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童年:“虫草少年”上学记
2019-11-12 10:59

另一种童年:“虫草少年”上学记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迅大成网(ID:cdqqcom),作者:匡匡,题图来自:东方IC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22日


恩波说


春天里的阿坝县,既漂亮,也危险。


从成都到阿坝县,开车9小时,半路下雪,我多花了一倍时间。


第二天下乡,车被冻住了,打不开门。这种情况,我也是头次遇到,于是向当地人求助。


当地人叫恩波,是位出租车司机。他给了两个解决方案:


方案A,等太阳出来,把冰晒化;方案B,打车,从县城到甲尔多乡,15公里,150元来回。



清晨的阿坝县零下6℃、7℃,路面结冰,牦牛走着都会劈叉,以我的车技,上了这种路,没有不翻的道理。


我选了B,花钱打车,比花钱修车住医院划算。


事后我觉得,其实这价不贵,15公里路,恩波开了一个小时,没坑我。



恩波说,阿坝这地方,生活节奏独特,三个季节在下雪,一个季节在挣钱。


5月~8月,阿坝将迎来短暂暖季。蛰居已久的农牧民们,像候鸟一样,举家迁往隔壁的青海,到海拔更高的地方,之后几个月吃住在山上。5月、6月挖虫草,7月、8月挖贝母(以下统称挖草),9月天冷再回阿坝。


阿坝养活了无数虫草商人,“一斤虫草转手几次,卖回内地,一般的4万,顶级的要10多万。”


恩波说,听起来诱人吧?但,这钱并不好挣。



挣虫草钱,不光靠吃苦,也看运气。


在青海挖虫草,要花一笔不菲的“山头费”,才有入场资格。进去了,挣多挣少,或赔本回家,就看运气了。


“感觉和在云南赌石有点像。”我说。恩波点了点头,说,“我们这里的小孩,七八岁就跟爸妈上山了。”恩波说,“我小时也这样。”


恩波自认为吃不了苦,运气也差,所以选择了开出租。


虫草少年 


甲尔多乡中心校校长泽尔丹说,恩波的话一点不夸张,“除了学前班,我们90%的孩子,都跟父母上山挖过草。”


早些年辍学率高,挖草是主因,“有的孩子去了,就不回来了。”


老师和名贵药材之间的生源争夺战,已持续多年。开学前后,是老师们最忙的时候,“全都去家访,给家长做工作去了。”



甲尔多乡向安村,一夜大雪后,男孩塔尔穷准备出门上学。


我说,你名字不好,发不了财,不如改成塔尔富。他反驳了我,说,藏人的名字,都有吉祥如意的寓意。


“你去挖过草吗?”我问。


塔尔穷拨了拨炉膛的牛粪,腾起幽幽火光,回答我,“去过,两次了。”


