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22岁,张艺谋37岁,他们合照那年,是我们回不去的生猛时代
2019-08-21 08:44

巩俐22岁,张艺谋37岁,他们合照那年,是我们回不去的生猛时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头图为电影剧照,来自豆瓣


“世间一切伟大的壮举,总是默默完成的。”——作家·茨维格(逝于1942年2月22日)

出自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


01.


1985年,陈凯歌拍《大阅兵》。摄影组先到了湖北武汉,张艺谋把器材运到剧组驻地时,突然有人大叫“飞碟!”。据说那天夜里,开阔的机场上方有个大如洗衣盆的旋转物体,一层光圈在它周围环绕。


更绝的是,张艺谋自称目睹该物体后,立马神智不清,几分钟后才恢复意识。再次抬头,飞碟已消失,夜空中只剩下一团粉色的蘑菇云。张艺谋看见飞碟是不是真的,这没人知道。他当时想当导演、拍电影,这肯定是真的。


在给《黄土地》做摄影时,陈凯歌就说他:


“咱们这帮同学里,数你心比天高。”


不得不说张艺谋运气好。1985年,第五次影代会,张遇到对他颇为赏识的吴天明。那二年正是改革浪潮最猛的时候。邓公说,老干部能退的就退,把位置留给专业强的年轻人吧。43岁的吴天明借着风就当上了西影厂长。


这位年轻厂长干劲很足,魄力也很强。开第一次全厂大会,当场免除了大部分负责人的职务。会一散,马上有人去省里告状。还有人半夜打电话给吴,一上来就操你妈。吴天明也很客气,说我操你妈的妈。


第二天开大会,吴天明当着全厂人说:“我吴天明干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电话骂我,要是你今天站出来你就是条汉子,否则我就操你奶奶。”


话风虽然粗鲁,但不要以为吴厂长是粗人。上任前,人家拍了《人生》轰动全国,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当上厂长后,吴有个心愿,大力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人拍探索片,把中国电影搞上去。看了《黄土地》的摄影,他把身在广西的张艺谋借调到西影一年,让他拍《老井》。为了留住张的心,把张当时的妻子肖华调到厂内图书馆,还分了套房子。


张艺谋答应合作后。吴天明拿着《老井》的剧本,到处找男主角。摄制组兵分四路,跑了20多个省市,带回来的照片,没有一个符合吴天明心中的形象。


《老井》讲的,是贫困村庄爷孙几代挖井的事,主角一定要线条硬朗、气质朴素。要开机了,吴天明扭头一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张艺谋这小子不正合适嘛!就问张:“要不你来演孙旺泉,你看行吗?”张艺谋说你要不怕砸了我可以试试。西影厂的人听了都说:


“这他妈不是俩疯子吗?”


一帮人都恨不得吴天明搞砸,好看他笑话。


结果,张艺谋没让吴失望。为了《老井》,他剃了光头,扎进太行山偏僻的农村,吃住都在农民家。一天挑水十几担,连打了两个月猪食,光着膀子暴晒,还背了两个多月150斤的石板。手、背都被磨糙了皮。拍戏时,喝酒他就狂喝,打架他就真干。为了表现被困井下奄奄一息的状态,三天没沾米、水。


那是1986年,张艺谋为了演孙旺泉,累吐了半条命。就在《老井》快要开拍前,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人民文学》第三期,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读完就傻了,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02.


小说《红高粱》能有那么狂的气质,多半是由于莫言处在一个狂的年纪。


1984年一次文艺讨论会,有人说:“我们民族经历过那么多战争,老一辈参与过战争的作家因为动乱失去了创作能力,这个空白无人弥补,太可惜了。”


莫言“蹭”地一下起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没听过放枪,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我见过杀猪;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我在电影上见过。我们写小说又不是搞历史研究,没经历过也能写。”


听了莫言的话,当场有人嗤之以鼻,说他狂妄无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莫言必须写一部战争小说出来,打打这帮人的脸。


这不是他第一次“狂妄”了。刚到军艺时,他还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一次,军艺给《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开新作讨论会。人家好歹是个腕儿了,别人都捧,莫言却说:“这新作不行,也就是个连队小报的水平。”


素来宽厚的李存葆脸上都挂不住了。事后,有人直接质问莫言:“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不行?你写一个试试?”


