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女演员的“消失”,是社会审美的缺失
2019-08-16 15:49

中年女演员的“消失”,是社会审美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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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的FIRST影展上,海清,拉着同台的姚晨、梁静、宋佳,发表了一场“女演员宣言”。


“我们是一群非常热衷表演的女演员……但说一句实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被动的。市场、题材常常让我们远离,甚至从一开始就被隔离在外。” 


“岁月给予我们经验,皱纹,阅历,宽容善良,善于沟通……我们一定会比胡歌便宜,也一样好用,希望大家给我更多机会!”


言语间对好角色的渴望,满是恳切。



中国荧幕对中年女性的想象可谓向来匮乏,褒有贤妻良母、国民媳妇,贬有恼人的恶婆婆、不讲情理的“七大姑八大姨”。中年女性的形象固化而失语,除了围绕着家庭打转,对女性其他生命维度的呈现少之又少。


而中年女性“消失”的背后,是社会对青春少女的单一而局限的审美。荧幕上中年女演员的“被缺席”,也是整个社会审美上的一种缺失。


在如此审美体系下,步入中年的女性充满着年龄焦虑。为了不被抛弃,女明星们努力维持着少女时期的样子,争当“逆龄女神”。


大S对“演王大陆妈妈”感到焦虑


“女演员宣言”发表不久后,姚晨的一条微博又上了热搜,其中直白又带有性意味的言论,被视作是对传统女性“温良恭俭让”设定的一场反抗。



这条微博中讨论的电影《送我上青云》,正是姚晨主演的新片。这是一部由女导演、女编剧、女主演、女监制组成的阵容,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单身大龄女青年,在生死关头忽然发现,原来成年人想生存得体面远比想象中更加困难的故事。


这样一个全女性阵容,能打破长久以来的偏见,成为突破“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中年女性消失不见”的第一声枪响吗?


在《送我上青云》这部影片上映的第一天(8月16日),道长(梁文道)邀请到姚晨,以及电影人阿郎,一起聊了聊这部电影,以及它所引发的对当今性别现状的思考。


(文章涉及部分剧透,请酌情选择阅读)


1.姚晨:“床头堆着一沓剧本,我却找不到戏演”


梁文道:这部电影,有些人也许会形容它是一部“女性主导”的电影。因为主角是一位女性,而且她的分量有点像晚上的满月,存在感非常强。另外,导演滕丛丛也是一位女性,编剧也是她,对吧?


姚晨:对。剧本是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写的。


梁文道:她年纪还很年轻,是不是?


姚晨:她是1985年出生的,刚毕业,这算是她的毕业作品。


梁文道:当初你是怎么想到要跟她合作的呢?


姚晨: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契机,我们的制片人给我发了这个剧本, 说你看看你喜不喜欢,这是个年轻导演写的东西。我看完以后就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盛男这个人物。


梁文道:最近,这种女性主导的影视作品,是不是成为了一个现象?


全球的电影工作者,很多时候会相当强调这一点。我最近看到一部纪录片,主题是采访美国好莱坞里的女性导演。美国也有一些名人,像妮可·基德曼,她决定每年都要参与一部女性导演的作品,来推动女性电影从业者的力量。


妮可·基德曼与著名女导演简·坎皮恩合作电影《淑女本色》


我觉得咱们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谈。一个是,到底在电影行业内,女性的地位是什么?比如,有多少女性在担任导演或监制。


另一个是,电影本身的题材——它是关注到女性的社会问题吗?是关注到女权的问题吗?还是其他什么呢?


阿郎:我觉得我们在谈论女性、女权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偏见式的表达。这种偏见式的表达,到现在为止在扩大化,正走向另一个反方向。


比如,我亲眼看见有很多女性电影工作者在戛纳电影节的红地毯上示威,说今年进入戛纳电影节竞赛的没有一部是女性导演的作品。我就特别想问,我们选择影片的时候,它的标准是什么?是以影片的质量为标准,还是说因为是女性导演,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放宽或调整?


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电影行业里,女监制、女导演还是少数,我觉得和她的工作性质是有关的,但是也和大的一个社会舆论的方向是有关系的。


梁文道:再直接点问,中国今天女导演多吗?


:凤毛麟角。


梁文道:是。那是为什么呢?女性创作者在电影圈内,我见过一些很好的女性独立电影导演,但在商业内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一直好奇这是一个什么原因?是一个社会原因吗?是体制原因吗?


