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已经忘了,“科学”的诞生有多艰难
2019-12-20 15:17

我们也许已经忘了,“科学”的诞生有多艰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短史记-腾讯新闻(tengxun_lishi),作者:格雷林,题图来自:《生活大爆炸》剧照


本文摘选自:《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第十七节《科学的诞生》,A.C.格雷林/著,吴万伟、肖志清/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已获授权。标题系编辑所拟,有删节。


大多数科学史,把恰好处在16世纪中期的1543年,当作众所周知的“科学革命”的起点。


“科学革命”这一表述非常恰当。就在这一年,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安德烈·维萨里的《论人体的构造》相继出版问世。前者复兴了宇宙日心说,且得到了更好的数学支撑。后者则首次将人类解剖研究置于坚实的观察基础之上。


在这两本开创性著作之前,有关自然世界的理论,大部分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术权威,比如亚里士多德、盖伦、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以及其他地方的权威。他们虽然是权威人物,但也经常误导后人。


第一个向这些古代权威发起真正挑战的,是一本小书。


该书在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的半个世纪前,即1492年出版。这本小书名为《论普林尼和其他医疗作家的错误》,作者是意大利费拉拉的尼古拉·莱奥尼奇尼(Nicolai Leonicini)


这本书细数了普林尼所著《自然史》中的错误,而《自然史》之前一直是人们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权威著作。莱奥尼奇尼得出的结论是,普林尼写的东西“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充分研究和证实”。这句话既指出古代权威也会犯错误,也阐释了科学的原则,两者都是迈向现代科学和现代世界的重要一步。


图:尼古拉·莱奥尼奇尼(Nicolai Leonicini)


哥白尼之后,确保“充分研究和证实”逐渐成为那个世纪的科学原则。正是这一次与众不同的“离经叛道”,引发了后来的科学革命。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定量数学技巧,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探索者,不仅能够挑战古代作家的思想霸权,更重要的是,还向宗教正统思想发起了挑战。他们还将科学从伪科学中分离出来——伪科学企图通过更快捷、更容易的方法达到与科学大体相似的目的。


认同现代科学开端的传统日期,并不是否定从古典时代到16世纪中叶科学、数学和技术上取得的进步。但是,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欧洲科学思想进步,其本质与以往不同,完全配得上“革命”的称号。人们只要环顾当今世界,看看那场革命的成果,就不会怀疑这一点了。


关键在于科学革命是如何完成的。


科学绝非一人之功——除了17世纪的人物如伽桑狄、伽利略、惠更斯、玻意耳、牛顿等,我们还可以继续添加一些后来者的名字,如普里斯特利(Priestley)、伏特(Volta)、法拉第(Faraday)、麦克斯韦(Maxwell)、爱因斯坦、玻尔(Bohr)、海森堡(Heisenberg)、狄拉克(Dirac),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在主流科学史中很少被提及的人物。他们一起代表了一个共同协商、相互批判、同行评议、既协作又竞争的群体,也正是这样一个群体,构建了人类对世界的新认识。这种协同合作式的事业在17世纪完全定型。


这场科学革命有多彻底?


1589年亨利四世登上法国国王宝座后,几乎所有的基督教神学家,当然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家,都认为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结合才是可以接受的宇宙观。完成这套思想体系权威结合的主要作者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论、托勒密的天文学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与教会关于灵魂性质和命运的教义结合起来,使物质和精神融合在一个哲学思想体系中,用来为神学服务。


图:托马斯·阿奎那


在16世纪,与之前基督教时代的所有世纪一样,启示是理解上帝旨意和宇宙本质的主要来源。罗马的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家都默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启示在所有科学问题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在新教徒看来,启示存在于《圣经》中;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它既存在于《圣经》中,也存在于教会与上帝持续不断的关系中。


