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社畜”们的职场围城
2019-08-21 22:00

年轻“社畜”们的职场围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苏南,编辑:加菲,设计、排版:子群,图片:电影《聚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正式工作一周年之际,诗安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自己所在的那家FA(财务顾问机构)。只不过在正式离职之前,“得先想好下一步的方向,找好下家”。


诗安承认,一年前选择这份工作的决定略显草率,她如此形容当时的状态——太过迷茫,又太过急切。


然而谈及过去的一年,她并不感到后悔。她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就当是一次尝试,我把脚伸进一片未知深浅和温度的水域里,结果进去之后挣扎、扑腾了好一阵,还差点把自己冻僵。我花了一年时间,确信了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现在,我想把脚缩回来了。”


站在又一个分岔路口,诗安尝试宽慰自己:“还年轻,就算重新开始,问题也不会太大。”


 大多数的离职,都是早有预谋 


在“干满一年”的时间点考虑跳槽,似乎成了当下年轻人群体中的普遍现象:一年就像一道坎,用来考核自己过往的成果,进一步梳理未来的方向。


“第一份工作,最好先做个三五年,别心浮气躁。”诗安说,“我还在上大学时,就听过无数次这样的教导。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建议不大现实。首先,如今某些行业本身‘流动性大’,待不下三五年很正常,你很难把它归咎于个人的浮躁;其次,就算是个体也有差异,这种建议未必具有普适性。”


诗安的微信里,有不少金融及创投行业交流群。某天,她在其中一个群里添加了一位猎头的微信后,习惯性地开始翻看对方的朋友圈,发现了好几位共同好友的点赞,其中一位,是她的硕士校友孟宽。


一周前,孟宽在朋友圈里,用一条新公司刚刚披露的投资案例,“官宣”了自己的跳槽——从一家顶尖中资投行,去到了某BAT公司的战投岗。怀着着三分好奇加上七分请教的心态,诗安戳开了与孟宽的微信对话框。


用孟宽的话说,跳槽的根本原因“还是焦虑,觉得自己无法fit in投行文化”。从考虑离职到正式离开,他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最后谈离职的过程也相当艰难:“用一个月的时间和部门上下所有领导都聊了一遍,心力交瘁。没办法,国内还是个人情社会。”


一位比诗安大四五岁的朋友也建议她:“跳槽时最好留出几个月的窗口期,一旦裸辞,会更焦虑,况且现在市场环境也不好。”


诗安不敢裸辞。对她而言,最大的制约是手头的现金流。“北京房租很贵,现在住的开间已经算是四环以内、2000年后建成的楼里价格合适的了,况且所处的地段出行相对便捷。”



诗安说,其实大多数的离职,都是早有预谋,人人都在观望,“骑驴找马”已是正常现象,三四个月的窗口期也只能算个平均数。“也有快一些的,我认识一个从BAT跳到TMD公司的朋友,找到新工作就花了三天时间——从面试到做决定,再到提离职——当然最后还是走了近一个月的离职流程。”


比起诗安和许多同龄人,宋潇潇的职场路径似乎更显随性,甚至有一些跳脱。硕士毕业一年里,她一共换了三份工作,期间,找到下一份工作的时间,“在一两周到一两个月间不等”。


宋潇潇是诗安的硕士同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传媒出版行业。一年内,她从视频网站运营岗跳到网文编辑,再到某大型媒体公司的新闻编辑,终于找到了薪资水平和工作节奏都和自己的期待值比较匹配的岗位:“总归要试错的,一步到位未免运气太好了。”


中间也有过裸辞,宋潇潇自嘲胜在“心大”。然而在诗安看来,这种任性和“潇洒”是建立在物质生活能得到绝对保障的基础上:潇潇是北京本地人,家庭条件相对富足,即使裸辞待业几个月,也不会经历北漂青年们所要面对的“吃完上顿可能就没下顿”的焦灼,况且,物质的充裕也为潇潇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得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相对喜欢的工作。


 “有些行业对年轻人已经不似往日友好” 


事实上,诗安刚刚踏入创投行业时,“资本寒冬”就已悄然而至。市场低迷,像一团阴云笼罩在创投从业者们的头顶上方。比起前几年,现在早已不是“进入这个行业合适的时间点”。


“创业者的钱没那么好融了。”谈起公司服务的客户,诗安说道,“泡沫一个个地被戳破,很多公司的业绩根本撑不住虚高的估值。投资机构都开始蛰伏了,其中一批到了退出期,又募不到下一期基金的,只好坐以待毙。”


