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40年后重获国籍的米兰·昆德拉,何以为家?
2019-12-11 15:21

流放40年后重获国籍的米兰·昆德拉,何以为家?

本文来自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题图来自:Gamma-Rapho


我们关于“家”的概念,到了最后会不会只是一个幻影,一个神话或者一种迷思?我常常怀疑,我们会不会是这种神话的受害者。


在法国流亡那么久,我没有了回国的梦想,我带上了我的布拉格,它的气息、它的味道、它的语言、它的风景和它的文化。


——米兰·昆德拉


上周有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可能并没有引起你的太多关注。


那就是目前捷克在世最有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重新获得了他的捷克国籍和公民身份。


自从昆德拉1979年在法国出版《笑忘录》这本书之后,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距今正好40年。


在失去捷克人身份40年之后,米兰·昆德拉终于重新获得了属于他的公民权。


1. 曾经的“异见分子”


这则消息最先是由捷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传达给媒体的,要知道,早在1975年,昆德拉就已经从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到法国去了。


这位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红遍全球的捷克作家,在当年的捷克看来却是一个“异见分子”。


他曾两次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又被两次驱逐出党,主要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的个人主义倾向太严重,思想不符合当年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政治正确。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他也有很多问题产生,他的书不准在捷克出版,他的戏剧不能在捷克上演,他甚至不被批准在捷克的学院里工作、教书,他只好继续写作,由于作品无法在捷克发表,他就在其他国家发表。


当时最欢迎他的国家就是法国,所以1975年当他获准离境,也就是开始流亡之后,他很自然地去了法国,从此之后就一直居住在法国。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其实昆德拉和捷克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


米兰·昆德拉


当时的捷克政权不欢迎他,可想而知,但是即便“天鹅绒革命”之后,他与新政权的关系也不见得一帆风顺。为什么呢?


曾任职捷克总统,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捷克作家,当年跟昆德拉也曾经是朋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就和昆德拉有过一番争论,争论的主题简单说就是:在一个受压迫的国家里,我们到底应该作何反应?应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体制? 


在这个问题上,哈维尔就显得相对“政治正确”,认为大家要秉着自己的良心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但是昆德拉,如果你看过他的作品,就晓得他对所有的政治表态其实都是有距离的,他对于所有比较激进的、激烈的政治主张和运动,他其实都是持有一点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的。


所以即便后来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别建立了两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之后,昆德拉也依然不愿意重新回到他的祖国定居,甚至在之后捷克向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的文学荣誉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国受奖;包括他出生的城市布尔诺,2009年曾为他颁发荣誉公民的身份,他也没有回去受领。


也因此,去年捷克现任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访问法国,特别在巴黎提出要与昆德拉见面,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会面不久之后,安德烈·巴比什就公开表示,捷克政府无论如何都要恢复昆德拉的公民权。


不过在捷克大使亲自将公民证交给昆德拉之后,这位90岁高龄的作家一如既往并没有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也没有任何表态;而是捷克大使告诉媒体,整个过程“热情洋溢”,昆德拉也“心情很好”。


已年迈的米兰·昆德拉


2. “我接受在法国的生活,我带上了我的布拉格”


今天提起这则新闻,其实我想和你谈论的是,一名作家,与他的祖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比如昆德拉曾经说过,“在法国流亡那么久,我没有回国的梦想,我带上了我的布拉格,它的气息、它的味道、它的语言、它的风景和它的文化。”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那句名言,当年托马斯·曼为了逃避纳粹,自我流放。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有人问他,你离开德国那么久,有没有怀念过你的祖国,想要回去?结果他说了一句气派十足的话,他说,“我在哪里,我的祖国就在哪里。”


到了1984年,当时《纽约时报》也采访过昆德拉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昆德拉已经开始预备用法语来写小说,以前他都是先以捷克文写作,然后再翻译成法语。但从1988年的《不朽》之后,他全部的书籍都直接采用了法语写作,于是《纽约时报》采访他,询问他对自己的祖国捷克,到底有什么看法?昆德拉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我们关于’家’的概念,到了最后会不会只是一个幻影,一个神话或者一种迷思?我常常怀疑,我们会不会是这种神话的受害者,我们对于’家’和’根’的这种观念,是否只是我们抓住不放的一样虚构的东西。”


他还说,“是做一个流亡在法国的人比较好,还是做一个恰好只是也写作的普通人比较好,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抉择?”意思就是,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流亡者这样的身份比较重要,还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比较重要?