在宇宙本质及起源问题上,两大教派均认为《圣经》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它毫不含糊地表明上帝创造了天地,并创造了众多生物(《圣经》原文是“createdbeings)聚居于此,还包括众多天使,其中三分之一(如果我们遵循弥尔顿在他的史诗《失乐园》中所改编的传统)起来反叛,并跟随大天使路西法(Lucifer)也就是撒旦进了地狱,在那里,他们不断努力破坏上帝对人类的计划。


道德目的是这种宇宙宗教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宗教教义要将物质世界起源与本质,置于道德故事的宏大叙事之下: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赐予他们美丽的伊甸园作为家园;但撒旦诱惑他们违背对上帝的忠诚,造成整个人类因为他们的堕落而遭受惩罚。这就是原罪——“罪”意味着“不遵从”。此处的不遵从,指的是偷吃禁果,即能分辨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实。原罪是由于不遵从禁令,在人类关注的中心区域寻求知识。这个故事,直接与科学革命代表的人类反叛精神,联系在了一起。


教会采用的自然世界理论,要比其神学教义古老得多。在16世纪时,教会的自然世界理论,基本上仍属于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物质世界是由四大元素——土、气、火、水组合而。此外,还有被称为以太(aether)的第五元素“精华”(quintessence),是构成天球及其天体的元素。四种非以太元素又由干、冷、热、湿四种基本物性两两组合而成。它们的组合产生了物质实体的特性:土冷而干;水冷而湿;火干而热;气热而湿。这四种元素都有各自天然的位置。土因为重而倾向于成为宇宙的中心;水也重,但并没有土重,因而位于地球表面;气居于水和火的中间,火则是最轻的元素,火大多在地面以上。


按照这个理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纯粹的以原始形式存在的元素,它们只以合金或混合物的状态出现。这很容易通过化学实验来验证——通过加热,各种元素可以被分离或者提纯。这也是炼金术产生的原因——如果万物都是由这四种元素组合而成,并且混合物可以被分离提纯,然后按不同的方式重新混合,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像黄金这样的贵金属,也能够从铅这种贱金属中冶炼出来,而且能够找到一种保证长生不老、青春永驻乃至肉体不朽的物质。


人们相信:黄金是最美丽、人们最想得到的金属,自然也应该是最有用的金属,应该是四大元素最完美结合的混合体;由不同比例元素组成的贱金属,只需要按完美比例重新组合,就应该能变成黄金;既然黄金是各元素完美配比组成的,那么它同样也应该是最好的药物。


这种信念,误导人们吞服液态黄金,来治疗各种疾病。


图:Joseph Wright of Derby 画作《锻炼贤者之石的炼金术师》(1771年)


亚里士多德还从每个元素的“性质”,推断出了它们的“自然运动”形式:土和水自然向下运动,而气和火自然向上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只有在其他东西向它们施加外力时才会发生,就像一个人抛掷鹅卵石。如果这种推动力停止,它产生的运动也会停下来。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中没有惯性概念。正因如此,才需要上帝的存在,由其首先让物体运动起来——比如说让恒星和行星这样的天体运动,接着还要维持它们继续运动,或者让其他外力推动它们。


基督教思想家基本原样采纳了古代的天文学理论。天体被认为是围绕着宇宙的中心——静止的地球运行的。这些天体位于上帝设置运转的“水晶天球”中,是谁让这些天体在其轨道上持续运行?有些权威说是一类高级天使(被称为“智慧天使”)在推动,这些高级天使的职责,就是保持恒星和行星在指定的轨道上运行。


月亮是天空中最低、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也是最不精致的,它围绕地球公转的速度最快。接着,按照离地球的距离远近依次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每个都比它前面那个运转得更慢一些。它们不是由土、气、火、水组成,而是由第五元素“精华”构成的;它们环绕地球的运行轨道是完美的正圆形;它们自身也同样完美,就像柏拉图的“理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在它们围绕地球旋转时,玄妙的神曲倾泻而出(很像一端系着重物的绳子被人甩动时发出的低沉声音),我们人类是听不见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太卑贱。只有升天的信徒在到达天堂时才能听到。


