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在家上学的中产家长们
2019-11-22 11:15

让孩子在家上学的中产家长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guyulab),作者:袁琳 祁十一,编辑:金赫


云南大理下了整天雨,那是一个星期二,空气很洁净。


阳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上午跟弟弟凑在iPad前玩游戏——学了一会儿英语——看电视——帮父亲准备午饭——下午跟上午一样——傍晚锻炼半小时。


晚上,他决定跟妹妹去听“今日领袖课”(一种锻炼孩子领导能力的课程)。去听课的原因是:“太无聊”。


全中国的十岁孩子有极为相似的时间表,竞争从出生就开始了,目标统一——比别人更早、更多、更好。六点,眯着眼被爸妈拽起床。八点,背着大书包到达学校。中午必须午睡一小时,下午四点半放学,课外班正等着:英语、数学。他们通常在上三年级,顶多四年级。


但杨勇决定让儿子退出这场竞争。阳阳已经13岁了,还不太会写字。假如还在上海,他或许在读初一,是这群孩子大军中的一员。


但现在,大多数时间,他斜窝在大理小院门前的藤椅上,盯着iPad,抑或躺在沙发里。他可以睡到自然醒,爱玩游戏,让他玩。爱吃零食,尽情吃。不想去学校,那就不去。


阳阳在看电视


洪流之中,有勇气逆行的人不多,况且赌的是孩子的一生。在大理,现在有四五十户家庭的孩子,拥有跟阳阳类似的自由,绝大多数是外地家庭。他们是2005年以后陆续出现的一批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抛弃传统的体制学校,想让孩子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在这些孩子的童年里,没有学校、班级,没有45分钟循环进行的课堂,没有考试,没有任何一项“must be”。


对于他们的父母,大理就像是一个应许之地。“少数派”家长聚在这里,理由很简单——孩子不上学,但需要同伴。


这是关于一群家长的故事。他们参加的这场教育实验,很难被验证。我们记录下几个家庭。网络课程、私塾、自学。他们给孩子提供了这些选项。为了自由和爱,他们聚集,但最终陷入争吵、分裂,互助社区解体,共建学堂失败。有人退出,有人坚持。偏离既定道路的代价,是更多的不确定,和难以预料的未来。


一大波家长来到大理


搬到大理时,阳阳只上过十几天的幼儿园。那是八年前。四岁时,阳阳很渴望上幼儿园,因为小伙伴都上了。头一天,阳阳是开开心心奔向学校的滑梯、塑胶跑道的。第二天,杨勇发现他没那么开心了。第三天,孩子彻底蔫了。再送他去学校,他摇摇头,不想去。


小孩第一次上学,会有一个艰难的适应期。会哭、会闹、反抗,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所有家长都知道,狠狠心,熬过那几天就好了。阳阳没有熬过那个阶段,一天放学,杨勇去幼儿园接他,看见孩子们围成一圈,手背着,其它孩子都乖乖站着,只有阳阳不停晃动身体,回头透过玻璃往外看。


杨勇不忍心,决定把阳阳接回家,但保留了名额,他太爱孩子了:十几年前,他定居上海,后来,开了家工艺品加工的外贸公司。孩子出生后,他担心顾不上孩子,关停公司,靠炒股维持收入。因为,“孩子太可爱了,父亲的陪伴不能缺席”。


不是没有努力过。隔三差五,他再去问孩子,要不要去学校?阳阳还是拒绝,但说不出原因。


“我们带他去翻斗乐,他可以玩六七个小时不出来,没问题。但幼儿园里面,翻斗乐是当课程用的,40分钟结束,他热度还没起来呢。”杨勇这样理解阳阳对学校的排斥,“不用问也能够知道,他受不了。”


他尝试理解孩子的决定。去小区对面一家知名小学考察,他发现学校的塑胶跑道非常漂亮,玩乐设施齐全,但教学楼一楼却是锁着的,孩子下课不能到操场玩耍。“跟监狱有什么区别?我看孩子真的是坐牢。”


他支持阳阳,“不想去学校我也支持他”。


孩子一定要上学吗?这个问题一出现,很多观念动摇了。杨勇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出生于衣食无忧的家庭,乖巧刻苦地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进入父母安排好的“铁饭碗”单位,青年叛逆辞职下海,从业务员做到副总,创办自己的公司,又亲手关掉,“社会上用到的所有能力,上学没有教。”他得出结论。


