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冲突:理念与利益的冲突
2019-11-20 15:24

贸易冲突:理念与利益的冲突

本文来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徐瑾,题图来自:东方IC


当下美国仍旧处于互惠的框架之下,除非出现大冲击,否则这个框架不会变。


有句俗话说,有关美国的一切,都是生意(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在所有生意中,贸易可以说是国家的生意,其实关于贸易的故事,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开始了。贸易,在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梳理美国贸易的历史,不仅可以厘清往昔,也可以理解当下与未来诸多问题。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A·Irwin)长期关注美国经济,可以说是贸易历史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长期为《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国际媒体撰稿,叙事往往逻辑与故事具备。


《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是他的新著,800多页的篇幅,是美国贸易政策领域不可错过的“砖头大作”。难得的是,他的叙述并没有显得枯燥,阅读起来并不乏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来中国,被问及贸易战时,就特别推荐了这本书。


美国贸易历史两百年,看起来很多纷繁复杂事件背后,其实也存在贸易的主线。欧文认为,美国贸易政策,有个三个目标——因为这三个目标英文字母打头都是字母R,他总结为“3R”目标。具体是哪三个目标?首先,是税收(revenue),也就是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其次则是限制(restriction),即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第三则是互惠(reciprocity),即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


可以说,这三个目标基本确定了美国贸易政策向度,彼此之间拉锯构成贸易政策变化。这三个目标,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也正因此,美国贸易政策也因此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贸易政策为税收而战;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美国贸易政策为限制而奋斗,或者说保护主义,从大萧条到现在,美国贸易战争转为支持互惠。


美国贸易政策虽然变化感觉很大,但是长期格局想相对稳定。首先从经济因素来看,主要利益集团的诉求变化相对比较缓慢。比如出口商往往希望降低关税,而制造商往往希望增加关税,商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逻辑大概类似。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涉及不同行业厂商与工人,不可能在几十年间就改变,甚至延续数个世纪。比如棉花始终在密西西比州生产,烟草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钢铁在宾夕法尼亚州。由于商业因素,每个州的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都在争取自身利益,多重博弈之下,反而使得大力改变现状的立法很难通过,使得政策保持稳定。


这种诉求投射到政治领域,体现了党派政治的理念差异。民主党的早期支持者多数来自南方,农场主需要出口,所以民主党主张低进口关税,而辉格党与后来共和党的支持者来自北方工业地区,所以他们往往主张保护性高关税。在国父詹姆斯·麦迪逊的年代,格局就大概注定了。


麦迪逊意识到贸易政策背后的利益集团不同,“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对外国制造商的限制,鼓励本国制造商?土地所有者阶层和制造商阶层对这些问题有大相径庭的结论,而且可能都不是出于对正义和公共利益的考虑。”


党派利益格局就此划定,共和党相对支持保护主义,而民主党相对而言不那么保护主义。除非遭遇南北战争或者大萧条这样的大事件,足以重新调整党派政治,才能改变美国贸易政策。一般情况下,美国贸易政策即使面临各种政治经济的剧烈博弈,表现也非常稳定。


政治因素,党派政治与共和主义,导致了美国贸易政策在拉锯中稳定的特点。欧文指出:一方面,美国贸易政策冲突带来的痛苦,贯穿了美国政治冲突;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地理与政治体制的特性,共同维持了美国贸易政策的稳定性。


在这个清晰简明的框架下,其实不少细节体现了作者功力,也不乏很多有洞察力的发现。比如1930年出台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使得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很多人都批判这引发了大萧条,因为法案后美国进口和出口都大幅消减,少部分学者则认为这一法案的保护作用,对于美国经济有帮助。欧文考证认为这一方案和大萧条关系不大。关于关税的利益角色,他指出,全国工会对于关税往往没有明确的态度,不同行业协会的影响更大。