阿郎:都说是好莱坞是目前的电影工业的最高标准。可是,你看好莱坞的女性导演也很少。


有些女性导演,我看到她们在片场,她的女性状态也被降到了极低,变得非常中性。当初许鞍华导演就说,她想做导演的时候,她妈妈特别担心,说你做导演就会变得不像女生了。


我觉得还是和工作性质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商业片的导演。现在的商业片,动辄几百、几千的一个大摄制组。它已经不单是创作层面了,几乎就是一个将军在带领一些士兵,在短时间之内把战役攻下来。


凯瑟琳·毕格罗在片场,她是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导演


梁文道:我懂,但我们能不能说,这个事情一直在改变当中。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女性的创作力量,正在中国电影行业里出现?


就像刚才所讲,近几年全球电影也都在谈论这个现象,中国是不是也有了?也许过去中国的电影导演,和快递行业一样,都是男的多。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改变了?女性创作者的力量正在出现。姚晨你觉得是这样吗?


姚晨:我前两天刚担任了一个电影节的形象大使,它叫“山一国际女性电影节”。我才知道说,其实在欧美国家女性电影节已经办了很多年了,我们才刚刚开始。


我之所以会来开这个影视公司,从我个人的局面来说,是因为我发现我作为演员,我来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年龄阶段,是个很黄金的时期。我们这个年龄的演员身上,本身就是具备“故事性”的。


但是,我却很遗憾的发现,我能演的角色越来越少了。 依然是每天床头堆着一沓剧本,但是因为你开始有了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有些角色它没有办法承载了。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如果我一直被动等待,对一个女演员来讲,在外形等方面都是受限的。谁想看到你50岁的时候,去演一个30岁的人?多少总是有一点尴尬的。 


如果老是被动等下去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要多。也因此,我觉得做好多事情,都有一种被逼无奈的感觉,所以我开始做了这家影视公司。


2.女主的名字,是一代人性别境遇的反映


梁文道: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我恰恰有这个感觉,很多的男性创作者在构思女性角色时,类型是很有局限的——他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女人是什么,而不是一个女人看到的、感受到的女人。


拿这部电影来说,《送我上青云》里面的主角盛男。很坦白讲,我很难想象一个男性的创作者会写出这样一个角色。


姚晨:纯女性思维逻辑的一部电影。


梁文道: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即使我不知道这位导演的性别,我都会觉得应该是位女性写的,很难是个男性写的。


姚晨:有一些男性看了电影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因为在我们这部电影里,很难看到一般电影里,比较理想化的男性。



梁文道:这个电影里,姚晨饰演的女主的名字,叫“盛男”,盛男是“强盛”的“盛”,不是“剩下”的“剩”,它是故意有这个谐音效果的。


电影一开始,盛男在上扶手电梯的时候,后面有一男一女就在讨论中国的“剩女”的定义,说27岁以上的女青年,如果没有结婚就已经叫“剩女”了,那个女的就回复说,那男的呢?男的说,这叫做黄金单身汉。一开始就点题出来了。


盛男这个角色,正是处于一种“剩女”状态,这位非常勇猛的女记者,其实恰是我们社会中所定义的“剩女”:


第一,她是研究生毕业,博士生在读,学位太高了,你叫男的怎么办?第二,她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记者,遇到人家要揍她,她还跟人家对打,是一个很强悍的姑娘。这时候大众就会说这人“活该‘剩’”了,所以这个名字是有多重意义的。


但另外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她的父母会给她取名做“盛男”?剧本里没有交代这一点,但我们也不妨想象一下:她是一个80后的独生子女,我们知道,中国独生子女这一代,是一个在中国性别角色发展史上特殊的转折——


在这个政策下,很多女孩,父母常会把她们当男孩养。男孩呢?父母有时对他的骄纵,又把他像当成女孩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80后开始,中国的年轻人的性别角色在转变了。


我前几天还跟朋友聊,他在大学当老师,学生就跑去跟他哭,说这回考试能不能给我过了这类,我就问,这哭的是男的多、女的多,他说,九成都是男的,女的不哭这个。他的学生中最彪悍的都是女孩子,哭得像娘们的都是男孩子。


我觉得盛男给我的感觉就很有这种感觉。你看她脸上受伤后一回到家见她爸爸,爸爸一看她脸上就问她,又打架了?打赢了还是输了?赢了就好。


姚晨:并不关心她的伤情。梁文道:这就是对男孩子的养法。这个角色太有趣了,很符合我对80后一些女孩子的想法。


3.“很多女性停经后才发现:天呐,我是谁?”


梁文道:姚晨你对这个角色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姚晨: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盛男会是这样一个性格的女性?


我觉得一个女孩在成年之后的自我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父亲对她的认同。


比如,我爸从小对美女的概念,就是樱桃小嘴。所以小时候他每次见到我都很发愁,说,你笑的时候能不能把嘴抿一抿呢?


