害怕得不行。但在谈话结束的时候,这位女性警官说,非常抱歉,我是交通部门的,我没办法接手你的案件,请和更高层的男性调查人员讲吧。


这里的问题在于,不光是日本的女性警官人数少,并且职位较高的女性警官人数更少,这是日本存在的问题之一。我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有些情况下,你必须要重现强奸经过。


这件事同样发生在我身上。我必须躺在垫子上,然后两三个男警官拿过来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放在我身上,他们要求我用人偶重现那场噩梦,重现强奸的过程,然后他们拿出相机拍照存证。这一切发生时,我记得自己不得不封闭所有的感受,因为这太恐怖了,太过戏剧化了。


我和其他幸存者聊到她们为什么没能报警的时候,她们说,因为我们不得不和男警官聊这件事,他们非但不懂,还会质疑你,而且你还必须回忆犯罪现场,回忆那绝对不想去回想的一幕幕;你可能还得重现这段经历,从生理本能上就不想去碰触的回忆。这些让幸存者报告性侵犯难上加难。



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份不同国家的性暴力、强奸案发生的件数的排名,这个排名只计算报告了的性侵犯的案件数量。你可能会认为,瑞典的案件数这么高,肯定是个危险的国家。


但事实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是因为在瑞典,更容易报告性侵犯案件,因为你会有六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另外他们计算性侵犯案件的方式不同,一次强奸就算一次。这也是他们报告性侵犯的案件数相对较多的原因之一。


这里日本的数据是1.1%,排名第73。如果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不能这样想:好吧,在日本这类案件不会发生。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只有4%的受害者会选择报告性侵犯案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数目如此之少。


有人说,强暴是被隐藏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乔恩·克拉考尔《米苏拉:一起动摇名牌大学生的性侵事件与司法制度》)这种犯罪如此重大,却无人报警,因为报警真的太难了。不光是在日本,美国、英国,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包括在中国,我相信也是这样。我们要做的,也是我认为我需要做的,是向世界讲述我的故事,讲出真相,讲述发生的事。然而现实却是,没有人真的乐意去谈论它。


在日本,如果有人报告强奸案,他们甚至从来不用“强奸”这个词,他们用的词是“侵犯”。如果受害的幸存者年纪比较小,他们会用いたずら,意思是被骗了。这些词并没有展示发生的全部事实,所以我认为,报告强奸案以便了解实情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Mary F. Calvert新闻摄影作品


2016年,我在“世界新闻摄影展”看到了这张照片。每年这个展览都会设置排名,在世界范围内选出最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我看见这张照片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检察官决定放弃我的案子。


我们已经搜集了DNA作为证据,调取了监视器拍摄的内容,还找到了当晚的出租车司机,他也作证说我是被拖进宾馆的。尽管如此,我的案子还是被搁置了,我完全对日本的司法体系丧失了信心。


我当时很害怕,因为在他们放弃我的案子之前,法院分明对那个男人下发了逮捕令。因为他住在美国,他们已经到了机场准备实施逮捕,然而警方高层却当场叫停了逮捕。


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先例,警方居然会阻止法院下达的命令。这种情况在嫌疑人逃往国外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但在那时,他们万事俱备,证据在手。


我没有相关证据,但很多人都怀疑当时是有权力介入。因为强奸我的那个人曾经为首相写过两部自传,他是如此深入地涉足到政治权力的世界。总之,这个案子最终还是被叫停了。我不知道如何在日本社会继续生存下去,他如今已经得知了我的所作所为。人们告诉我说,你没法再在日本工作下去了。



我失去了向日本媒体讲述事实的希望,但当我在“世界新闻报道摄影展”看到这幅照片时,我又重新燃起了信心。因为这张照片告诉我:强奸也是新闻。那时候人人都说:强奸何时何地都有,根本算不上新闻。但在这里,强奸是新闻。


这张作品的作者是玛丽·F·卡尔弗特,她长期追踪报道了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在性暴力发生之后的经历——并非事情发生了,之后就结束了,而是你不得不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中挣扎求生。所以她用镜头捕捉到了幸存者的这些瞬间,记录下了这些故事。


 Mary F. Calvert


这是其中一个女孩日记中的一页。她叫凯莉。照片上写着:“要是真这么容易就好了。”她在日记中画下了这一幕:她的手腕被刀片割破,伤口开裂。她想停止这种疼痛。我感觉自己就和她一样,已经准备好做这样的事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下去。


这张照片是凯莉的父亲葛瑞。


Mary F. Calvert新闻摄影作品


他是个单身父亲,独自抚养凯莉长大。凯莉去世后,他从未改变过她房间的样子,就好像她从未离开那里。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受伤害的是我的家人。


