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参赛者的阶级变化
2019-11-17 16:44

马拉松参赛者的阶级变化

本文来自:JSTOR Daily,原标题:The Critique of Pure Marathon界面新闻翻译,翻译者:刘溜


11月3日,总共5万多人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比赛,其中40人赢得奖金。共有2万多名女性选手,并有近4万人从纽约州外赶来参加这场大赛。


而今的马拉松比赛始于1970年代出现的“跑步热潮”,那时典型的参赛者(全都为男性)符合一个如今有些过时的原型形象:坚忍而孤独的工人阶级跑步者。


不过,如今的马拉松比赛已涌现出一个新的跑步人群:休闲跑步者不仅在人数上超过了雄心勃勃的竞赛者,而且他们也更富有,并且可能是女性。


跑步者旧原型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是史密斯,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短篇小说《长跑者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中的主人公。


史密斯因偷窃面包而入狱,在狱中开始跑步。他在炎炎烈日或刺骨的寒冷中跑上几英里,忍受着这孤独却又令人欣慰的暂时解脱。当他展现出长跑运动员的天赋时,少年犯感化院的管理者迫切希望他能代表感化院参加全英格兰赛跑。最后,出于对“院长野心的蔑视”,史密斯故意输掉了比赛,他的这一反英雄行为被一些人视为“基督式”的,被另一些人视为“不知悔改”。


史密斯拒绝利用自己的天赋来成为他所在“阶级”的榜样。在这里,如果说跑步是一种隐喻,那它就是在隐喻艰难人生中与生俱来的苦难。


史密斯代表的是旧原型,而新原型几乎与之相反。跑步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隐喻:它代表了我们对自我提升的普遍渴望和能力。


在《她的马拉松》这部电影中,年轻女子布列塔尼·福格勒(Brittany Forgler)通过马拉松训练学会了爱自己。像布列塔妮这样的人善于自黑,充满怀疑,根本不在意比赛时间或地点。相反,她感兴趣的是往往以外表为导向的自我提升,而跑步促进并逐渐代表了这种自我提升。


同样,在现实生活中的纽约马拉松比赛中,越来越多选手穿着为专业马拉松运动员设计的碳板运动鞋,戴着高端GPS手表,来参加昂贵的公路赛。参赛者也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专业人士,他们寻求个人认可而非赢得比赛。


马拉松参赛人口统计的某些变化(最明显的是,参与耐力运动的女性越来越多,以及设立了颁发专门奖项的轮椅项目)无疑是积极的,比赛规模扩大及其商业化既反映了业余长跑文化的变化,也对这种变化作出了回应。而业余长跑文化对“健康文化”的回应愈发积极,也愈发造就了“健康文化”。


纽约马拉松比赛的一些具体变化是在制度层面上发生的。1970年,弗雷德·勒博(Fred Lebow)创立了马拉松比赛,他是当时55名决赛选手之一。在他担任赛事总监的22年里,马拉松赛事及其主办组织“纽约路跑者”协会从一个主要吸引严肃跑步者的活动和组织,发展成了如今规模更大、市场更广、盈利更多的组织形式。


帕梅拉·库珀(Pamela Cooper)在《体育史杂志》(Journal of Sport History)中解释道:


在1970年代的“马拉松热潮”之前,马拉松选手是竞赛者,他们希望自己(如不能获胜)至少能跻身前十,或争夺年龄组奖项。马拉松赛道通常在四个小时后关闭,之后完成比赛的选手其成绩不会被纪录……新的马拉松选手通常认为这项活动与其说是一场比赛,不如说是一场仪式,其主观奖励是精神上的成就。


有趣的是,勒博自己以4小时12分钟的成绩在55名选手中名列第45位,这一成绩放在今天充其量算中等水平。


不过,库珀声称,不仅仅是马拉松参赛者的时代潮流变了。她强调这项运动也标志着社会的变迁:“当马拉松场地很小的时候,那些严肃的跑步者通常为蓝领男性。”但随着纽约马拉松等赛事开始注重吸引更富有的跑步者的赞助和参与,“新的跑步者来自社会上层,他们关注的是个人健康。” 1983年,“纽约路跑者”协会90%的成员是大学毕业生。


1998年,文森特·塞拉瓦洛(Vincent Serravallo)在《种族,性别与阶级》杂志(Race,Gender&Class)上撰文指出,只有五个职业的从业者人数极多:律师、医师、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当时,参加马拉松的男性人数仍然几乎是女性的两倍。


塞拉瓦洛分析了马拉松训练及比赛的种种昂贵花费:体能训练中达到足够的里程纪录所需的时间,很多跑步者偏爱高密度营养的健康食品,还有很多人会购买装备(包括如今已显得可笑而过时的“lyrca裤子”)。


塞拉瓦洛的分析包括1990年代后期的价格(仅纽约马拉松的报名费已从1998年的70美元涨到2019年的255美元,涨幅是通胀幅度的2.5倍)。如前所述,如今看到跑步者手戴顶级GPS手表、脚穿最初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轻型碳板鞋参赛已颇为普遍。这种鞋的零售价通常为250美元。

1979年纽约马拉松比赛的选手


塞拉瓦洛的论点是,阶级的限制与正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如对某些行为进行奖励,行为者就会倾向于重复这些行为——译注)解释了为何富有的马拉松参赛者所占比例过大。


