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四大发明的古代中国,为什么还是落后挨打了
2019-09-02 16:41

坐拥四大发明的古代中国,为什么还是落后挨打了

Photo by emarts emarts on Unsplash,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维舟


日前,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关于中国古代发明的一些私下言论变成了公众事件。他在师生群里说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由于随后他被学生举报后受处罚。



人们的关注焦点大多落在师生关系上,不过正如《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让“四大发明”争议回归学术》所提议的,此事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四大发明”究竟为何重要?算不算创新?


“四大发明”的由来


“四大发明”当然是重要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也的确领先于世界。


维基百科的词条“历史性发明时间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的人类有史以来共133项重大发明中,中国拥有30项(印度仅有1项),但它们全都出现在15世纪之前,占世界总共78项的38%,远超同期任何可比的地域。也就是说,中国的科技创新是近五六百年才落后的,在此之前至少表现不错。


在中国的所有古代发明中,“四大发明”当然是最耀眼的,然而问题在于,发明是一回事,是不是技术上长期领先又是另一回事。


例如火药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现存最早的火器也出现于中国(西夏晚期),但元代就已经发现,西域火炮威力更大,明代更发现东来的欧洲枪炮远比国产的犀利。至于印刷术,虽然发明权确定无疑还是在中国而非韩国,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活字印刷在发明出来之后,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西欧那样得到广泛应用,不断升级改良,相反,直到晚清输入西方现代印刷技术之前,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都是雕版印刷。


鸦片战争中的清兵装备


至于要说这些发明算不算“实质上的创新”,这也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创新”的概念其实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传统社会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实质上的创新”,那只能说是社会过程的产物。


这其中的许多细节,在以往的教育中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个中原因,则正如科技史学者江晓原所说的,“1950年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很孤立,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就要求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教科书往往突出宣示中国古代发明的辉煌成就,但对学术性争议则略过不提,因而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提法一方面家喻户晓,另一方面又成了不可动摇的信条,很少有人更进一步去问问为什么——因为那既不受鼓励,也是不容置疑的,甚至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需要分析讨论的余地。



小时候听老师讲到“四大发明”的时候,我心底里一个难以平息的疑问是:这看起来不都是平平无奇的普通事物嘛,为什么也能成为“四大发明”?当然,后来读书多了,自然知道了它们看似平常,却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些深远的影响并不是对中国社会而言的。


所谓“四大发明”的提法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当然,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提法是“三大发明”。


现在文献中能追溯到的最早记载出自一位意大利外交家和学者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1470-1555),他在自己所著的《关于发明》(De inventoribus rerum,1499)一书中率先提出,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三大发明是造成近代欧洲与古代(希腊和罗马)之间社会差异的关键因素。


这一思想后来被让·费纳尔(Jean Fernel,1497-1558)加以阐发,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一再重复此说,随后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表述,他强调,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这三项古代并不知道但其起源依然模糊不清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项在文学上、第二项用于战争、第三项涉及航海;由此带来了进一步的大量变化,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种宗教,没有一个显赫人物,曾经对人类事业施加了比这些机械的发明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对中国人而言,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1861-1863)中的一段话:“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当时的欧洲人隐约知道(但并不总是明言)这些发明来自中国,到后来证据越来越多(尤其是传教士震惊地发现中国的印刷术比古腾堡的发明更早),他们才将之归于中国。晚清时来华的英国汉学家麦都思(1796-1857)就明确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马克思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三大发明”都源自中国,但它们之所以被看得那么重要,其实却只能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思想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


这尤其与17-18世纪爆发的著名辩论“古今之争”息息相关,当时西欧各国知识分子激烈争辩,在科学、艺术以及整体文明上,当代人取得的进步是否已经超越了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当时,现代人对古人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点,其中在今天最为流行的一个论点是:人类的知识一直在进步,我们所写、所做的任何东西都优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所作所为。


