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正在撕裂这个世界
2019-08-29 07:41

贫富差距,正在撕裂这个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封面:视觉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穷人成为了右翼政党上台的杠杆。


为了博取铁锈地带的工人支持,特朗普承诺将制造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不惜发动贸易战。


奥巴马拍了个《美国工厂》更加直观地反应了美国制造业的现实问题,当然也折射了中国的内在问题。


为了博取亚马逊农民的支持,巴西右翼领袖、网红总统博索纳罗,默许农民纵火焚烧原始森林,以“退林还耕”。


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国际人士纷纷发推特谴责巴西烧毁了“地球之肺”,暴露出穷人争夺生存空间与富人呼吸新鲜空气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铁锈地带的工人,还是巴西原始森林的农民,反应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贫富差距正在撕裂这个世界。


图:美国人均财富的分布情况,来源:桥水基金,智本社


自1980年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最近40年时间,美国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缓慢。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1]


美国并不是个例。如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危险线。


二战后西方世界努力致力于公共福利建设,穷人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如今,为了维持高福利,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已负债累累。


为什么在公共福利建设方面的努力,无法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并不支持政治口号、剥削理论以及“我穷我有理”的逻辑;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规律。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逻辑,穷人赚得少,富人赚得多,都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不能怨天尤人,因为市场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当今世界,货币、劳动力及土地市场,这三大重要的市场都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按照市场的逻辑,论述贫富差距存在前提性缺失。


这三大市场,都存在天然、制度及国家三重障碍,导致要素无法全球自由流通,其结果都是不利于穷人的财富增加。


1. 货币非市场化:富人靠近货币,穷人依靠劳动


货币,是一个无比深奥的经济学问题。


货币,也是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及信用货币时代,国际货币市场逐渐走向自由化。


如今,国际外汇市场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交易,资本管制被打破,国际资本在西方国家自由流通。


但是,货币依然是一个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政府或货币当局,始终垄断着国家货币发行权。这就决定了货币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货币资源的配置受到人为的干预。


当货币超发时,越接近货币发行权的人,越可能获得财富;远离货币发行权的人,财富则缩水。


如此,货币富余者与货币贫乏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货币超发而扩大。这成为了最近四十年富人与穷人拉开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浮动汇率诱发了国际外汇套利空间,投资银行由此兴起。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肆虐了近10年的通胀给打下去了,美元重回强势轨道。


沃尔克卸任后,里根政府加快了金融混业及自由化改革,打造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美国从产业资本逐渐走向了金融资本之路——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高赤字、高负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体系从金本位转向信用本位,美联储发行美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无需刚性兑付黄金,可透支国家信用超发货币。


借着强势美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浪潮,美国金融持续繁荣,房地产、股票、信托、债券、基金、期货迎来了史诗级的大牛市。


里根大循环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经济结构失衡的增长。


受特里芬难题的制约,美国在强美元的推动下,金融异常繁荣,而制造业则日渐衰落,这造成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高级人才,与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美国这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增长。


图:1980年~2018年美国GDP增长率及M2增长率,智本社


1946年~2006年,M2年均增速6.5%,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比实际GDP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1980年~2018年,大部分年份M2增速都高于GDP增速。


货币总量,大幅度覆盖了经济总量。这轮经济增长,存在不少货币泡沫。


在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之后,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影响,美联储逐渐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


因此,从1983年开始,美国一直保持低通胀状态。


图:1960年~2018年美国通胀率,智本社


换言之,美国多发的货币没有流向消费领域。


货币流到哪里去了?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图:1980年~2019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智本社


美国金融市场迎来了历史罕见的大牛市,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大幅度攀升。房地产、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从业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


2000年~200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但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3%。


高管和普通工人的报酬之比从1965年的20比1,增长到2000年最高时的400比1。即使是次贷危机期间,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也高达1500万美元,贝尔斯登的CEO凯恩在倒闭前赚取了1100万美元。


这就是“谁接近铸币权谁更富有”的道理。


金融过度繁荣,滋生了一群“食利者”。


过去几十年,美国主权债务、企业债务规模大幅度膨胀,投资银行是债务市场的主要得利者。


投资银行将债券、房屋抵押合同等打包做出金融衍生品获利。


跨国公司则拿着大把美元在全球从事资金贩卖工作,将美元转手贩卖给新兴国家的投资者。


另外,大批中产阶级背负着房贷为银行打工,大批低收入者缴纳昂贵的房租为房东打工。


这是一条金融套利链。


表面上看,信贷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金融机构与借贷者互利共赢。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货币的供给端并不是自由市场。