但阳阳没有同伴,每天眼巴巴望着窗外,盼到其他小朋友放学回来,立马冲出去,玩到所有人离开了才回家。他很孤单。 


去大理是为了给儿子找伴儿,杨勇四处找不上学的家庭,建起“在家上学”群——500人一个的群很快扩张成三个。他们商量着搬到一起,好让孩子做个伴。左一嘴右一嘴,有人提议大理,莫名其妙就达成了一致。在这之前,杨勇从未去过大理。


老赵家修葺一新的院子,其中一间曾被用作共享学堂


每个到大理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李符的女儿青青倒是能够接受学校,但学校不太能接受她。那时候,他们在青岛生活。决定不去学校之前,青青换过三个幼儿园。最后一个幼儿园没上多久,老师找到李符:你女儿太难带了,你把她带回家吧。原因是青青不愿意睡午觉,别的孩子都睡了,她永远睡不着,得老师陪着玩,搅得老师精疲力尽。


青青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有人给李符推荐了一本书,里面讲,母乳喂养对孩子好,吃多久都行。青青一直吃母乳到三岁半,吃到自己不想吃了,断奶后开始上幼儿园。她显现出比一般小孩更加旺盛的精力,从小到大从没睡过午觉,力气大,运动时尤其敏捷。


李符没办法,只得把孩子带回家。但不上学的孩子在小区成为异类。邻居见到青青在外面溜达,总是异样的神情:“孩子这么大了怎么不上学啊,可别耽误了。”


他把去大理称之为“求救”。孩子不上学,但她需要处在某个群体当中。听说大理有一群不上学的家庭组成的互助社区,他抱着“被救赎”的心态,辞了工作,参加到这场教育实验之中。


搬家到大理之前,老赵没考虑清楚“怎么教孩子”。只有两件事他是确定的:1.体制学校不上,国内大学也不上;2.有没有文凭无所谓,只要进入一个不靠文凭能谋生的行业,比如Coding。


老赵其实是体制大学的受益者。他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他曾一度非名牌大学毕业者不招,认为没有文凭的员工有“先天劣势”。


创业几十年,他干过视频通讯,做过交易软件,挑战大众点评,也尝试过教育、旅游,这些之后都大火过的领域,老赵全都早一步尝试过,都没踩在风口上。


但他总结出一个规律:“回顾我二三十年创业过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靠自己实打实干出成绩的,都是低学历。”他把自己屡次创业都不太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太乖了”,这是体制教育的后遗症。但他忽略了,很多高学历的人,也成功了。


接受体制教育是一般人的必经之路


2012年,老赵48岁,女儿4岁。他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想退休。他卖掉北京二环边上200平的房子,打算换个地方,换种活法。大概列了几个条件: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生活方便、没有尘土。


2012年,北京雾霾严重,他又新加了一个条件:没有雾霾。全国各地筛选一遍,他选中了大理,不仅所有条件都符合,还有一批新式教育的家长聚集,女儿的教育也得到解决。


他对这种生活充满向往。 


争吵,争吵,争吵


在家上学,怎么上?学什么?没有一个家长有经验。大家都是第一次,蒙着眼摸河里的石头。看到朋友的孩子苦哈哈上培训班、考试,他们打心底里同情,他们要给孩子自由,要尊重孩子的人性,要培养孩子的人格。


但自由的教育是什么?很多人自己并不明白。他们有无数答案。没有前车之鉴,也没有固定标准,唯一的办法是一个个试。去大理的家长们试过很多种模式:互助社区、共建学堂、网络课程、私塾、自学。


老赵在苍山下的村子里租下一套院子,里里外外重新修缮一新,一次性花了七八十万,破旧的白族村屋,变成明亮干净的花园小别墅。起初,他跟另外几家父母商议着,共建一个学堂,让孩子们聚在一起学习,不能脱离社会。院子里其中一间大玻璃房变成教室,他们还特意找人搭了一顶蒙古包。


每家出一两万组成联合学堂资金,出资的家庭成为委员会成员,参与学堂的一切决策。一个简陋的“学校”班子搭起来了。李符也把青青送进了老赵的学堂。这里足够自由,没有老师会强迫她午睡。但他没有进委员会——只交一个月一两千的学费,属于成员。