诗安所在的公司从事卖方财务顾问业务,恰恰要靠交易吃饭。“FA不是靠死工资活的,但市场那么差,根本做不成几单。就算做成,大部分的佣金也是被公司中高层和项目leader分走,留给我们entry level员工的,剩不了多少。”


数年前火热的行业正在面临淘汰和洗牌。“前几年大家撞上了风口,错把运气当做自己的实力。但风口过了,就是现原形的时候。如今的市场,对刚进来的年轻人,已经不怎么友好了。”


“也不能说不友好,只能说,现在逐渐回归正轨了。”


没有在圈子里沉淀过几年的年轻人在跳槽时,早已不是前两年凭着学历背景就炙手可热的香饽饽。金融猎头Jason告诉诗安:“现在某些准一线基金招个投后或市场的岗位,都能招上半年——要求很严,而且必须要有至少三年的工作经历。”


对于在创业公司上班的年轻人亦是如此,“寒冬”的降临使得不少创业公司遭遇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危机,意气风发的年轻创业者相比前几年已经少了一大批。



“其实大公司招人的headcount也在缩减。有些岗位的准入门槛未必很高,可替代性也会相对强一些。跳槽没那么好跳了,比起其他工作经验更加丰富的前辈,你的竞争优势又是什么呢?”


对那些掌握硬性技能的年轻人而言,跳槽似乎要显得容易一些。诗安同事的男友正在一家创业公司做程序员,大半年前,上家公司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新东家。如今这家公司在年初刚融到B轮,投资方都是市面上的主流基金。


相比之下,Lilian就没那么幸运。一年前她加入一家公司刚组建的投融资部门,“公司业务很传统,建立这个部门只是老板为了进行市场化融资而作出的战略性决定。”几个月前,公司完成了一笔并未向市场披露的大额融资,在决策层眼中,这个临时组建的部门也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其实我们早就听闻公司调整组织架构的风声,直到上周领导找大家单独谈话,让我们自行选择转岗到公司的其他部门。”Lilian当场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复,“我直接告诉他们我会找出路的。我们组另一个女孩,在公司轮岗做了快三年,现在被他们调到了客服部门。这不是发配是什么?”


至于下一步去向哪里,Lilian心中也没有答案。不少人给她推荐面试机会,然而不是“平台不够好”,就是比起上一家公司,薪水要大打折扣。


每一个年轻人,大抵都要面对“第一份工作去大平台还是小机构”的问题


做猎头的这几年,Jason遇到过不少找他“看机会”的应届生。“其实猎头不该负责应届生职位的,但找过来的我还是会回复,毕竟我清楚,应届生的第一份工作,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未来职业生涯的水平定调。”他见过太多从一线名校甚至美国藤校毕业的年轻人,由于初始选择错误,导致之后再想跳到top平台,都没有了机会。“完全毁了这么好的背景,我都觉得可惜。”


对此,诗安多少有些无奈。“不少人都问过我,中间也有直接‘劝退’我,叫我换个地方的。”诗安依稀记得,在刚工作没几个月的时候,一位基金合伙人曾告诉她:“第一份工作,要么去大平台,不然就选好一个特别优秀的团队,然后跟随。你背景很好,不要浪费时间。”


但诗安觉得,当时的自己并没有太多与金融行业相关的储备。“我一路读的文科,踏进创投圈只是一次‘跨界’尝试,与行业相关的东西全靠现学。”即使成功进入实力更强大的平台,她也担心自己短时间内跟不上团队的节奏。“大平台的机制相对成熟有保障,但小机构也许能给人提供更加‘短平快’的发展和出头机会。”


面包与理想难以兼得 


“你做过MBTI性格测试吗?我是INFP,这个类型,其实不太适合干FA的。”


在诗安的测试结果里,这四个字母分别表示内向(I)、直觉(N)、情感(F)与知觉(P);与之相对的,则是外向(E)、实感(S)、思考(T)与判断(J)。测试报告告诉诗安,她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用孟宽的话来说,“但凡热爱并习惯于在生活中进行一些深入思考的人,多少都会在适应卖方的角色中经历一些挣扎。”诗安曾经与一位同行交流起为什么选择FA这个行业,对方给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答案:“快。”


对此,诗安曾在无数个深夜拷问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愿意为了赚快钱抛下长久以来的理想和爱好?是否真正热爱且认同自己选择的职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一些前辈的经历让诗安有些犹豫:一旦从事了自己喜欢的文化传媒行业,在短期内,她可能无法让自己在北京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