他的回答是,“我会认为我在法国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置换吗?是一种替代的生活,而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我会不会对自己说,你的真实生活在捷克,在你的老同胞那里?还是说,我接受现在自己在法国的生活。我现实生活在这里,我试着在这里完整地去生活,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完整地生活,我会选择法国”。后来,他也宣布,大众应该把他视作是一位法国作家。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悲哀是不是?但是,我们又该怎么理解一个写作者与他出生、成长、生活这些地方之间的关系?


3. 两场世界大战,撕碎了“昨日的世界”的美梦


实际上,最有趣的一个关于作家与其身份的案例,还要提及一位我深爱的作家,也就是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列为德语文学的经典,其中一部甚至被公认为是20世纪德语文学里最伟大的一部作品之一,足以与卡夫卡相比。


你可能对他的名字并不是太熟悉,不过我们可以用一个你可能更熟悉的作者来与他做一个平行比较,那就是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茨威格与约瑟夫·罗特是同代人,也是朋友,他们两人有一点十分相像——你可以回想一下他们生活时代的背景,他们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最后十几年出生的人,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英年早逝。


斯蒂芬·茨威格(左)与约瑟夫·罗特(右)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欧洲残存的老帝国,仍然苟延残喘,挣扎着走过最后一段岁月的年代。而茨威格和约瑟夫·罗特也都是当年奥匈帝国的国民。


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的欧洲,出现了一种很乐观的世界主义情绪。在那个年代,很多文化学者、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许许多多革命者在当时欧洲的一个中心——维也纳来来往往。


所以,曾经有这样一段时间,在维也纳共同生活着一群人,其中有列宁、有托洛斯基、有佛洛依德、也有希特勒……在他们之中,有的人在搞阴谋,有的人在策划政变,有的人在挖掘人类内心世界的秘密,有的人则在盼想着未来世界将如何美好。 


那样一个时代,多种语言往来于欧洲各个港口与城市之间,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间隔,真正的重要的政治问题可能仅仅是阶级问题。


没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打响了,彻底撕破了他们的“美梦”,因为他们赫然发现,原来阶级问题再重要都不如民族问题重要。


原本大家都是无国界的工人阶级,昨天还在畅谈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推翻资本家,结果转眼之间就调转了枪头,各自拿起武器对准对方。


他们活过了这样一个年代,而且当一战结束没多久,居然带来的是一场民族主义更为极端的发展,演变成了更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一种更恐怖的意识形态。


所以,茨威格也好,约瑟夫·罗特也好,他们都曾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主义美梦”破灭的年代,见证了一场战争以及又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这样一个年代。


如果你读过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你大概就能够看到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他们这些人对于“昨日的世界”保有怎样一种怀念和追忆。


《布达佩斯大饭店》


茨威格还有作品被改编成了一部著名电影,也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实际上,《布达佩斯大饭店》描述的世界也是一个“昨日的世界”,舞台的核心就是酒店。


而约瑟夫·罗特,他的大半生其实都是在酒店居住的,为什么?