塔尔穷,9岁,格向友谊村小二年级学生,挖草的老手。8岁的弟弟尕尔让,去年也跟着他,第一次上了山。



除了尕尔让,塔尔穷还有两个弟弟,6岁的甲央、5岁的旺白,每天在草原上追逐、打滚、撵牦牛。


挖草的季节,两个小弟会被寄养到亲戚家里,他们再大一两岁,也会跟家人一起去青海。


妈妈泽让吉,是这个五口之家的户主。这样的家庭结构,在高原不算少见。


泽让吉没上过学,不会汉语。她对儿子们的学习要求不高,能识字,学点汉语,将来可以和汉人做生意、交朋友就够了。



塔尔穷不喜欢挖草这份工作,到青海要坐7个小时、8个小时车,他晕车。


虫草生长的地方,海拔四五千米,比家乡更高、更冷。住在山上的棚子里,四面漏风,吃不上热饭,睡不好觉,凌晨起,晚上归,弯腰伏地,一天下来,腰都要断了。


塔尔穷说,他喜欢念书,以后长大了,想当一名警察。


这些话,他没给妈妈讲过。他知道,要养活一家人,妈妈更辛苦。


不上学时,他会带着弟弟们,尽量帮妈妈多干点活。



“他学习很不错,适合读书”,“好好读,说不定以后能出去上大学。”家访时,老师们说。


老师轮番说了塔尔穷不少好话,这让泽让吉觉得,儿子们的未来,似乎还有一些更好的选项。


“我想他们长大了,一个当老师,一个当医生。”在泽让吉看来,这都是体面的职业。她给老师承诺,只要儿子好好学,她会把他们供上大学。


她说,挖虫草时,儿子可以留在学校,只在暑假时带他挖贝母。



塔尔穷上学记 


常年生活在平地的人,对“地广人稀”这个词,很难有一个直观的理解。


阿坝县人口约8万,却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广袤地盘(约等于0.7个成都市),大小村庄,如稀疏的星辰散布在雪原上。


在零下十多度的冬天里,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都是危险又漫长的旅程。



前年,塔尔穷到上学年龄了。


泽让吉打算送他到乡中心校念书,但她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从家里走到乡上,翻山绕近路,单程也要走2小时。


另一个办法,先送他念村小。在村小读完二年级,到10岁了,再去中心校住校。


高原孩子的童年很短暂,10岁,就算长大了,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甲尔多乡格向友谊村小,位于格玉村和向安村之间。


学校是一个小院,五间房,幼儿班加一二年级,共四个班。条件比中心校差很多,好在离家近,走路只要十多分钟。


泽让吉记忆里,村小存在至少有20年时间了。那曾是一排破旧的小木屋,校长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喇嘛,不上课时,常提着一个大口袋,在学校周围捡牛粪。



几年前,喇嘛校长退休了,泽让吉再没见过他。


偶尔会有一些陌生人来到这里,他们来自成都或其它地方,给孩子们带来了书本、衣服和文具,为他们翻建了校舍,建起了食堂。



3月末的一天,我和塔尔穷兄弟一起,走进了这所高原村小。



早安,雪原村小 


穿过积雪的草原、结冰的道路,有的步行,有的搭父亲的摩托车…早晨,孩子们陆陆续续出现在村小门口。


最近大雪,路途艰难,每天到校学生数量都不一样,多的时候100来个,少时有80多个。



被高原紫外线刺伤的红色脸蛋、两道摇摇欲坠的鼻涕,长着冻疮的耳朵和手背,这是一个高原孩子的标准画像。



出门前,孩子们喜欢带个饮料瓶,也可能只是个止咳糖浆瓶子,灌了热水,用来暖手和解渴。


这种瓶子的保温时间很短,没到学校,就在路上凉透了。



趁还没上课,我在教室门口拦住几个孩子,和他们聊了会儿天。



东尕姐,10岁,她说,她去青海挖过两次贝母。


“你喜欢挖贝母吗?”我问。


“喜欢。”她说。


老师说,“不用怕,说心里话。”


“不喜欢。”


“不喜欢挖贝母,那你以后喜欢做什么?”


“我想当老师。”



托吉措,9岁,胆子和她的身材一样瘦小,一紧张就说不出话。


和东尕姐一样,托吉措也去过两次青海了。她也不喜欢青海,因为“太远了。”在山上搭棚子住,让她觉得害怕。


我问,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托吉措误解了“理想”的含义。她说,她想要一件冬天穿的棉衣,“山上(青海)太冷了。”



虫草和贝母,生长在4、5千米的高原之上、雪地之下,因为产量稀少而价格昂贵。


少有人知道,这些富裕阶层的滋补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些粗糙的小手,从土里刨出来的。



上课  


上课铃响起,孩子们走进教室。我跟了进去,里面温度并不比外面高。学校断煤一段时间了,“上学期最后两周,我们就没煤烧了。”