对这些深信变革与进步的人们来说,三大发明是推动“现代”社会有别于“古代”的最关键动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相比起来,“四大发明”的提法虽然只是多了一个造纸术,但其内在意味却迥然不同。不仅造纸术的发明权最具争议(主要是对“纸”的定义本身就有争议),而且造纸术在推动欧洲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那么重大的革命性作用——当然,如果没有造纸术,印刷术也很难诞生,不过就推动历史变革而言,更重要的毕竟是印刷术。


最早在“三大发明”之外添加上造纸术这一项的,是晚清时来华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他在比较中日文明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在他的论述中,着重的与其说是这些发明对欧洲历史变革所起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最突出成就——相比起来,早期的论述者甚至不知道、不在意或根本没提及它们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可以说,中国人后来讲到“四大发明”时,都大体沿用并强化了艾约瑟的这一思路。


重要的并不是发明本身


所有发明的重要性,大体都是由其催生的社会变革来加以衡量的,因此要说一项发明是否重要、有多重要,势必要在具体前提下讨论:它是对哪个社会的哪个历史阶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此外,还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价其影响。虽然西方学者普遍承认印刷术和火药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推动力,但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1819-1900)却认为这是“当今时代两大邪恶的东西”,“我有点认为可恶的印刷术是所有恶果的根源——它让人们习惯于拥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从一个艺术的视角出发,认为正是印刷术带来了机械复制时代,这摧毁了他心目中的“艺术”。


约翰·罗斯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主要的艺术评论家之一


发明权是一回事,但衡量一项发明有多重要,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且不同社会完全可能有相去甚远的评价。


经济学者董洁林近年就多次主张,陶瓷、驯化水稻、丝绸和造纸术才应该是“四大发明”,而她提出的标准是基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理由是“这些发明让人类祖祖辈辈繁衍增长,过得更舒适,活得美丽动人,并引导人类进入现代信息时代”。


但一如既往地,对于“什么发明更重要”的争论,还是得在“它对谁、如何重要”的具体前提下讨论,否则就成了无休止的空泛争论。


这样看来,就能理解为什么“四大发明”虽然都产生于中国,但却被中国人自己长期忽视了。因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在评出“三大发明”时,本来就着眼于对欧洲近代社会是否优于古代社会这一点,只是后来发现它们碰巧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这些发明对中国社会却并没有产生像欧洲这样的历史性变革。


对此,鲁迅在杂文《电的利弊》中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嘲讽:“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传统时代的中国确实并不怎么重视这“四大发明”,更没有这样的提法。


英国汉学家魏根深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指出,在中国,“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发明起源的说明,也没有对其社会或历史影响的分析。在《天工开物》(1637)这本近代之前最全面的中国技术参考书中,宋应星用单独一章记载了造纸术,但是根本没有提到印刷术。在关于武器的章节中,他对火药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但是在舟车的一章中只是稍稍涉及罗盘。……他们并没有兴趣探索他们所描述事物的基本理论及社会经济背景与影响。”


某种程度上,“四大发明”有点像大熊猫:虽然是中国的事物,但长期以来中国人却熟视无睹,并没有太当回事,直到近代的西方人发现了其突出意义,我们才察觉自己家中有宝而不自知。


这也不是因为中国人愚蠢,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技术创新的影响和意义,都只能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到认识。


就像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中所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发现煤炭,而是发现了如何使用煤炭。甚至可以更为一般性地说,其实质是发现了如何使用一种新能源。”同样地,如果要衡量这些发明有多重要,那么关键不是发明权本身(它只是说明了发明一方的技术水平),而是普遍应用这些发明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贫穷的终结》中文版


“四大发明”中除了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造纸术的发明者(现在一般认为他只是改良了技术)蔡伦,我们都不清楚发明者是谁。这就像文字,全世界现有文字,只有韩文字母明确知道创制者。也就是说,古代社会中,一项发明与其说是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进化”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和技术生态的产物,深深嵌入在其中,而这既催生了技术,又限制了它。


这听起来可能显得有点抽象,这么说吧:火药、指南针的发明,最初均与道教有关,催生它们的社会需求就与炼丹、堪舆这样的功用有关,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也会制约它往其它方面功能的扩散;印刷术最初发明出来也是出于宗教目的,特别是大批量地复制佛经,它对中国社会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但汉字的特性和文化取向,又使得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长期占据着优势。