老师,由家长们集体挑选面试。初到大理,孩子们都还小,大多四五岁的样子。大家都很兴奋,兴致勃勃地定了一个办学宗旨——“让孩子走在开悟的路上”。有人提出,谁知道“开悟”是个什么状态呢?大家都摇头。于是把宗旨修改了一下——“在孩子开悟的路上少使绊子”。


老赵有一个理念:人类有两大决策系统,一个叫直觉,一个叫逻辑,0到12岁,孩子青春期之前,应当主要发展他的直觉,青春期后再进行知识灌输。


本着这一理念,他们请过很多外国人来给孩子们授课,课程五花八门。擅长带孩子做游戏的澳大利亚姑娘,玩戏剧的混血男孩,打手鼓的黑人乐手,练中国功夫的德国男人。前前后后数十位老师,但都呆不长,因为常常两三个月后,老师的签证就到期了。


周末苍山图书馆


一名家长给孩子们上开放课,主题是单线风筝


矛盾很快在共建学堂里产生了。把一群追求自由的家长凑到一起,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最初的矛盾是:要不要有组织化,要不要有教材。一部分家长觉得,需要系统化,一部分家长完全反对,各执一词。课程展开后,矛盾又聚焦到新的地方——要不要规范课堂纪律。


学堂的课堂热闹得超乎想象。因为崇尚绝对自由,老师不会强调课堂秩序:经常是,老师在前面讲课,十来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在旁边各行其是。更有甚者,对着老师吐口水、掏老师钱包、抓头发。


有一位老师在老赵面前崩溃得哭起来。他几次求老赵规范一下课堂纪律,因为课堂太乱,教了几个月孩子毫无进展,老师挫败感太强。


关于秩序的问题,委员会议数次不欢而散。有的家长认为,应该管管。有的家长坚持,离开体制教育,就是为了给孩子自由。最后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孩子干扰了课堂秩序,可以适当约束,把他暂时请到外面去。


但这个协议只实施了一次。有个女孩上课特别积极发言,导致老师没法讲话,只好把她请出去,结果女孩大哭大闹,那堂课所有人都没上完。这次之后,这个协议悄无声息地作废了,再也没有人提过。


李符没有参与委员会,但经常听说他们开会吵架。最严重的一次,他听说“有个性的”老赵跟大家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然后就退出学堂。那是学堂在开办两年之后发生的事。李符从不参与教育理念的讨论,他觉得自己不懂,跟着做就行了。


老赵自己的说法里,没有“大吵一架”。他退出学堂时快速果断,因为事情触碰到他的底线:夭夭9岁了,需要开始有节奏有质量的系统学习,而共建学堂短期内做不到。


“美国大概六七十年代挺多这样的小团体,他们跑到沙漠里去,跑到农村去,说释放孩子天性,培养一个有爱的、自由的人,口号喊的非常好。但事实上出现了很多孩子们到了十几岁,二十多岁以后,第一没有谋生的能力,第二,融入不到社会去,就是社会的废物。”共建学堂开设的两年多,老赵发现形势越来越滑向这个边缘,心里起了警惕。


他把夭夭从学堂退出来,开始让她完全在家里学习。夭夭的奶奶是数学老师,姥姥是语文老师,是时候教她一些真正的知识了。最近一两年,姥姥不定时地开始教夭夭一些语文——从《诗经》开始,多数是经典,因为“近现代没有合适给孩子读的文章”。


老赵退出后,学堂又坚持了半年,大家自觉没趣,无以为继,终于解散了。散开的十几个家庭,有的离开大理,有的投身宗教,为的是“找个寄托”。


几年过去,还坚持在大理的家庭,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搬到这边来的家长人人都有个性,达成统一意见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最终趋向同一个结果——在家自学。


关于阳阳的教育


到大理的第三年,杨勇从大院搬出来,自己重新找了院子。八年前,他跟六个家庭一起到大理,只有一个目的:作伴。他们租了一个大院子,全住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互助社区。那段时间,孩子非常高兴,每天混在一起疯玩。家长们也很新鲜,约着一起爬山、远游、运动,干什么都有趣,像发现了新世界。


没多久,家长们受不了了。社区也开始分裂,矛盾体现在一些小事上:一起吃饭、打扫,每家标准不一样,经常起纠纷。光是怎么做饭这件事,来来回回变了多次,从大家一起做,变成各做各的,又变成几家一个小团体。最后又闹矛盾,解散。不到两年时间,住在院子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尽管住得很近,但杨勇没有送阳阳去老赵的共建学堂。


