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说出一句“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有多难?
2019-09-16 15:32

同理心:说出一句“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有多难?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头图来自:东方IC


写文章写多了会生出一种乏力的感觉,我会忍不住问自己,写了有什么用?


表象问题层出不穷,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文法好的可以激起一时义愤,但仅仅止于此了,也许同快感的消退一样快。


让所有追求与追求享乐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同。


今天我们再一起做一次努力吧,这是我进入2019年以来一直萦绕不去的关切,一个老词——同理心。


你一定不陌生,但我保证今天讲的东西不一样,希望我们这一拳,不再是拳中棉花,而是正中我们外强中干的内心。


同理心欠缺的时代


“当代人缺乏同理心”似乎是一个共通的感受,甚至有数据言之凿凿的分析,2009年的人普遍比高达75%的1979年代的人缺乏同理心。到底什么是“同理心”,很多人往下会说到“换位思考”。


但我有另一个感觉,说起“换位思考”,其实没有人比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更懂得换位思考,什么复杂的心理机制都无法骗过我们。之前在看理想发的关于“豆瓣鹅组”的文章,被转回豆瓣鹅组,组员们慧眼如炬,很多人直接拆穿“我看这就是个公众号来做营销的,咱们别帮他带流量”。


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有极强的洞察力,不管是对软文的洞察,对“渣男”“渣女”的洞察,对一切人阴暗动机的洞察,不管他们是想炫耀,想振振有词,但暗藏阴谋。


仔细想想,绝大多数火爆的公众号文章,不都是对这种种“阴谋”的揭穿,和对此等“丑恶人性”的分析么?小到个体心理,大到社会大势,我们都能说,“虽然他们说的是……实际上他们想要的是……”。


拥有此等能力,我们绝对不欠缺“换位思考”。要我说,我们换位思考得太多了,简直掘地三尺,谁的心思能逃过众人的审查。


合作的物种


在社会生物学的视野中,这样的“换位思考”不仅必然,而且是人类最大的美德。


人类有诸多进化,包括面部肌肉增多下颚骨缩进致使我们可以作出复杂表情,包括眼白增多可以判断目光方向等。在生物学家的眼中,这一切构成了道德的起源和一切道德情感的起源。


人类宛如一个个初生的天使,他们生发出一套理解他人心意的能力,随后展开广泛的合作,成为冠绝全球的物种。我对这套说法一直不以为然,就像在上一个部分里说的,“换位思考”不光可以理解他人,同样可以导致猜忌和污蔑。


我所认识的“社恐”和拒绝亲密关系甚至拒绝大多数人际关系的人,在内心里都是反思和推演人类心意的大师,任何人际行为,都被轻松的洞察和解释为一种人与人必然败坏或必然互相倾轧的机制,自然没什么可留恋的。


不仅如此,对此之关爱,还会成为对彼之仇恨,在2016年轰动全国的“江歌案”中,对江歌遭遇的同情,成为对同屋女生的猛烈仇恨和抨击。对她动机的猜测,心意的推敲同样在网上甚嚣尘上。


还不仅如此,在很多事件中,“换位思考”同样可以导致不仅对加害者的仇恨,而是对所有人的仇恨——刘强东事件中,先是对刘强东作为互联网巨子,以权势侵犯女性的仇恨,随后在被京东精心剪辑的视频发布后,女生丢失“完美受害人”身份,再次被网民推敲其敲诈的动机,成为“都不是好东西”的下场。


看上去,我们具有天使般理解他人心意的能力,在实际的世界中,并未因为理解他人而带来合作和青睐,理解他人同样可以带来仇恨和远离。


心疼与憎恨


任何有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事件,小到明星出轨,大到人命丧失,网络上是关心受害者多,还是关注对加害者的讨伐多呢?


答案不言而喻,互联网就是个巨大的“讨伐机器”


黑镜《杀人蜂》的剧集正是讽刺这样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并不对受害者投入同情,而仅仅希望从对加害者的口诛笔伐中获得快感。



在温情的同情和快意的辱骂中,当然选择后者。


这绝对不是过度担忧,什么叫做“人在家中坐,瓜从天上来”,绝大多数的“瓜”的背后,难道不都有一个受害者的存在么?因此每天巴巴地盼望着新瓜出现,和盼望着新的受害者出现,有何区别?