货币的供给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给金融机构发放廉价货币,金融机构转手贩卖即可获利。


美联储虽然无法控制市场利率,但可以通过调整市场基金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很大程度上影响利率走势。


从1980年代开始,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越来越低。受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支配,收益率持续走低,杠杆率持续走高,每次加息的力度都小于降息的力度。


图:1971年~2019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来源:兴业证券


受到白宫及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美联储有时无法坚守发币纪律,开启宽松闸门,释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和金融繁荣。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任由资本市场借贷。


但是,这时市场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逆向选择,减少信贷发放。


不过,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的方式,直接购买了几万亿美债,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到债券市场上,刺激股市快速反弹。


美联储还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为花旗、高盛等金融巨头提供贷款,助长了“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换言之,金融巨头及富豪无需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彻底买单,没有完全受到市场的惩罚,而中产、穷人该破产还是得破产。


即使危机爆发,富人可分摊风险,而穷人和中产则很难规避。


富人的资金大部分配置在全球的房地产及股票、信托等金融资产上;而穷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中产的资产基本配置在房子里。


富人有条件规避外汇风险,而普通人只能将财富寄托于本币命运。


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富人更能够规避风险,而穷人、中产面临失业,收入全无,背负房贷的中产还可能失去房子。


房子,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债务。


所以,释放越多的货币,越有利于金融及房地产资产膨胀,越有利于富人的财富增值;穷人的财富反而缩水。远离资本市场的制造业工人以及设计师、律师、创业者、小企业主,都是货币潮水的受害者。


表面上看,货币超发没有引发物价上涨,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极大地抬高了穷人的住房成本,以及中产阶级的贷款成本。


同时,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穷人无法参与获利,工资增长又缓慢,如此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所以,超发的货币,是富人的甜甜圈,中产的苦咖啡,穷人的鱼骨头[2]


货币超发,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


只有坚守货币中性,货币当局依据货币纪律及科学原则,执行货币政策,该紧缩时紧缩,该宽松时宽松,避免货币超发,才能降低社会的裂痕。


不过,当前最完善的央行制度,也很难做到。


或许,让货币掌控在人手上,是上帝最大的失误。


2. 劳动非市场化:资本全球配置,劳动囿于本土


很多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工厂》中工会的难缠,庆幸国内有一批任劳任怨的工人。但其实工会是矫正劳动力市场失灵的重要组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能否找到工作,拿多少工资,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


高管、高级技术人才,往往是劳动力市场的稀缺人才,容易获得高薪。即使是普通工人,在用工荒时,也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


但是,劳动市场终归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


工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劳动者。


人,本质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人拥有多重属性,除了劳动者,还是社会人、家庭成员以及自我个体。


劳动力的价格机制容易失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预测,工资上涨,人们会增加人口生育。


但现实中,劳动力价格上涨,人们不一定会因此多生孩子。西方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高,但是生育率却极低。


原因是,人们并不会将孩子或个人界定为劳动者,根据劳动力的价格来决定生育。生育,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


事实上,劳动的供给,并不是人口数量,而是劳动产出能力。


二战后,人们将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口素质,作为劳动供给的主流方向。人们会根据职业收入高低学习相应的专业,培养相应的技能。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学习知识及技能,也不完全服务于劳动市场,不完全受价格支配。


一个孩子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倾注了父母的心血。今日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对孩子20年的成长生涯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依然是一个问号。或许,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孩子的天赋及偶然因素,有时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劳动力的供给,受到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生育习俗、气候环境、避孕技术、城市化进程、医疗卫生条件、劳工法律、国籍户籍限制等影响。


比如,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大力鼓励生育,在八九十年又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这就人为地制造了一股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洪流——年轻人多、老人小孩少。同时,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也极大地制造了劳动力供给。


这股洪流形成了制造业的人口红利——工资低、产品价格低。


又如,医疗及避孕技术落后时代,人口数量并不由人为控制,更不受市场支配。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类的情欲常数,以及不确定的婴儿死亡率。


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时,人口出生率上升,劳动供给增加;但人口无序出生,常常将社会推入人多地少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在古代,劳动力供给,完全由人类的原始情欲及丛林法则决定。只有在医疗及避孕技术发达的今天,人口生育才摆脱情欲束缚,逐渐遵循市场法则,但并不充分。


所以,雇主在劳资谈判中居于优势地位。


雇主是按照市场原则行事,而劳动者往往受到众多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如果工资太高,雇主可以解雇工人,甚至关闭企业,但是工人因生存问题却不敢随意放弃工作。