这种等级理论,还存在于体液论、星相学和人类世界的神圣等级秩序(从最高贵的国王到最低贱的农奴)等领域。实际上,等级理论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人类社会,它从最高的上帝,一直延伸到低贱的蜉蝣。人类介于中间位置,上有天使,下有野兽,兼有两者的一些性质,充当了人世和天堂的纽带。这个理论有其微妙之处:天使比人类懂得更多,但人类比天使更善于学习;人类比野兽更有智慧,但野兽比人类更有力量。


从16世纪到17世纪,以上大部分内容构成了几百年以来受过教育的人(或许更多只是粗浅的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的世界观。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满意甚至舒服的世界观,虽然恶魔及其手下四处游荡,企图引诱人们,但它将人类及其世界置于上帝创造的中心,使其成为上帝的主要兴趣和关心所在;从世俗角度来看,这种世界观让男人(man,这里我使用man这个阳性词是经过斟酌的)成为了世界的主人。


科学革命带来了新的世界观: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也不是静止不动的,相反,它在一个大到超出人类想象的宇宙空间飞翔,宇宙实际上与人类无关,或并非为人类而存在。这与之前的世界观大相径庭,令人深感不安,它是对人类自尊的打击(人类不再是宇宙永恒剧中可能的主角,这是一种大降级),往轻里说是让人眩晕,往重里说简直令人恐惧。


图:Jan Mateyko画作《哥白尼与上帝对话》


更糟糕的是,这些新理论直接挑战并在事实上抨击了《圣经》以及宗教的权威。在教会看来,地球绕着太阳做弧线运动这种看法,比谎言还荒谬,简直就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请记住贝拉明对加尔默罗修士福斯卡里尼(Foscarini)的警告:


“《圣经·诗篇》104篇第5节明确无误地宣称上帝‘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贝拉明更进一步提醒福斯卡里尼,上帝让太阳静止不动,是为了帮助约书亚杀敌,这是证明空中移动的是太阳而非地球的确凿证据。如此,也就难怪教会计划要处死那些拒绝将《圣经》当作科学真理宝典的人。


两种冲突一触即发。一方是以观察和推理为基础、不受宗教教条约束的新世界观,另一方是《圣经》和教会的权威。


这是一场直接的对抗。成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是一股新锐力量,它敏锐地选择教育作为战争的主要武器,他们的《学习纲要》非常明确:


“在逻辑、自然哲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中,必须遵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这个指导意见,是方济各·波吉亚(Francis Borgia)签发的,他通常被称为圣方济各·波吉亚,是耶稣会的总会长。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任何人都不许捍卫或传授任何反对、贬低或不利于宗教信仰的东西:


“任何人都不得反对哲学家所接受的公理,比如:事物只存在四种原因,世界只由四种元素组成,自然物质只有三大原则,火热而干,气湿而热。任何人都不允许为如下观点辩护,即自然力可以不需要媒介远距离相互作用,这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普遍观点相悖……这不仅仅是训诫,更是我们强制推行的教义。”


“这是我们强制推行的教义”,如此,科学界提出的新观点遭遇强烈反对,有时候甚至遭到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17世纪初构成正统思想的前科学世界观,与此后形成的科学世界观,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它们各自产生了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人们相信了什么,而是支撑这种信念的背后理由是什么。


理想中的宗教,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上帝或者众神的教导。它主要要求我们相信上帝或者众神的仁慈管理,并做出相应回应——这意味着崇拜和服从,不去怀疑和质疑,只管全盘接受。这正是“信仰”的含义所在。基督教教义中最大的罪恶之一是“骄傲”,因为这意味着依靠自己的判断,站在自己的立场,从而否定了各方面脆弱无比的人类需要得到神的帮助和拯救的教义;面对理性和相反的证据,还能接受信仰是一种伟大的美德。