4. 追忆一个已经消亡的帝国


这是因为,当年一战结束之后,奥匈帝国解体这件事情对约瑟夫·罗特来说,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奥匈帝国的遗民,他在怀念的是什么?相比于他后半生所看到的种种狂热的意识形态,他反而觉得当年的帝是相对宽容的,因为在奥匈帝国的境内,可以有基督教徒、有天主教徒、有伊斯兰教徒,也有无神论者,大家可以共同居住在一个国境之内。


在奥匈帝国土地上,不仅可以容纳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都能在这里自由流通,那是一个相对宽容的时代,与他后来看到的极端法西斯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他要怀念的正是那样一个年代,这也影响到了他后来大半辈子的写作。


我们甚至可以说,约瑟夫·罗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出于对一个已经消亡了的帝国世界的一种追忆。


《布达佩斯大饭店》


今天我想要和你介绍约瑟夫·罗特一篇很有意思的小文章,叫做《抵达酒店》(Arrival in the Hotel)


这是1929年,他在报纸专栏上所写的一篇小文章,那个时候,约瑟夫·罗特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了,他离开了维也纳,离开了奥匈帝国过去的领土,在欧洲各个城市漫游,到处写一些杂文,通过报纸专栏来养活自己。


为什么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你听听他所描述的酒店,他说,每一回他回到自己常住的某家酒店,酒店可能是位于欧洲某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他都会把这里当作是他的“祖国”。


5. 他们都暂时从盲目的情绪里解放了


抵达酒店的时候,罗特会油然而生一种特别的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从门童就开始了。


虽然称之为“门童”,但很多时候,开门迎接你的可能都是大酒店里最老的一位员工,当他替罗特开门的时候,对他的那种态度,看着他的表情,就像是一位父亲欢迎游子回家一样,甚至比一般的父亲(至少比他的父亲)还要亲切。 


进去后,他看到大堂的接待,从柜台里走出来,对他微笑,深深鞠躬。罗特说,看起来他来到这个酒店,对酒店里的人们而言,那种喜悦程度不言而喻,深深穿透着一种友谊。


而酒店的接待其实是非常羞耻于要给他一张入店登记表格的,因为这么做太不斯文了,根本不需要,酒店会帮你自动填好你所有的身份材料。至于这些身份材料是不是真实可信,又有什么所谓呢,“他对我有充分的信心,尽管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再来是帮忙负责开关电梯的男孩,双手接过他的行李,就像一个天使展开它的双翼一样。


在这里,他们没有人会问他,你到底打算在这住多久,无论是住一小时,还是住一年,这个“祖国”总会欢迎自己。


《布达佩斯大饭店》


罗特还特别喜欢酒店房间那种没有特殊性格的“性格”,关起房门,整个房间就属于他自己一人了,他可以轻松与世界疏离孤立开来。可是他只要一打开窗,天哪,这个世界就进来了。


他可以听到远方海港上汽轮的鸣笛提醒,也可以听到街上经过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叮叮作响,还听得到一些车的喇叭,“他们全都在欢迎我”。


而这家酒店,就更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替他料理一切的电话接线生,是一个意大利人;餐厅的侍应来自澳大利亚北部;帮人提行李的服务生又是一个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人,而大堂的接待则是诺曼帝人。


楼下酒吧的主管是巴伐利亚人,房务清洁是瑞士人,门口开门的侍者是位荷兰人,至于大堂经理,则是黎凡特人,他继续写到,“这么多年来,我还怀疑厨师其实是捷克人”。


不止酒店的服务人员组成了一个“小联合国”,里面所住的宾客也都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来自大陆,有的来自海洋,有的来自岛屿,有的来自半岛,也有的人说不定一辈子都住在船上。


在这个酒店里面,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信仰,无论你是算账,还是交易,无论你是密谋,还是正在欺骗,都是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在进行着。


所有不同国家的货币在这里也都畅通无阻,彼此汇通。所有的人都从民族主义的局限里解脱出来,所有的人都摘下了盲目的民族情绪的眼罩。


大家都从那种对土地和同胞的严格的“爱”里短暂解放了出来,给自己放了个小假,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展现出了他们本来最应该是的模样——


那是什么?那就是“世界之子”。 


本文来自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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