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娱乐才是正经事儿
文/叶子风 书评人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顽强的动物，他们严肃又自作聪明，他们傲慢又神经过敏，他们颐指气使假托圣言以讹传讹，他们将错就错不知悔改批判愚民。”
别误会，这首歌赞美的不是羊驼，而是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的确顽固又强硬，不屈不挠，但他们克服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商业和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没多久，他们嘴边经常挂着一个新词“媚俗”，专门攻击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个词出自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却是被译者篡改过的。原文KITSCH，意思是“自我感动”，拔高自己，自以为崇高。如果译成“媚雅”还更准确，结果活生生被韩少功译反了。韩少功是一名精英左派，这种栽赃昆德拉的勾当未必是故意，却充分暴露了他的潜意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又能有几个知识分子不左呢？于是KITSCH被抛弃，“媚俗”大行其道，那些被昆德拉嘲笑的伪善人士打着昆德拉的旗号，振振有词地反庸俗反低俗起来。直到今天，人们使用“媚俗”这个词，想到不是那些“感动XX”评选，不是学校里播放的《感恩的心》，不是余秋雨的含泪，不是王兆山的幸福，不是于丹身体里的荡漾之水，而是郭德纲的相声和小沈阳的二人转。谁会料到，不敬神的昆德拉在中国，竟成了弘扬主旋律、铲除杂乱音的理论权威。与其说是造化弄人，还不如说中国的山寨精神太强悍，俯卧撑、躲猫猫、指鹿为马、正龙拍虎，一脉相承，推陈出新。
另外还有一个流行词“娱乐至死”。这是大约5年前冒出来的，同样被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高频率地使用，也同样被用来攻击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个词来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一本书，叫做《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书名译为“娱乐至死”，非但没有译错，反而应该说译得漂亮极了。可是无独有偶，就像昆德拉的情形一样，人们在采用波兹曼的说法时，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完全篡改了他的本意。“娱乐至死”变成了“娱乐致死”，似乎娱乐本身就是致命的，致人于死地。
我们高雅的政府经常以健康理由干涉媒体节目的制作，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喜欢从旁摇唇鼓舌，高喊“娱乐至死”，指责媒体上的娱乐化倾向、某些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反对迎合市场，鼓吹加强思想审查，以教育人民为导向制作精品节目。尤其是选秀节目的崛起，民间曲艺的复兴，那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就更忧患了，“娱乐至死”的声浪就更喧闹了。好像中国媒体节目以前是多么优秀、多么真实似的，一派大好局面竟被恶俗的娱乐破坏了。某种程度上，“娱乐至死”的潜台词成了“主旋律万岁”，厚着脸皮撒谎成了深度报道，空话套话大话成了深刻反思。
实际上，如果读过波兹曼的书就会知道，他说的“娱乐至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扭曲，他还特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情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体即信息”。他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兹曼也不愿意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攻击电视”，他说“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守的“电视认识论”是，不要让电视带来的情感刺激，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这会对严肃的知识是巨大的伤害。“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即是说，娱乐才是电视该干的正经事儿！！如果正确应用波兹曼的理论，眼下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娱乐至死”的不是吴宗宪的综艺节目，不是超男超女的歌唱比赛，不是肥皂剧和情景喜剧，而是央视、凤凰上的那些知识含量丰富的节目，《新闻会客厅》、《百家讲坛》、《锵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有报天天读》等等。用波兹曼的话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同，而在于所有的内容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波兹曼在书里还举了一个例子，电视上某个严肃的讨论节目里，那种所谓思考和争论简直就是表演艺术。他嘲笑的这个节目，实际上凤凰卫视上也有，叫《一虎一席谈》。波兹曼甚至对电视新闻类节目也是毫不客气的，对于阮次山、何亮亮、邱震海这类人做的事情，他说“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应该说，波兹曼的警告颇有道理，当“严肃”成为一种娱乐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再值得认真对待了。我也赞同，CCTV和凤凰卫视可能是世界上最“娱乐至死”的电视台，因为它们的娱乐也是“严肃”的，那些演员的脸上流行的表情不是微笑，而是忧患和思考。但我无法赞同的是波兹曼夸大了技术对内容的自然筛选。当波兹曼斩钉截铁地说，“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后控制文化。”我赞同的是前半句，而无法接受后半句。任何媒体是无法“控制文化”，“人”才是文化真正的参与者。在强大的电子媒体面前，人看起来像毫无反击能力，但他们中最孱弱的，也始终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拔掉电插头。波兹曼的这种论调让我想起某些老套的科幻电影情节，未来时代机器人取代了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看上去，这是警告人类不要被人造技术吞没，但这种警告本身就是一种有害的技术决定论。波兹曼调侃地说，每个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迷信新技术帮助我们进化。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只不过他相信的技术是“过去更美好”，不是“明天会更好”。
某种程度上，波兹曼的技术决定论甚至削弱了这份警告的份量。他太关心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利益，以至于失去了观察现实的耐心，连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都有些把持不住了。例如他说，“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为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式。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显然，这段貌似深刻的话也只对了前半部分。以我们正在经历的反低俗运动来说，并没有谁相信娱乐可以取代审查，也没有人因为娱乐而暂缓审查。恰恰相反，“反娱乐”成为了“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口实，而“娱乐至死”的告示牌上画着骷髅标志，正把我们驱赶到一条全新的乌托邦之路上。这条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实和地狱之路一样，都是由鲜花和良好的愿望铺就的。