当时,莫言只发表过一些习作,水平,比学生作文高一点。被刺激后,莫言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写吓死这帮人的作品。那年年底,莫言回乡探亲,遇到发小张世家。


酒至半酣,张世家对莫言说:“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岛上的风》《雨中的河》,什么呀?根本就不行!海岛、湖泊,你到过吗?咱们高密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写你不熟悉的事?”


一边喝,张世家一边给莫言讲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莫言听罢,顿时如梦初醒。妈的!我写了这么久,咋没想到写写这片生我养我的高密乡?写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面事,永远也写不完啊!


回城后,莫言想起自己小时候忍饥挨饿、孤独受冻因为偷萝卜被打个半死的事,迅速写出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随后,又去翻找当年日本人在山东高密屠杀作恶的历史资料,一口气写出了《红高粱》。


莫言听老人们说,高密乡曾经种植过上百亩的红高粱,整日在烈日和大风中舞荡。听罢祖先在高粱地中抗日杀敌的传说,莫言胸中激荡,脑子里不断出现一个个狂野、暴烈的祖先形象。当时文坛正在“寻根”,莫言觉得,这就是根。男人混蛋女人放荡,生命旺盛,敢爱敢恨,就像野蛮生长的高粱。



1984年冬,《红高粱》完成。次年,《透明的红萝卜》一发表,文坛就炸了。都不知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小子。还没定过神来,1986年,《红高粱》横空出世,又狠狠地炸了一次。多年后,有人问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对八十年代文坛印象最深的事。


张洁说:“那必须是莫言了。”


那时,莫言的创作欲强得跟高粱生命力一样旺盛。《红高粱》发表后,他读了《静静的顿河》,当即决定写四部长篇,由《红高粱》打头,每一部30万字,写出高密乡祖祖辈辈的传奇,要写得像《顿河》一样荡气回肠。莫言写作激情已经到达了不可遏制的地步,为了写《红高粱家族》的后四部中篇,彻夜失眠,想起高密的抗日故事,甚至出现幻觉。


1985年,他写信给哥哥说:


“我的创作欲望极强,恨不得把文坛炸平。”


莫言不知道,当时在湖北拍《大阅兵》的张艺谋和他一样,创作激情也抵达顶峰,做梦都在拍电影,差的只是一个优秀的剧本。


终于,1986年,两个年轻人相遇了。


03.


在遇到《红高粱》前,张艺谋也看过别的本子。其中有一个对越反击战的,本子非常扎实。思来想去,张艺谋还是没拍,一是自己情绪没被调动起来,二是题材敏感,张艺谋的经验告诉他,这种东西,别碰。


对政治,张艺谋向来敏锐。他母亲是大地主出身,父亲有黄埔军校的背景。在论出身的年代,这给他的成长造成了极大障碍。


由于出身不好,他连入团资格都没有。学校里填成分,张艺谋不知道怎么填,回家问父母。父母把门关起来,叹了半天气。后来在纺织厂上班,每次开会,厂长说:


“不是党员、团员的请出去。”


全场700人,盯着他一个灰溜溜地离开。


后来厂长也嫌麻烦,直接说:


“张艺谋你出去吧。”


张艺谋一路上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张扬、出头,凡事低调、谦虚。正因为如此,学会摄影后,他把内心压抑的部分都转移到了创作上,特别狂放、大气。读书时,陈凯歌看摄影系作品展,其中有一幅,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作幅长过一米,看罢只能长叹。那正是张艺谋的作品。


第一次当导演前,张艺谋就暗下决心,要拍,就要拍最能张扬内心的作品。莫言的《红高粱》,正好像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高密乡狂野的气息、男人女人们传奇,让张艺谋觉得,中国人活了几千年,骨子里是压抑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就不一样,这样敢爱敢恨、肆意舞动的生命,才叫人。


张艺谋说,他要赞颂生命、渲染野性,要让大家看看这个民族的活力。


于是乎,《老井》体验生活刚结束,他就从山西坐火车到北京,又坐电车到军艺。路上脚夹破了,全是血。张艺谋到了军艺宿舍,拎着一只鞋,大喊莫言。莫言就从厕所旁的屋子出来了。张艺谋说,我要拍你的《红高粱》。心里还打鼓呢,生怕莫言不给。


结果莫言不但给了,后来改剧本时还说:“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茅盾、巴金的小说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了,就是让他俩在高粱地搞原子弹,我也非常支持你。”


“《红高粱》的经典画面”


为什么相信张艺谋?