当人口大规模生育,或大规模迁移到城市,或不重视劳动保护,劳动工资会被压得很低,劳动者很难通过努力来提高收益。


19世纪欧洲,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政府奉行自由主义思想,不注重劳工保护,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工资收入低,加班时间长。


反过来,资本具有密集性,劳动则是分散,资方与劳方是一对多的关系,雇主拥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议价能力。


比如,一家公司可以雇佣1万人,但是一个工人只能给一家公司打工。雇主面对1万工人,可以设定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在劳资谈判中占据优势。


若与资本的灵活性比较起来,劳动者就显得更加弱势。


资本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的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配置。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资方可以将资本、半成品、原材料、设备在全球自由流通,配置效率高、效益高[3]


比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


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极高。


图:1980年~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智本社


受特里芬难题制约,美元强势无法与制造业出口强势并存。美国缔造了强势美元,出口制造业定然受到打击。这是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下降及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了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伯克希尔-哈撒韦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这样的结果是欧美国家的资本获取的利润很大,而美国制造业工人收入提高慢,新兴国家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收入很低——全球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导致价格失灵,劳动者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所以,斯拉法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


怎么办呢?


斯拉法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政府干预,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工保护。


事实上,世界主要国家都制定了劳工保护法,对工人的人权、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履约、法定假期、工时、禁止童工、妇女劳动者保护、劳动环境等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政府干预,尤其是法治干预,促进劳动市场自由配置,本质上是降低市场的外部性,促进庇古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均等化。


资方不可以随意排污,随意丢弃机器设备,会造成环境污染。这就是外部性。


同样,资方也不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会增加贫困、社会不稳定等外部成本。


所以,政府必须出台法律,约束劳资双方履约,对合法雇佣、解雇、违约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


经济学家科斯并不认可庇古和斯拉法的政府之手。他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时,只要明确产权,市场交易即可实现帕累托最优。


但是,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极高,密集的资本对松散的劳动构成降维打击。经济学家布坎南就提出,当一对多发生交易时,交易成本极高。资方与劳方就是这种情况,劳动者居于被动地位。


这时,工会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劳动者联合形成工会,与资方谈判,以平衡劳资双方的对等地位,降低交易费用。


工会,是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促进劳资双方有效博弈的一种重要组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反对工会组织,他们认为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等一致行动,是一种价格联盟行为,破坏了市场竞争。


在美国反垄断法推行初期,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垄断组织。1894年普尔曼罢工拒绝运输邮件,司法部以“限制贸易罪”将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起诉到最高法院,结果法官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有罪。


1890年~1897年,最早的13个被认定为违反《谢尔曼法》的案件中,有12个是针对劳工组织的。


不过,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克莱顿法》纠正了这一错误。该法特别规定了工会组织可以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约束。


工会与资方博弈,有利于市场修正,促进资源充分配置。


看了《美国工厂》的人感觉,美国的企业被强大的工会搞死了。如果企业被工会拖死了,工人也得失业。


我们不需要站在任何一方,因为这就是市场博弈的常态。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美国工会,而是劳动力无法在全球充分流通和配置。


如果中国的工人可以到美国工厂工作,可以增加美国工人的供给,降低劳方及工会的议价能力。如此,中国工人的供给减少,可以降低中国资方的议价能力。


另外,全球各国共同致力于劳动保护极为重要。低尊严、低人权、劳动保护薄弱的国家,更易吸引全球资本投资。如此会导致全球劳方的议价能力下降,拉低全球工人的收入水平。


3. 土地非市场化:城市房产增值,农村土地贬值


土地及房产,是当今世界的核心资产。


在很多国家及城市,房产,已成为贫富分水岭。有产者希望房子上涨,无产者希望房价下跌。二者矛盾不可小觑。


有无能力买房,表面上看是市场行为,其实非完全市场行为。房价的涨跌,由三大非常重要的因素决定——人口、货币及土地政策。


这三大因素,都不是完全市场因素。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人口,受国家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国籍制度及人口流动政策影响。当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时,城市化加速,房地产需求增加,房价快速上涨。


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房子的价值,不仅等于居住价值、投资价值,还包括城市门票的价值。


争夺城市门票,是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上涨的内在动因[4]


货币供给,掌控在央行货币当局手中。过去十年,美国、英国、澳洲、中国香港及内地的房价大幅度上涨,都与货币大规模发行直接相关。


土地政策,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对房价的影响或许更为根本。


美国在建国初期,战争债务堆积如山,联邦财政陷入困境。美国国会在1785 年和1787 年,先后出台了《关于西部土地测量和出售法令》和《西北法令》,目的是出售公共土地,“用于偿还债务或者履行偿债业务”。


