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国泰君安证券研究（ID：gtjaresearch），题图来自：东方IC
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首次将中国称作为“世界的工厂”。
在之十几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路上，这一称呼如影随形。
直到有一天，人们悄然发现，中国的产业也开始外迁了。
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业开始，到部分重工业和高污染行业，再到消费电子产业链……一时间，中国的制造业可能步入“空心化”阶段的担忧甚嚣尘上。
然而事实上，这不是全球产业链的第一次迁徙，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国泰君安宏观团队在回顾了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过去60年中的产业变迁史后，向我们解释了中国产业外迁的必然性，以及利用产业外迁实现经济换挡所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
产业转移偶然还是必然
事实上，从经济学理论上分析，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和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变化，让地域上的产业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必然。
从比较优势角度来看，国际间的产业转移首先会从本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并依次进行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地区的国家往往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相结合（雁阵模型）的方式，通过进口提升本国技术水平，再进而通过改善生产，并通过开发国外市场，以出口进一步拉动增长。
而当产业比较优势消失后，产业转移将再度进行。
而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在不同阶段可以分为创新产品、成熟产品与标准产品，三者依次递进。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创新产品的生产集中在国内，成熟产品的生产开始逐步向其他发达国家进行转移，标准产品的生产则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在东亚各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事实上是经济学中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理解了他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的产业外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产业转移的必然性
回顾已经完成的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早期产业转移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向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转移劳动密集型与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
在第二波浪潮中，即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向日本转移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日本开启向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转移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向东盟部分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转移梯度在全球范围内显现。
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美日开始向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转移标准化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美日以及部分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向东盟转移劳动密集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
第四次转移趋势中（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身影开始集中显现，中国以大国承接者的身份开始迎接美、日、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相关行业转移。
日本
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两个阶段的产业转移中，我们发现产业外迁与日美贸易战节奏基本一致，往往遵循着“对美出口扩大-与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方自愿出口限制”或“美方进行贸易保护-日方出口数量下降-产业逐渐转移”的路径。
总体来看，无论是产业转移，还是贸易战，均未影响日本的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发展趋势。
一个佐证就是，日本第二产业占比在战后快速增加，70年代达到稳定。产业转移的过程以及日美贸易战的持续影响并未显著缩减日本第二产业的份额。
在产业外迁过程中，日本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行业份额减少，比较突出的集中在纺织业、钢铁、木材与纸制品，高技术行业权重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经济结构持续升级。
我们认为上述行业结构变化本身就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从这个维度来看，贸易战只是加速了上述资源再配置的进程。
日本对于贸易摩擦与产业转移的应对策略方面，除了对内提升研发等技术相关投入，对于汽车和家电行业，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美设厂，同时积极拓宽抢占其他国际市场，并对生产方面提出严格采购国内零部件等要求均对行业带来了支撑。
日本制造业产出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韩国
1973年韩国政府发表《重化学工业化宣言》，确定把钢铁、石油化工、造船、汽车制造等工业部门作为出口战略重点发展的产业，并且对计算机、精密仪器、电气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实施进口替代，开始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进入80年代，由于韩国加大重化工业的投资，国内重化学工业产能出现过剩，迫使韩国政府做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韩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部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主要承接国集中在中国以及东盟部分国家），同时又通过引进高质量的外资，重点发展如计算机、电子、精密机器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韩国整个产业转移发生过程中，在细分产业结构上，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高技术行业权重不断提升，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权重出现下降。
但韩国整体制造业权重在这一阶段却没有发生显著下降，且从直接投资角度来看，韩国的对外转移高峰在90年代前期。
中国台湾
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先后三次承接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
外资引入进一步优化了台湾的资源配置，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国台湾已经开始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部分国家进行转移，90年代后，台湾向外产业转移速度开始明显加速，大陆地区成为其最大的产业承接地。
在整个产业外迁过程中，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占GDP比重整体出现下降，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GDP的比率却在上升。
从细分行业来看，电子元器件行业权重出现了显著上升。纺织与食品、饮料相关行业权重下降明显。
从直接投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台湾的产业转移从70年代、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差值在90年代后才出现明显的提升，直接投资角度的产业转移正式起始点应该在90年代后。
步入21世纪后，中国大陆基本承接了中国台湾地区海外生产60%的产业比重。
从细分行业来看，中国台湾在皮革、毛皮制品以及电子、电脑及光学产品、设备类等方面向大陆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转移。在基本金属与非金属矿物以及化工制品方面，中国台湾则更多选择亚洲其他国家、地区进行转移。
产业外迁中的同与不同
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基本遵循着相近的规律：
1. 首先承接发达经济体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带动经济增长；