小时候我父亲总对我说这句话,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的样貌都非常不自信。直到我后来做演员,才发现自己的形象很适合当演员,因为很有特点。 


梁文道:你爸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我闺女是个美女。姚晨:所以在小的时候,如果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始终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得第一,那一定会对这个女孩的性格造成影响。


盛男的母亲,19岁就生了她,也不懂得责任二字,这一对父母基本上在责任上是缺失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孩子, 她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命运轨迹。


梁文道:我觉得电影里有一个角色让我觉得很同情的,就是盛男的妈妈。


就像姚晨讲的,她是一个19岁就嫁了人的,什么都不懂的女性。当初人家娶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她也没有什么别的追求,就让自己年轻漂亮。可是,年轻这个东西不是努力就能做到的。所以她有一天不年轻了那该怎么办呢?好像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角色让我想到,其实生活中真有不少这种女性,到最后几十岁了,到了要停经、更年期的阶段,忽然发现:天哪,我该怎么办?我有什么东西?我是谁?



她说她要寻找自己。但她女儿很无情,对她来了一句,“你寻找你自己,你有自己吗?你根本没有自己”。


那句话我觉得很尖锐。她真的好像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她还能怎么样?更无奈的是,她在“寻找自己”的方法,就是打丰唇针、化化妆,然后再找一个男的。


从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办法。可是仍然让人觉得很悲哀——当她要展开自己的新生命,她的办法是再找一个男的。


阿郎:其实还是以前的方法的一个复制。


姚晨:可能这就是男性的角度。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妈妈是一个活得比盛男要通透的女人。


妈妈跟盛男有一段对话,妈妈说,我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她所有的人生选择都是自己开心的。对于妈妈来说,她不像盛男有一个在妈妈看来不切实际的理想。所以我说她活得比盛男要快乐。



梁文道:我同意你的说法,她的确是一个更快乐的人,可是这个快乐是不是就是因为,像你说的“她没有更多的理想”。这个片子里面很多人都有理想的,四毛有理想就是要做一个成功人士,盛男有理想要做战地记者,只有妈妈,她就是我要每天过得快乐,这是她的理想。阿郎:总有些东西支持我们往前走。但是这个走,每个人选择都有自己的道理,只不过是我们出于旁观者,会人为地为它加一层道德、理想,各种各样的一个光环。


我们不是Ta,永远无法真正了解Ta经历了怎样的境遇。我觉得这部电影,我看到了大家坚持的那些东西,其实每个人都很难,现实生活就是一个难的过程,但是大家有那种坚持,可以从这种“难”中寻找一些意义,变得有意义一点。


4.“在中国银幕上,只有‘小女孩’和‘老太太’”


梁文道: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影片中企业家的爸爸。他说:“直到十岁才忽然来了父爱”。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


什么叫做“儿子十岁,忽然来了父爱”?这好像很难想象,但事实上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当爸爸时,的确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喜悦。阿郎:父亲本来就没有参与孕育的过程。梁文道:对,他没有那种喜悦感,他对子女的感觉是,见到了很开心,见不到也不记着。对他们来说,生孩子的年纪,正好是他事业的上升阶段。他整个心思都在上面,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家庭之中。盛男的爸爸不也是这样吗?他不太管她,管教的责任就丢给了一个很不懂得管教的母亲。


所以这部戏里的两个父亲的角色,都是在家庭之中没什么位置的人。他管养的方式就是出去“打猎”,咬块肉回来给你们吃,扔在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父亲的“缺位”。


姚晨:阿郎应该是个好父亲。阿郎:影片传达的东西还是比较真实的。不只是两个父亲,包括影片中几位男性,他们都是很失败的。


我们回头看说,为什么到了黄金期的女演员,没有太适合自己的角色,是因为不只是导演,很多观众对女演员的想象永远是年轻漂亮,不管你是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你们都应该像小女孩那样漂亮。


所以说,在女演员身上,那种“各个年龄有各个年龄的魅力”的地方被缺失掉了,尤其是中年这一块。


中国银幕上,女性角色先是小女孩,然后就是老太太,中间整个是缺失的。


这不只是角色的缺失,这是我们整个社会上审美、认知上的一种缺失。


梁文道:是,完全同意。而且这又牵涉到一个事情,我们今天的女性创作者,该如何自处?


因为每天在网上我们都能看到:每次谈到女性的时候,没几句就往人家身上开始招呼了,从她的脸一直说到脚,但是对男人不一定会这样。姚晨你作为女演员,怎么看这种情况?