比如,她指出高收入者更有可能“享受到更洁净、更安全、更舒适的跑步的好处,而这是拜高收入带来的居住环境所赐”。他们身居更高职位,工作时间更为灵活(比如在午餐时间跑步,或在关键性的长时间训练后提前回家),他们收入丰厚,可以购买他认为对适当培训必不可少的物品和服务(服装、鞋子、预约理疗师做预防保健,或去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而且他们有着不一样的阶级文化。


塞拉瓦洛指的是职业生活内部及外部的阶级文化,但二者无疑存在着明显的重叠。一个和那些休闲跑步者或马拉松训练者一起工作的人,也更有可能在个人生活中遇到其他跑步者,并为跑步者提供支持。阶级文化这一概念不仅体现在工人阶级跑步者原型的瓦解中,并且体现在作为个人提升隐喻的马拉松叙事中,库珀将该叙事归功于勒博的领导。


库珀在《纽约路跑者》(New York Road Runners)这部传记中称勒博为“这场跑步革命中不大被看好的领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马拉松作为个人进步的隐喻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二战后,勒博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纽约,开始与NYRR(纽约路跑者协会)一起跑步,当时NYRR还只是一个由其会员管理的临时跑步俱乐部。在他的领导下,纽约市马拉松比赛开始给职业运动员发放奖金,女性选手开始参加比赛。勒博的遗产既是包容性的,也是行业发展的方向。


尽管越来越多女性参与耐力运动,但纽约市马拉松参赛者仍有半数以上是男性。塞拉瓦洛将这种持续的差异归因于性别社会化,尤其是与女性在工作之外承担的工作量以及在社会工作和幼儿园教学等领域中女性比例过高有关,而这些领域缺乏支持马拉松训练的文化。塞拉瓦洛指出,学者(主要是男性)在马拉松训练方面享有高水平的专业及后勤支持,而小学教师(主要是女性)则全都缺乏。


1999年的纽约马拉松赛


尽管如此,在勒博任职期间,纽约市马拉松赛中女性选手的比例呈指数级增长。毫无疑问,这多半应归因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等更广泛的变化,但库珀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女子跑步赛事可能首次展现了马拉松获利的可能性。”


纽约路跑者协会举办了第一届女子马拉松比赛(全长10公里,在中央公园举行,至今仍在举办),这出自一家公关公司的创意。


首届女子马拉松比赛推出了以富有的跑步者为目标的赞助和营销模式,马拉松赛事最终采用了这种模式。1978年,马拉松发行了赛事T恤,它既能鼓舞人心,又可作为吹嘘的资本,当然也为赞助商做了广告。虽然印有多个公司徽标的比赛T恤现在已很常见,但当年这件白绿色T恤左袖上的Perrier(巴黎水)徽标却是开创性的。


1978年,尼尔·阿姆杜尔(Neil Amdur)为《奔跑者》杂志撰文,“将新的马拉松参赛者与可能的企业赞助联系起来,”称二者“将长跑的意象从个人奋斗转变为整个城市共享欢乐”。


随着马拉松规模扩大,知名度增长,一度杂乱无章、由志愿者管理的纽约路跑者协会变得越来越公司化,开始为勒博和越来越多的员工支付薪水。纽约路跑者协会当然仍要依靠志愿者的帮助(仅马拉松比赛志愿者就高达1.2万人),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志愿者因其服务可以获得一定好处,该协会承诺,会员们只要参加过9场纽约路跑者比赛并提供过一次志愿者服务,就可以获得次年马拉松比赛的入场券。跟参赛者一样,志愿者可得到特殊的T恤。


史密斯这个有着长跑天赋的少年犯,为了反抗感化院而有意输掉比赛。很难想像他会穿上碳板运动鞋,戴上高科技手表,或是有一排志愿者向他递去装着水的纸杯。史密斯这类跑步者意在唤起关注(不一定是罪犯,而是孤独、痛苦、瘦弱、意志坚定,当然还有男性),与围绕“遗愿清单”式赛跑(如纽约马拉松)的健康文化格格不入。


2013年11月3日,波兰之春瓶装水(Poland Spring)赞助了当年的纽约马拉松赛学者约翰·拜亚斯(John Byars)在《艾伦·西利托的长跑者的成长》一文中指出,史密斯决定放弃比赛是对原型英雄式的成长说不,而是转向更复杂、也许更英雄主义式的旅程,这需要对“死亡与生命相互依存”达到深刻理解。与通过马拉松训练获得自我提升那乐观天真的寓意相比,这是一个更黑暗、更可怕的寓意。


库珀也指出:“将跑步与健康、健身和女权主义等价值观结合起来,从而使马拉松运动对社会上层人士颇具吸引力。”可以说,纽约马拉松诞生后那几年里所发生的,似乎是当今庞大的健康文化的先驱,也是自我提升即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一理念的先驱。


长跑的孤独甚至单调乏味令它适合个人神话。


多年来,随着跑步运动的普及,它已经从单调、廉价且简单易行的运动发展为日益受到公关公司和广告业塑造的运动——正是由于这种运动如此普遍又如此简单。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跑过至少一英里。


但即使参加长跑的女性越来越多,也很难对其他的变化视而不见。随着长跑的商业化,这项运动中固有的黑暗似已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更怡人、因而更有利可图的寓意。马拉松获利越来越丰厚,在大众想象中它所象征的意义也变了,变得更适合大众消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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