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9年10月底，美军在叙利亚突袭行动中成功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头目巴格达迪，背后是情报工作的突破，尤其依赖叙利亚库尔德人所提供的情报。同样，几年前美军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行动，也同样归功于精准的情报。
然而，很难想象，就在十几年前，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追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而中央情报局（CIA）竟然实现没能做出任何预判和准备？
原因要从CIA选择特工的标准说起。简而言之，CIA挑选特工的模式是标准的优中选优：名校毕业生、中产家庭、男性为主，而且大多数人都是白人。经过CIA挑选胜出来的这群人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明显的软肋，他们过度同质化了。研究复杂多元的全球问题，分析理解异文化背景的人的言行，不仅需要聪明才智，也需要不同的视角，不能有思维的盲点，不然就可能会出现巨大的误判。
911让美国人意识到，选拔精英需要强调多元视角
基地组织要针对美国发动袭击并不是新鲜事。1999年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发动针对美国的圣战演说，向全世界人转播，但是CIA并不把他视为真正的威胁。更确切地说，CIA认为本·拉登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在他们看来，在阿富汗偏远山区的一个山洞里一大把胡子穿着原始的本·拉登，希望几句话就煽动起对美国的战争，希望在如此落后的地方亮出几条枪就能跟全世界第一的美国叫板，无疑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根本不需要太多理睬。
但是，如果换个视角，如果CIA中有真正了解伊斯兰文化的特工去做分析，结果却可能完全不同：之所以选择在山洞里穿着原始地发表讲话，因为本·拉登在刻意模仿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穆罕默德在一次重要失败之后就退隐山林，在山洞里顿悟，然后有了《古兰经》的流传。从这一视角去看，本·拉登的行为要危险得多。
CIA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虽然它在911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不少蛛丝马迹，却没能把重要的线索串联起来。比如参与911的一名自杀式恐怖分子就曾经因为在美国学习开飞机的时候用大捆的美元现金付款，并且询问很多与驾驶舱安全防范相关的问题而被人举报。又比如，911恐怖袭击的代号是“盛大的婚礼”，当时中东的情报机构已经把这一讯息告知了CIA，仍然没有引起重视。如果CIA中有对极端组织有深入了解的特工，他一定不会忽略这条情报，因为在极端组织的宣传中，自杀式恐怖分子在行动完成之后马上迎来的将是天堂上与美丽的处女的婚礼。
用同一标准精挑细选出来精英的特工，虽然作为个体可能每个人都有突出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CIA作为一个整体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就更强。恰恰相反，因为成员同质化，因为成员中没有多元的视角，在面对全球反恐这样全新的复杂而又未知挑战时，CIA作为重要的情报机构的集体智慧却大失水准。911让美国人意识到，选拔精英需要强调多元视角。
为什么需要多元视角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变得日益复杂，环境新问题也越来越多，无论是气候变暖还是脱贫致富这样的复杂问题，仅靠专业人士都不一定能有效地解决。有越来越多案例证明，与一个同质化的，来自同一个背景或专业的人群相比，一个更多元的人群，由来自不同圈层、不同专业领域或者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的人群，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更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也会越多。
多元团队之所以更有效，一方面是现实问题更加复杂，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依赖简单的线性思维，因为复杂问题没有正确答案，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去剖析问题，才能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当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大可能看到问题的全部，每个人都可能有看问题的盲点，有时候盲点恰恰是因为专业过专而见树不见林，另一些时候盲点却是因为文化和习惯带来了特有的看问题的框架。