学堂跟学校有什么区别?都是强迫孩子学习。他觉得没有必要。假如说大理的家长们都特立独行,那杨勇是最极端的一类——他不要求孩子去外面学习,也不要求在家学习,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有时间,自己安排。


大理自由的孩子们


早几年,杨勇家是周边小孩最热衷的乐园。用杨勇自己的话,“门庭若市”。孩子们喜欢到他家玩,百无禁忌,没有约束。孩子人手一个iPad,游戏随便玩,电视随便看。


“我经常看到的现象是,我家的孩子跟一帮孩子蹦床上玩,有几个孩子抓紧时间拿我们孩子iPad玩,那时候我真的理解了什么叫如饥似渴,在自己家压抑得很严重嘛!”杨勇回忆这情景时的语气,心疼中带着自豪。


时间久了,很多家长对他们家的“放纵”产生意见,开始限制孩子到杨勇家,但孩子还是会偷偷跑来。


“他(阳阳)十岁之前就是文盲。”阳阳直到十岁,不会认字,更不会写字。如今他13岁了,没有上过一堂正式的课,认识一些字,但不会写,只会照着字画。今年,杨勇给阳阳买了字帖,让他每天写一遍,为了防止他养成“倒画笔”的习惯。


他在等待。等待阳阳发现自己的爱好,然后坚定支持他。2019年11月的一天中午,太阳高照,我和杨勇坐在院子,他的大儿子阳阳和小儿子坐在屋檐下。阳阳突然大声问:“爸爸我可以看纪录片吗?”


“不可以。”


“我想看……”


“我们不是约定好了的吗?12岁半的时候你可以每周玩一个小时电子游戏,想看纪录片就可以看,要13岁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事情,这些就都停了。”


阳阳坐在沙发上,撅起嘴,露出不开心的表情,随后又继续看身旁的弟弟玩游戏。不一会儿,他拿起玩具手枪,对着父亲和天空发射塑料子弹。一颗子弹打在了杨勇腰上,杨勇“唉哟”一声,转过头叫了一声:“阳阳,不能打我。”阳阳收起了枪,继续对着天空发射。


阳阳的弟弟在玩游戏


“我就是要让他无聊。”杨勇说,“你看他现在就很无聊。”


他的理由是:他无聊了,就会去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妈妈说的话对我很有触动,她说孩子打游戏可能是在逃避,她从心理学给出的解释,我觉得有道理。之前他喜欢打游戏,我就让他打。”


但13年了,阳阳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爱好。他坚持时间最长的喜好是打游戏,杨勇不会限制他玩游戏的时间。多的时候,一天玩十几个小时。曾经一万多的压岁钱,全花在游戏上。


杨勇问他:这么喜欢打游戏,要不要玩电竞?


阳阳摇头,不想。


他很崩溃,开始限制阳阳打游戏的时间。阳阳尝试过别的东西。有一阵子喜欢做木工,往家里带回过木头做的小手枪,后来社团解散,他也不再做了;还去上过篮球课,杨勇带他去的,承诺坚持一个月给500元零花。阳阳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再也不去了;唯一坚持至今的习惯是游泳,每周两次,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杨勇发现自己不太了解他。阳阳不爱说话,好像对什么都不太有兴趣。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对什么感兴趣,他们的沟通也不多。阳阳平时爱玩哪款游戏,他没注意。去兴趣课堂学的什么内容,他也没问过。今年,阳阳突然提出想学英语。他觉得吃惊,了解下去才知道,小伙伴被父母要求只能用英语沟通,他为了跟他们玩游戏,必须学英语。


还在坚持的人


关于孩子的教育,即使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有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杨勇想不通,为什么原来相爱的两个人,最后会变成仇人呢?