2. 同时主要进口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大力发展工业基础并实现技术突破；
3. 当经济发展阶段达到一定水平后，再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并输出资本与技术。
各国在产业外迁中，均主要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但无论是中国台湾的三角贸易，还是日本在外部地区生产兼顾国内原料采购标准，都体现了产业转移并非是全产业链的迁移，而是产业链中本国处于相对劣势环节的转移（多数为劳动力密集环节）。
这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不过，产业转移对劳动力素质、制度环境、工业基础等均有较高的要求，同时转移也需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或过度依赖第三产业的问题。
整体来看，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共性还集中在以下几点：
1. 产业外迁的路径规律基本遵循着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行业的顺序；
2. 外迁行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规模较大（集中在纺织、木制品），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劳动密集环节存在转移现象（加工、装配）；
3. 产业外迁并非意味着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权重下降，日本、韩国的制造业均在产业外迁过程中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高技术行业的提升；
4. 产业外迁周期较长，无论是日美贸易战还是经济周期的扰动，短期大面积集中转移的现象在东北亚地区都没有发生，产业转移基本都持续了1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达到20-30年，转移的时间取决于该国的产业规模以及承接国的能力。
谁“赶走”了制造业？
那么，能否用一个量化指标，来考察究竟有哪些产业会被迁移出去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RCA）系数来观测转移的比较优势变化情况。
我们发现在90年代前半程，中国台湾与韩国均出现了劳动密集型行业RCA的快速下降，后半程RCA开始平稳。与此同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RCA在这个阶段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中国台湾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韩国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反观中国，在这个阶段，劳动密集型相关行业的RCA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同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RCA也在缓步上升。
我们认为，中国这段时间的技术密集型行业RCA上升，更多源于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环节的转移承接（装配、加工），即这一阶段各类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均集中于劳动力成本优势。
如果进一步结合产能指数来看，韩国在80年代中后期，劳动密集型相关行业的产能指数开始出现下行，但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产能指数则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定的上行，这与我们梳理的产业结构中增加值权重的结果也较为一致。
韩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产能指数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韩国高技术行业产能指数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日本纺织业则是在70年代出现快速下行，钢铁在70年代、80年代左右下行至低位。从60年代到2000年初，制造业整体产能指数经历了两轮波动，其中，第二轮制造业产能指数的提升背景是高技术行业（机械相关）的产能指数上行。
日本劳动密集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指数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产业升级，行业下坠？
那么，产业链“集体跑路”，对本国的相关行业是否意味者“釜底抽薪”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当年，由于中国台湾的传统产业进行产业转移时,大部分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转移，比如将制造工厂向大陆转移，但台资企业的总部仍选择留在中国台湾，最终形成台湾接单、大陆生产的分工模式。
大部分对外投资的台企均涉足三角贸易业务，即货物不经台湾通关，出货地及目的地皆为其他经济体，但货款在台湾结账的贸易行为。
中国台湾地区三角贸易主要集中在民生工业、金属机械，其中机械设备制造、纺织占比较多。
我们通过对比涉足三角贸易与未涉足的企业经营情况，可以看出对外投资力度较高（充分利用外部优势资源）的企业在利润率、附加值率的上升上都战胜了其他企业。
从事三角贸易与未从事三角贸易的台企发展差异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处，《“我国”制造业传统产业变迁之研究》，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从实际运用资产角度来看，从事三角贸易的企业长期资产扩充迅速，均属于大型企业范畴，且这类企业长期获利能力改善明显。
此外，我们从创新成长（研发与技术投入）、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两个维度来看参与对外投资与无对外投资的企业差异，可以发现对外投资多从创新成长角度改善行业，而差异较为明显的行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设备制造、汽车）以及金属制品相关行业。
利润角度来看，行业利润变化并不与产业外迁严格对应，转移行业的利润在转移进程中也会出现利润的波动，但高技术行业的利润水平在持续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普遍呈现下降。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产业外迁对于国内并非一定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可能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暂时的摩擦性失业，但在利润改善、产业升级以及促进贸易方面均有可能带来正面支撑：
1. 由于充分利用外部优势资源，国内相关行业利润或在成本下降中进一步改善；
2. 加速国内产业升级，一方面产业承接与产业转移相辅相成，另一方面资源重新配置可以回补转移行业中其他技术密集环节。
例如日本当年在进行汽车产业转移阶段，将更多研发精力集中在零部件生产，且通过日系车装配严格采购国内产品的手段，使得日本在汽车生产链条上不断向上跃迁，带来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3. 促进互补贸易的发生。Schmitz和 Helmberger（1970年）的研究表明：
当技术先进的母国投资于资源丰富的东道国的基础产业时，母国资本品的出口将会增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垂直一体化的生产可以创造贸易，实现贸易互补。
相比较而言，劳动丰裕的国家将更偏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存在，但国内供给匮乏），因此加大对劳动禀赋充足国家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提升这些国家额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因此产业外迁（国际直接投资）会提升互补贸易。
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产业转移规模的探讨建立在长期体量上，日本、中国台湾的产业转移均持续了20年~30年之久。
当下，在内外部环境继续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产业转移或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 中国制造的转移体量有别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
中国在90年代后有能力与空间可以完整承接各国相关产业的转移，产业承接国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产业转移速度。但当前来看，中国产业的外迁将是分散式的，这会进一步制约产业转移的速度。
2. 中国内需体量以及劳动力市场规模有别于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因此在转移方面，转移幅度上或将要弱于其他国家的历史转移情况，对于纺服等消费品的内需支撑将对产业外迁带来一定约束。
3. 产业转移将加剧国内企业分化
伴随国内高技术行业增加值的不断提升，国内整体制造业增加值大概率不会面临收缩，在这方面国内或将更贴近日本的情况。
全球垂直分工水平深化，将更加利于高技术行业发展，有效对冲旧经济动能收缩带来的对就业、产出的负面影响。
未来，行业内部涉及对外投资的企业表现或将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国内企业分化现象将更加明显。
以上内容节选自国泰君安证券已经发布的研究报告《宏观：我国产业外迁路径和规模-日、韩、台的启示》及公开信息，具体分析内容（包括风险提示等）请详见完整版报告。若因对报告的摘编产生歧义，应以完整版报告内容为准。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国泰君安证券研究（ID：gtja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