生意就是生意,但贸易不仅仅是生意。大部分情况下,利益和政治博弈可能会决定政策走势,但是有时候,纯粹基于理念的坚持,也会带来很大改变。


比如,1933年到1944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赫尔。我们知道,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少和贸易有关,也涉及争夺原材料。但是,赫尔的个人理念,在于战后的首要目标是“为公正的和平创造最终条件”,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可以无差别获得原材料,而不应该通过贸易限制来表达民族主义。这种信念一直伴随着美国在二战后的领袖地位,不仅推动美国贸易政策走向,也改变了世界贸易秩序。


在当时,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即使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战后需要进口配额和国营贸易等经济规划,来保证充分就业。他把美国解除歧视性态度的协议草案,称之为“赫尔先生的疯狂建议”,为此和助理国务卿艾奇逊也有理念冲突。凯恩斯这样想,其实也不奇怪。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自由放任主义不少内容是正确的,不过他的思路,往往立足实际角度,希望借助规划解决经济,尤其捍卫英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特惠权利。


最终,赫尔的努力还是成功了,不仅仅是利益的作用。看起来,他来自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但是他的成果,恰恰在于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傀儡。他的努力,更多来自身理念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谈贸易,总是谈自由贸易有助于消费者福利等经济论点,好像经济的可行性就自我论证政治的可行性。理念很美好,但事实未必如此。从美国历史来看,贸易看起来是经济事务,但是在美国这样律师做主的国家,其实更多体现在政治层面。在过去,国会长期主宰贸易政策走势,但是从1934年后,情况有了变化。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通过,这让总统可以与外国达成贸易协议。这意味着总统在贸易方面的角色被放大,而总统可以引领国会。


也正因此,贸易政策出台,往往是政治理念与党派政治甚至利益交换的结果。自由贸易往往对于消费者有利,但是消费者往往是分散的,所以没法形成一致行动的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战前,和一位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聊天,我说,既然自由贸易是经济学共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反对?他说,自由贸易从来不是共识,即使在研究领域。即使道格拉斯·欧文这样的经济学家,考察历史之后也不得不说,经济学家对贸易政策并没有大作用。


最典型的即是1930年代,即使1028多位经济学家联合上书,恳请胡佛总统不要签署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也无济于事。这多少让人想到当下,无论数百名经济学家联合上书反对选举特朗普,还是上千名经济学家发布公开信反对贸易保护,虽然有不少关注,但是无助于改变实际政策。当然,经济学虽然不被政策重视,但是并非没有用。正如经济学告诉我们的,贸易始终可以带来经济福利,而关税其实也是间接给消费者征税。最现实的道路,经济学家通过解释贸易的好处和保护的成本,来影响大众的观念,间接影响政策。


按照作者的逻辑,当下美国仍旧处于互惠的框架之下,除非出现大冲击,否则这个框架不会变。这个答案,足以让我们对于当前贸易争端表示放心,但是需要注意在大前提之下,仍就蕴含着变化。比如我们谈互惠(reciprocity),这个法律词汇,也许不仅仅是互惠,在西方理解中,也体现了对等原则,而中方主流理解直到最近几年还是互惠原则。更重要的,互惠可以是多边格局之下的互惠,比如WTO框架之下,也可能是小群体的双方的互惠,类似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


贸易冲突,充满了误解与冲突,有多少是出于理念分歧?有多少是出于利益冲突?贸易谈判其中信息误差,不仅在于表述的差距,也在于贸易政策的取向与应对。解决贸易争端,需要知己知彼,并不是仅仅依靠利益或者大撒金钱就可以解决的,否则会很难理解特朗普所要求的公平贸易的含义,以及美国民众对于全球化的不满何以加剧。


理解一时有误,并不可怕,但是长期有意无意的误导,往往会导致悲剧。我们阅读历史,往往希望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未来。不过,对于历史的考察,不应该太多带入今天的眼光。历史的启发,更多是在于教训,避免人类一再重复的错误,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本文来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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