多年后,莫言说,因为当时他晒得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一看见他,就想到了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特别亲切。


拿下改编权后,张艺谋先回剧组拍片。由于不顾性命为艺术献身,他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说想拍,吴立马就答应了。


令张艺谋没想到的是,《老井》拍完后,自己居然拿下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成为国内第一人。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高密拍戏,全剧组高兴得把他抬起来往天上甩。毕业于北电、被分配到中戏工作的王志文听了,说:


“我们学了四五年专业课,有毛用?”


王志文没想到,成为国内首位国际A类电影节的影帝,还不算牛逼。


1988年,电影《红高粱》要让中国第五代导演,震撼全世界了。


04.


其实,1984年《红高粱》还没写完时,小说的消息就已经传开来了。


在文学还有地位的八十年代,各大编辑社抢稿是常有的事。那些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文学史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收获》《人民文学》这种重磅刊物发表的。


时任《人民文学》编辑、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听说他要写个抗日作品,早就打招呼:“记得留给我啊!”


结果一写完,《十月》先一步拿走了。朱伟去拿稿,莫言说人家要拿我也不好拒绝。朱伟也是挺狂的,一个电话打给《十月》:


“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们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呢?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马上把稿子给我退回来!”


张艺谋用800元拿下改编版权后,莫言不愿意改,就请朱伟和陈剑雨帮忙。第一次谈剧本,张艺谋从《老井》剧组赶到朱伟家。朱伟一直记得,在那间20平米的小房间里,张艺谋眉飞色舞、两眼放光、激动无比。


说起“我爷爷”和“我奶奶”,仿佛说的是自己的故事。张艺谋告诉朱伟,大面积的战争场面拍不了,就得把高粱给它拍到极致,一定要有漫山遍野的高粱,要让日本骑兵拉着辘轳,把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被碾倒的高粱化为血红的海洋…


“电影《红高粱》里如血的高粱,图自豆瓣”


然而,当时高密乡早就没有高粱了。没有怎么办?种!张艺谋说要在高密种一百亩高粱,吴天明二话没说就打钱过去。由于财务上申请流程太慢,吴厂长直接跑到每个车间游说,凑齐了这笔钱。要知道,当时《红高粱》剧本刚出来,连审都还没审。


吴天明敢这么干,不知要冒多大的风险。


那时,电影不叫《红高粱》,叫做《九九青杀口》。主要是怕观众看了“红高粱”三个字,会误以为这是个农业科教片。高粱地弄妥后,张艺谋开始挑演员。“我爷爷”余占鳌是个土匪,让姜文来演再合适不过。正好那时,上影厂有人说姜文演不了农民。姜文憋了口气,想证明自己,马上就答应了张艺谋。


至于“我奶奶”,可算费了番功夫。他们去中戏找人,先是看中了史可。本来都快定了,老师说:“我们还有个学生很不错,现在在外面拍戏,很快就回来,你们再等等。”老师说的,就是在做学生实践、参演电视剧《暑假里的故事》的巩俐。等了两天,巩俐出现在张艺谋面前,穿了一身松松垮垮的大衣服试镜,外表清纯,满脸学生气,完全没有“我奶奶”的泼辣。


可说不上为啥,张艺谋就觉得巩俐行。他把巩俐带回高密时,莫言看到青涩的姑娘,心里直犯嘀咕:“完了,这电影要砸她手里。”


然而,电影还没砸,高粱先出了问题。


那年气候差,没雨水,高粱种下后,莫言回乡一看,欲哭无泪。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那太阳大的,连蚜虫都晒化了。急得张艺谋赶紧去县委找人,批了5吨化肥。随后,县里开会,要乡里把高粱当“任务”。


一场雨下来后,7月下旬,电影如愿开机。


05.


1988年《红高粱》摘奖后,许多人分析它为何成功,有的指向内涵意义,有的指向艺术形式。其实说到底,就俩字,年轻。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四个人里,姜文资历最老,一个是第一次演,一个是第一次拍,还有一个刚引起文坛注意。拿副导演杨凤良的话说:


“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


为什么没有顾忌?还是俩字:纯粹。


张艺谋也承认,拍《红》的时候,就是想拍,要作品,要表达,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赚钱,什么拿奖,哪儿想得到那么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


杨凤良的总结叫做:干净得一塌糊涂。


也正因为“纯粹”,才有每个人的投入。巩俐一进组,张艺谋就拿吴厂长训练自己的方法训练她。穿上大棉袄,除了骑驴、挑水,还要改变走路姿势。一开始巩俐只能挑空桶,张艺谋说那不行,拍出来不能晃悠。于是一点一点往木桶里加水。挑到巩俐肩都肿了,只能用毛巾垫住。一天天下来,等到开机的时候,巩俐已经可以穿着大棉裤挑着水行走自如。


