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林龙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0期，头图来自东方IC
摘要:
与以往文献重视政府外在创业政策供给不同，本文从微观个人意义构建视角探究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通过质性案例研究发现，青年返乡创业是在传统“家庭伦理”作用下的一种“过日子”的选择，追求家庭和睦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他们共有的回流目标。以创业的形式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是青年回流乡村的表征目的，其真实的意义在于，通过以创业获取货币最大化的策略，进而实现以“家庭本位”为中心的“过好日子”。这启示政府在未来引导和鼓励青年群体回流乡村创业的过程中，不仅要从外在制度上给予切实帮扶，更要将外在制度帮扶与青年行动主体的内隐需求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引导青年群体积极返乡创业，并通过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
关键词:
青年返乡创业；乡村振兴；家庭本位；过日子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突飞猛进，传统乡村正在迅速消失，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致使“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问题严峻。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汇集全社会力量，共同重振衰败乡村。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特别是青年人，而青年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返乡创业。
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引导、支持、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并强调要具体通过“外出青年返乡创业‘燕归巢’工程，力争到2020年，服务10万在外青年返乡就业创业”。
青年群体返乡创业，不仅可以缓解农村人才流失问题，带动地区脱贫致富，同时也可推动更多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现有文献对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制度供给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强化政府在资金、税费、培训、用地等方面的帮扶有助于激励青年返乡创业[1][2][3][4][5]。
这类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出了鼓励青年返乡创业的关键外在制度因素，但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并不仅是一个客观外在激励行为，更是一个基于个人意义构建的主观内在价值行为。深刻剖析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价值逻辑，对于助推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并通过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现有研究盲区，本文基于微观个人意义构建视角，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着重探究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旨在为优化青年返乡创业政策设计和鼓励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原因在于多案例研究更适用于对某种现象进行深度描述和系统探索，建立动态化的因果价值联系，并在反复多维对比的基础上，掌握事件总体的情景脉络。案例研究方法的奠基人RobertK.Yin指出，案例研究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特征，是探索性地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最佳研究方法[6]。Eisenhardt K.M.认为，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多案例研究展示的背景更为全面、过程更为具体、结论也更为准确[7]。
本文在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同时，重点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探究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结果，其中个人主观行为意向对行为结果具有关键决定性作用[8]。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必然会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青年个体自主行为的一种决策结果，具有个人意义构建性。Baxter将个人意义构建理解为个体自我主导的一种“思维习惯”，体现为个体对自身经历的理解、对所做决定赋予的意义、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如何做才是最佳的等[9]。
本文采用的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2017年6月~2018年7月间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联合开展的“全国返乡创业调查”所形成的“案例访谈库”。该“案例访谈库”有近200份针对返乡创业者的一手访谈资料，访谈样本覆盖全国24省85县区。具体访谈资料获取过程为:
首先，课题组将县域年鉴中的县按照是否返乡创业示范县排序，然后将重新排序后的县依次编码，并将排序后县域内户籍人口累加，最后依照课题组设定的抽样公式，获取样本点所在的县区。
其次，由抽中的县区上报下辖各村户籍人口总数，课题组依照村编码顺序排序，将上报户籍人口总数累加，并按照村级整群抽样法，随机起点等距离抽取所要调查村。
再次，抽出村后，根据该村人口数量情况，并按照课题组对“返乡创业者”(曾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半年及以上的乡村人口，且目前正在户籍所在县域范围内创业的劳动力)的操作性概念界定，选派1~3名调研员到该村对照该村户籍花名册逐一筛查出返乡创业者。
最后，调研人员对筛查出的返乡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访谈采用一个循环往复直到信息饱满的研究进程，重点围绕返乡创者回乡创业的缘由展开深描，访谈全程录音，后期统一转化为文字。
考虑到多案例研究对访谈样本要求的质量、数量与代表性，本文最终从全国返乡创业调查“案例访谈库”中整理归纳出12个青年案例作为代表。12位被访者基本信息如下(见表1):
三、返乡创业:作为一种“过日子”的选择
马克斯·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指出，“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10]。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来看，青年返乡创业遵循“过日子”的行动逻辑，而“过日子”的本质是以“家庭本位”为核心的一系列义务行径，突出表现为青年基于乡土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崇尚“家庭伦理”，以追求家庭和睦最大化而非货币收入最大化为深层归因。
1.无处安放的“心”与“身”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乡土中国不仅意味乡村人口占多数，而且意味着人的根基在乡村。当前在急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候鸟式”迁移人群。《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12]。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逐步返乡，第二代青年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外出的主力军。青年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的知识水平、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已与老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他们更渴望在城市打拼，通过“城市梦”改变自身的命运轨迹。
然而，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的情况下，农村外出青年依旧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一方面，他们的身份无法融入城市。随着市场化的加速改革，因户籍制度而引致的地域流动限制已完全消除，但依附在户籍制度背后的隐性福利依旧是区分“市民”和“农民”的重要身份标签。
赵×，高中毕业后就到外面闯荡，先后在郑州、北京、山西三地打工，其中跟随父亲在北京打工时间最长。当问到进城务工的感受时，赵×表示，“我是一个年轻人，也想来北京长见识，但我在这里没有户口，没有房子，也没有朋友，除了我父亲，我对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很陌生”。(案例编码:M+S+1)
除了身份上无法融入城市以外，他们的心理也存在着融入距离。外来青年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由于与城市居民在语言、人际关系、生活价值等方面存在差异，始终是城市居民眼中的“边缘人”。此外，囿于自身文化知识水平，大多数青年农民工只能从事低端体力型工种，在都市现代化的映照下，他们极易产生自卑、消极、不满等情绪，虽然身处城市，但内心没有家的归属感。
林×，男，30岁，到广东打工6年，主要从事电器维修，于2010年返乡创业，在家乡开办电器维修铺。在林×看来，“广东是一个外来打工者集聚的地方，但我们并不属于这里的城市，这里没有家的感觉，打工赚钱、长长见识是我们来这的主要目的，以后会离开这里的”。(案例编码:M+F+7)
2.外出是经历，回乡是意义
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实背景下，农村青年渴望离开传统乡村进入现代城市。但离开传统乡村只是作为一种增长见识、追逐梦想的表征目的，其真实的意义在于通过外出体验获得回乡谋生的后续生存资本。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青年农民工更希望外出，但外出的目的不再像老一代一样仅仅囿于赚钱，而是在赚钱的同时，更关注知识的获取、技能的掌握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强调外出“干中学”的重要性。
李××，初中毕业后到广东拜师学玉器雕刻手艺，在学玉器雕刻手艺的同时，跟随师父走南闯北做翡翠生意。2010年的时候，李××返回家乡，在广东师傅和家人的共同支持下，在老家街面开了间翡翠店铺，主要售卖和田玉。当问到李××返乡创业的核心优势时，他表示“我最大的优势就是通过外出一点一点积累经验，当时在广东跟师傅做翡翠生意的时候没少长本事，所以回乡依旧干这个”。(案例编码:M+H+5)