这是一种巨大的平庸性情,即从对他人的羞辱中获得自己的合理性。但每人盼红了眼睛盼着羞辱机会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盼着侵害的出现,盼着受害者的出现。这将带给我们何种文化?


这还没完,在《城市的代价,外卖与996》的文章中,我也说到我们在城市中互为倾轧者的关系。与上文同样的逻辑,在我们面对嘲笑甲方,攻击贪婪老板内容时兴奋地点赞转发。而在生活中面对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小哥的时候,同样肆意的攻击辱骂。在“理解”和“换位思考”上,我们显然是双重标准的。


所以,我看我们并不缺乏理解他人的能力,只是这些心机都花在了洞察他人如何糟糕之上。


这不是个人人仅仅关注自己的时代,我们其实睁大眼睛窥视着身边的,用心感受着他们的动机和心意,只是我们都在期待着坏事情的发生。


 “如果是我,恐怕也会做一样的决定”


例外是存在的,在过去几年,最典型的是“于欢刺死辱母者案”。对于于欢,人们确实投入了真实的“同理心”。在这种时候,许多人的表述是:如果是我,恐怕也会做一样的决定。


别小看这句话,当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时候起作用的已经不是“换位思考”,也不是理解于欢的心意,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同理心了。


“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这句话隐藏多种含义。


首先,“恐怕”这不是个正确的决定,这是个坏事;其次,行动者却面临着必然的情绪,这个情绪让这个“不正确”的决定,成为了必然的决定。这可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在法律中,这种“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恰恰就是法理中例外的“人情”要素。例如“激情杀人”这个谋杀类别的存在,恰恰就是法律中的“同理心”。


其实对于真正道理在握的人,我们从不说“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例如哪位善人在灾害时慷慨解囊大捐特捐,那当然是正确的事情,不用“恐怕”,我们会说“这是该做的”。相反,“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这种事,往往是不该做的。


不过最吊诡的在于,道理在握,那该做的事,临到我们自己,往往却是不做。那不该做,但“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会去做的。


这就是同理心的作用了。对于这个时代,可能我们抱怨错了,这不是个人人自私,仅仅关心自己的社会。


这其实是个“人人都明白道理,知道什么该爱,什么该恨,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正因为此,那些该做的事情,我们却从来不会去做”的社会。


 同理心与同情心


该做的事情,我们确实不做。“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才是真正“必然性”的来源。


从这里,我们可以去理解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区别,在英文中他们的区别更明显,是empathy和sympathy。sympathy的词源是希腊词汇εμπάθεια,意思是生理性的激情和吸引,而empathy的词源是希腊词汇συμπάθεια,意思是共同承受,当然这个共同承受是应然的。


尼采说过一些令人费解的话,像他在《重估一切价值》里所说的,“过劳、好奇和同情——我们现代的恶习。”在《城市的代价》中,我谈到了过劳,在前三篇关于电影的文章中,我谈到了好奇(新东西),今天谈谈同情。


同情其实是一种很轻浮的“美德”,我们从这句话开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和“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不同,对于这样的“可怜之人”,我们肯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我们同情他们,但也深知他们的可怜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可鄙可恨,而我们比那个层次高多了。


这种同情,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应该”,这样的人“应该同情”,不管是下层阶级,难民,还是任何网络事件中的受害者。


我们往往遗憾几句,然后品评他自己的错误和可恨之处,随后再积极的投身于对于加害者的火热批判中,好像借由这种批判,我们已经完成了“同情”的义务,并从中获得了“同情的快乐”。


它的轻浮之处在于,应然的同情,更像是一种道德律令,应该同情穷人,应该同情弱者,应该同情受害者,但我们从来未感受到这种紧迫,难道不是他们懒,他们弱,他们也有坏心眼但是运气不佳没有完成么?