正因为这两张照片,让我感受了新闻和真实的力量。不幸的是,凯莉已经不在人世,但正因为有了玛丽的作品,我得以感知她的痛苦,了解她传达的讯息,感受这位仍活在世间的父亲的挣扎。


我于是意识到,好,如果我已决心赴死,那我会在死去之前竭尽所能,借新闻之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没人能谈论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经历做例子好了。我多希望我不必这么做,因为作为一名记者,谈论自己是多么不符合新闻价值的事,但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


从我看到这张照片起,我便下定决心,就由我来做这件事吧。于是2017年5月,我决定向公众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件事,以及我们多么需要去改变我们的强奸法。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新闻发布会上。Tsutomu Harigaya/摄。


幸运的是,几个星期之后,日本修订了强奸法。这个改变虽如此微小,于我们而言却是巨大的进步。在修订强奸法之前,强奸的最低刑期是3年,而盗窃罪的刑期还要5年。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过去110年间,盗窃罪比强奸罪的刑期还长。如今是两者的刑期都变成了5年。这个改变真的很小,但至少是改变了。并且这同样适用于男性受害者,之前男性受害者都不算在性侵受害者之列。这些就是我做出的改变。


同年,政府决定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家性侵救助中心。我对这个结果还不是特别满意,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但不管怎么说,改变就是件好事。


另外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中,有一项尤其困难。那就是要证明强奸这一事实,你必须证明有多少过错在你,你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屈服。但由于日本没有“同意”的概念,根据瑞典的一项调查,70%的受害者在当下都会身体僵硬,因为他们想活命,所以没法做出反抗的动作。



虽然调查结果如此,日本司法体系依然认为,受害者必须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动作,才能表示反抗,才能证明强奸的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针对“同意”,我们仍需要作出改变。什么是“同意”?“不可以”就是“不可以”(No means No),更重要的是,只有“可以”代表“可以”(Only yes means yes)


最难改变的是哪个方面呢?我们已经谈到了教育、社会救助、法律体系、调查过程,有太多需要我们去改变的方面了,但最难改变的就是人们的观念,是我们怎么看强奸这项犯罪行为。



我去报警的时候,调查人员和我说,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我们没办法调查。“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我们没办法调查”,听到这种说法,我实在太震惊了。


在今天,我认为依然有很多值得去讨论的事。去年3月,日本有个案子的裁决结果让人心凉。有个19岁的女孩,从小被自己的父亲强奸,时间长达数年。法官承认了发生的事,但因为她住在家里,因为她在事发之后仍然每天去上学,法官就说,她还在正常生活,所以既然没有反抗,就不能证明是强奸。


这都2019年了,当我们谈论性侵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我太震惊了。再说一次,我们需要教育,不光是教育孩子,还有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成年人。因为当这类犯罪发生时,权力常常被滥用。


我常用房子作比喻,因为这正是我的真实感受,是我得以解释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的方式。想象我是一座房子,我的根基是性,每个人都有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性别,这就是我的根基。当我的根基受到侵犯,整座房子便开始摇晃。


自那件事发生之日起,我不知道怎么如常过日子,我不再知道要怎么沏咖啡,不再知道哪个抽屉里放着我的化妆品,我只是终日坐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我忘记了所有,我已内心空空。


去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德尼·慕克维格先生与纳迪亚·穆拉德女士,他们竭力阻止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慕克维格博士说,强奸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武器。因为这类暴力会摧毁一个人,还会摧毁他们身边的人,经年累月。


2018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Dr.Denis Mukwege 和 Ms.Nadia Murad


我在这里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个体,我们要如何终止性暴力?我们有太多值得去做的事了,但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性暴力。我希望你们了解性暴力是什么,了解它带去的痛苦,了解有诸多渠道可以终止,了解每个人都能尽一份力。我相信,只要人人都这样去做,所产生的能量是无穷的。因为有一天可能会轮到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真心相爱的人。



就像失去女儿的葛瑞一样,我想以葛瑞的一番话作为演讲的结尾。他说,强奸他女儿的施害者,在两年前做过一模一样的事。他相信如果法律体系能够完美运作,如果那个案子得以伸张正义,凯莉或许还活着。


想想吧,我们当然可以只是听听而已,日后无视它,但请把它当做自己的事吧,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从未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它发生在我最信赖、认为最安全的日本,它没有发生在秘鲁的丛林中,没有发生在哥伦比亚,没有发生在非洲,它发生在日本,我自己的家乡。恳请各位想一想。


我知道,我们有讲述故事的能量,因为就像此刻,我站在这里,谈论发生的事,在你们面前说起如此艰难的话题。非常感谢你们能听我讲,非常感谢今天你们来到这里。


谢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作者:伊藤诗织,日本记者,《黑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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