为了贴近角色,全剧组演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晒黑。巩俐也得晒,晒得脸上一层层脱皮。为了黑得快,姜文天天跑到河里洗澡,洗了晒,晒了洗。所有人在意的都是如何塑造好角色,没人会在意自己的形象。


当时,莫言拿到剧本一看,自己五六万字的小说,剧本竟然才2万字。等开机了,莫言才知道,光这2万字,拍起来就不容易。“颠轿”那一场戏,纸上就几句话,拍在电影里,却是5分钟。拍摄的时间,更长。


《红高粱》里,为了表现高密乡人的豪放、狂野,“颠轿”和“酿酒”两场戏,最最重要。谁也不知道当年真实的颠轿是怎么颠的。戏怎么演,怎么拍,全靠聊。


电影《红高粱》里的“颠轿”


最能聊的,一个是姜文,一个是张艺谋。


还在广西拍《一个和八个》时,张艺谋就把何群、张军钊聊趴下过。第二天怎么拍,张艺谋非要夜里提前把分镜想出来。所有人都撑不住了,他还在苦思冥想。而姜文,是个戏痴,演《芙蓉镇》时,为了了解主角内心,他前后采访了50个右派,写出来的人物传记,比《芙蓉镇》小说还厚。


老姜遇老张,两眼泪汪汪。每天把剧组的人一个接一个都聊睡了,他俩还在那儿侃戏。“颠轿”怎么颠,余占鳌喝醉酒闯九儿的房间怎么闯,如何能野出一股生猛劲儿,都是他跟张艺谋一通宵一通宵侃出来的。


这期间,剧组曾到莫言的家里聚餐。大家穿着戏服,在莫言家吃“拤饼”,卷葱蘸酱,狼吞虎咽,看上去和农民、土匪毫无二致。看热闹的乡亲过来交谈,大家也都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明星架子。


后来莫言的侄子想起来还说:“正是因为能把艺术作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内心,演什么像什么。”


“电影《红高粱》里酿酒”


也就是那天,张艺谋、莫言、巩俐、姜文留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当时,没人能想得到,这四个年轻人,日后各自会有多么牛逼。


别说什么奥运会开幕式了,就连《红高粱》拿奖,张艺谋也没敢想。


那天,吃饱后,姜文一抬腿,“嘭”的一声,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壶爆了。莫言见状,机智无比道:“好兆头!电影上映,肯定火爆!”


还真让他给说中了。


06.


对中国电影而言,《红高粱》是一个分水岭。


那之前,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片”,一直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尽管看完他们的毕业作品,郭宝昌发出“中国要出大师”的感叹,尽管《一个和八个》把老导演们吓了一跳,尽管陈、张二人拍出一部《黄土地》,但在当时的观影氛围下,这些作品并不怎么接近普通观众。


那两年,中国观影人次几亿几亿地往下掉,大家都蹲家里看电视了。受整个八十年代“寻根”“反思”文艺风潮影响的第五代,一掌镜就要探讨民族、历史、人文这样宏大深邃的主题。一般文化水平的老百姓,谁看啊。


1993年之前,中国各大电影厂作品由中影统购统销。中影买了,拿给各地方看,看完,各地上报拷贝数,中影统一卖拷贝。


情况如何?大名鼎鼎的《黄土地》,拷贝卖了30个,《大阅兵》,40个,田壮壮的《盗马贼》,7个,吴子牛的《晚钟》,6个…


对比一下,1980年富有娱乐性的电影《神秘的大佛》,人家的拷贝数,是440个。


随着80年代《上海滩》《霍元甲》等剧的涌入,普通观众对剧情刺激度的追求,日益上升。第五代导演在“形式”上做了重大突破,但在“故事”本身,一直遭受诟病。如果把当年的拷贝数换成市场票房来算,那些足够被载入影史的文艺电影,基本上排着队扑街。


就在这时,致力于帮年轻导演出头的吴厂长,帮“第五代导演”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子。当初,《老井》送到电影局,局里有人说,我要不是干这行,我真不想看你这片子。结果,《老井》拿下国际大奖,消息一出,回国后居然卖出了200个拷贝。那么,如何能让求新求变的“探索片”拍出来后不至于直接锁进仓库蒙尘,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它产生观影兴趣呢?