这种情况下,批判加害者才对我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血腥味,透过羞辱可以把某些人踩在脚下的快感。


“应该同情”,被我们替代为“应该批判”,从而投身其中。这甚至在逻辑上是等价的,中东的战争难民应该同情,他们的处境是美国人造成的,因此批判美国人和同情难民,难道不是一回事么?况且难民也有他们的恶习和自因,我多批判批判美国人,岂不是更公正的做法?


尼采真正警觉的,就是这种“应该的律令”和它转化的危险,尼采洞察到人们对应该之物的本能抗拒,和将其转化为扭曲冲动的潜能。他说“盲目迁就欲望,不管它们是慷慨和同情的,还是敌意的,此乃大患之因。”


这也是我要说的,放下“应该”的“同情心”,拥抱“实际”的“同理心”。


说明与理解


不过这对今时今日“讲道理”的人,是个认识论上的挑战。


“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本身没啥道理,代表“我承认”,承认我也屈从于某种情感和冲动,会做出一样的事。


但反过来,“应该的同情”,“应该对同情对象清醒的蔑视”,“应该对加害者羞辱”却有一大堆的道理,变成知乎的回答,统计的数据,自媒体炮制的文章。


我们太习惯“有道理”这回事了,为了“有道理”,甚至已经习惯了歪曲事实和轻信谣言。


同理心,也被当作一种道理之争。想想在很多亲密关系中,一方抱怨另一方“讲太多道理”,而这方往往将微信聊天记录晒在网上,供大家品评批判,“现在的人真不讲理”。


同理心对现代人是个巨大的挑战,挑战之处在于敢于承认某种“偏见”的正当性。


个体就是因为偏见而产生了同理心,并因此认为“恐怕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任由掌握道理的人如何批判,也能坚持此种感受,并真正的关怀。



这要求有同理心的人首先抵制“道理之争”的诱惑,明白同理心导向的是行动,而非在网上争出个道理的高下,道理的高下,永远属于“应该”的领域。


那些言之凿凿的“应该”,永远不做,或是快速转化为“憎恨的应该”,“虚无的应该”,“侮辱的应该”,将肯定会在道理之争中大获全胜。


这让我们可以发现“说明”和“理解”的差异,像是亲密关系中的一方说“你根本不理解我”,另一方即开始说“我怎么不理解你?”随后“说明”出一大堆的道理,还准确地实现了“换位思考”,也许还颇为切中要害的分析出对方的心理动机,但这不是“理解”——理解导向的是行动。


我愿意多说一句,这是生活与数学的区别。如果是一道数学题,老师问你是否真的“理解”,你若能一五一十的“说明”清楚,这就代表你真的理解了。


但如果是生活,即便你做出堂而皇之的“说明”又引经据典,你可能分析得“正确”,但确实没有理解。当你说出“恐怕我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因而据此真正做些什么改变的时候,你就真的“理解”了。


远离“正确”,靠近生活


生活是由“恐怕我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构成的,而非由“应该”与“正确”的事情构成。


反正也从来没有人想做过“应该”与“正确”的事。扒开“应该”和“正确”下面满是放弃的念头和羞辱的欲望。


这是我一直在说的,生活不太是“对不对”,“该不该”,而往往更是“真不真”的问题。道理、同情、精神分析、逻辑、换位思考、揣摩动机,得出大把正确答案,然后用力批判羞辱,这与“真生活”相隔千里。而偏见、激情、个人之见、意志、做些什么的冲动,才是真正的生活。


而同理心,恰恰是对后者的敏感,而真心实意拥抱后者中的真相,那比社会生物学,比科学定律,和网上争论中的应该和道理,要真上千万倍。敢于将自己的合理性和行动建立在“个人之见”上,这怕才是一种真正的信心吧。


其实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结尾,话到此处,我已经无法进一步给出指引,给“应该”如何去做,说什么都有点苍白。


不过就在这一片模糊的纠缠之中,我想到斯皮尔伯格的一部电影《人工智能》,面对其中小男孩“大卫”的一切抉择和冲动,愿你也能说出“如果是我,恐怕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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