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不给钱的奖项都是耍流氓
2019-08-27 15:38

贾樟柯:不给钱的奖项都是耍流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题图来自东方IC


今年,我们邀请贾樟柯来担任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并邀请他做了一期评委访谈,聊聊对于文学奖的理解与思考、评价标准、近期见到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以及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体会。


访谈后面是一篇想分享给大家的文章: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收录在《贾想2》(理想国2018年1月出版),以此回顾第六代导演青年时代的写作和创造。



文学奖:您觉得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文学奖的意义是什么?


贾樟柯:文学奖非常重要,并不怕多,因为相对应于现实的写作来说,目前写作的状况是很多人还在用写作的方法来呈现自己的感受、呈现中国社会的现实,出版物也非常多,被发表出来的,包括在网络发表出版的作品非常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也很难像八十年代那样,在一个娱乐文化匮乏的时代,小说出来可能影响全国,获得非常多的读者。在众多的作品之中,需要用文学奖的方法,通过专业人士的编辑、推荐,甚至评奖,来给读者推荐这一两年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当然,宝珀文学奖聚焦在青年作家身上,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因为青年作家刚刚开始写作,他们的工作成果并不一定能够被公众所认知跟熟悉,我一直觉得文学奖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化,它可以通过文学奖的这种模式让更多年轻写作者走入公众的视野里。


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一个青年文学奖,所有参赛的青年写作者必须是45周岁以下,您对青年作家有什么样的期待?


贾樟柯:45周岁都算青年?那我刚到中年(笑)


所谓年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所能够关注到的社会现实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自己成长过程中有求学的经历,有寻找职业的经历,有我刚刚开始对中国现实家乡的理解,很多开始的阶段。那时候非常新鲜,那时候对应的是我当时的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变革这么快,需要年轻人的眼睛、年轻人的身体、年轻人的写作去把最新的这个世界的情况呈现出来。毋庸置疑,年轻人因为跟他们的年龄、身体结合的非常紧密,所以他们对现实新出现的问题非常敏感敏锐的。另外一方面,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又需要新的文学方法、艺术的方法来呈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比较多的有新的一些文学语言出现。


文学奖:首奖的奖金是30万,您觉得这个奖金或者这个关键词的意义?


贾樟柯:奖金太重要了,我觉得所有不给钱的奖项都是耍流氓。因为写作跟我们拍电影差不多,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它可能占据你所有的时间,一年、两年去完成一部作品,很多人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专心写作,现在如果有比较大的奖金给这些作家,会对他们的写作工作有非常大的支持,要过日子嘛。


文学奖:您做《小武》的时候才二十多岁,《三峡好人》也是三十出头,您觉得您在青年时期创作的时候,最早开始拿起摄像机拍摄的时候,是怎样有这个自信觉得您就是那个创作者?


贾樟柯:在早期的创作里不是自信的原因,我觉得是一种生理性的反映,如果你是一个有非常丰沛的、澎湃的表达欲望的人,面对身边的人跟事的时候,你不吐不快,如果不能通过写作的途径解决到自己的心理问题、情感问题,那是不堪设想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说我如果没拍电影可能是一个江洋大盗(笑),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精神出口,我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寻找精神出口的非常好的方法。


文学奖:您说不做导演会成为一个江洋大盗,有没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写作者?


贾樟柯: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写作者,因为写作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一个日常化的生活方法,比如我们要拍电影的话很工业化,但写作不一样,你有一个电脑,有一张纸你都可以去完成,而且我觉得写作可以伴随每个人的生活方法,哪怕你写日记也是写作的一种。


文学奖:您的青年时期的写作或者创作,对您接下来整个创作历程有哪些借鉴?


贾樟柯:很难讲早期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探索自我的过程,它是我的一个曲线,回过头看我已经拍了13部长篇,包括刚刚完成的《一个村庄的文学》,这13部长篇连接起来就是我的一个经历过程,因为生活每时每刻在变,人也在变,年龄在变,身体的情况在变,对世界的看法在变,周遭的科技,什么东西都在变,你很难讲早期的作品对今天的作品是推动的结果还是积累的结果,我觉得都不是,就是带着新鲜的感觉去面对新鲜的世界。


文学奖:您觉得青年时期的创作对自己来说还是重要的吗?


贾樟柯:我觉得它重要在于,它成为我的职业。重要的是,通过青年时代的创作,它让我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电影人。


文学奖:您刚才提到您的新作《一个村庄的文学》,我们看到您之前跟韩东老师合作,包括这次有余华老师,包括刚刚在山西吕梁做的文学季,我想知道在您年轻的时候去阅读韩东、阅读余华、阅读那些经典作家的时候应该读他们早期作品,您是如何理解他们早期作品,或者他们早期作品当时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贾樟柯:每个作家的作品之于我来说获得的共鸣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一直举路遥的例子,这可能是很多北方文学青年都必读的作品,像《人生》《平凡的世界》。读《人生》的时候是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应该才上初中,那部作品带给我的启发是对社会的反思,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反思能力,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但是通过读《人生》你发现制度好象有点问题,当时获得了这种反思。