科学显然是另一回事。在理想的情况下,科学是一种客观的、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的努力,在设计和验证假说、以及坚持证据导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理性可靠。它并不预设结论去寻求支持,那是教条主义者的做法。相反,科学尽其所能排除偏见,并以公开的、可解读的方式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要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独立的核查,也要经得起重复验证。依靠科学观察、缜密推理、精心的实验设计和独立审查者的反复审查,是科学研究的标准程序。所有这些,也是对任何一个想认真从事科学探索的人最起码的要求。


17世纪是一种世界观被另外一种世界观取代的时代,科学世界观取代了宗教信仰。科学揭示的宇宙,与宗教所描述的宇宙,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以人类为中心,具有明确的道德目的,充当了人类的试验场,在这里,人类的想象力限制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但是,科学通过实验和数学的方式,拓宽了人们的想象力,数学是一种比人类幻想更广泛更精确的工具。纵观现代科学进步的历程,从伽利略和牛顿到相对论与量子理论,以及伴随而来的化学、生物和技术方面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揭露了前科学时期宇宙观的贫乏和人类想象力的局限。


科学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怀疑主义和修正自己观点的意愿——如果有更好的证据或更具说服力的论证,说明自己的观点不准确或者是错误的。为此,科学需要表达自由和探索自由,它不能依照非科学的方式行事,无论是神学的还是政治的。如果神学教条对16世纪科学的负面影响,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请考虑“苏联生物学”取得巨大增长的农业奇迹——那是通过从其他地方收获的庄稼欺骗性地堆积起来的,如此,当党的高级干部视察时,就能见证所谓的农业生产奇迹。


苏联弄虚作假的思想风气,与16世纪及之前的情形非常相似,教会以惩罚为威胁,要求科学探索不应该违背宗教正统思想。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教会随时准备惩罚异端分子,以确保该要求得到严格遵守。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伽利略。


伽利略遭到审判,是教会阻止或控制科学革命的最后一次重大尝试。


故事开始于1543年哥白尼的经典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出版。


该著作提出宇宙日心说模式,其目标是提供一种比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式更容易的方式来描述恒星和行星运动的特征。地心说模式始于一个假说,即恒星、太阳、月亮和当时人们知道的五个行星都以正圆形轨道绕地球运行,原因是在所有几何图形中,圆形是最完美的。但是,对星球的观察,尤其是对行星运动的观察,并不符合这一假设,人们观察到太多异常和不规律的情况。


哥白尼在年轻时就产生了质疑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没有将其发表出来。他能够意识到其中隐含的危险,所以直到生命的尽头才将其发表——据说他是在临终病床上,才看到由出版商送来书的最终版本(这是一个动人但很可能并不真实的故事)


奥西安德尔是哥白尼著作序言的作者。序言中说,哥白尼体系不能被拿来当作对宇宙真实格局的描述,而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模型或假说。他没有在序言中署上自己的名字,让人以为序言是哥白尼本人所写。奥西安德尔的动机很容易理解:他知道,如果理论被认为是真实的,将招致教会的谴责。他的担忧很快被证实是有道理的。当哥白尼的书在1543年出版时,一位枢机主教主教的信(信中敦促哥白尼出版一个更完整版本)被放在开头。但这封书信,未能保护那些接受哥白尼观点的人免遭迫害,甚至有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图:《天体运行论》第二版(1566年)


哥白尼和神的论述相冲突,除非哥白尼可以声明他并没有试图挑战《圣经》的真实性,否则就会有麻烦。1600年2月,乔尔丹诺·布鲁诺作为异端遭受审判,在罗马被处决——他公开表达接受哥白尼模式作为对宇宙的正确描述。他当时明明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但仍然这样做了。


在布鲁诺被处决后的20年里,越来越多的专家被日心说理论的朴实真理所说服。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连同世界上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其他著作,一并被列入梵蒂冈的《禁书目录》,这无意中提高了这些作品的知名度,《天体运行论》发出的数学光芒,在此后的科学革命中永不磨灭。