通过外出“干中学”获得基本生存技能，一部分青年农民工由此顺利融入城市，在实现非农化的同时也真正实现市民化，但绝大多数青年农民工只能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无法扎根城市，更无法实现“举家迁移”。在巨大生计的压迫下，大批青年群体开始主动或被动回流乡村，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回流有别于老一代，不仅是数量意义上的回归，更是质量意义上的回流，通过外出“干中学”积累下丰富的人力资本，进而为乡村的发展注入强劲人力要素。
3.为亲牵绊、为家奋斗
实现货币最大化是青年返乡创业的直接动因，但青年返乡创业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通过“赚钱”最终实现“养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家庭本位”，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思想深耕在每个人的心中。尽管在现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新生代青年群体受到的利益引诱最大，但以“家庭本位”为根基的“过日子”并没有在青年群体中消减。相反，在城乡两端游走的青年更崇尚“家庭伦理”，更希望过安稳的日子。
李×，男，29岁，外出青岛打工多年，主要在商场当管理人员。为了照顾家人和两个女儿，2014年决定返乡创业，2015年正式在村里做门窗装潢生意。当问到为什么选择返乡创业时，李×表示，外出虽然可以赚些钱，但都没有家重要，家里有老人和妻子，自己常年在外不放心他们，而且随着两个女儿的逐渐成长，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全家的大事，不能因为自己外出赚钱而耽误孩子学业，这样的外出是没有意义的。(案例编码:M+S+2)
追求家庭和睦最大化是青年返乡创业的深层动因。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来看，幸福生活是人生的终极目标，青年群体通过外出提升人力资本增量，对生活幸福感有着更强烈的追求，而家庭作为他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影响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先组成家庭，而后组成村落，最后形成城邦，尽管城邦是实现人至善生活的最高社会形式，但家庭却是城邦的基本单位，是人直接面对的第一自然共同体[13]。家庭本位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职责与义务、倡导家庭利益先于个人利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庭荣耀作为个人奋斗的动力和目标，是人们普遍的心理取向。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代表整个家庭的荣辱兴衰，个人与家庭息息相关。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的直接目的是赢取利益，但赢取利益只是手段，深层的真意在于通过获利实现家庭和睦最大化，为亲牵绊、为家奋斗是他们回乡的优先价值考虑。
薛×在沈阳的一家化妆品店当售货员3年，2013年返乡创业，在老家镇上经营一家化妆品店。返乡创业的主要动因是照顾父母。“我当时外出的目的就是赚钱养家，现在父母身体变差了，我就回来照顾他们。”(案例编码:F+L+3)
4.安安稳稳过日子
安稳是一个家庭的重要保障，是传统中国家和万事兴的最终体现。经过城市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群体，虽然已经具备更高的人力资本属性，但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消除的背景下，他们作为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边缘人”，实际上生活在城市文明规则的“真空”之中[14]。尽管在城市中暂时可以获得较高的货币收入，但较高的货币收入弥补不了他们远离家乡、亲人所带来的情感缺失。
王×，男，29岁，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2014年返乡创业，在老家开设便民超市。针对返乡创业的优势，王×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自己在外打工太辛苦，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多少钱。但回到家乡之后，父母乡亲都认识、有熟悉的顾客，在为老乡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得到提升。(案例编号:M+H+8)
当前，随着城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大量新生代青年已开始主动或被动回流乡村。据农业农村部统计，目前各类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780万人，他们平均年龄45岁左右，绝大多数属于中青年。
新生代青年回流乡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货币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在获得货币收入的同时，能够在传统血缘、地缘与业缘的乡土社会中和家人一起安稳“过日子”，及时尽孝、陪伴妻儿、享受亲情是他们的价值归依。
为了“过好日子”、实现个人价值，新生代青年更倾向于将外出累积的人力资本应用到非农创业领域，而非复制父辈的谋生方式继续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更进一步地讲，已脱离农业生产的新生代青年，在传统“家庭伦理”的约束下，通过自主创业的形式寻求货币最大化，但追寻货币最大化只是创业的表征目的，真实的内隐逻辑在于通过创业货币收入最大化，实现以“家庭本位”为中心的“过好日子”。
陈×高中毕业后当过两年义务兵，2011年在广州当快递员，2013年返乡创业，主要在老家经营旅游农庄。在陈×看来，自己返乡之所以选择创业的形式，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自己离开家乡多年，已基本没有务农技能;二是自己在外闯荡过，有一定市场敏感度;三是创业利润可观，可以更好满足一家人生活。(案例编码:M+G+9)