盲点常常被人所忽略，这是为什么将有着多元视角的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相对于背景单一的人而言，会变得更有效。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拼凑起更全面的图景；因为他们意见不统一，可能在争辩中更好地查缺补漏；也因为他们中可能有局外人，能够点出当局者迷的痛点。
文化上的差异就不容小觑。在一次试验中，实验者让一群日本人与美国人观看同一段鱼在海中遨游的视频，结果观感完全不同。美国人关注的焦点是鱼，他们可以很清晰地描述出几条鱼的特征；日本人关注的则是整个环境，他们会去描述海水的颜色、海藻、然后还有几条鱼。之所以美国人与日本人的观感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因为美国人的文化更自我，更独立，更关注个体；日本人更强调集体，更关注大环境，关注事情发生的背景。两种不同的文化视角所描述的现象，都对，但都不全面，很难衡量谁对谁错。但是如果将两种描述放在一起的话，可能拼凑出一副更全面的图景，可以查缺补漏。
每个人都可能有盲点，很多时候只有转换语境，才能发现。另一个案例就很说明问题：一名年轻女职员，因为觉得每天通勤坐火车太贵，她选择在上班途中中途下车，最后一段路程骑自行车去办公室，这就意味着她得带着自行车进出火车站。做出这一选择之后，她才“发现”，很多火车站都没有供自行车（当然也包括残疾人用的轮椅）上下进出的坡道。这种观察，在之前没有携带自行车出入火车站的时候，被她完全忽略。
我们看问题都有自己的一套框架，这样的框架可以是文化的背景、专业的训练，阶层的不同、眼界的差异。今年诺奖经济学家的研究就发现，贫穷常常限制了一个人的想象力，也是同样的原因。
中国古代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就是一个受限于思维框架的例子，我们在批评晋惠帝弱智的时候，其实要多些包容，因为他本是身在深宫中，养在妇人手，根本没有劳苦大众的生活经验，要让他站在老百姓的视角换位思考，太难。事实上，类似“何不食肉糜”的例子比比皆是。
1980年代，英国政府要增加地产税，苦了伦敦市内很多依赖养老金度日的老年人，有些老年夫妇需要拿出养老金的四分之一用来交税。英国政府中从牛津剑桥等英国名校毕业的政策制定者们给出的回答竟然是：“他们总可以卖几幅画吧！”贵族和富人家里当然可以典当出一些艺术品补贴家用，可是普通人家里没有收藏！
英国首相布莱尔当政时也闹过类似的笑话。为了整治街头扒窃，他曾经要求增加对小偷的罚金，一旦被抓住，就要他们掏出100英镑的罚单，如果没钱警察需要押送他们去ATM机取钱。布莱尔认为，只要警察严格执法，小偷就会变少。他的建议被普通人诟病，因为小偷身上不可能揣着100英镑那么多钱，大多数小偷也根本没有借记卡。用首相之心胸度小偷之腹，也会出问题。
其实，“何不食肉糜”凸显出来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只熟悉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会在很不经意之间把自己习以为常的选择和态度投射到想要解决的问题上，这样无意识的预设立场，恰恰是为什么一群相似的人解决复杂问题时更低效的原因，因为他们在一起只可能会强化共同的预设立场，而更不容易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情况下，换位思考其实是最难的，因为没有人会站出来挑战这种思维定式。
复杂问题需要发挥集体智慧
面对复杂问题，多元视角也有助于挖掘不同人看到的不同的信息，有助于重要信息在群体内的分享，真正做到集思广益。恰恰因为能掌握更全面的信息，群体的智慧与个体的智慧相比，更聪明。
一个实验发现，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让六个领域不同的预测者和一名经济学专家的预测比较，六个人的集体智慧所做出的预测的平均值，比经济学专家的预测还要更准确。一个人，再优秀，所能掌握的信息依然有限；有着多元视角的一群人，可以带来更多重要的新的信息，让我们对复杂问题的分析更清晰，也更全面。
《乌合之众》一书中就特别强调集体的智慧：如果让一群孩子推测玻璃罐里装了多少颗糖，把他们的预测平均一下，会和真实的数字相差不远。只要大众的预测是独立完成而不是受别人影响的，把他们各自的猜测平均下来就可能产生集体的智慧。是否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在处理复杂多变的问题时，可能性命攸关。
为什么登珠峰的风险那么高？有机构统计，在过去半个世纪登顶珠峰的尝试中，有至少130人牺牲，死亡率高达四分之一。并不是山可怕，而是在登顶珠峰的准备工作中可能出现各种小错误，而珠峰的外部环境变化则是瞬息万变，小错误的累积加上骤然变化的外部环境，在八千米之上的死亡地带就意味着可能引发大事故。