尽管教会顽固坚持千百年来的信念,但已经无法强迫别人相信了。通过威胁判处死刑而让伽利略噤声,是它的最后一搏。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伽利略对教会来说一直是个麻烦。在宗教裁判所审判之前,教会就曾因哥白尼问题指控他。麻烦始于1604年,当时他就开普勒的超新星观测发表演讲,表明它应该和其他固定的恒星一样遥远,因此它应该是发生变化的固定恒星之一——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恒星永远不变的观点正好相反,因而也与教会相反。伽利略的演讲产生了令教会不安的影响。


1609年,伽利略利用自己兼具工匠和数学家的天赋,以及对折射原理的熟知,制造了一架望远镜,能将物体放大大概四倍。很快,他又打磨出新的镜片,从而能放大八到九倍。他拥有创业家和科学家的天赋,他说服威尼斯参议院相信他是望远镜的发明者,而且望远镜在军事、商业和航海上等拥有巨大的应用潜力,这样就将他的望远镜变成了金钱。参议院给了他一笔可观的资金,以获得他的望远镜的生产权。当威尼斯人得知他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从他那里购买的望远镜专利权并不属于他时,他不得不匆匆逃离威尼斯。


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做出了惊人的重大发现。1609年12月,他用望远镜观察到了一种东西,使人类对宇宙不断变化的观念有了确切结果。他看到了月亮上的群山、太阳黑子、银河中数量更加庞大的独立恒星,还有围绕木星运行的几个卫星。他马上给这些卫星命名为“美第奇星”(theMediceanstars),将它们被发现的消息和名字,连同一架精致的望远镜,寄送给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统治者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二世。作为奖励,托斯卡纳大公以重金聘请伽利略为“公爵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


图:伽利略


伽利略在他的《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中发表了借助望远镜所做出的发现,这本薄薄的小书让他在欧洲各地赢得大名。但是,他最令人着迷的发现还在后头。他继续通过望远镜凝视,对木星的卫星进行更准确的观察。在思考他所收集的数据中存在某些不一致的情况时,他意识到,必须考虑自己的位置相对于行星及其卫星的运动的变化,这些变化只能在地球自身也在围绕太阳旋转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解释。这构成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哥白尼的模式不仅是启发式的,还是对太阳系更准确的描述。


事实上,至晚自1598年以来,伽利略就确信这一点。那一年,他写信给开普勒说,他是哥白尼的信徒。但是,他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意见,他继续享受称赞和各种荣誉,包括当选罗马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Accademiadei Lincei)院士。


但是,哥白尼理论不可能一直保持沉默。伽利略从前的一个学生,比萨大学数学教授贝内代托·卡斯泰利(Benedetto Castelli,1578—1643),受科西莫二世及其母亲洛林女大公克里斯蒂娜之邀,就哥白尼模式与《圣经》之间的矛盾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卡斯泰利为哥白尼模式辩护,并在此后写信将此事告诉了伽利略。伽利略在回信中表达了他的想法:


《圣经》应该总是根据科学的发现来进行解释,而不是按照教会的要求用其他方式进行解释。


不知怎么回事,他的信落入宗教裁判所手中。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者没做出任何反应,他们很有可能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再去找伽利略的麻烦。不太明智的是,看到没有任何动静,伽利略变得胆大妄为,他在1616年给克里斯蒂娜女大公写信说:


我认为太阳位于天体运行的中心,其位置不会改变,地球在自转的同时围绕太阳公转。我不仅通过驳斥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论据确认这一点,而且在其他方面提出了很多论据,尤其是一些与物理效应有关的论据,而这些物理效应的原因可能无法以其他方式确定。此外,我还获得了其他的天文学发现,这些发现明确驳斥了托勒密体系,它们绝妙地同哥白尼的立场保持了一致,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对的。


