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谭山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说文解字》曰：“家，居也。”
传统上，中国人对家庭的念想是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家之所在，即是归宿。不过，在过去70年间，关于家庭的概念、结构、格局均已被改造、迭代、更新。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缔造了新型的、工具性更强的人际关系，中国人也正在拥抱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生活空间。
中国人家在流动中建构了新的日常。一方面，家的功能性和情感联结弱化，自由度提升。“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工作”已内化为年轻人的底层思维。
另一方面，在更纷繁复杂的责任和风险面前，回归家庭成了新趋势——“没有谁愿意做空巢青年或者空巢老人。”（段红）人类学者阎云翔则将之总结为“新家庭主义”。
“中国人家”系列之一。2004年开始，摄影师休斯特花费6年时间走访中国20多个省份，拍摄2500多个家庭，将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并结集出版影集《中国人家》 。/Robert Van Der Hilst
家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在大时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生活，都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就是中国人家的日常。
“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故事，有无限的可能。我只能用很小很小的细节，来讲述它。”（刘香成）
70年里，普通人家的每一处细微变化凝成了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而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和个人史则汇集成了国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历史。中国人家的可能即是中国的可能。
尊重每个人对家庭形式自由选择的权利，才是对家庭成员最大的尊重；期待社会承担家族或家庭的部分功能，才可能在未来演化出更好的家庭形态。
简而言之，此心安处是吾乡。
1981年，广州，某户人家乔迁新居后拍摄合照。这户人家的两个儿子在香港做工，贴补家用。/IC
1948年12月28日，法国摄影师布列松拿到了编号为“京外字第671号”、允许他在中国采访和拍摄的记者证。
在这张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情报司签发的记者证上，布列松的名字被写成“卡白兰荪”，并注明“壹月内有效”。此时的布列松刚到北平，即将开始他长达10个月的中国之行。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
一位艺术家如此描述布列松与1949年的相遇。在这个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年份，布列松用他惯用的徕卡35毫米相机，记录了政权更替之时的中国：
在北平，国民党征召的新兵正在列队，而一位看上去不知所措的老人尝试在队伍中寻找自己的儿子；
在南京，第一批入城的解放军士兵席地而坐，对面是好奇地围观他们的南京市民；
在上海，市民们举行了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
1954年，布列松将这份珍贵的影像档案结集出版，书名为“One China to the Other”，即“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意味深长。
1950年，《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开始跟拍农民叶根土一家，当时叶家住在嘉兴。1959年，叶家搬回原籍台州市黄岩区凉棚岭村，一家人喜吃团圆饭。/徐永辉
1958年，也就是“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的年代，布列松应邀再次来到中国。
和之前那次中国之行一样，他不仅记录历史图景，也记录中国人的日常：
他注意到北京街头竖立着天津公私合营大众化橡胶厂生产的54-4型双钱牌帆布鞋的巨幅广告牌；
在北京至沈阳的列车上，他发现餐车所供应的餐食价格在5角至1元2角之间，多数旅客并没有选择在餐车进餐，而是趁停车间隙在站台匆忙吃点东西；
他还拍下了人们第一次见到电视机的那一幕，画面最左侧那个人只拍下了小半边身子，但他指向电视机的那只手分外显眼——这就是布列松最擅长捕捉的“决定性瞬间”。
而他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
“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故事，有无限的可能。我只能用很小很小的细节，来讲述它。”
这句话来自华裔摄影师刘香成。刘香成的照片以擅长捕捉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著称，在一次采访中，他解释道：
“不管用文字还是图片，去描述这么复杂的整体‘中国’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力不从心，就好像徒手去抓一条鱼。所以要表述这么大的一个故事，还是要回到最小的细节。”
《血缘-大家庭：全家福1号》，布面油画，150cm×180cm，1994年。/由张晓刚工作室提供
正是这些很小很小的细节——
可能来自像布列松、马克·吕布这样的大师拍摄的照片；
可能来自普通人拍摄的家庭照（比如法国摄影师苏文收集整理的《北京银矿》）；
可能来自文学、影视作品及各种出版物（比如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可能来自艺术作品（比如艺术家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等等，构成了这70年来的中国故事。
01 “家，是中国人心中唯一的城堡”
2019年3月，秭归县屈原镇山顶，村民准备把小孩背下山到村里去做免费体检。/李风
荷兰摄影师罗伯特·凡德·休斯特（Robert Van Der Hilst）感知中国的方式，是进入中国人的家庭。
1990年，休斯特得到了一个在上海的拍摄工作，这也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他很快爱上了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
“上海是一个能靠步行去感受的城市，道路旁的绿树在春夏季郁郁葱葱，老派上海人穿着睡衣与邻居们坐在树下喝茶闲聊。”
此后，他多次回到上海，在大街小巷闲逛，拍下所见到的一切。让他吃惊的是，尽管他在不断地拍人拍景，但没人干涉他。
有一天晚上，他随意地拍摄了正在唱卡拉OK的一家人。第二天，这家人把他请到家里，做了一桌大餐接待他。
随着他在上海定居，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意识到，“家”在中国和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家，是中国人心中唯一的城堡”，因此，要真正了解中国人，就必须进入他们的家。