这就是美国土地财政的开端。


后来,美国从法国手上以白菜价买下了路易斯安那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加上西部扩张吞并了大量土地。


联邦政府获取大量领土支配权,并通过拍卖土地获得巨额出让金。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


最终,美国通过出售土地还清了债务。


但是,美国这轮疯狂的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最终引发了“1837年美国大恐慌”。


“1832年仅有5900万美元,到1836年已经疯涨到了14亿美元——仅仅4年的时间竟然大幅上涨了23倍……大量的流动性是由那些新开的银行创造出来的……这些钱并没有投资到新兴产业,其中大部分都流进房地产业用于投机。[5]


1837年底,全美所有银行都停止了金币兑付,股票市场大跌,全美90%工厂停工和大量工人失业。


在大恐慌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控制着大量的土地,相当于土地供给被政府垄断。这极大地阻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联邦政府拍卖土地,大量金融及地产投机者购买大片土地,炒高地价、房价,制造了严重的金融泡沫。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第二年正当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时,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这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的土地制度从国有化转向私有化。


在土地私有制中,土地被大大小小的私人持有,不利于大地产商集中炒卖土地,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充分配置。


如今,美国土地以私人所有为主,居民住宅用地供给充足。


2017年,美国60%的土地为私人所有,38%为政府所有,2%为印第安人保留地,人均私有土地达3万平。全国居住用地共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比重达6.2%,人均居住用地面积高达1728平。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实现套户比超1.1、住房自有率超60%,至今保持在1.15和64%左右;60%的住房为拥有3个甚至更多卧室的大户型,拥挤程度很低;62%的住房为独立式单户住房,新建单户住房平均建筑面积近250平,人均近100平[6]


土地私有化,分散了土地供给,促进土地自由交易,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和房屋自给率。这就是美国在高房价下,依然存有大量的别墅、大房子居住的重要原因。


当然,美国房价还受到货币泡沫的冲击。德国是土地私有化制度极为成功的国家。


这个国家抑制金融泡沫,鼓励土地私有者自建房或联合建房,打击土地集中及房地产炒卖。德国的房价一直非常平稳,价格相对低,居住矛盾小。


从美国、德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土地国有化制度下的高房价,导致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尖锐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中国,城市土地可流转与农村土地不可流转。城市的农民与农村的农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农民,这是由城乡土地双轨制决定的。


城市农民,可以出售土地获利,坐享城市化红利,坐等地价、房价大幅度上涨。但是,农村土地不可以流转,房屋无法对外销售,农村农民最核心的资产无法流动,无法变现。


比如,用30万在农村建房,用60万在县城买房,这两个决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农村房产无法流转、变现,升值空间被抑制;县城房产可抵押贷款、可出售变现,用于做生意。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随着农业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民可以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获利,从而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


但是,城乡土地双轨制度反而加剧了财富失衡。农村土地无法变现,土地边际递减,农民只有进城打工这条路才能获得收益,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房价高企,城市房子增值,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任志强直言:“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金,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


从国际市场来看,受国土、领土限制,土地资源难以在全球流转,加剧了农民的贫困。正如亚马逊的农民,无法到其它国家打工,也无法将耕地出售变现,只能火烧更多雨林,种植更多粮食糊口。


总之,市场资源配置越充分,越有利于创富。富人驾驭资本在全球畅通无阻,资源配置高效;而普通人的财富增长,受制于三大非充分竞争市场——法定货币、劳动及土地


法定货币、国际限制、国土制约,正在阻碍全球化资源配置,扩大贫富差距。


这充分体现当今世界国家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愈深,愈不利于穷人。这也是当今很多人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过度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实际上,恰恰相反,不充分的市场化才是问题所在。


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反而充分市场化。


以制度重构市场化、全球化治理模式,才是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贫富差距:美国经济背后的“幽灵”,张鹏,西泽研究院,编译自桥水公司的报告《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e Two Economies: 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

[2]马尔萨斯陷阱3.0|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清和,智本社

[3]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商务印书馆

[4]房子,无奈的代际选择,昂贵的城市门票,清和,智本社

[5]逃不开的经济周期,拉斯·特维德,中信出版社

[6]美国房地产60年大牛市、次贷危机及背后的深层次住房制度,任泽平,泽平宏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封面:视觉中国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hezuo@huxiu.com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在虎嗅APP

赞赏
关闭赞赏 开启赞赏

支持一下   修改

确定
赞赏文章的用户赞赏文章的用户赞赏文章的用户3人赞赏

读了这篇文章的人还读了...

回顶部
收藏
评论
点赞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