这封信后来也落入敌对者的手中,现在教会觉得不得不采取行动了。教皇保禄五世命令枢机主教贝拉明,将伽利略的问题提交给禁书目录圣会。圣会的枢机主教们只接受神学家一方的证据,伽利略和其他任何科学家都没有被邀请答辩,也没有被要求提交书面证据。不出预料,枢机主教们得出结论认为,哥白尼的理论必须受到谴责,日心说观点不仅是“愚蠢和荒谬的”,而且是异端邪说,他们还指出,地球在太空飞翔的观点“在信仰上是极其错误的”。枢机主教贝拉明召见伽利略,向他通报了禁书目录圣会的裁定,告诉他以后不能坚持、捍卫或传授哥白尼的理论。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无论是贝拉明还是教皇保禄五世,都不希望看到伽利略陷入麻烦,他们甚至希望他继续自由地传授哥白尼理论,为此他们的判决中并没有包含禁止传授哥白尼理论的内容。但是,当贝拉明向伽利略通报禁书目录圣会的裁决时,圣会其他成员都在场,这些成员渴望找到机会更进一步惩罚伽利略。这些成员把禁止传授该理论的禁令加了进去,为的是看看伽利略是否同意。因为禁书目录圣会的其他成员都在场,伽利略只好同意,贝拉明试图对他网开一面的努力落空了。这个经过美化的故事继续说,伽利略此后马上被邀请面见教皇保禄五世,教皇保证在他当政期间,伽利略是安全的。


但是,这个令人愉快的故事并不真实。如果贝拉明和教皇保禄五世是伽利略的盟友,进而也就是哥白尼理论的支持者,那么福斯卡里尼就不会受到警告了,伽利略也不会在教皇保禄五世在位的剩余时间里明显地保持沉默了。几乎可以肯定,他必须要等待梵蒂冈的新教皇——这个教皇对伽利略非常友好——上台才能出版第二本重要著作《试金者》,这是有关科学方法的专题论著。


图:伽利略的《试金者》一书


这个教皇就是乌尔班八世,1623年登上圣彼得宝座。之前,他是枢机主教马费奥·巴尔贝里尼,长期以来一直都把伽利略当作良师益友。伽利略出版《试金者》后,将其献给教皇乌尔班。伽利略在《试金者》中嘲讽耶稣会会士,当这些被读给教皇听的时候,教皇乌尔班哈哈大笑。教皇邀请伽利略参加总共6人的聚会,向他表示了善意和友谊,从而使伽利略相信他能够恢复公开传授哥白尼理论。


但是,伽利略的敌人在等待时机,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机会。伽利略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夫·沙伊纳(Christoph Scheiner)的耶稣会会士,恰巧他刚刚写了有关太阳黑子的文章(在伽利略看来写得很愚蠢,因此遭到伽利略的嘲笑,这让沙伊纳感到非常气愤。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抄袭,相互攻击;历史对沙伊纳不太厚道,他毕竟是研究太阳的专家,发明了绘图缩放仪。)沙伊纳及其盟友在这个事实中找到了机会,伽利略在《试金者》一书中加入了审查官的序言,但字体与正文不同,以示与其保持距离,而且书中有一则评论,大意是哥白尼体系不过是一个假说。这则谨慎的评论是教皇乌尔班八世本人向伽利略推荐的,作为保护这本书的一种方式。伽利略的反对者在教皇乌尔班面前挑拨说,伽利略在《试金者》一书用对话的方式,借头脑简单、思想守旧的发问者之口,用教皇的惯用词句,发表了一些愚蠢可笑的错误言论,这是对教皇乌尔班的侮辱,乌尔班因此大为震怒。