窗边的暖炉熄火了,一旁的纸箱里,仅有的一点燃料,废纸、树枝和牛粪,此时也见底了。


教室里,孩子们吸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盖过了老师的讲课声。



老师仁真卓玛把门窗关得严丝合缝,裹紧了衣服和头巾,开始给幼儿大班的孩子上课。


学校原本有4间教室,幼儿大班、小班,一、二年级各一个。前段时间新来两位老师,住不下了,就把其中一间小教室改成了女教师宿舍。


少了一个教室,大小班的孩子只能挤在一起上课。



大班孩子在做听写作业,小班孩子在教室后面的小凳上,手揣在兜里,端正地坐着,盯着前面孩子的后背发呆。



我的出现,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偷偷打量这个外来者。


尽管对我好奇,但没有人说话。礼貌和纪律,是他们在这里学会的第一门课。



仁真卓玛是新来的老师之一。此前5年,她在若尔盖一所条件更好的中心校教书。


和她一起到格向村小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尼美罗周、王秀泽仁。仁真卓玛上课时,哥哥带着弟弟,在宿舍的门口,打望着外面飘雪的天空。



下课,仁真卓玛到水池旁淘米,抽空为两个孩子做饭。


她说,今天这天气,已经算暖和了,“冬天时,气温零下十几度,常把自来水都冻住。”



26岁的旦白,是格向村小六位代课老师之一,教体育和音乐。


他坦白,其实他不会乐器,也看不懂五线谱,但大家都说他唱歌好听,“上课嘛,我就教孩子们唱歌。”


教师办公室,一个十来平的房间,一张帘子,从中间把它隔成两半。


帘子这边,是办公室、教师厨房、广播室和会客厅。另一边,是三位男老师的宿舍。



旦白曾经是村小的学生,“那时学校条件更差,只有几间破房子,也没有围墙、厕所、厨房。”午饭是家里带的糌粑和血肠,天气一冷,就硬得咬不动,把他胃都吃坏了。


“下课,喇嘛校长就带我们去捡牛粪,给大家烧开水、取暖。”


旦白职高毕业回来时,校长已过了退休年龄,但还舍不得走,他怕走了,这里的孩子就没人管了。


旦白说,“我给他说,我就留在这里吧。”



这是卓玛在村小当代课老师的第7年。


2012年,来格向村小报当代课老师时,卓玛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工资一千多元,在阿坝县,那也是很低的水平。


卓玛说,早些年,一到挖草季,大人都走了,孩子就留给了老师,“我们不光是老师,也当爸妈。”



卓玛决定留下来了,“我那时二十来岁,我想,我的路还长,不当老师了,还可以去打工、讨生活,能多带他们几年,就多几年吧。”


7年后,卓玛结了婚,从一个少女变成了母亲。打工、讨生活的念头也淡了,她发现,自己很难再离开了。


卓玛的微信昵称,叫“佛祖的宠儿”。她说,人活着,应该有一颗慈悲的心。



“多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孤儿家庭在高原很常见。”代课老师德旺措,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她的姐姐、姐夫已经不在了,留下5个女儿,和德旺措一家生活。


“在这些孩子眼里,老师就是他们的爸妈。”



我和老师们说话时,东周吉老人驮着一口袋干牛粪,走进学校,卸在厨房旁的煤仓里。



东周吉是格玉村村民,她的孙女东尕姐、达嘎,孙子求让在村小念书。


她听说学校用不上煤,怕孩子和老师吃苦受冻,隔三差五给学校送点燃料来。



围墙 


体育课,旦白带孩子们跑了会儿步、练了列队,解散了队伍。


“以前我们有一个篮球架,可以带他们打篮球,现在篮板烂了,架子倒了,打不成了。”