四、青年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多重效应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特别是青年人。通过外出务工提升人力资本的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主力军。他们在回流乡村创业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推动城市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聚集，同时也可产生带动一方的“乘数效益”，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以创业带动就业，助推地区脱贫致富
青年以创业的形式带动就业，不仅活跃了地区经济，同时也促进了地区脱贫致富，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重要途径。改革开发以来，伴随着青年劳动力的不断外出，劳动力回流潮亦此起彼伏，他们在回流的过程中将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信息要素带回家乡，在实现“回流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创业一人，致富一方”的乘法效应。
青年利用外出“干中学”获得的知识技能，敏锐地捕捉乡村创新创业发展新契机，在解决自身就业、个人富裕、家庭和睦最大化问题的同时，间接产生一大批相关产业就业机会，为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民脱贫致富提供新途径。
林××，男，28岁，初中毕业后先后到桂林、重庆、广西三地打工。由于外面打工太过艰辛且随着家乡的发展越来越好，2017年林××抓住市场商机，在家乡创办腊火腿工厂，开始自主创业。工厂带动当地就业人数5人，每人每月可拿工资1500元~3000元。由于工厂效益较好，林××决定在2019年继续雇佣人手、扩大规模。“创业不仅让我自己赚了钱，也解决了家乡的就业问题，这是好事。”(案例编码:M+G+10)
青年在回流乡村的过程中，积极发掘本土资源优势，通过创业示范引领、雇佣失业人员、市场商机开发等方式，激发与带动更多剩余劳动力就业创业，不仅盘活了农业农村闲置资源，同时也为农村的脱贫致富及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创造了条件。
2.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加速乡村产业振兴
青年返乡创业，大多数是从事现代服务性的第三产业。有调查显示，现阶段青年返乡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27.12%、22.78%、50.09%[15]。第三产业是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机载体，以第三产业为重要载体的青年返乡创业，是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青年以创业的形式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形成乡村产业集聚效益。在乡村产业集聚效益影响下，创业要素在乡村迅速集聚，创业资源从城市不断回流农村，乡村“产业集聚群”因此更容易在乡村出现，而“产业集聚群”的出现对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助推作用。
于××，男，27岁，外出务工多年，2016年返乡创业，和哥哥在家乡一起创办制冷工厂。于××表示，“我们这个村以前年轻人都以外出打工为生，但随着最近几年村里做制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制冷产业村，现在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制冷，在整个河北地区都很有名气，因为有利润也能陪伴家人，曾经外出打工的人回来的也越来越多，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来的”。(案例编码:M+G+11)
3.传播现代文明理念，带动乡风文明改善
青年返乡创业，不仅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也为乡风文明的改善提供条件。在城市现代文明熏陶下的青年，已经具备基本的文明素养。在城市法制规则的约束下，他们更具有现代思维理念，更注重自身对他人的影响。在回流乡村创业的实践过程中，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将城市先进的规则、文明的理念、优秀的文化带回乡村，从而改善乡村陈规陋习，促使乡风文明实现。
陈×，男，30岁，大专毕业后在广东深圳某外资公司上班，2010年返乡创业，承包家乡600亩荒地种植水果。目前帮扶家乡贫困户共计58户，除了每月为他们发放基本工资，贫困户年底还有10%的保底分红。在陈×的示范带动下，村民纷纷向陈×学习，陈×也先后多次被评选为“星级文明户”。“于我本身而言，返乡创业并不是想要挣钱，而是有一种情怀在，我想要帮助家乡，分担一些事情，促进家乡发展。”(案例编码:M+H+4)
青年通过返乡创业带动乡风文明改善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方面，通过外出提升人力资本素养的青年，他们自身的思想、眼界、文化品位都会相继大幅度提升，回到乡村之后，会对传统乡村落后、低俗、陈旧的文化产生强大冲击，有利于优秀、先进、文明的风气在乡村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外出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能、开阔了视野的青年通常以捐款、捐物的方式报效家乡，这种心系家乡的义举容易形成引领示范效应，带动乡风文明不断改善。