好莱坞影片《绝命海拔》就记录了1996年登顶珠峰出现的一次导致八人丧生的大事故，而这一案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解决复杂多变问题时集体智慧的重要性。
对于那次惨剧，不同的亲历者有不同的记忆，比如当年随队报道的记者就写了一本书《IntoThinAir》（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从自己的视角力图讲述真相。但如果综合幸存者的记录分析一下会发现，这个登山团队相互之间很了解，在危难的时候也能够相互帮助。登山队的总领队为了帮助一名登顶之后体力不支的队员下山，最终两人都死在第四营地之上的希拉里台阶边上；另一名领队虽然提前下山抵达四号营地，却在暴风雪来临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三次走出营帐，把接近十名几乎迷失方向的登山者接回营帐；还有一名登山队员自己已经安全回到营地，在听到广播里说希拉里台阶上有人被困时，仍然勇敢地向上攀登去营救别人，没能回来。这些案例都体现了勇敢与美德，在灾难发生之际，展现出人性最美的一面。但是这种个体的勇敢并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悲剧为什么会发生，首先是团队没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登山队员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并没能质疑权威，分享他们自己观察到的新情况。总领队在登山前的动员会上强调，最后冲顶的路上，他不希望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一切都要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在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语境中，总领队的说法没错，因为八千米之上是无人区，登山队员在这个区域里呆的时间越少越好。总领队是非常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此前曾经成功登顶四次，队员们无不认为听从最权威的指挥没错，况且山上天气瞬息万变，听从专家的经验判断才能保证成功。
但问题是，一个团队在最后冲顶的途中，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观察到的信息也有差异，如果能够更有效地将这些信息分享，团队就可能做出更准确地判断，也可能在总领队犯错的时候及时纠错。
事实上，无论是汇集集体智慧，还是及时纠错，这支登山队都没能做到。
总领队制定的折返点是下午一点，最晚下午两点，可是总领队本人登顶的时间却是下午两点四十，也就是他并没有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时间。他或许因为身体异样而头脑不清醒（在无人区，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他或许太希望帮助自己的客户完成登顶的愿望而甘愿冒险。但是团队里一位年轻向导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却没能及时纠错，带领在两点之前没有登顶的客户安全折返，这是直接导致惨剧发生的错误。
参与登山的队员在途中也观察到了一些异样的情况。一名成功登顶下山的队员在休息点补充氧气的时候，另一名向导告诉他预留的氧气瓶全都是空的。事实上他发现这些氧气瓶只是接口被冻住了，他本人就补充到了氧气。但是他并没有纠正向导的错误。后续下山的人，都以为休息点没有氧气，而错失了补充氧气的机会。
在无人区，氧气就意味着生命！另一名登山者是资深的飞行员，他登顶后看到远处山口有一片乌云，以他的经验，他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雨云，意味着暴风雪马上就要扑过来。如果在飞行途中看到这样的雨云，他会选择立马躲开。但他却没有把这一信息及时告诉其他尚未登顶的队员和向导。或许他以为，在登山问题上，他只是客户，而向导应该更有经验，错失了让这些人提前折返的最后机会。
这一系列的错误叠加起来，加上突然到来的暴风雪，终于导致八人遇难的惨剧发生。
多元带来触类旁通
介绍一个很著名的思维实验。医生发现一个病人身体里有一个肿瘤，需要及时治疗，不然会危及生命。但是医生无法切除肿瘤，只能使用射线放疗。射线剂量要足够大才能杀死肿瘤，但是如果使用如此大剂量的放射线，也会杀死射线经过的其他健康组织。如果要确保病人身体不受影响，射线的剂量就要足够小，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无法杀死肿瘤。医生该怎么做？