耶稣会会士现在逮住了机会,他们查阅伽利略的著作以搜罗更多足以定罪的证据。1616年的判决中,禁止伽利略坚持、捍卫或者传授哥白尼理论,而他显然违反了,而且三样都做了。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再次传讯出庭。他尽可能地往后拖,声称自己因病无法前往。他从前的保护者佛罗伦萨的科西莫二世,已经在数年前去世,年轻的新大公并不知道如何与梵蒂冈方面做政治交易。伽利略最终不得不屈服,前往罗马。


1633年2月,伽利略到达罗马,随即被审判。结果可想而知:69岁的伽利略,在当时已经算高龄老人了,患有关节炎、近乎失明、体弱多病,他只能公开认错。他被迫说“我发誓弃绝、诅咒和谴责自己的错误”,并否认地球在运动。他也因此免于被处决的命运,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个判决被减刑为软禁在阿尔切特里(Arcetri)的家中。


伽利略知道,他输掉了一场战斗,但科学赢得了这场战争。


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尤其是《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论述和数学论证》在欧洲各地的学者间影响巨大,并推动了此后的科学进步。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意大利因为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谴责,而在科学上停滞不前,成为欧洲的落后地区。


17世纪科学史的前进是无缝连接的,从伽利略到哈维、惠更斯、玻意耳和取得巨大成就的牛顿,其间166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失败的理论被人忽视,因为它们不是路标,不在通往现代科学的大路上。比如笛卡儿的“旋涡”理论——地球确实围绕太阳转,但它自己并不动,因为它是随着旋涡被动旋转的。


笛卡儿的最大成就,是帮助解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那就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伽利略的案例,向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表明,宗教与科学无法达成和解,也不大可能和平共处,因此迫切需要区分两者的领域,或者找到区分两者的办法。当然,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压制科学探索,这是教会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


有一种观点,吸引了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人,那就是:宗教与科学,在同样的探索领域寻找真理时,并不是竞争者。如果宗教能专门处理天堂和精神问题,而科学局限于尘世本身,教会就没有必要对科学假说和科学发现感到焦虑不安,科学也能够继续推进,不会因破坏宗教情感而时常招致生命危险。


勒内·笛卡儿和弗朗西斯·培根,是这种观点的接受者和主张者。笛卡儿的解决办法是将物质领域视为神发明和启动的一种机械,它依据神确立的法则,也就是科学法则来运行。这当中隐含的意思是,科学探索不会触碰伟大的精神真理,相反,它们是对神的创造的赞美。但笛卡儿自己的书,却被梵蒂冈列入了《禁书目录》。


更为明确的、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界限,是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来的。他颠覆了当时盛行的两大观点:


(1)古代人比现代人知道得更多;


(2)启示和教会权威的不可置疑。培根反对这些观点,他认为通过观察和实验,探索者应该在不同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目的是发现事物本来的样子。他还认为,科学探索的结果,应该被用来促进人类的实际利益。这些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见解,在培根的时代,却极不寻常。


图: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不仅帮助人们改变了对知识本质的认识,而且改变了获取知识的可能性。他之前的思想家们,对自身在创造知识方面取得独特进步的能力缺乏信心。培根改变了这一点。他不认为人们只能重新发现和复制,而是能够发现和创新。而最根本的一点是,只有科学探索能自由进行时,这一切才有可能。这也意味着,需要在宗教和科学领域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所以培根特别强调,将科学和宗教“混合在一起”的做法一直是错误的。


17世纪之初,教会为了维持对思想的控制不惜杀人;到了这个世纪结束时,这样的控制在欧洲已经行不通了。不过,在当今世界的若干地区,思想控制仍然是可能的——这种状况显示,世界的这些地区仍然在等待他们的17世纪,在等待他们的启蒙运动。


观察和理性才是权威,而非教会的教义,也非从前的所谓智慧,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前提。启蒙运动的核心是一种观念,即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应该被应用在所有探索领域,只要它符合研究的主题。


作者简介:A. C. 格雷林:英国哲学家、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院长、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会长,皇家艺术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欧洲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短史记-腾讯新闻(tengxun_lishi),作者:格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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