读点：刺向时代心脏的手术刀
文/佚名
和波普尔一样，波兹曼提醒人们要警惕电视这个二十世纪的宠物，有所不同的是，波普尔焦虑的是电视中暴力、色情等内容对儿童的腐蚀，为此，他甚至建议政府牺牲言论自由立法对电视制片商进行管制，而波兹曼瞩目的则是电视造就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令人恐慌的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狂舞，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
娱乐成了电视时代人们的刚性需求，它对严肃话题的颠覆过程堪称“润物细无声”的经典演绎。当2009年的我们还在为老大哥迷人的斗鸡眼心烦意躁时，安然度过1984的波兹曼早已 放松了奥威尔替自由世界绷紧的神经，使他忧心忡忡的是阿道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可怖图景“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场“娱乐起义”运动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娱乐踏着印刷术时代的尸体借助电视媒介这把充满隐喻力量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刺破了人类脆弱的思考防线，兵不血刃地攻占了人类苦苦经营几个世纪的启蒙圣殿，但娱乐的政变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它在消解严肃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无法建构起一套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论，因而，莺歌燕舞中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早已缴械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当世界在黑暗的语境中难得地安静下来时，焦虑和无力感将如鼠疫一样蔓延，只有当下一次娱乐狂欢降临，人群才会告别墓地般的安静，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机制，也是我们时代病灶所在。
波兹曼精准地剖析了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世界的时代，报纸和图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当时的人们通过阅读报纸获得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行动与信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随着电报的发明而改变，电报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即时性，全球各地的新闻穿越时空距离被罗列到人们眼前，这迫使人们在无形中修正了信息的定义：它不再是对人们生活工作有着巨大影响的要素，而只是一大堆看上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实际却毫无意义的文字符码；而接下来的这次“图像革命”则是如精确制导炸弹般击中了印刷术时代的七寸，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开始统治人们的眼睛，从这个时候起，工具不再是中性的，照片重塑了语法体系。与字词句子不同，照片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展现的世界是一个概念，照片展现的世界则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被记录内容在真实世界中的语境，任何一段文字或者另外一张照片与它配合都可以奇妙地衍生出一段新的信息姻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革命之后的信息已经毫无诚信可言，它可以被制作者和阐释者任意歪曲，信息接受者们不再需要如同对文字一样通过自己的抽象思考来获取知识、价值和观念，在自由世界的商业社会里，信息制作者们为了取悦大众获得不菲利润，一场盛大的娱乐盛宴必然开幕。而在铁幕之背后，它就必然成为独裁者们心爱的玩具；电视的出现终于引爆了信息原子弹，电报和照片以动态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娱乐不再遮遮掩掩，它名正言顺地处死了严肃话题，大众甚至津津乐道这次弑君行动，人类臣服于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慢慢退化。
波兹曼的时代电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可替代，但他也已对可以预见的电脑时代提出了警告，而今日的事实比他猜想的更让人悲观。互联网表面上集合了印刷术与电视机，为两者提供了貌似公平的决斗舞台，实际互联网上的文字信息多是电报的升级版，只不过它努力做到“更快、更黄、更无趣”，网络阅读和电子书虽然延缓了人类智力的退化，但它们依然阻止不了娱乐对人类宣判的死刑，只不过是用凌迟代替了枪决，更加缓慢而痛苦，在思想的监狱里，没有死缓，没有保外就医，也玩不来躲猫猫。原谅我对中国互联网上“公民社会”的建设不抱希望，匿名的正义在我看来比冷漠还要致命。至于幸存的少数人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娱乐组织起一个抵抗组织来捍卫我们可贵的价值，我的观点与波兹曼一致---大学，只有大学这座人类最后的真理堡垒才能帮助不甘自毁的人们发起反攻。其实，当年的波兹曼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西方文明会被娱乐轻而易举地攻陷，读过甘阳的《通三统》中对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体制的介绍描述之后，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已经建成了一个牢不可催的文明传承机制，在两年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我的同龄人将接受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熏陶，在第一流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细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吉本、索福克勒斯这些圣哲的经典作品,甘阳对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有过如下的描述“芝加哥大学大一的学生进来都傻傻的，水平完全不如我国优秀的大一本科生，而四年之后，则完全脱胎换骨，成了一个“enducated person”，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是精英”，一个每年都会培养出几百万熟读《理想国》、《荷马史诗》，有着深厚人文社科素养公民的社会，怎么可能会输给娱乐？思想建筑起来的高墙任一万个好莱坞、一万个《美国偶像》也是击不破的。不幸的是，在中国，这道防线已经全面失守。我的心里有一个既定不变的标准，当有一天北大给予周星驰的掌声竟然超过李泽厚，对不起，我不愿再说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波兹曼，不是因为出不了，也不是因为没有手术刀，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心脏。
序言：相较1984，美丽新世界更值得担忧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