很多医生对这个题目束手无策。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将军围困了一座城池。他有足够的士兵可以攻下城池，但是必须同时将所有士兵全都安排到城下才能确保攻城顺利。问题是，城下的道路曲折，很难让大部队展开。将军应该怎么办才能破城？
很多人更容易解答第二个问题：将军可以把自己的军队分解成小分队，每个分队领导都带上表，出发前对表，确定在固定时间一同抵达城下，然后选择各种不同小道出发。
解答完第二个例子之后，也会打开解答第一个问题的思路：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向肿瘤发起放疗，每次剂量都很少，就可以确保肿瘤遭受的放疗总量足够大，而对身体其他健康组织的伤害足够小。
把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观察，不难看出触类旁通的效果：让专家解决业内问题，遇到困难很可能会钻牛角尖，但是如果从其他领域的人解决本质上类似的问题入手，全新的视角就有可能会带来突破。放疗手术和将军攻城在表面上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本质上两者的解决方法都有共通之处，都需要化整为零，又从不同方位同时发动进攻。
美国西北大学做过的一次分类实验也颇能显示到底什么是“触类旁通”。实验中列出一系列现象让学生来分类。大多数人都很容易按照这些现象所属的领域去分类，比如把金融泡沫归类为经济学范畴，北极冰层融化则划分为生态学范畴。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按照这些现象底层结构的相似性去分类，比如把金融泡沫与北极冰层融化划分为一类现象，因为两者都展示出了正反馈循环的结构：在金融泡沫中，炒家因为赌股价会上升而入市，而炒家入市本身又推动了股价的上升；同样在当北极冰层因为全球变暖而融化，冰层反射的太阳光就会减少，海洋吸收更多阳光而变热，又加剧了冰层的融化。
只有一类学生在分类实验中做得比较好，他们来自西北大学独创的横跨至少四个不同门类学科的新学科。因为不断进行跨学科的训练，这些学生中发现跨领域问题中类似性结构的眼光比别人都毒辣。
多元化视角也能带来重要的外部人的思考，也就是所谓旁观者清，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内部人可能为专业的知识所困，日益专业化分工的专业知识就好像一层一层的俄罗斯套娃那样，哪怕你强调要跳出思维的框框，突破第一层套娃，外面还有一层更大一点的套娃。这样的专业知识一方面让你能完成很多任务，另一方面却也增加了你的盲点，让你只用熟悉的方法和工具去解决问题。碰到棘手的问题，专业人士解决不了的问题，外部的思维就很重要了。
再举个例子。邮轮石油泄露产生的环境污染，几十年都没办法解决。石油泄露到海里，形成了好像巧克力一般的固着粘稠物。传统的治污方法是用其他化学的方法来消解这些粘稠物，但效果都不是很好，而且会带来新的化学污染。
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治污工作的外部人却提出了完全不同而且价廉物美的解决方案。这位外部人在水泥工地工作过，水泥从运水泥的车上卸下来，沿着管道向下流淌，在大太阳底下，很快就会凝固。熟练的工人却不着急，他们拥有水泥搅动器这种有效的工具，确保水泥不凝固。这名外部人从供应商那里了解了水泥搅动器的基本原理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治污方案：用类似的搅动器搅动石油泄漏形成的固着粘稠物，让它们变得更容易被清理。这一想法也符合外部人选择新视角的切入点：泄油已经造成了环保灾害，不应该再用化学的方法去处理。相反，可以尝试用物理的方法（搅动）来清除污染，就是跨界思维。
英国人能赢得二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破解了德军的密码，有人甚至认为情报战的胜利至少让盟军胜利提前了一年。而英国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组成的破解密码的团队，不仅有数学家，还选了好几位猜字谜的高手。
要快速准确解答字谜，不仅需要有巨大的词汇量，更重要的是需要钻进对手的脑子里，反向推导设置字谜的人的想法。同样，破译敌人的密码，不仅需要破解编码的数学方法，更需要钻进敌人的脑子里。
英国猜字谜的专家就发现，德军前线的编译官会用自己女朋友的名字来做密码的索引，人心人性，这时候反而是编码中致命的弱点。如果理解不了这一层，仅仅依赖数学上的死磕，难免钻牛角尖。只有数学家组成的译码团队不大可能在破解密码的途中停下来，去思考德军里那些使用密码仪的人到底是谁，会做出什么选择。
英国人之所以胜出，是应为他们意识到，破解密码不只是一个数学问题，还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这就好像CIA去挖掘反恐情报，不只需要搜集到恐怖组织的蛛丝马迹，还需要有理解不同文化的能力一样。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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