孩子们自由活动,旦白打量着操场外白茫茫的草原。



白色的雪地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是一只流浪狗。


草原上流浪狗,常在学校周围聚集,天气暖和后,还会越来越多。流浪狗袭击孩子的事件偶有发生,有时在学校,有时在上下学路上。


旦白想修一个围墙,把操场围起来。“那样狗就进不来了。”但修围墙很花钱,现在还不现实。



扎姆吉是流浪狗的受害者之一,她鼻梁上那道浅浅的疤痕,来自一起流浪狗袭击事件——这是她身上最轻微的伤口。



受伤最严重的部位,是她的后脑,头皮连头发被扯掉一块,之后没有再长头发。



“几只狗一起咬她,脑袋、胳膊、腿全咬伤了,我们把她救出来时,她衣服都被血浸透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扎姆吉才回到学校。,“她回来后,性格内向了,胆子也小了,提到狗就害怕。”卓玛说,她一想起这件事就内疚。


“平时孩子们玩耍,老师都会在旁边看着。”她说,“扎姆吉被咬时,正好是中午休息,老师们都在吃饭。”



卓玛说,课间休息,砸石堆是孩子们最常玩的的游戏,在平地垒起一堆石头,站几米开外,比赛谁砸得更准。


扎姆吉就是玩游戏时被袭击的,她抛石块的动作,激怒了旁边的狗群。


(资料图片,摄2015年) 


华尔丹,另一起流浪狗伤人事件的受害者。


“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狗追上时,另外两个小朋友跑掉了,他跑得慢,就被扑翻了。”


“狗一扑上来,先他下颚咬伤了,只差一点就咬到脖子。”



华尔丹挣扎着要跑,狗拖住他的大腿,隔着裤子,撕开了一个口子。



老师们很多次告诫孩子们,不要玩石头,“一是怕引来流浪狗,二是怕他们伤到自己。”


但除了石头和一些体育器材,孩子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玩具了。



一群惊慌失措的孩子,拥着一个男孩跑向老师。


卓玛担心的场景还是出现了,男孩砸伤了鼻子,弯下腰,鼻血滴滴答答流了一地。



卓玛说,“孩子们如果能有一些玩具,就不用玩石头了,小班的孩子上课,也不会那么无聊。”


比赛  


我想起背包里还有一个布偶,几支卡通铅笔,准备送给孩子们。


旦白拦住我悄悄说,不能这样,玩具只有几个,分不均,没拿到的孩子会不开心的。


他组织了一次跑步比赛,把它们作为奖品发放,以示公平。这次比赛,全校孩子都参加了。



获胜者里,我又见到了塔尔穷。


塔尔穷赢了一支卡通铅笔,他很高兴。我说,下次来,可以再给他带点别的。


塔尔穷说,他想要个“抓球”。我没听懂。旦白给我翻译,他的意思是,想要一个足球。



8岁的仁真多杰,希望我下次来时,给他带一个篮球。


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问,篮球可不可以换成飞机?


这一下午,直到我离开前,他找了我很多次,在两个选择间左右动摇,到最后,我也没有记住他到底想要啥。



8岁的择华甲,拿到了大奖,一只长颈鹿布偶。


他成了全校孩子围观的焦点和嫉妒的对象,站在人生的风口浪尖,他紧张得手足无措。


择华甲说,之前,他唯一的玩具是一个气球。他怕弄坏了,没舍得带到学校来。



5岁的泽华罗日,输掉了刚刚的比赛,他显得很伤心。他说,他想要一个小汽车,能上电池的那一种。



5岁的杨秀杰,想要一个公主洋娃娃。


“哪个公主?”我问。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被狗咬过的女孩扎姆吉,她想要一根跳绳。



5岁的和西甲,在同学怂恿下,鼓起胆子来到我面前,他说,他想要一个摩托车,“很小的那种就可以。”



10岁的杰兰木措,想要一个芭比娃娃,跟电视里的一样。如果没有芭比娃娃,就换成兔子玩偶。


孩子们说着自己的心愿,一边认真地看我把它们记在本子上,然后排着队,挨个对我说,“谢谢叔叔。”