关于这种生活,杨勇的妻子阿宁坚持不住了,她觉得不能这样下去。转变是从查出乳腺癌开始的。他们2013年在一起,在大理相识,然后结婚。阿宁也是带着孩子到大理“在家上学”的家长。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如今一共三个。生病以前,她与杨勇的教育理念一致——三个孩子在2017年以前,都从没学过任何内容。


患病后,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不能再放任孩子,必须学习。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也许是为孩子的未来恐慌。她开始转向,冲杨勇发火,说此前的三观都是“迎合他”。但此后,她要有自我了。


在教育问题上,两个人吵过很多次,“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最后达成协议——大儿子阳阳归杨勇管,二女儿潇潇和小儿子归阿宁管。此后,阿宁封了两个孩子的网络,把他们送到共建学堂学习国外课程,报各种兴趣班——钢琴、小提琴、舞蹈,教他们做家务,不听话的时候,甚至会动粗。


杨勇和阿宁互不相让。阿宁把孩子iPad装上密码,孩子求助杨勇,杨勇偷偷把密码解开。阿宁用武力“管教”孩子,杨勇挡在前面,及时把孩子抱走。


潇潇喜欢上课。我们跟她聊天,她会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写的剧本拿出来看,大方地展示自己练琴的过程,她尤其喜欢班上一个朋友送她的画,羡慕她画得好,一直念叨“我也想学画画”。


以前不读书时,她总暗自盼着上学。“妈妈告诉我9月份才去上学,我不知道月份是什么。一个9月,又一个9月,我以为9月份一直没到来。”潇潇想上学,因为朋友都在上。她也喜欢学琴,因为“弹钢琴的时候,伤心的事就会忘了”。


潇潇在弹钢琴


如今,学习了两年的潇潇会上全英文课程,会弹简单的钢琴曲。每周二到周五,在学堂学习五个小时,还要参加其他的兴趣课,例如戏剧、今日领袖。


杨勇是这样看待潇潇这两年的变化的:“成效是有,但代价很大。”他举了一个例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潇潇会拉着他问:爸爸你说我今天是先练琴,还是先写作业,还是先睡觉呢?


“什么主见都没了。这种听话我一向反对,你觉得是好事吗?”杨勇反对的态度很明确。


他本想过离婚。在她活着的最后两年,他们几乎没办法面对面坐着说话,一说话就吵,吵得很厉害。就在我们今年10月见面后不久,阿宁去世了。杨勇很难过,“我本以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但她走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还是爱的。很怀念她,想起她还是会难受”。


老赵给杨勇讲过“美国教育实验培养出废人”的故事。也讲过对孩子玩游戏的看法:不反对孩子打游戏,但要注意不要沉溺。他给杨勇举了央视报道的孩子沉溺游戏后跟父母决裂的故事,总结说:孩子沉溺一定是缺乏爱,是你把他推向了游戏。


“他没有反应,也不接受。他显然没有考虑过这种东西。”老赵说。他跟杨勇进行过多次理论探讨,杨勇曾跟他提起在看一本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书,他私下研究了这本书,觉得书里有很多错误,比如作者引用了一个案例——试飞员试飞新飞机,很多人摔下来,他们做了研究,发现没摔下来的都是打游戏特别好的,所以打游戏值得鼓励。


“我是搞工科的,这个逻辑明显太扯了。”老赵评价。


老赵跟杨勇相识多年,他觉得,杨勇还处在人生的叛逆阶段,这在大理家长身上普遍存在。“我看到的情况是他们极有可能复制了美国先锋教育的结果。孩子没有热情,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老赵说。“我们村里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老赵的孩子夭夭,跟阳阳只隔着五分钟步行距离。下午三点,正是孩子们上学的时间,夭夭坐在家里老房子客厅的秋千上,捧着一本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阅读。


秋千是老赵亲手做的,夭夭安静地看书,时而轻轻摇晃,挂在木头房梁上的秋千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一会儿,她又躺在木地板上,双脚搭在秋千凳子上。四周一片宁静,大人们正在午休,三岁的小妹也在睡觉,只有夭夭和弟弟小虎在学习和玩耍。


老赵继续按照自己的理论教育孩子。女儿夭夭马上要进入青春期。在他的理论里,是适合知识灌输的阶段了。


最近两年,他陆续让夭夭学习一些基础知识,跟着外国人学习英语,兴趣课也参加了一些:舞蹈、钢琴、游泳、吉他、马术。大理各种各样的课程有很多,大多是在家上学的家长担任老师,义务教学,愿意听课的话,每天的时间都可以排得满满当当。


最近,老赵给夭夭安排了一次突击训练。一套新东方的书,阅读、听力、语法各一本,18套试卷,9个星期全部做完,然后去参加小托福的考试。“考了小托福相当于英语水平超过中国一半的大学生。”老赵解释。去年,夭夭考过一次小小托福,两科全是满分。