4.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是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失，而乡村人口不断流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乡村治理结构的紊乱。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单向度外流，乡村呈现“386199”部队现象，妇女、儿童、老人大量滞留乡村;村干部青黄不接、素质堪忧、年龄断层明显。在此背景下，传统乡村公共事务面临无人参与的困境，乡村治理陷入缺人的挑战。而通过外出务工提升人力资本的青年，恰好可以弥补乡村治理主体缺失的问题，为乡村治理有效注入新鲜人力要素。
江×，男，28岁，初中毕业后到广州、深圳、佛山等地打工。为了照顾家人于2014年返乡创业，在老家开设烟酒批发店铺。由于有外出闯荡经历且自身能力较为突出，2017年8月当选村里团支书一职，主要负责村团支部的日常工作。“现在很多村委班子都缺像我一样的年青人，社会变得太快了，需要跟上脚步，年青人回来有新的想法，敢想敢做敢干，可以带领大伙一起干事情。”(案例编码:M+G+6)
青年通过外出已具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序参与等现代意识，他们在回流乡村的过程中积极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明确村民治理主人翁地位，并广泛激发村民的选举、监督、管理等权利，进而推动基层治理朝着民主化、现代化和法制化方向转变。
5.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生态宜居建设
与传统工商资本下乡高投入、高排放、粗放式发展牟利不同，青年返乡创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门槛低等特征，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多会选择和“新经济、新服务、新模式”有关的绿色行业。有调查显示，54.5%的青年在返乡创业过程中有创新性行为，88.57%的青年通过互联网媒介销售产品[16]。这意味着有知识、有眼界、有技能的青年不会重走粗放式“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他们在具体创业过程中更强调技术创新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更注重绿色创业对经济效益的引领性。
赵×外出合肥市打工多年，2012年返乡创业，在老家开设家具厂。“我返乡后第一次创业是选择养猪，养猪场面积有1000多平方，但由于养猪环境污染大，对村里的空气、水源造成很大影响，再加上养猪容易有疫情，当时亏损了120万，后来我就转向了更绿色的木床加工，之后一直干这个(家具厂)。”(案例编码:M+A+12)
青年群体在回流乡村创业的过程中，更愿意与乡村民俗、人文、地理等传统要素相结合，更注重挖掘传统乡土生态资源，更加强调乡村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多元融合与提升，这对减轻农业污染、发掘农村传统生态资源、推进宜居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深入开展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养，支持青年返乡创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青年投身创业实践的重要政策选项。本文基于微观个人意义构建视角，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发现，在传统“家庭伦理”的作用下，青年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的选择，是一种“过日子”的选择。追求家庭和睦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他们共有的回流目标，相对于老一代熟练的务农技能而言，创业的劳动形式是新生代青年的重要谋生手段和策略。
他们以创业为谋生手段，但并不以创业为根本目的，以创业的形式获得货币收入最大化进而追求家人“过好日子”，构成了他们返乡创业选择逻辑的内在要求。通过外出务工经历提升人力资本的青年，是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关键主力军，他们以创业的形式将发达地区先进的市场观念、规则意识、资金技术带回家乡，对加速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地区脱贫致富、带动乡风文明改善、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及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建设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引导和鼓励青年劳动力回流乡村创新创业，政府不仅要从外在制度上给予帮扶，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外在帮扶要契合青年行动主体的内隐逻辑。要注重家庭对青年返乡创业的深层牵引作用，明确在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家庭和睦最大化对流动青年的安稳意义。在具体帮扶过程中，青年助创政策不应只聚焦短期就业目标的实现，抑或将其视为针对某一创业环节实施的单项帮扶行为，而要在具体助创的过程中主动贴近青年的内隐需求，从微观青年行动主体出发，围绕青年返乡“过好日子”出台系统性、针对性、持久性的创业发展规划，以此引导青年群体积极返乡创业，并通过返乡创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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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林龙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