五个字:拿国际大奖。


1987年,陈凯歌拿着《孩子王》去柏林参赛,参到一半,退赛,跑去戛纳了。当时是12月,报名11月截止。柏林的选片人很着急,希望能有一部中国电影顶上。就在这时,西影厂把《红高粱》推荐了过去。张艺谋急急忙忙准备了资料,也没敢多想。结果柏林那边一看,非常高兴,说这正是我们期待的电影。甚至有评委说:“这是近几年我看到的唯一一部称得上电影的作品。”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1988年2月,《红高粱》在柏林摘得金熊,成为中国首部在三大电影节上拿奖的片子。张艺谋见到了联邦德国的总统。介绍中、美、苏三国电影的节目,在欧洲播了整整7个小时。


中国人的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受到如此巨大、广泛的关注,出尽风头。


消息传回国,上了《新闻联播》,各大媒体盛赞。《红高粱》一上映,票价从3毛一张涨到七八块,卖了400多万。全国人疯了一样排着队去看。那火爆的景象,丝毫不亚于多年后造成巨大轰动的《战狼2》。


莫言走在街上,四处都能听见: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电影《红高粱》里的巩俐,图自豆瓣”


就这样,《红高粱》不但让“第五代”登上国际舞台,也让“探索片”称霸了一回票房,一扫之前叫好不叫座的局面。37岁的张艺谋,用他艺术上的张扬、狂野和赞颂生命欲望的冲动,拿一部处女作,写下了这段传奇。


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后来,那四个从照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一个成为对中国电影影响深远的大导演,一个成为要站着挣钱的电影鬼才,一个成为了国际级影后,一个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还有一个年轻人,戛纳播他的电影时,侯孝贤看着看着睡着了。年轻人有点懊丧,觉得不是拍的不好,是别人不识货。散会后,一个叫徐枫的女士找到他,对他说:


“我看了你的电影,非常喜欢,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


5年后,年轻人再次杀回戛纳,摘下金棕榈。


那部电影,就叫做《霸王别姬》。


07.


《红高粱》里走出来的四个人,能一个个变得那么牛逼,首先靠的,是命数。


命数是什么?


就是当年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纺织厂里,只发了一个名额,偏偏就发到了张艺谋那个厂里,但凡发给另一个厂,张就别想出头;就是莫言因为跟武装大队长的儿子关系好,靠走后门当了兵,否则就得在棉花厂当工人;就是姜文有个好基友叫英达,是英达拖着他去中戏,这才有了四年专业训练;就是巩俐偶然去当了一次群演,被导演席与明认可,才放弃唱歌的执念,扭头去北京考了演员。


但光有命数不行,你得能抓住机遇。


爱上摄影后,张艺谋三年省吃俭用买了台“海鸥”。没有师傅教,他就借书、抄书,摄影书字少,他愣是抄了几十万字,连抄三年,抄到理解为止。为了拍华山,他去了11次,因为不能请假,他星期六去,星期一回,48个小时不睡,在极端的痴迷中,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了让专业摄影师吃惊的作品。


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前,莫言每天夜里窝在仓库里写稿。他每周上十几节课,天天写到深夜,肚子饿了就拿大葱充饥,胃溃疡、肠炎、痢疾、鼻窦炎,几种病同时发作,头发掉了一大把,还是咬牙往写下。没有这样的扎实的文字训练和忍受寂寞的意志,他能在45天里写出40多万字的《生死疲劳》?


姜文拍《阳灿》的时候,为了几秒的画面,把飞机重新刷了一遍,为了米兰的一张照片,拍了上千个动态镜头;巩俐演《秋菊》时,在乡下吃、住,学会陕西话,给农民洗衣服,拍《菊豆》的时候,又把染布给学会了…


可见牛逼的人,也不是生来就牛逼的。


“电影《红高粱》,图自豆瓣”


当然,个人的奋斗是重要的,历史的进程,也不可忽略。《红高粱》能成,四个年轻人能成,也有时代的原因。


跟莫言聊《归来》时,张艺谋说:


“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我叫它人文时期,从创作者到受众,都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历史和情怀,那个时期,很可爱。”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呢?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封底上,列了80年代的常见词:激情、反叛、浪漫、理想主义、启蒙、人文、饥渴、天真、使命、真理、疯狂…


那时候,朱伟骑着一辆自行车,能跑遍北京的作家圈,大家隔三差五地聚会,没日没夜地聊作品,看见一篇牛逼的小说,到处去打听作者是谁;那时候,北京的摇滚人为了搞音乐,居然能吃一个月的面条,一帮人有好工作不要,要跑到马克西姆夜夜嚎叫。