考试是为了检验孩子学习成果,也是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短期目标,锻炼短时间内组织和寻找方法,完成项目要求的能力。此外,他还打算带夭夭参加北京举办的马术比赛,正紧锣密鼓地安排她的马术课练习。


夭夭在练习马术


李符家的教育理念一直很稳定,他坚持一个原则——孩子必须学习,学习必须连续。从老赵的学堂退出以后,他给青青找了一套美国加州的教材,从一年级开始学起,在家自学,由妈妈在一旁照看。青青跟潇潇差不多年纪,如今在学习水平上已经跟潇潇拉开距离。


自由和爱,和未来


孩子长大了怎么办?这是每个让孩子在家上学的人,都面临的问题。不按常规路径上学、不参加高考,意味着失去主流认可的普遍机会,意味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大城市里,激烈的教育竞争已到达近乎白热化的境地。在北京,学区房价格可以高达几十万一平,为了上一所优质学校,家长们不惜一切代价。而在课外,上万乃至数万的补习班也层出不穷。大理的家长不愿意孩子遭受这一切。他们还坚持自己的孩子要健康长大,内核是——自由和爱。


2019年,老赵一家去了趟深圳,和亲戚朋友们见了见,遭遇众人轮番劝说。“夭夭11岁了,该考虑考虑前途了。”这样的话不绝于耳。


面对众人的轰炸,老赵甩出一番话来:“你们看,考美国大学,成绩占1/3,还有1/3权重是她的经历,另外1/3是个人自述和推荐信。我不跟你们比成绩,你们也知道成绩除了敲开大门外没什么用,孩子还受很多苦。我就跟你们差异化竞争,比如经历。”


即便这条路走不通,这些孩子还可以走自考的路。老赵并不担心。村里在家上学的孩子,通过自考顺利拿到大专文凭,再往本科、研究生一步步攻,这样的先例是有的。


老赵试图培养夭夭在爬雪山上的经验。这原本是他个人的喜好。几年前他去攀登大理附近的哈巴雪山,也带上了夭夭,意外发现夭夭忍耐力很好,陪着他走在最前面,差一点就登了顶。过去五年,夭夭登了四次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雪山、一次6000多米的玉珠峰,其中四次登顶。彼时,她不过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


老赵和夭夭登顶哈巴雪山


夭夭安静羞涩,但当你和她相处的时间越长,她的话便一点点地多了起来。说起爬雪山,她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但坦然接受。


“爬雪山,最后要登顶的那一段路可难受了,那是最难的。”她睁大了眼睛,用惊奇的目光再现了登山中最艰难痛苦的一段。但即便如此,她仍愿意再去。她答应老赵,明年去登7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位于新疆塔城。


登山,与山川、植物、动物、人相处,是老赵让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功利一点说,它是敲门砖,也是社交货币,即“有共同兴趣爱好和经历的人,很容易就打成一片。比如登山,喜欢的人就会很快聚在一起讨论登山”。


也有的人决定撤离。曾经一块来的人,只有杨勇一家还留在大理。有一家去了美国,其余的家庭看着孩子到了适学年龄,大理又缺乏成体系的教育模式,心里发慌,全都重新回到城市的学校。


面对阳阳的情况,杨勇心很宽:“孩子只要心理健康,在十七八岁找到自己的兴趣,哪怕是种地,也可以啊,现在有机蔬菜卖得多好多贵,可以去搞有机农业嘛。或是对电子游戏感兴趣,也可以去做电竞啊。现在路很宽,为什么要为了挤独木桥,把孩子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搞得头破血流?”


他会找到自己的路的。即便最后是讨饭,或者种地,只要他愿意,他喜欢,都没问题啊。如果他就是想在家跟我种地,打理我们院子里这三分地,自给自足,那也挺好啊。我走了那么多地方,经历了曲折飘泊才过上了今天这样平淡的生活,他不需要去经历那些也能享受平淡,不挺好么?”


对于阳阳现在的状况,杨勇很满意,“他善良,单纯,心理健康,性格阳光,跟人交往也没有问题。”至于学习意愿和兴趣,他寄希望于青春期,到时孩子会自发思考,主动学习,找到方向,因为“这些都是脑科学验证过的,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相信他青春期绝对会自己调整,醒悟的。”杨勇坚定地重复了几次。


备注:杨勇、阿宁、阳阳、潇潇、青青、李符为化名。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guyulab),作者:袁琳 祁十一,编辑: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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