2004年，时年60岁的休斯特开始了他的拍摄项目。项目持续了6年。在6年间，休斯特一共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份的2500多个家庭。
起初，拍摄中最大的障碍是他不会说汉语，只能通过翻译和被拍摄者交流；拍得多了，他有了心得：“用眼神、用情感、用我的感受来交流。”
2009年1月，黑龙江海林双峰林场。为了保持原貌，雪乡已不让过度开发。黄绪枫一家在这里经营家庭旅馆和一些雪上游玩项目，年收入2万多元。/黄庆军
休斯特在拍摄时只会用到相机和三脚架，连灯光都不打。在按下快门之前，他会耐心地进行观察和测量，了解房子里的陈设、装饰及主人生活的痕迹。
接着就是等待，等待正确的光线和适当的情绪，直到那时他才会按下快门。
“我被摄入镜头的中国家庭体现的强烈好奇心、极大的热忱和友善所感动。每次在他们家里，我还会感受到他们的决心、勇气和意志力。看来他们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就是前进。”
2010年，《中国人家》（Chinese Interiors）出版，休斯特对中国家庭的关注暂告一个段落。
为《中国人家》写序的是作家余华，他在序言里引述了休斯特的话，并表示自己在休斯特的作品里看到了“从内心出发，抵达表情的尊严”。
休斯特的照片中，余华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张：墙上贴着一幅人物目光坚定的肖像画，作为背景的桌子上摆着四个闹钟。
余华想借此提醒人们，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还有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只是从一个闹钟到四个闹钟的进步”。
02 “人人都在生活，都在追求着一份东西”
白俊生是长住广州的美国人，他家有10个孩子。图为2014年7月9日，孩子们在父亲的吉他伴奏下玩跑火车游戏。/王景春
王安忆是公认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代表作家之一。她对都市的书写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她在小说《考工记》中所说，“生活又有了兴味”的时候。
王安忆在1981年发表的《庸常之辈》，主角是回城知青何芬，她本分平实，有一份全无浪漫气息的爱情。
然而，“人人都在生活，都在追求着一份东西”，即使庸常如何芬，也有非做成不可的事，那就是全力以赴把自己的婚事办好。
正如学者张旭东所分析的，王安忆的小说有一种超出阶级和社会盛衰变迁的特性：世俗日常生活的精致与繁杂瓦解和抵消了历史的震荡和它的“宏大叙事”。
“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刺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王安忆《“文革”轶事》）
大理凤羽市集。集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街子，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商品交易场地，也是食材的重要来源地之一。/禤灿雄
发表于1995年的《长恨歌》，则是王安忆日常生活书写的巅峰之作。
《长恨歌》主角王琦瑶的人生始于1946年当选为“上海小姐”第三名，之后，她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1957年的冬天，1965年的夏天”、“1976年的历史巨变”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
不过，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只是小说的背景，王安忆着力描绘的，是王琦瑶如何在平安里过她的平凡但不失精致的小日子。
王琦瑶是上海女性的代表。
“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长恨歌》）
“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
在谈及《长恨歌》时，王安忆回应自己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人，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中描绘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03 我们的70年，即是我们的中国故事
2011年12月，浙江南浔古镇。沈嘉允一家住的房子是祖传的，四代人已经居住了100多年。沈老认为，他最重要的家当是房子。/黄庆军
回望这70年，对它进行全面盘点是一种方式，从某一个特定节点或角度切入也是一种方式——
比如自己出生的年份，以及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什么人说了什么金句；又比如，研究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叫“国庆”“建国”，也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你肯定认识很多个“国庆”：歌手蔡国庆、孙国庆，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顺便说一句，“李国庆”重名率实在是太高了，因为媒体人李国庆提早一步在微博上进行了实名认证，当当创始人李国庆只能在自己名字前加上公司名称）等。
“建国”也为数不少。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央视财经频道策划了一个名为《我是建国，我叫国庆》的系列报道。
根据央视财经频道从全国身份证号码查询中心拿到的数据，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一共有98万人叫建国，有42万人叫国庆；
叫“建国”“国庆”的人，以60年代居多，其中“建国”有29万人，“国庆”有9万多人。有趣的是，这些叫“建国”“国庆”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10月1日出生的。
有了这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字，他们的人生就此与“建国”“国庆”这样的国家大事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连接。
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千千万万人的个人史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历史。
我们的70年，即是我们的中国故事。
2015年1月，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小桑村青山寨，杜锋一家。寨子里的房子多搭建在山沟大小不一的石头上，被称为“石上人家”。/黄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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