姚晨: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改变的问题。希望在我们做的影视剧里,能呈现出这些闪光的女性形象,因为她们是我所了解的当代女性真正的面貌。


我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是热爱女性,而不是对女性有偏见。


阿郎:我希望除了热爱以外,更应该尊重女性。


如今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还停在原来的认知里。这种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科技的发明改变了社会的劳动性结构。过去,很多男性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需要付出体力,像过去的雄性动物需要出去捕猎一样,回来养活这个家。


现在变了,因为科技的发明,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体力性的东西了。女性又更加发挥了自己的忍耐力、那种细致,她可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可是男性仍然停留在原来的那个状态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知。


其实我们知道,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女性本身就是比男性更高级的动物。出生的时候,比如说小男孩和小女孩相比,同样的年龄,小女孩会比较快的学会走路,学会说话。梁文道:比较早熟。阿郎:对,即使是现在我们看一看,从人的平均寿命来讲,也是女性。梁文道:更长寿。阿郎:为什么男性生出了那么多的优越感?那么多不平等的东西?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男女都可以做对社会有相同的付出了。梁文道:我觉得这点我蛮期待的,我总是开玩笑说,我们很快会目睹一个新的母系社会的来临。我在自己身边就看得到,比如说我的公司就是长期“阴盛阳衰”。后来我就随口问,我说你们这回就没面试到优秀点的男孩子吗?她说还真没有,还真是这样。


您仔细看,最近几年全球的好的学校,包括北大清华,新生入学率里女性比例也多过男性,女生成绩好过男生。


5.姚晨:“如果我是男的,我想,有些词就不会出现了”


梁文道:再回头讲,身为一个女演员,像姚晨你肯定也面对过很多网上的评论。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觉得如果你是个男性演员,人家可能就不会这么讲。有些评论针对的仅仅是你的性别身份?


姚晨:我想,有些词应该就不会出现了,一些很恶劣的词。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讨论女演员的时候,不会就事论事,他们有时候会直接进入对你性别的侮辱,然后就是人格侮辱,不会想跟你进行有逻辑的探讨。我想,这还是跟社会整体对女性的认知是有关系的。


梁文道:但有趣的是,发出这种言论的人,可不是只有男人,女人也会这样说女人。姚晨:是这样的。我印象很深,几年前我拍《离婚律师》,当时我演了一个女律师。我记得在开拍前,我和编剧达成了一致——我们希望能够改变传统剧作中,对女性动不动就“温良恭俭让”的描写。


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人物的性格是有“毛边”的,因为那更真实。所以那时候,我们主动往人物上加了很多不太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一些东西。比如她爱名牌,比如她看重钱。但是在大是大非上,她还是拎得清的。


但就这么一个人,我记得在刚开播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涌到我的微博里来谩骂我,用非常难听的词语。虽然是骂角色,但有时候也不分角色还是真人了,就是会说你做一个女人,怎么能这么爱钱之类的。


我记得我当时点进他们的账户去看,发现大部分都是女性,她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冒犯。你作为一个影视剧里的女性角色,你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你居然没有按照原来的社会对女性的标准和认知来活。梁文道:好像你伤害了女性集体的自我尊严。姚晨: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集体,我相信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的,因为后来的讨论慢慢发生改变了,越来越多人对这个角色感到认同。


阿郎:我想到,《送我上青云》里有一个挺悲凉的镜头,是盛男在医院做检查,医生说你得了卵巢癌,她下意识地说,“我也没有乱搞过,从来不跟人乱搞男女关系”。


你看,这就是整个社会氛围对女性的认知,传递到女性身上后,也不知不觉形成了。



梁文道:有卵巢癌就认为你乱搞,很少有人说,一个男人前列腺有问题是因为乱搞。姚晨: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还是有进步的。《离婚律师》是7年前播的,但到今年《都挺好》播出的时候,苏明玉远远比我之前演的那个角色更加冒犯传统认知。但是大部分人很喜欢她这样一个崭新的当代女性形象。


而且到后面,很多人都不会再在性别这个层面上去讨论苏明玉,无论男观众还是女观众都会说,“我希望成为像苏明玉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让我特别欣慰的地方。


梁文道:所以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影视作品不只是在反映社会的一些变化,它有时候是参与到这个变化之中的。


像你刚才讲《离婚律师》后期的相关的讨论,其实都是在慢慢改变的。所以我们期待这一次《送我上青云》上映之后,会不会让社会上对于盛男也好,对于那些我们平常以为“掉了队的人”也好,有更多不同的看法。


谢谢姚晨,谢谢阿郎。


对谈者介绍:


姚晨。演员,《送我上青云》主演、监制。


阿郎。《看电影》杂志主编,看理想《21世纪伟大电影》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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