比如读沈从文,读沈从文完全是生存环境、情感上的一种共鸣,他的作品都是在湘西,他的所见所闻,他在那个战乱年代、军阀年代所经历的跟我七十年代以来所经历的外部世界虽然不一样,但是内心的动荡是一样的,生活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以也会有这样的共鸣。


再后来包括读到余华的小说,读到苏童的小说,一直到韩东、朱文,可能逐渐的就有同龄人的感觉,对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时代的理解上的共鸣。


文学奖:读者会有一个观点,比如您提到的余华、苏童,他们也不断推出自己的新作,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挂念或者惦记他们在青年时期的写作,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贾樟柯:他们青年时期的写作,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它会赢得一代一代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读者的喜爱,我觉得跟小说里面的一种青年的观点、一种血气方刚的世界观是贴切的,所以它比较容易获得每一代年轻读者的共鸣。相反来说,从文学上来说,也是容易阅读的。像余华的作品,结构越来越复杂,他的文学跟语言上的实验也走的越来越远,他需要相应的阅读经验才能够理解跟体会。


文学奖:接下来一个问题,您刚才谈了一些经典作家,在您这几年的阅读或者后来的一些阅读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个青年作家,4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


贾樟柯:最近几年的作品我比较关注的还是非虚构的写作,包括一些女性作家我觉得蛮感动的,可能也是女性才能获得的一种对于生活的直接经验的细腻的体察,从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到黄灯,特别是黄灯,因为她更年轻一些,她的作品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学奖:不仅仅是写作创作,也可以说影像创作,您觉得两岸三地,台湾、香港、大陆,甚至扩充一点到国外,您觉得这些创作有哪些一样的地方和不一样的地方?


贾樟柯:切实的说,我对当下香港跟台湾的文学更年轻一代的创作不熟悉,读的东西非常少。从电影的角度去看更年轻一代,我觉得反过来说,大陆作品为什么一直吸引我?因为大陆作品本身具有一种背后不管你是很微观的介入到一个家庭,还是更年轻一代人的情感世界、乡村跟城市的关系,在这么多丰富的作品里有一个特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个特质就是能够呈现出一种总体性,能够呈现出某种宏观,这种宏观带有一种历史的角度,带有一种时代发展脉络的观察,他是架构在一个宏观的对人类理解的基础上。港台作品在宏观上差一点。


文学奖:对于您来说,一个青年的创作者最吸引您的地方,您会觉得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特质是什么,您会比较在意的?


贾樟柯:刨除内容之后,我比较喜欢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天性完全开放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能够触摸到或者观察到人性里面比较真实的部分,他需要一定的意志力,需要一定的对人性的理解的宽度,这样的作者是最重要的一个底色。就像写作一样,无论你的文学性多好,你的语言多好,但是对人的理解上你无法深入进入的话,这是最大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有的作者一开始就已经打开自己。所以作为一个作者的宽容度、开放性,对于人性的这种宽容度跟开放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基础。


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从年龄上来说,我比1990年就拍出《妈妈》的张元导演要小七岁,比认为自己是“第七代”导演的陆川大半年。我二十八岁拍出《小武》,从1998年起人们就把我归入“第六代”的行列了。


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比如,一说“第六代”,就说票房差,这反而让我觉得,如果别人愿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


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这个称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天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览,顺便在那里买了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第六代”导演的,当时,张元拍出了《妈妈》,王小帅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吴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娄烨的《周末情人》即将完成。也是从这些电影开始,开始了中国的独立电影运动。


第六代:过去挑战权力


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我至今难忘。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侯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还没有普遍的意识,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个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电影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感受。当时只有国营的16个制片厂,才有财力、有权利去拍电影,其余都被视为“非法”。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


当时,我是21岁的山西青年,读过几本小说,散碎的有一些美术基础,我是“第六代”的追随者,我一直以他们为师。我知道他们在对抗威权,争取自由表达。若干年后,当人们把“第六代”当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不知深浅的堂吉诃德,看做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怪物的时候,我茫然地笑了。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


诗人看事豁达,值得“第六代”学习。但,我还是想说,难道都忘记了吗?


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撕开了铁幕,用怎样的努力在密不通风的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被社会变革抛到边缘的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拍片,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对此冷嘲热讽。


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


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的被公众接受?我们的电影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收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


1997年,经济变革加速,这一年,娄烨开始筹拍《苏州河》,王小帅推出《极度寒冷》,张元在筹备《过年回家》,章明刚刚完成《巫山云雨》,这一年,我开始拍《小武》,我很荣幸我被称为“第六代”。


作为一个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在这不算太长的电影生涯里,我们每个人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以及电影能力方面的弱点。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电影,选择跟现实有关系,选择跟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


现在挑战市场


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


在市场的战斗里,硝烟滚滚,但我们依然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虽然这场运动或许已经终结,但我们各自的电影生涯还会很漫长,就好象新浪潮之后,特吕弗变成了伟大的商业电影导演,拥有广泛的票房,戈达尔变成更加自我的电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间路线。个人的电影得失,不能代表群体。因而也不能再以对群体的否定,来否定个人。这,过时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托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


未来挑战自己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


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遗憾的是,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至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


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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