任何一项发明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植根于多重技术条件和积累,像造纸术如果没有纺织技术作为铺垫,是不可能突然出现这样的技术突破的。


古腾堡改进活字印刷,也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机器在欧洲早已有之,只不过原先是用来压榨橄榄和葡萄,但当制造这类机器的金属加工技术转而被用以铸造金属活字时,就在无意中催生了一场革命。


发明常常是无意中带来的副产品,发明的目的和日后的应用有时差别极大(像最早雕版印刷的佛经是为了埋入经幢内驱邪而非流通、阅读),正因这样的变革带有偶然性,所以必须有一个宽广的技术基础,这样才能在不断尝试中取得突破。


古腾堡,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机,标志着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首次应用。


中国古代为什么能催生那么多发明?这恐怕未必是因为中国人特别聪明,倒不如说是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在所有古代文明中,中国是最明显的平民社会。这样一个相对扁平化的社会,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有机会显露,也特别能研发出那种低成本、适合平民使用的技术;但与此同时,它又格外注重实用性,因而应用技能远比科学理论发达。


直到今天,国内的职业培训也很少注重理论和战略思维,而更多放在技能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能脱离技术层面去做研究的,大多是社会的怪人或异类,或有着玄奥的世界观——例如中国古代的很多科技发明都要归功于道教文化,但这样的社会缺乏一个阶层联系实用技术和理论。


仅有创造发明是不够的,这就像一棵新的植物,就算发了芽,但如果没有适宜生长的土壤,它也无法茁壮成长。中国在11世纪就发明了缫丝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尝试机械化纺织生产,但却远没有像英国的珍妮机、骡机那样引发工业革命。“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命运也大抵如此,正如欧阳泰在《从丹药到枪炮》中发现的,火药在中国社会的构造中带来的影响远不像欧洲那样,它既没有带来军事革命,甚至直到晚清都没有取代冷兵器。


《从丹药到枪炮》中文版


简单地说,一项发明出现之后,它能在社会中起到什么作用、发挥出多大威力、催生多深远的变革,取决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技术大规模应用扩散的社会条件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虽然也曾独立发明轮子,但直到欧洲人入侵之前,一直只是当玩具,却从未用作载重用的车轮;日心说其实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斯在公元前3世纪就提出了,欧洲人早已将他遗忘,阿拉伯学者虽然知道,却也没获得灵感,而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却引发了欧洲社会的一场思想革命。


因此,研究中国工业发展的学者顾琳(Linda Grove)正确地指出,技术转移其实远比一般人想像的复杂,“机器的发明和改进是与特定的社会组织模式相适应的,当它被移植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在技术能够‘本土化’并产生经济效益前,社会条件的调适以及相应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一项发明、一种事物在外面比在本土得到更好的推广应用、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根本不足为奇。


我们现在说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的发明,但得到最广泛运用是在西欧;咖啡最早是埃塞俄比亚、也门的饮料,但现代咖啡文化的流行也是在欧洲。中国历史上这类事也很多:法家最初兴盛于三晋,但在秦国才找到最适宜的土壤,在商鞅变法后严格推行,最终统一中国;乒乓球本来起源于英国,东传后却成了中国的国球。


如果要反思“四大发明”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深远的社会变革,那就应当去理解中国社会条件的症结:为什么在发明出来之后,本地却没能成为它最适宜的土壤?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盛传的所谓“新四大发明”(高铁、无线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倒是和欧洲人当年列出“三大发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没有一项是本地发明的,而之所以认为这些是重大发明,是因为它们在本地大规模推广应用之后,确实取得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甚至竟然比起其原产地还要成功。


尽管由于“新四大发明”的发明权都不属于中国,很多人对此不无耻笑,但我倒是觉得,这在另一个层面印证了中国的成功:这个国度终于不再需要仅仅为了古代的几项发明创造而自豪,如今它更值得自豪的应该是——它可以为最新的科技创新提供最适宜的土壤,并允诺最快地带来更深远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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