“大概总要作出点‘牺牲’,又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袁昊是诗安的同乡师兄,他算是诗安周围的好友里,选择“坚守自己热爱的老本行”的少数人。毕业以后袁昊在一家传统媒体当着记者,日常工作是做新闻采编和报道,“基础工资很低,最低的一个月,因为团队跑口分配不均,到手只有四千多。”


袁昊的住所,是好友在北三环空置的一个二居室,还有另一位室友同住。房子是九十年代建成的塔楼,一层聚集了十几家住户,隔音糟糕。住所面积很小,室内布置还维持着十几二十年前的样子,在如今看来已是相当陈旧,室友住在稍大的那间,他住朝北的小房间,放置完生活用品后,几乎没有落脚之地。袁昊说,朋友在把小屋租给他时给了折扣价,“2500块每个月,这个价格能在北京这种地段住下,已经挺划算了”。



工作快要满两年的袁昊正在筹措跳槽,他理想中的首选方案是去央视工作,然而他却在两周前得知,自己在最后一轮面试中折戟。“再找找别的出路吧。”沮丧之余,袁昊安慰自己,“反正还不着急结婚,房子什么的,过几年再说吧。”


与袁昊不同,“能养活自己”的诗安经历的,则是另一种挣扎。“除了赚点钱以外,还想试试,能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做好。”


回想起这个念头,诗安忍不住批评当时的自己太过幼稚:“有点想当然了。FA的本质其实是做服务,这种服务又是以撮合交易为导向,在市场下行的时候,难免夹在客户和投资人中间两头受气。”


“被忽略、被拒绝、被质疑,不被尊重,再正常不过。也遇到过性骚扰——当然,这是极少数情况。”更令人焦虑的是交易的不可控性。诗安所在的团队服务的一个项目,从启动到最终成交期间被撕了四次TS(投资意向书),可谓命途多舛,“你永远都想不到项目最终交割前会出多少幺蛾子。”


诗安苦笑着说,自己已经把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一年来,她没请过一天假:“压力很大,甚至没有时间消化自己在工作里积累的负面情绪。只要有手机电脑和网络,随时都能起来干活。”她发现,最令人痛苦的是“价值感的缺失”——勉强自己做着并不喜欢的事情,而回报也遥遥无期,很容易陷入持续的焦灼和自我怀疑。


期间,不少朋友劝说诗安转回对自己而言更得心应手的文化传媒领域。“趁着年轻,能写点东西就多写点,千万不要把读过的书荒废掉。”


这一次,诗安似乎下定了决心。“尽可能找个收入相对体面些的吧,或者再看看(是否有)做其他兼职的可能。”


 “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还想进去” 


然而,对于不少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跳槽”未必是对现状不满的最优解


像宋潇潇这样在一份又一份工作中兜兜转转的,不是少数,还有许多人在不同行业间穿梭,永远是这山看着那山高。


这一年来,仅仅在自己所处的行业里,诗安就见证了不少年轻人在FA、投资人、创业者之间不断切换身份,对于投资机构与同行公司密集的人事变动,诗安早已司空见惯。


“说难听点,这个圈子有时候挺‘塑料’的,也充满了焦虑。但哪个圈子又不是呢?”诗安觉得,根本问题在于,一些年轻人太容易对某些行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薪酬体面、与业内‘大佬’们谈笑风生、参加高大上的活动沙龙、密集的社交与大把的人脉、捕捉风口……“城外的人”臆想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我们一心想要离开的地方,总有更多人挤破头要进来。”


袁昊劝退过不少尚未毕业,却告诉他一心想要从事新闻行业的学弟学妹:进入这一行,很可能要坐上几年的冷板凳,甚至也有几十年都熬不出头的。排挤、不公、窘迫,苟且,都是常态,不是光凭着情怀两个字就能行走天下,也鲜有人会为你所谓的情怀买单。袁昊认识不少前辈,在新闻圈子里干了许多年后最终选择离开。“你要做好直面人性阴暗面的准备,不然进来之后很容易幻灭。”



诗安从小上学早,期间又少念了一年的中学,未满24岁的她觉得自己比别人多出了两年的“试错期”。对她而言,这段“试错”不是没有收获:可以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密集接触到比自己年长一辈甚至几辈的人,观摩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从他们的奋斗和得失中汲取经验,进行反思,倘若在未来遇到相似境况,便可以用更平和的心态去审视自己。


“我知道别人会如何批评我们这代人。心浮气躁,眼高手低,娇气,逃避,吃不了苦,意志不坚定,没有足够的自我驱动力……”诗安坦言,“你很难要求他们在一开始就找到准确的定位——但至少要给他们摸索的机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苏南,编辑:加菲,设计、排版:子群,图片:电影《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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