午餐  


午饭,只有一个菜,牦牛肉烧卷心白,这属于国家营养午餐计划,免费。


对不少来自困难家庭的孩子来说,学校每天的免费午餐,可能是他们一天中吃得味道最好的一顿。


一个孩子端着饭盆,开心地从我面前路过。



2015年夏天,为了帮甲尔多乡中心校募捐电脑教室,我曾路过格向村小,当时也是午饭时间,我拍了这样一组照片。


那时的格向村小还没食堂,孩子们席地而坐,在地上吃饭。



卓玛说,这些年,在政府的关心,和爱心人士帮助下,村小的条件也在慢慢变好。


“最开始我们连厨房都没有,孩子们中午只能吃冷食”、“后来我们有了炉子,可以烧水,就给孩子们泡方便面吃。”


“再后来,我们有了厨房,他们总算是能吃上热饭了。”



2015年,这组照片在腾讯大成网上出现后,很快有爱心人士找到了学校,给孩子们建起了食堂。


就这样,孩子们有了一个有顶的餐厅、一张干净的餐桌。



食堂一分为二,一半放餐桌,一半当了仓库,堆放着拔河绳、皮球、标枪、毽子和垫子等体育器材。


这些东西一部分来自中心校,一部分是爱心人士捐赠。孩子们年龄小,除了皮球,很多器材还不能玩。



教室办公室,老师们也开始吃午餐,桌子上摆放的,是由面粉(或青稞面)做成的,类似油条的干粮。


这是老师从家里带来的,一次可以吃一个星期。大概是放太久的缘故,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变得很糟糕,韧性十足,难以嚼烂。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我,旦白又煮了一块牦牛肉。



肉短暂地在锅里滚了一圈后,旦白把它捞起来,递给我一把小刀,示意我切着吃。


我切开,里面是鲜红的肉,凝着血水。出于礼貌,我削了一块,嚼不烂,也吞不下去。


旦白说,这是高原吃肉的风格,这样吃,才有肉味。但在亲自尝过后,他也承认了,确实还差点火候。



卓玛说,再过一个多月,一年一度的虫草季又要来了。


这段时间老师们频频家访,“多数家长都说,放暑假前,不带孩子去挖草。”但这并没有减轻她的焦虑。


“我很担心,到时候教室里,还能剩多少孩子。”



“有时我也烦恼,如果我们教得再好一点,家长也能更支持我们一些。”


卓玛是汉语老师,“但我的汉语,也是中学才开始学习的。”她用汉语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听不懂,讲着讲着,又变成藏语教学了。


她非常渴望,我能帮她找一位汉语流利的支教老师,“最好是女老师,女老师宿舍挤一挤,还能再住一位。”



雪中送炭 


下午,草原的积雪化了。学校旁的草地上,牦牛伏下头,啜饮低洼处的融水。



一辆货车开进了村小,从甲尔多乡中心校送出的煤炭到了。


煤不多,大约只有一吨,却是实实在在的雪中送炭,让教室里的暖炉,和孩子们的心情,都燃了起来。


寒冷的季节,终于快过去了。



下午4点半,放学时间,空中又飘起了雪花,天气预报说,晚上还会有大雪。


回家的路还很远,临别前,老师给孩子们检查衣服,围巾,叮嘱路上注意安全,避开流浪狗和汽车。



离家更远的孩子,家长们已经骑着摩托车在校外等候。这辆摩托车的前灯已经不见了,留下了新鲜的撞痕,看来这一路并不平安。


泽尔丹抱住孩子,把他扶上车去。



随着摩托车声远去,格向友谊村小又恢复了安静。



塔尔穷和尕尔让一前一后,走在回家路上。


旁边的小河已经解冻,积雪正在褪去,褐黄色的草原上,只留下零星的白色。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暖,妈妈又该去青海了。不同的是,这次,将是她一个人去。


聊到这个话题,塔尔穷不说话了。我们又走了一阵,他说:


“等我们放假了,就去找她。”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迅大成网(ID:cdqqcom),作者:匡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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