那时候,顾城、北岛他们去成都参加活动,居然被年轻人围得走不动道儿,崔健在高校里一开口,学生们激动得泪如雨下;那时候,一本《存在与虚无》,竟然可以卖到50万册,一小伙子手上拎着一本弗洛伊德,恋爱就谈成了;王朔跟沈旭佳去玉渊潭游泳,游累了,就坐在夜色中,数自己知道多少外国作家…


对于创作者而言,那是个火热的年代。


想表达,想呐喊,想被人听见。


电影《红高粱》里张扬、野蛮的生命力,就是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缩影。


无数被压抑的句子和狂想,终于在那一个个闪光的作品里,集体爆发。


阿城写出了《棋王》、余华写出了《十八岁出远门》、苏童写出了《妻妾成群》、路遥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王安忆写出了“三恋”;马原在迷宫叙事、张承志在寻根、王朔在调侃、王二在黑色幽默;窦唯在录音的前一秒,写下《无地自容》的歌词,田壮壮拍《盗马贼》,愣敢说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


多年后,莫言拿了诺贝尔奖,他说:“现在回过头去看电影《红高粱》,你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年轻人创作时的那种激情。”


而随着时间推移,等到了90年代,查建英的书封底就多了些“现实、利益、世故、市场、焦虑”之类的词。1996年,80年代写出《镜中》的诗人张枣回国,北岛说:“国内的声色犬马会毁掉你,回去你就会放弃诗歌。”


十多年后,张枣遇到诗人李笠,感叹道:


“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


08.


2018年,《红高粱》修复版重映。


最终票房,仅40万。


实际上,《红高粱》之后,再没有哪部具有探索性的文艺片能重现当年的观影盛况,引起全民热议。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诗歌也好,文学也罢,都渐渐归还于小众的位置。文艺片,注定不会创造当年的票房神迹。


2006年9月,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拿下威尼斯金狮。贾科长不信邪,非要把《三》安排到跟一部商业电影同期上映,并与制片人发生激烈的争吵。制片人说,你要是敢在这时上映,票房会把你教训得很惨。


贾科长说:“那就请允许我们殉情吧,我就是很好奇,我要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还有谁会关心‘好人’。”


北影文学系毕业的科长很会用修辞,因为另一部电影,名叫《满城尽带黄金甲》。


至于它的导演,大家都知道是谁。


最后,《好人》的票房,31万。不算通胀,还不如1988年《红高粱》的十分之一。


拿国际大奖、回国制造轰动助推票房的路子,基本上让第五代走完了。曾经功成名就的人,都开始走顺应时代的路子。轮到第六代导演上台,这招已经行不通了。


年初上映的《地久天长》,包揽柏林男女最佳主角。然而口碑炸裂,票房低迷。出品人以为能破6亿,结果收了4500万。


行不通,不是作品烂,是时代变了。


“电影《红高粱》里充满血性的男人,图自豆瓣”


想当初,为了让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西影厂的吴天明不知跟多少人叫板。《红高粱》的横空出世,有他一半的功劳。而其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时,出品人方励只能跑到网上下跪,哭着求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


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其实原名叫《金色的红萝卜》。是他的伯乐,徐怀中,把“金色”改成了“透明”,并促成了小说的发表。今年8月16日,徐怀中凭借《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关注的人,想必也不多。


到底还是莫言通透,人家早说了:“社会需求不断在变,纯文学会一直存在,只不过由大众走向小众,这本身就很正常。”


确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


不再有人关心那些过时的东西。


一个可爱的时代,总会在喧嚣中远去。


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忘怀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描绘的场景。他说,高密乡的纯种高粱早已经灭绝,剩下的是漫山遍野的杂种高粱。这种高粱,空有高粱的名称,却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辉煌的颜色。


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


在满是这些杂种高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迅速进化着,各自奔向自己的价值系统里确定的完美境界。


并最终,遗忘了真实的自我。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第五代导演前史》,倪震

[2]《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罗雪莹

[3]《汉子姜文》,李尔葳

[4]《中国美人巩俐》,李尔葳

[5]《莫言与红高粱家族》,管谟贤

[6]《重返黄金时代》,马原

[7]《重读八十年代》,朱伟

[8]《秦国人:记张艺谋》,陈凯歌

[9]《一个电影厂和它的时代》,原载于《新京报》

[10]《80年代电影商业化变迁细节》,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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